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说：“大很重要，但还要适合生存。从埃及这一路过来，到处是沙漠，绿色总是窄窄的一条。过去总觉得中国的自然环境比不上欧美，但与这里一比，中国还算好的。”
我说：“环境不良，生存艰难，大家都把文明当作了武器，因此连文明也走向了极端。一切极端化的东西都大不了，尤其是那些宗教极端主义。我们在这里可以进一步读懂中庸之道。”
从咖啡馆出来，我们到犹太人的一个商业区用餐。坐下一看，周围走动的都是黑帽子、黑制服、黑胡须而又面无表情的人，相当密集。记得前两天路过这一带时听人说，附近经常发生爆炸，特别是在人群最密集的时间。于是匆匆吃完，赶快离开，来到一个人数不多的高尚社区，走一条古老而又雅致的路。
我在《千年一叹》中说过：“耶路撒冷风景太多太密，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最喜欢的一条路是从雅法门到锡安门，再经杜门进入其特伦山谷。”那天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路上看到两处古迹发掘现场，一处大，一处小。伸头一看，挖掘出来的地坑里，一层又一层，每一层都是两千年前的毁城记录。我看了一会儿就对妻子说：“真希望他们不要挖了。每挖出一点东西，都是增加一番现实仇恨。我在这儿第一次感受到，古文明也会有那么大的现实灼伤力。”
妻子说：“一有仇恨，连博物馆也变成了火药库。我的理想，整个耶路撒冷应该成为一个宗教博物馆、和平博物馆。像我们看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已经没有半点火气。”
这么边走边说，等到进入其特伦山谷，我心中已增加了对中华文明何以延续至今的两项感受，排在埃及产生的三项感受之后，成为第四、第五项：
四、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生息空间上的原因在于一直没有失去过一个辽阔而稳固的承载地域；
五、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在精神空间上的原因在于一直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灼伤。
好，已经有五项了，我很满意。我知道每一项都可以伸发出千言万语，例如这两项，足可以建立起“文明空间对应论”、“集体精神灼伤说”之类。但我现在要寻找和梳理的，只是大纲节目。
大纲节目的逻辑结构还没有完成，我还继续我的路程。
只是，前面的路，越来越凶险了。
4
仅仅走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我们已觉得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旅馆门口有安检设备，街口的垃圾筒每隔一会儿就有人来翻看有没有炸弹，过任何一个关口都要花费六七个小时，甚至还要举手宣誓，大声表示自己没有带枪支武器……这样的气氛，对我们来说已经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早就适应这种生活的当地人，大声警告我们千万不要再往前走。
他们说，伊拉克断断不能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受塔利班极端主义分子控制，更不能去。
在埃及已经需要靠装甲车来维护普通旅客的安全了，但埃及电视台的同行们听说我们居然要往前走完这些地区，肃然起敬，特地在金字塔下开了一个欢送会，把我们当作“东方英雄”一个个介绍给他们国家的电视观众。
我问当地一位先生：“这里已经出动装甲车了，那里还会危险到什么程度？”
这位先生回答说：“这里的装甲车是政府的军队派出的，可以信任，但一到伊拉克，最不可信任的就是共和国卫队。可怕的区别就在这里。我认识的一个司机去那里，不知道应该提前为共和国卫队让路，竟然抓在地牢里关了八个半月，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能活着出来，还是因为通过政府部门的艰难交涉。”
听了这话，站在一旁的妻子快速地瞟了我一眼，却又把眼光收回，看着脚下的沙地。
一位英语很好的约旦老人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前面有些国家，城市之外的地区，政府就完全无法控制。坐飞机去还不敢到郊区，你们坐吉普车去，而且还要全部走通，可能性仅仅比零稍大一点。”
说着他伸出一个粗而短的手指，敲着另一只手的手掌，继续说下去：“不是我恐吓你们，贩毒集团、反政府武装、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包括一些地方武装，都想绑架外国人质，与他们政府讨价还价，与你们的使馆讨价还价！”
在约旦开饭馆的杜月笙的女婿蒯茂松先生，已经第三次询问我们：“能不能不去了？要考察，等局势安定一点再去不好吗？那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方啊！”
那天晚上在安曼一家不大的旅馆里，几天来一直很少说话的妻子给我倒了一杯茶，要我坐下。
她笑一笑，说：“我从来不害怕什么，总会生生死死陪着你。只不过，现在一想，在这么一条路上冒险，年纪更轻一点来就好了……”
她总是用最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很深的忧虑。
我说：“就我而言，应该是这个年龄。如果年轻了，我怎么可能读得完那么多中外文史典籍，经历过那么多社会和人生的灾难，让我一路上对那么多大课题作出思考呢？”
她说：“如果早十年来呢？那时候你已经懂得很多了。”
我说：“那个时候还没有写完《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世界各地的华文读者还不认识我，因此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文化牵动度。牵动华文文化，是这次行动的另一半。”
她说：“那么，只能现在？”
我说：“对我来说，只能现在。”
她笑了，说：“这就更让我自豪了。不坐飞机，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地走完这条长路的记者和职业探险家，可能还会有几个，但像你这样的教授，只会是你一个了。”
我说：“这是肯定的。从很久以来，到以后十年，都会由我保持这个纪录。”
她说：“这个记录由中国学者保持，心里觉得很痛快。”
5
第二天，在佩特拉，队长郭滢召集大家开会，传达香港总部决定的队员轮替名单。
不进入伊拉克，当天就要从约旦回国的人员中，有我的妻子马兰，所有的机票也已预购。
妻子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了。
她失神地想了一会儿，不知所措。她早就想好，陪着我一起闯荡险境，但这事无法争取，因为让她陪我一阵，本是凤凰卫视的一种特殊照顾，我们无法要求这种特殊照顾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一直延续下去。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如果真正遇险，妻子陪着并无用处。何况要离开的人有好几个，机票也已经买好。
我心里知道，这与我在北京时和王纪言台长的约定有关，我当时就不希望妻子一起闯荡最危险地区。但这一点，现在不能对妻子说。
佩特拉有一条巨大的山裂，我们在裂缝的底部走着，都不说话。
今天就要告别了。以前是经常告别的，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完全不知凶吉。难道，这条巨大的、不再弥合的山裂象征着什么？我的心在剧烈跳动，但山裂深处，有一座玫瑰色的古老宫殿。
刚刚走完这条山裂，一位朋友奔跑过来通知，回国的人出发时间提前，此刻必须立即坐车赶往安曼机场！
我在考察日记《千年一叹》中只能用最平静的笔调记述当时的情景：
告别是一件让人脆弱的事情。原来说说笑笑遮盖着，突然提前几个小时，加上告别的地方不是机场或旅馆门口，而是在探访现场，立即感受到一种被活生生扯开来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泪流满面，连蒙古大汉高金光先生也泣不成声，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因为这个考察日记要在全球那么多华文报纸上同时刊登，我不能加入太多的个人情感。事实上，当时车上车下一片号啕大哭。
除了我和妻子之外，别人并无家庭亲情的分离，回国的几位反而是要回到自己家人身边去了，却为什么都要哭得那么厉害？只有一个原因，当时大家都不敢挑明，那就是谁都切身感受到了，此行实在凶险无比。
最脆弱、最伤感的焦点当然是我和妻子，但我们都不想让别人过于注目，只快速地拥抱了一下，她就上车了。我绕到她坐的那个车窗口，那车窗是密封的，摇不下来，她的脸贴着玻璃看着我，我的手掌从外面划着车窗。这里风沙大，车窗上结满灰尘，我手掌划过的地方就显得很清晰。我再划两遍，凉凉的，玻璃里边，她泪下如雨，肩膀也抽搐起来。但她没有哭出声，耳边全是几个男人的粗犷号啕。
车开动了，我急忙伸出手去，手掌只划到了一下车窗，车颠簸着走了。
后来她告诉我当时的感觉：“我看着你，你还是没哭，只是像一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别人走了，你还站着。直到看不见你，我就从里边摸着你在车窗玻璃上留下的手掌印，然后用我的手掌贴着，很久很久。”
车开远之后，我一个人站在山口，眼泪就止不住了。编导刘星光在背后不断叫：“秋雨老师，不要太难过了，和大家在一起吧。”我点了点头，却没有回身。这在《千年一叹》里也简单记了一句：
在佩特拉山口我站了很久，看着远处的烟尘和云天，心中默念着一句告别时怎么也不敢说出口的话：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妻子离开后，我们还在约旦考察。等她回到上海，我们正好向伊拉克进发。她冲进家门就打开了凤凰卫视的频道。
但是，我们在伊拉克关口遇到了巨大的麻烦。伊拉克有关部门的无理、无知、无能，我已经在《千年一叹》中有过愤怒的描述。他们不仅长时间地滞留我们，而且还封锁、焊死了我们的一切通信联络系统，使我们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聋子和哑巴，在漫长的“死亡之路”上奔跑，在奇怪的巴格达摸索。这整个过程，在香港总部看来是考察队“整体失踪”。他们通过外交部门和各国新闻网络联系，也毫无结果，因此只能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在电视中播出了，全球华语观众震惊。
这就是妻子到家后立即打开电视看到的一切。
可以想象她的极度紧张。
她先发疯似的打电话给香港和北京的凤凰卫视的朋友们，每一个朋友都在劝她，说只要一有消息就会在第一时间播出，要她放心。但电视里永远在说，“还没有联络上，还在寻找”。
她又一次拿起电话，想告诉我爸爸、妈妈，但一想到爸爸、妈妈的年龄，又把电话放下了。她也不知如何告诉她的爸爸、妈妈。
她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对她很不放心，不断来电话探询，她每次都急速地冲过去接听，然后感谢几句，沮丧地把听筒放下。
她想还是应该听听我爸爸、妈妈的声音，把电话拨通了，老人问起我，她说不错，又说这几天没联系上。怕自己的声调被老人听出有异，快速结束通话。当然，她更不敢上门去看望老人家。
那段时间她几乎垮掉了。她想象最好的情景是，我和同行者们一起被关押在共和国卫队的地牢里，捆绑着，被毒打。
后来，我们终于在巴格达找到了中国大使馆，用大使馆的电话与香港总部联络上了。电视立即播出这个消息，所有的观众松了一口气，包括我的妻子。
据她后来告诉我，到这时，她才哭出声来，哭了很久。
我们与香港总部联系中断那么久，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发送，用的又是大使馆的通讯工具，因此不可能挤进去打一个私人电话。但我知道，妻子会在屏幕上看到我。
突然想到，这只说明危险的升级，今后的危险必然更大。因此，还有一些更宏大的话语需要向她倾吐。这些宏大话语，在夫妻交谈中显得不太合适，但我又知道，她作为一个充满理想化追求的艺术家，再宏大也能听得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