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甘肃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文化考察的重要一站。
其实到甘肃之前，我去过的地方已经很多，但直到那里，我才决定边走边写。
甘肃的省会是兰州，我在那里来来去去也都以兰州为据点。
开始接待我的是甘肃联合大学。这所大学很奇特，本身没多少教师，下狠心向全国请，尽量请各个专业最著名的，每请来一个，全校都听他的课。结果，费用比养着一大批教师便宜得多，而排出来的授课者名单却比任何一所国内名校都强。我的任务是连讲半个月，天天陪着我的是忠厚朴实的范克峻先生，高大黝黑，戴副眼镜，像一位乡间秀才。
按照甘肃联合大学的惯例，把我安排在金城饭店居住。这家饭店当时在兰州算是“涉外饭店”范克峻先生跨进去脚步都有点怯生生的。我因范先生的脚步，觉得自己不应该住在里边，便通过我们学院在甘肃话剧团工作的几个毕业生，在他们剧团的一个小招待所里住下了。
范克峻先生一看这个小招待所，坚决反对。因为那其实是小剧场后台对面的几间陋房，厕所很远，不供应伙食，隔壁讲话都能听到。但是我很满意它的价钱，租一间，每天九角，还可打折成七角，多住一阵都无妨。
我住下后，经常要离开兰州到甘肃的其他地方去。甘肃大，有些地方还挺远，来去要好几天，范克峻先生就会帮我把招待所的那间小房子暂时退掉，省下几元钱。
那夜从刘家峡、炳灵寺回到兰州，仍然住进那间小房子，发觉周围有点热闹。一看，小剧场那天正在演一台以秦始皇兵马俑为题材的舞剧，这儿是后台出口，整个院子全是黑衣武士，密密麻麻。天上有淡淡的月牙，院子里有一盏昏暗的路灯，后台半开的木门里映出一些斜光，这些黑衣武士都在隐隐约约间摇摆着、穿行着、舞动着，却毫无声响。我知道他们是在候场，但这情景一下子把我带进了时间深处。
“余教授，您终于回来了！”听到这声音我回过头来，看见隔壁房间的门开了，一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在招呼我，他后面还站着两位先生。经他自我介绍，才知道，他们是陕西省宝鸡市话剧团的，他是导演，特地到兰州来观摩这台舞剧。他们和那台舞剧的导演、编剧、主要演员都听说我住在这里，一直等着我，想让我对演出提出批评，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场了。当时，国内戏剧界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都还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同行。
我对这位先生说：“戏已演了一半，再进去看就没意思了。”他点头，然后与我倚门聊了几句。聊得投机，我就告诉他：“其实我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大看戏了。”
“转移到哪里？”他问。
“就这样到边远地区考察文化，整体大文化。”我说。
“这会把您这位大教授累垮了。”他边说边瞭了一眼我小房间里的简薄铺位。我刚才进门时把沾在鞋边的大量泥沙跺在房里的砖地上了，一眼看去十分肮脏。我的旅行袋很小，也全是泥溃，此刻正软软地瘫在墙角。
“我这一生历尽磨难，不怕苦。”我说。
“考察结果还写书？”他问。
“可能吧。”我含糊地说。
“那我们是看不到了，看到了也看不懂。”他说。
“不会。”我回答得不清不爽。
他看我有点疲倦，让我早点休息，我也就关门进屋了。
门边有一个小窗，可以看到候场的古代武士还在月光下晃动。我看着他们，似被什么吸住，一会儿觉得他们是虚幻的，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虚幻的。他们让我站得很高，他们又让我变得很小，我当然知道，这不是演员的力量。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地点，一样的身高，一样的容貌，不是在前台而是在后台让我认祖，又让我疏离。这是历史的后台，我漂泊旅舍的窗口，却让我躲闪，让我谛听，让我发呆。
2
这些天我已领略了太多的沙漠和废墟，太多的寺庙和洞窟，都是一样，让我躲闪，让我谛听，让我发呆。
我读过很多解释它们的规范文本，但一走到它们眼前就觉得全然不对。写得并不错，但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好像只能感觉，无法概括。一经概括，感受立即受损，而且往往损及灵魂。
凭我对接受美学的研究，我知道，可靠的出路在于使自己感觉与众多他人建立起一个“反馈流程”今天的“众多他人”是一个经历巨大灾难后重新苏醒的民族，我的父母之邦。灾难使我们感到巨大的屈辱，灾难结束后的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对比坐标，更加沉重。
因此，我觉得，应该在考察途中说点什么，与同胞们建立起一个“反馈流程”。
小房间的床头有一张破旧的小桌子，我弯腰从墙角的旅行袋里取出几张稿纸，放在桌上，拿起钢笔，用左手支头想了一会儿，然后在稿纸上面端正地写了四个字：文化苦旅。
历来我的许多兴奋，由笔尖而生。写下这四个字后，好像挖开了一道小渠，一系列构思就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了。我在稿纸上勾勾画画，定下一条条写作方针。当我瞌睡上床，已听到鸡鸣。
第二天近午醒来一看，儿张稿纸上涂画得乱七八糟，最后勾画出来的其实只剩下十六个字，那就是：
远祖废墟，
当代愁虑；
一己笔触，
世间话语。
这十六字，两个对子，背后包含的内容不少，多数带有挑战性质，因此记忆深刻。我故意让它们与“文化苦旅”同韵，便于记忆，其实它们后来一直指导着整本书的写作，因此不会忘记。
我需要把两个对子背后的挑战性内容交代一下。
关于“远祖废墟”和“当代愁虑”——
“文革”之后的文化焦点，主要在二十世纪的是非得失间徘徊。
对此我一直抱有歧见。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是非，很难梳理得清。在兵荒马乱之中，虽然也出过一些杰出人物，但文化整体已进人衰败化、应时化、实用化、政治化、极端化、琐碎化的过程。我在撰写学术史论的时候，很少谈论中国的二十世纪，就是这个道理。自从开始投入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我更明白了，我们需要复兴的中华文明，应该以伟大的唐代为中枢，前后辐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绚丽而混乱的魏晋，推到气魄雄浑的秦汉，推到哲思滔滔的战国。
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对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给予了更高的历史期许。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决不是回到“文革”之前，也不是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更不是回到晚清时期，而应该寻找这个民族曾经有过的最高文化坐标。只有这种坐标，才是世界性的坐标。
因此，我应该在这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带着当代愁虑，寻找古代。
当时我心中想到的典范，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中写《古代艺术史》的温克尔曼、写《拉奥孔》的莱辛这些人。他们沉醉古希腊，细细摩挲，从中伸发出震动整个欧洲的现代阐释，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是如此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明光耀百世。而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现代而寻找古代。
我必须寻找曾经发生过伟大历史事件的文化现场。先让废墟提醒自己，再由自己提醒更多的同胞：我们的土地上还保留着曾经伟大的证据；直到今天，我们还与这些伟大的证据相邻而居。
不仅是曾经伟大的证据，而且还是失去伟大的证据。
这种感觉，即便是悲怆，也是宏伟的。带着这种感觉徘徊在废墟间，耳目特别敏锐，联想特别丰富，最能确证作为一个从灾难中跳出不久的中国文化人的身份。因此，表面上还是在看废墟，实际上已经在问自己：我是谁？何以生长在这些废墟之间？
我知道，这已经有了写作的契机。
关于“一已笔触”和“世间话语”——
文学写作的基座是个体生命。
没有个体的集体，是一种纸扎的庞大、空洞的合唱、虚假的一致，这是我们在“文革”时期天天忍无可忍的精神磨难，但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后，还在延续。
我读过国际间很多以个人话语阐释大时间和大空间的杰作，但在我们中国，几十年来培养成的很多“评论家”只会用集体话语来批判个人话语，而他们心目中的集体话语，又不知形成于何时，来自于何方。预计我的文章发表后迟早会遭到他们的批判，那么，我干脆把个人话语呈现得更加透彻，不仅语言风格个人的，而且连选择标准、观察视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归向于一己仅有。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这条写作路途，我还会故意把个人对家乡生活的回忆文章穿插其间。我心中的中国，如同茅舍舟楫的家乡；漫长的文明历史。如同童年无鞋的脚印。一切由我个人体验和吞吐，一切皆是五尺之躯的偶撞、偶遇、偶感、偶思，绝不接受任何异己的指摘。
用个人话语、一己笔触表述大时间和大空间，我已在一系列学术著作中作过尝试，但要用文学的方式做得更加充分，必须通过更大胆的实验。在这方面，支撑我的理论力量是利奥塔德关于“辉煌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论述。利奥塔德认为，现代使“自我”在文学中更加合法化了，但有两种呈现方法，一种是把自我放置到一个具体模式中获得解释，可称之为“细琐叙事”（Little narratives)，另一种就是把自我放置到一系列重大基元性课题中获得意义，那就是辉煌叙事了，自我已成了宏大背景中的一个角色。
宏大中的自我也就是一种世间存在，只有世间才是我最宏大的背景。因此，我的这次写作，必须随着自己的脚步，走出沙龙呢哝、酒吧喧嚣、茶馆清淡，走出一圈圈以各种名义筑造起来的围墙，走向平民天地、寻常巷陌。
我要以超过学古文、学外文、学奥义、学僻论的艰辛，学会世间话语。
3
范克峻先生听了这个写作方针，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就已经表示全力支持。这位斯文的老汉用浑厚的甘肃口音说：“我就知道，中国的雄魂在古代我就知道，文章的极致是寻常。”我笑了。“要不要把我家的一个破台灯拿来？”他问。
“桌子小，放了台灯就放不下纸了，有顶上的日光灯就行。”我说。
“要不要稿纸？可惜我们这里的稿纸太薄。”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