7岁的我发育得比较好,个子高出同龄人不少,若说没超过5岁,估计还真没太多人相信。幸亏妈妈教我一个办法,若别人盯着我的身高看,我就假装蹲下点,估计“糊弄”一下就过去了。但这简单的“蹲”,对我来说真是遭罪了。一进火车站,我就开始偷偷练习“蹲功”,既得让自己看着不那么高,又得把腿拢起来,尽量不要那么显眼。
终于熬到了门口检票处,我记得检票的阿姨眼睛特别刁,犹如火眼金睛,一下子看到了我的畏畏缩缩。现在想起来,人家工作人员成天面对逃票,对我们这套“小儿科”的把戏简直再熟悉不过了。
她粗鲁地问爸妈:“小孩买票了吗?”
爸妈赶紧说:“我家孩子没超过一米三,今年才不到5岁,不用买票……”
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少。那个检票阿姨听完根本不信,直接弯下腰来大声问我:
“小孩,你今年多大了?”
我当时就傻了,头脑一片空白,根本张不开嘴!
我停顿了大概10秒钟,只蹦出一句话:
“妈,咱们还是补票吧!”
再往后的情节就有些模糊了,只记得妈妈不停地数落:
“你这个孩子太傻了,说成5岁不就没事了,主动补票不等于咱们‘暴露’了嘛!你转过头来让我去买票,那不明摆着家长在欺骗事儿嘛!我这脸往哪儿搁啊……”
可当时我心里实在太别扭了,说成5岁,仿佛舌头上了锁,真就张不开嘴。
不知为何,这件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现在想一想,确实印证了好多东西。
对于逃票这件事,在我成为父亲之后有一些深刻的感悟。我们常常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比如说谎是错的。但是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可能撒谎,会发脾气,会动手打人。在孩子看来就产生矛盾了:家长之前又说这个是不对的。家长有的时候还会狡辩“爸爸其实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样做十分不好,没给孩子起到榜样的作用,我们不应该“言传大于身教”,所以平时我基本上跟孩子是说到做到的,在我能够跟他说的这些话题里,我基本能做到80%以上。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孩子在看,有时候你讲给他,他看到你这样做,有时候你没讲给他,他会自己悄悄发现。
发现了以后,他自己会总在心里琢磨:“哎?爸爸原来说的是那样,他现在怎么这样了呢?”有时候他会问,有时候他就存在心里了,这其实是挺可怕的事情。成人总是一边对孩子耳提面命灌输良好品行,一边自己却用行为展示错误。对孩子来说,父母的教育从来都是行大于言。
很多时候,小石头跟当时的我几乎一模一样,若撒个小谎,逃个票,这一路比“逃难”还难受!
逃票风波过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一起回到了青海。
“北京小子”变成“西北娃”
青海生活是个全新的开始,对一个6岁的男孩来说,这里的一切都与北京迥然不同。
爸爸妈妈对我的宠爱有加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六七岁的小男孩好像都很招人嫌,就像现在的石头一样,有时候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到了青海以后,我做过一件很恶劣的事。
事情的起因就是我想回家,我跟爸爸妈妈说:“我要回家!”
爸妈说:“这不是你的家吗?”
我说:“不是,我要回我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那儿才是我真正的家,这里不是。”
然后妈妈就冲我发脾气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淘气啊,一点不听话。”
听妈妈这样说,我也发脾气,把鞋一扔,说来也寸,就把妈妈额头给打破了。之后我内疚了好久。
在青海时的总体家庭氛围还是欢乐和谐的,爸爸妈妈之间关系也还算融洽。可能是因为在一个边远地区,远在他乡,所以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而且因为工作上施展不开,所以他们更加关注家庭生活。那时候大家心里总想:“在这种地方待着,哪一天才是尽头啊?”在这种自然环境恶劣、工作状态不如意的境遇下,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我妈妈的工作能力特别强,在上中戏的时候,就表现出很多喜剧天赋。她当时演了一部很经典的喜剧小品叫《两个心眼》,几乎家喻户晓。直到现在妈妈的那些中戏同学提起来,仍旧会说:“哎!你妈妈当年很厉害啊,她是生不逢时!”我想自己有喜剧天赋可能是继承了我妈妈的一些基因吧。
但他们也是有抱怨的,只不过大多的抱怨不是针对我。而是“文革”那个时代。妈妈更经常因为受人排挤而抱怨,所谓受人排挤就是在话剧团里,演一个剧一般分主角、二号人物、三号人物,他们会写成大字报公告出来。但私下里谁谁谁有什么关系,谁谁谁用了什么方法,可能不太光明,但是赢得了男主角或者女主角。
而我妈妈往往是女主角的二号人选,也就是B角,往往要等女主角身体不好了或者有事儿的时候,她这个备选才有机会上。当时妈妈的抱负和拳脚施展不开,就会有这方面的抱怨,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往后的日子里,中戏其他班的同学,留在北京的,都爆发了,也有了作品与展示,而她们在外地封闭的情况下,工作条件又差,所以在事业方面慢慢就走了下坡路。
其实在青海的物质条件挺好的,在北京爷爷奶奶家我一直住的是平房,但到了青海跟爸爸妈妈住的都是楼房。而且那个时候在青海物质条件比内地要好多了,因为当时支援边疆的人是有国家补贴的,什么高原补贴、支边补贴,加在一起大概有64块钱,我爸妈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将近130块钱的生活费。在当时来讲,这个收入算非常高了。
当时,我们家地窖里,永远有从青海草原来的牛羊肉——整扇的羊和牛大腿啊!我印象特别深,大卡车运到家门口,卸几扇冻得硬邦邦的牛羊肉,放到地窖里。那个时候还没有冰箱,家家都有地窖,储存在地窖里可以保温和保湿。在青海,我没饿过,也没有因为缺钱怎么样过,跟小朋友天天玩儿沙包、三角、跳绳。爸爸手比较巧,会做饭,把我妈养得比较胖。妈妈从那时起就很富态,年轻时外号“王肉儿”。我妹妹营养也好,生下来胖得像洋娃娃似的。
但是青海自然条件很差,在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馒头是蒸不熟的,水也烧不开,必须得用高压锅。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自己经常望向窗外,漫天都是黄沙,一片黄澄澄的映入眼帘。我从小就体验了沙尘暴,后来慢慢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慢慢从一个地道的北京口儿,变成了一个带有一点西北口音的小孩了。
初挑大梁
我人生的第一次表演就发生在青海,那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记得是在爸妈单位自己办的一场新年联欢晚会上,我演大春——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角色,我跟院里一个学钢琴的一个小女孩合作,她弹琴,我跳舞。当时我完全是即兴模仿,没有专门排练过,刚开始跳得很兴奋,本以为跳两下可能就结束了,结果音乐没完没了,我一边跳舞一边想:这个音乐怎么那么长啊……边想边跳,越跳越乱,终于结束的一刻,我站在台上亮相,场下足足有30秒鸦雀无声。
不过爸爸还是给予了我肯定,他说:“儿子,你厉害啊!跳大春是挑大梁了!”
那时候整个生活都是乱七八糟的,但是热闹非凡。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很多展现老岁月的电影,比如说顾长卫和贾樟柯的,都觉得特别有感触,就跟我记忆中的小时候生活一样。
20世纪70年代末的人们,就像现在的小石头一样,用单纯、懵懂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单纯到人都傻乎乎的。孩子不知道的事,家长也不见得都懂,不像现在,我可以告诉石头,这个不能做,但那个很好,电视里这个是怎么回事,你那样思考是不是更有意思。我的那些父辈,就那样被历史的浪潮裹挟着前行,不知道也不敢想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在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成长。
大概在我快9岁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一家大事:我有了个妹妹,叫郭月。
我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暑假,爸妈让我到他们在军区的好朋友——一个解放军叔叔家去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到别人家去住?为什么不让我回家?爸爸妈妈后来哄我说,因为要给你添一个小妹妹或者是小弟弟,你要不要呀?我说不要!但还是被送走了。
半个月后我就回来了,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知道要有妹妹了。有妹妹的过程我觉得特别幸福、特别开心。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在妈妈临产前的那个晚上,我准备睡觉了,她已经到医院等候生产,我爸过来跟我说:“今天晚上你好好睡,明天你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就出生了,你要乖一点,自己在家里睡觉。”那个时候我已经大了,也不需要人陪着睡觉,我说好。
第二天一大早,在我还迷迷糊糊的时候,爸爸满脸兴奋地回家叫我:“快起来!快起来穿衣服!换上这身新衣服,去医院看看妈妈去,你妈妈给你添了一个小妹妹,你高兴不高兴?”
我说:“高兴!”
说完赶紧穿上新衣服,跟爸爸去医院找妈妈了。
去医院的路上,爸爸嘱咐我:“到医院床前跟你妈多说点儿好听的。”
“行!”我答应道。到了妈妈床前,我一下子扑上去,趴在妈妈耳边上说:“妈妈,你给我添了一个小妹妹,我特别高兴,谢谢你!”我妈当时听完,热泪盈眶。
那一瞬间,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幸福。
回家的道路充满了曲折
1979年政府要落实政策了,我们家也准备回到内地。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调回内地会多么不易。要找领导,找各种关系,批条子,写调回内地的流程,然后同意文件落实以后,才能把户口关系转回内地。那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我们一家人要回北京。我记得那时一问我妈妈干吗去了,都说跑调动去了。但是到了1979年,因为各种原因,组织上不批准回北京。
我父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爸爸肯定是希望回北京的;妈妈呢,不是不想来北京,而是不敢来北京。她想到我亲奶奶脾气不好,怕到北京婆媳关系不好处。而且又觉得老郭家整体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背景,脾气相对暴躁,对她有所嫌弃。而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来的文艺女青年,对这样的家庭也有一种排斥。另外,她本能地感觉到,现在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机会,如果她能调回娘家西安,有我姥姥、姥爷还有她的弟弟妹妹撑腰,外人就不敢再欺负她。
站在一个家庭女性保护自己的角度,她觉得比起北京,西安会是更好的选择。我爸爸则希望回北京,他觉得北京多好,毕竟是首都啊!首善之都,各方面条件肯定比西安和青海好很多,另外落叶归根嘛!
每个人的愿望都很美好,但当愿望与愿望冲突时,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解决方式。
据爸爸说,妈妈为了回到西安,曾经跟西安的朋友说:“你们不要让老郭回去,他要是回北京,我就跟他离婚。”我无法揣测父亲听说母亲如此阻挠时的心情,只是当时落实政策回到北京的确有一定难度,所以后来有些落实工作突破不了的时候,爸爸也就顺其自然了,或者按照他的话来说,委曲求全地放弃回北京。
几经周折,一家人定下回西安。最先调回的是爸爸和我,爸爸把关系落到了西安市话剧院,之后到了1980年,妈妈和妹妹才落过来。一家人终于如愿以偿回到内地,说起来,应该是件高兴事。然而从那以后,我感觉连在青海的那点相依为命都没有了,这个家剩下的仿佛更多的是争吵、压抑、摔摔打打、相互埋怨。一开始还少,渐渐地,低气压和吵闹就变成了家常便饭。
父母给了我太多的负能量
爸爸在西安的日子,父母陷入彼此的矛盾,我和妹妹常躲在一旁,不知所措。有时候吵不过想躲一躲,对我们的关注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生闷气,一个人关在屋里也不吭声。
妈妈觉得,两个孩子还这么小,自己很受拖累,夫妻之间感情又不和谐,所以更是一肚子怨气。我跟妹妹年龄差距大,又是男孩,所以他们争吵后的怒火怨气更多是附着在了我的身上,我被当作了一个出气筒。我们家庭比较奇怪,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我们家却是重女轻男的。为什么呢?
因为郭家上下三辈没有女孩,到我这一辈,更只我一棵独苗。妹妹出生的那一天,爸爸特地给在北京的爷爷发了一封电报:母女平安,女儿取名郭月。老爷子收到电报一看,是女儿,一高兴,当天晚上脑溢血,就过去了。
对当时的老郭家来讲,女孩子是掌上明珠,妹妹比较可心,跟我差距又大,所以对我就比较忽视,常让我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好像我是后娘养的,或者是被领养的。那种感觉,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越来越强烈。
而在小学毕业前,我在很多方面是非常优秀的。我从小身体就好,个子高,从小学就一直当班长,也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小学第一次登台表演是在三年级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和班里一名矮个子的小朋友一起说了一段双口相声,叫《取长补短》。演出很成功,台下反响热烈,我当时站在台上,感觉很自豪、很骄傲,笑容阳光灿烂,心态开朗积极,总有一股想往前奔的冲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