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纸要。薄一点带着轻，寄也方便。”我说。
于是我就开始了。
我无法事先向范先生夸口的是，我要在这间小屋里开始的，是一个足以贯串我后半辈子的系统工程。我的文章表面上会是散落的短篇，否则很难进入寻常巷陌，但这些散落的短篇有一种内在的脉络绾接，因此也可以看作一个长篇的自由章节。
它必须由一个钥匙孔来开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系列重要话题。
只要找到这个钥匙孔，也就找到了足以提挈今后万千话语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正是在甘肃，这个钥匙孔找到了。
是敦煌，是敦煌的莫高窟，是莫高窟里的那个藏经洞。
为什么？因为这个藏经洞藏下了中华文明最辉煌的年月，又被发现于中华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它发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晚春季节，与八国联军发起向中国的攻击几乎同时。焚烧圆明园的烈焰即将腾起，远远地照见沙漠深处的这个洞窟，正悲叹似的泄漏出唐五代和北宋的傲世余光。
千年荣辱集中于一个洞窟，我去时，洞窟早已荡然无物，只成了我的钥匙孔。
那么，嘎、嘎、嘎，《文化苦旅》的入口打开了。
先写藏经洞，再写整个莫高窟，再走开去一点，从阳关写整个唐代。才写三篇，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把自己介入历史，同时又把自己和历史一起介入地理的痛快。
历史纵然沉重，脚下纵然崎岖，但我的步履应该轻快。因为只有轻快，才有广阔；只有广阔，才有浩叹。
因此，我既沉重又轻快地离开了甘肃，去寻找别地的废墟和故迹。我觉得应该以一个不大的篇幅，勾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化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当代书生心中的中国文化概念。我所说的书生概念很泛，既不是江南才子、淮阳遗老，又不是燕京名士、川湘怪杰，但又可以包括他们。这一来，就要把圈子绕大。
下笔后最大的苦恼，是怎么也摆脱不了学术习气，这几乎成了我的初写散文的首要障碍。
例如，我早就明白，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充满质感的感觉系统，因此必须避免逻辑结论。但是已经写了那么多年学术论著，脑子养成了逻辑整理的习惯，就像一个资深的清洁工人到别人家里去做客，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整理起来，忘了在这里自己并不具备整理的权利。
我一写就明白，在散文写作中，逻辑结论就像铁栅栏，把感性世界的无限春色都关在外边了。我既然从学术跳到了文学，就必须从头来起。不仅要躲避结论，而且特别要寻找不可能得出结论的人文难题。
开首那篇《道士塔》，写到敦煌藏经洞里的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运走，本有两种相反的结论可供选择：一是斯坦因他们盗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应予严厉批斥；二是当时兵荒马乱的中国无法保存这些文物，不如让他们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收藏在世界最著名的博物馆里。这两种结论中不管选哪一种，都能写成痛快淋漓的文章，而且我也已经读到过很多。但我的内心却很矛盾，不知运送这些文物的车队应该驶向何方。我设想，如果我早生一百年，会到沙漠里去拦住斯坦因他们的车队，与他们辩论，万一他们辩不过我，又比较讲理，把车队留下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想到这里，我知道，文学出现了。出现在真实的两难间，出现在孤独的无奈里，出现在质感的荒凉中。
于是，这也就成了我打开文学实践之门的钥匙孔。
多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有一个分工，把已经找到了结论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找到结论的问题交给学术，把无法找到结论的问题交给散文。
无法找到结论还写，这不是太不负责了吗？不，正好相反。世上有一些问题永远找不到结论却永远盘旋于人们心间，牵动着历代人们的感情。祖先找过，我们再找，后代还要继续找下去，这就成了贯通古今的大问题。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也正是出现在这种永恒的感受和寻找中。
学术习气对于文学写作的损害，还有更具体的方面。例如，学术语言追求全面、完整、周密，而文学语言却并不拒绝片面、残缺、偏执。中国古诗中特别动人的句子，总是夸张醒目、痴拗惊人的。一旦用全面、完整、周密的笔触一改，立即诗味全无。这个道理，我作为一个欣赏者、研究者和诠释者都懂，但作为一个实际写作者，就必须面临一次次自我释放。
甚至，在一件小事上我还绊了很久。我的散文写作经常涉及各种典故，而很多典故往往存在五六种不同的说法，七八种有趣的考证。按照我的学术习气，多么希望在文章中一一罗列出这些说法和考证，然后说明我为什么要选择某一种，至少，让我在注释中发挥一下也好。但是，散文写作不允许这样做，因为这会使文气受阻。即使躲在注释中发挥，也会成为一种“后门口的炫耀”，令人发笑。
这一些，我都挺过来哪怕处处与学术有关，我也必须让它们经过感觉系统的严格过滤，粹炼成纯粹的散文部件。开了这个头，就越写越顺。因此，后来听到有些批评，心中反而沾沾有喜，觉得自己的散文确实把那个“以学术代文学”的奇怪天地搅乱了，而这正是我所乐见的。
我不作任何辩白。没有人为自己的散文作学术辩白的。这就像，我到茶馆去喝茶，有人把茶碱的化学分子式写在墙壁上要与我讨论，我只能端起茶杯轻轻摇头：这是茶馆，我在喝茶。
由于洗去了学术习气，广大读者直接感受到了我诚恳的内心，随之，也认同了我对中华文明的恭敬和忧伤。
4
兰州那家小招待所往北走，有一条东西向的街，西边有一个邮箱。我从这里把《文化苦旅》的最初几篇稿件，寄给《收获》杂志编辑部的李小林。
以后，走一路，写一路，寄一路。沿途荒昧，看不到《收获》杂志，不知道这些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
后来《文化苦旅》出版成书，既没有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开作品研讨会，甚至，报刊上连一行字的消息都没有刊登过，但很快出现了发行奇迹，一版版地重印，没完没了。
我还是在外地考察，对发行情况并不清楚。也没有与出版社签过出版合同，出版社当时支付的是一次性稿费，大约一共四千元人民币吧，很快就在考察途中花完了。只是有几次，在黑龙江边境的黑河，在新疆边境的喀什，在广西边境的凭祥，都发现了大批《文化苦旅》的读者，我才知道这本书真是卖得很多了。
那些年从中国大陆向外国邮寄印刷品还要受到检査，据报道，九十年代前期国内家长向海外留学子女寄得最多的书籍也是这一本。这让我感动了好几天。
最有趣的是，一位批判者撰文说，警方査检烟花女子，居然从她们的提包中发现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借此来证明这本书的低级和下流，而我却暗自高兴，并恍然大悟。原来有些文化人是害怕不干净的手来翻动他们的书，才印得那么少的。我恰恰相反，只想躲避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上流社会”而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
岂止是烟花女子。有一次，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麦林华先生找到我，说很多犯人是我的读者，因狱中无事，读得特别专注。他们多次向监狱管理人员提出要求，希望我到监狱作一个报告，与他们见一个面。对于作报告的邀请，我几乎都会婉拒，但这次却去了。听报告的犯人多达五千，中心会场坐不下，多数就在监房里看闭路电视。我知道，犯人未必是坏人，坏人未必进监狱。因此，报告一开始就真诚地呼喊一声“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坐在中心会场的很多犯人擦起了眼泪。对我来说，读者就是朋友，不管他在哪里。
真正的高雅群体也没有拒绝《文化苦旅》。
在一个山道间初见诗人余光中先生时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下山后托一个朋友送这本书给他，他当夜就写来一封信说：“只读了三篇，就可以断定，这是第一流的散文。”后来，他又在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其他重要场合高度评价《文化苦旅》。
白先勇先生读了这本书后，立即动员尔雅出版社的社长隐地先生，赶紧争取这本书的台湾版权。隐地先生本人也是诗人，温良忠厚，嗜书如命，与他的夫人林贵真女士一起，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这本书的出版和阐释事务。当时的台湾出版社对全球华文阅读群落的影响，远远超过大陆出版社，更何况尔雅早已信誉卓著。很快，按照隐地先生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在台湾已经“家喻户晓”。
这可能有点夸张，但后来我每次去台湾，从海关、安检，到旅馆、售票处，工作人员看到我的通行证总会像老朋友似的招呼一声：“哦，是您啊！”
有的则不动声色地问一句：“还在苦旅？”
有的则没头没脑地递过来一个建议：“下一本该写台湾了。”我喜欢台湾的整体文化气氛。在台湾几乎见不到那种只知不断诽谤别人，却不让人知道他自己做过什么学问、写过什么作品、从事什么专业的所谓“文化人”，这让我又惊又喜。那个让我最厌烦的灰色群体到哪里去了呢？台湾的民间文明程度更为可喜，那次在台北看法国的奥赛美术展，提了一个印有展览图像的口袋出来，不管是搭计程车，还是到医院看病，司机、护士一见那个口袋都会聊几句欧洲现代派艺术，而且都不太外行。
据一本书的书名显示，读我的书也一度成了那里的一种时尚，那本书的书名是《到绿光咖啡屋听巴哈，读余秋雨》。台湾读者接受我，更有另一番意义，因为我所写的一切曾经受过太多非文化的政治阻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