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公元1424年二月十六日），郑和奉朝廷命令，出使旧港。但是，他还没有回来，朱棣皇帝就死了，太子朱高炽继位。郑和在政治上失去了支持他的力量。朱高炽认为，郑和下西洋耗费太多，是先朝一项弊政，遂罢“西洋宝船”。幸亏郑和是先朝旧臣，而且立过许多功劳，皇上也不过于难为他，叫他做了南京守备。那时郑和已55岁。
朱高炽是个短命皇帝，登上皇帝宝座不到一年就死了。他的长子朱瞻基于公元1426年即位。郑和依然任南京守备。
明宣宗朱瞻基登上皇帝宝座以后，看到来朝的外国使节及进贡的礼物越来越少，于是决定要继承他祖父朱棣的事业，再次组织下西洋的船队。宣德五年（公元1403年）六月，朱瞻基诏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诸国。当时，郑和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了，但他受命不辞，迅速组织起一支庞大的船队。这次下西洋，是郑和第七次远航，也是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
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公元1431年1月19日），郑和率船队从龙湾（今南京下关）开航，随行人员有王景弘、李兴、朱良、周满、洪宝、杨真、张达、吴忠、朱真、王衡、马欢、郭崇礼、费信、巩珍等，共27550人。船队拥有“清和”号、“惠康”号、“长宁”号、“安济”号、“清远”号等大型宝船61艘。2月3日，船队到达刘家港。在刘家港，郑和等树立了《通番事迹记》石碑，记下了他们前六次出使的历程，并乞求神灵保佑这次出使平安无事。4月8日，船队到达福建长乐，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工作，并在南山三峰塔寺立了《天妃灵应之记》的石碑。
宣德六年十二月九日（公元1432年1月12日），郑和船队驶出五虎门，踏上了远洋航行的征程。这次出使，到达的国家有：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古里、忽鲁谟斯、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今非洲东岸的Djobo）、祖法儿、阿丹、剌撒等。船队到达古里国时，正值古里国王差人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郑和便派通事七人，随着古里的国船，访问了麦加，并在麦加购买了各种珍宝、异兽，画了天堂图。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七月，郑和圆满完成了出使西洋的任务，率领船队回到了国内。苏门答剌等十七国使节也随船队来到中国，访问明朝政府。
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归来不久，便因病去世了。以郑和为统帅的大规模的远航活动也随之停止了。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近30年，遍访亚非30余国，扩大了我国同海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了中国的海外航运，促进了国际文化和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增加了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这不仅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
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第一，直接促进了中国古代造船业的发展，使明朝的造船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的造船业，自唐宋以来，一直居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宋元时期已能制造近40丈长、12帆的大型船舶了。明朝对造船业更加重视，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造船体系。为了造船，明朝政府在南京钟山设桐园、漆园、棕园，植树数千株；在南京西北建立了长350丈、宽138丈的造船场，调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江苏等地四百多户熟练的造船工匠，到南京造船。此外，江苏太仓、淮南清江、辽宁金州、海州、河北直沽（今天津市）、山东登州、浙江明州、福建漳州、泉州、福州等地都设有造船场。造船场内分工细致，有木工、工、箬篷工、橹工、铁工、漆工等。一些大的造船场，还附设有手工作坊，如帆篷作坊、缆索作坊、铁铸作坊等，并设有木材、漆、麻类等物的堆放仓库。其造船的数量也十分惊人，仅永乐年间（1403—1424年）就建造和改造海船近2000艘。船舶类型也很多，仅战舰一类就有20余种。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船舶，就是明代造船业发达的标志。第二，促进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发展。郑和下西洋，以大量的中国丝织品和瓷器，换取海外各国的土特产品、珍珠、玛瑙、香料、药材等，这都在客观上为扩大丝织业、瓷器业等手工业品的生产开辟了道路。以瓷器业为例，当时景德镇是全国的瓷器制造业中心。洪武年间，景德镇有官窑20座，到宣德年间，已增至58座。不仅官窑数量大大增加，所造瓷器的质量也大有提高。如永乐年间制造的压手杯，杯外青华深翠，式样精妙，最受西洋各国欢迎，是明代瓷器的珍品，“为今古之冠”。第三，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增长。以出口最多的丝织业为例，明代中叶以后，家庭手工业逐渐地向工场手工业转变，已经出现了封建末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素的增长，还有其他中国社会内在的原因，不能完全用郑和下西洋来说明一切。但是，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刺激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刺激了丝织业和陶瓷业的发展，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些事实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国际交通航线的发展。郑和在第五、第六、第七三次下西洋的过程中，到达了红海及东非洲的一些地方，如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祖法儿、麦加等。虽然在郑和之前，中国的使者、商人和巡礼者可能已经到过欧洲东部、阿拉伯半岛及非洲的埃及，但走的都是陆路而不是海道。率领中国船队到红海和东非洲一带，郑和是第一人。从国际交通方面来说，郑和是打开从中国到红海及东非洲一带航道的第一人。他在国际交通史上的地位，可与张骞、甘英、法显、玄奘等人比拟。张骞是打通亚洲大陆国际路线的第一人；甘英是打通亚、欧国际路线的第一人；法显是中国旅行家中航行印度洋的第一人；玄奘是中国旅行家中遍游五印度的第一人；郑和则是打开从中国到东非洲航道的第一人。在世界航海史上，郑和也是一个航海事业伟大的先导者。他到达东非洲的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等地的时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74年，比葡萄牙人发现欧、非、亚三洲航道早79年。
郑和七下西洋，大大扩充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海外地理和航海技术的科学知识。郑和的《航海地图》共分20图40面，清楚地绘出了从南京到东南亚沿海、北印度洋沿岸、非洲东海岸的航路，标明了航行的方向、航程的远近、航海的方法、各国的方位等，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且对后代的航海也有重大的影响。该图系采用中国传统绘画法，自右至左，一字展开，沿途的山脉河流、岛屿浅滩、港口码头、城镇庙宇等，都形象地展现在眼前，犹如一幅长卷山水画。不仅如此，《航海地图》还是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最详尽的一部亚非地图。它所收集的亚非地名多达500个，其中中国部分约占200个，亚非其他诸国约占300个，是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收的外国地名的三倍。这说明郑和下西洋确实使中国人对东南亚、北印度洋及东非国家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代，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科学知识。此外，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都详细记述了他们所历30余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以及政治、经济状况，开阔了中国人民的眼界。例如，他们对某些国家的丧葬之俗的描述就是其中之一。在爪哇，如果父母去世，其儿女先问是火葬、水葬还是犬食。若死者嘱其子女犬食，死后就将尸体抬到海边或田野，任狗来吃。吃光了，儿女们高高兴兴；吃不光，则悲号哭泣，把尸体的残余部分扔入大海。当时，富贵人家还有“殉葬”之俗。主人将死，他所宠爱的婢妾就发誓“死则同往”。主人死后，焚尸火势正旺的时候，发誓的那些婢妾，头戴草花，身披五色花巾，蹬跳号哭一阵，钻入火中，同其主人一起死去。再如，他们对某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作了生动的描述。柯枝国人分五等：一等南昆，二等回回，三等哲地，四等革令，五等木瓜。“木瓜者，至低贱之人也。至今此辈在海滨居住，房檐高不过三尺，高者有罪；其穿衣上不过脐，下不过膝；其出于途，如遇南昆、哲地人，即伏于地，候过即起而行。木瓜之辈，专以渔、樵及抬负挑担为生。”（马欢：《瀛涯胜览·柯枝国》）。这段话把木瓜人的困苦状况和社会地位描述得一清二楚，好象那身着短裤，肩挑重担，受人岐视的木瓜人就站在我们面前。这些生动的资料，为我们研究古印度的社会状况提供了证据。
郑和船队作为一支兼有通商和外交使命的和平友好的船队，为中国人民和海外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十五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先进的地位，而郑和下西洋所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则是比较落后的，个别地区甚至还处于渔捞采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郑和下西洋以及由此而扩大了的海外贸易，使东南亚、印度洋地区诸国输入了精美的中国手工业品，同时也输入了高度发展了的中国封建文化。这对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中国铜钱在爪哇、南里、旧港等地的普遍使用，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瓷器的输入，使原来以蕉叶盛食的一些地区，开始使用青花瓷盘作为餐具。中国的丝织品，使一些地区的人民衣着更加舒适和漂亮。所有这些都丰富和提高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生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亚非地区人民的友谊。
中国和南洋（即东南亚地区）的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朝时，我国就有使臣到达南洋海域。唐朝时，已有不少中国人散居在南洋各地，当地的居民称他们为“唐人”。元朝时，东南沿海的许多劳动人民和爱国人士，不堪忍受蒙古统治者的掠夺和剥削，纷纷渡海跑到南洋地区。这些人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华侨。他们在南洋群岛定居、生息，成为南洋群岛的主要开发者。明朝初期郑和出使西洋的时候，已经在南洋群岛各地，到处都可遇到华侨。仅旧港一地就有华侨数千人。爪哇岛上的新村，原本是一片沙滩，由于中国人的定居、开发，才成为有千余家华侨聚居的村落。即便郑和船队的人员中，也有在南洋定居落户的。一次远航中，洪宝所属的一艘宝船有300人，遇上了风暴，到处漂泊。经过18年，回到国内的只有府军卫的士兵赵旺等3人。余者200多人，有的可能葬身于大海或异乡，但定居于异域他乡的也肯定不在少数。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交通的发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到南洋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明朝后期时，至少有十多万华侨散居于南洋各地，其中住在吕宋（今菲律宾）的华侨有三、四万人，住在爪哇的有二、三万人。这些到南洋谋生的华侨，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受国内统治者迫害的人。他们带去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积极参加居住国的开发、建设。他们有的开垦荒地，种植稻子、甘蔗、胡椒和茶树；有的上山开矿，经营金矿、锡矿；有的行医，为当地人民解除痛苦；还有的从事手工业生产。他们以辛勤的劳动，同居住国人民一起开发了当地的资源，促进了南洋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同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互通婚姻，加强了我国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的友谊。正因为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南洋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南洋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水平，增强了中国人民与海外诸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南洋各地至今流传着各种关于郑和的传说。当地人民怀念郑和，不少地方以郑和的名字来命名。如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庙、三宝塔；马来西亚有三宝城、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垅、三宝公庙、三宝墩、三宝井等。在中国，三宝（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广为传颂。
郑和七下西洋，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郑和船队从海外诸国带回来的药材，如血竭、没药、安息香、乳香、苏合油、芦荟、木香、苏木、降香、龙涎香等，丰富了中医药学的宝库，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健康。他们买回来的西洋布、胡椒等香料，也有益于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当然，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这在明朝初期的历史上，就是所谓“宝船弊政”。因为郑和出使西洋，所耗费的钱粮、赏赐、物品是十分浩繁的。而它以大量的丝织品、瓷器等手工业品换取的大部分则是供封建帝王、统治阶级玩赏享用的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等奢侈品，对社会生产的发展毫无益处，以至于到明仁宗朱高炽时，把“西洋宝船”列为劳民伤财的弊政，毅然决然地加以取消。明朝成化年间，车骑郎中刘大夏也曾说过：“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不仅如此，郑和这支庞大的船队，实际上垄断了明朝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这就妨碍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但总起来看，郑和七下西洋，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综上所述，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劈波斩浪七下西洋，其规模之宏大，组织之严密，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伟大的航海活动，比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的航海探险活动早得多，规模也比他们大得多，时间也比他们长得多。他的伟大的航海活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郑和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世界航海史上伟大的先导者。
？§§第七章 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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