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窘迫的一次经历也就发生在她丈夫来的时候。那夜大概是凌晨四点，或者，五点。我被膀胱叫醒，室内还黑得浓厚。蠕动下地，靠半开半合的视野推门出屋，去卫生间。我就像夏娃懵懂着从伊甸园走了出去--我是说，当时我的“穿着”，跟没吃禁果时的夏娃是一式一样的。本来平时一直这么着，也出不了什么差错，可那天我忘了，卧房之畔多了一人酣睡。
……迷迷蒙蒙地出屋，转弯，跨进客厅，迎面卫生间的门洞开着，却见黑暗里有一个人影，身矮，微秃，衣裤齐整地立在洗手池旁边。
两人正正地打了个照面。我呀地惊呼一声，心里闪过念头竟是：完了，这回跟薛君可没法交代了。那矮汉子迅速捺下头，一道烟走了。惊魂未定，想：他肯定听见我惊呼了！唯有一口咬定是自己心虚，看恐怖片看多了，窗帘被风吹动就吓了一跳。于是像巡山回来的八戒一样，默诵着谎话，缓缓走回屋中，强作镇定，上枕边人不动，亦不语。正暗自庆幸，他许是根本没醒，没听见。猛听得他问，怎么回事？卫生间有人？话音清明得很。
本来就要祭出打好腹稿的诳语，不料话到嘴边，竟自己变成了大实话：我撞见隔壁的人了。
撞见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话一落音，立即在心中狠掴自己一耳光，为什么不说是女的！撞见个女人！要跟他说谎有这么难吗！他长长地自鼻中呼出一口气，翻个身，从此寂然。我忐忑了一阵，也就“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早起的时候，却知道他还是生气了。只蜻蜓点水地亲吻一下就走。只吻脑门。也没像往常反复呼喊小名，也没五步一徘徊，表达不舍之意。想起李渔有一回《夏宜楼》，盛夏时众女脱个精光到莲花池中戏水，人面莲花相映红，最合心意。想到这处，不免翻出李老儿佳制，温习一番。悚然发现，当年无心不求甚解，竟错过老李之曲终奏雅：
做妇人的，不但有人之处露不得身体，就是空房冷室之中，邃阁幽居之内，那袒裼裸裎四个字，也断然是用不着的。古语云“慢藏诲盗，冶容诲淫”，露了面容，还可以完名全节，露了身体，就保不住玉洁冰清，终究要被人点污也……为之汗下。暗忖，这不会是已犯下七出之条了？在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中，蒋兴哥对犯了错的三巧，装作没事人一样就把她休了……赶紧去查，妇人之七宗罪者，何也？曰：淫，妒，窃（藏私房），恶疾，多言（李翠莲），无到晚上，用心铺排一桌佳肴美点，负荆请罪。这佳肴中有亲手烤成的番茄虾仁披萨（重重地落了双层芝士），又有高汤烧制的上汤娃娃菜，可谓中西合璧，土洋联姻，便铁石人吃上一口，也不由他不心软。
菜过三味，良人面色稍霁。我这才委委婉婉地问道，昨天夜里，生气啦？他斜睨一眼，哼了一声。心道，来了来了，大振夫纲就在今朝，罢罢罢，且让他乘风使帆吧。
他便把昨夜的案子，细审起来：你见到他的时候，走到哪里了？他是怎么样站着？他的衣着如何？随后又怎么样离开？
我自然不免为自己遮掩则个：堂上容禀，案发时大概四五点钟，黑得很呢，哪看得分明。犯妇刚走到墙角，一半身子还在墙后。听我一叫，那汉子低下头就赶快走了……又问：你叫了一声之后，两手没什么动作？这才是关系量刑的要紧问题。于是想一想，加倍小心答道：当时犯妇一手在上，一手在下。但是，但是，青天明鉴，犯妇的头发是披散在胸口的！其实足能遮住大半……他喝道，住了，不须多言。我便讪讪住了口，灰溜溜等待发落。
俯首于丹墀之下，闻得徐徐道出判词：好啦，原谅你了，现在不生气了。因为这确实是个小概率事件，漫漫长夜，如厕时间很短，两间屋的人同时到卫生间去，本来就罕见得很，而隔壁两人中你撞见的又不是女人，是她的丈夫，几率又要减半。再说，她的丈夫一两个月才来住一两天……我听得判词，精神大振，不由得腰杆逐渐直将起来。他又叹息，做黛玉状，道：“这以后，你可都改了罢！”遇赦的犯妇，自然没口子称“一定改了”，又另取了细巧果子按酒，温存经过这事，我的天体运动确实谨慎多了。在屋中再见那男人，颇觉尴尬，脸皮虽不薄，但也免不了脸红。
三
话说，跟朋友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时候，总有一个环节是控诉各自的合租室友--因为都是刚毕业的穷光蛋，绝大部分人都在跟人合租。最惨的一位，租进一间豪华大户型房子，便宜倒是真便宜，然而四室一厅不知被隔成多少小间，有的房间还是上下床。室内整天人影幢幢，也不知到底住了多少人，反正网速奇慢，卫生间永远有人在用。明明身在高尚社区，一进屋就成了贫民窟。直到有一次楼里火灾报警，大伙都跑到楼道里，才数出每天上同一厕所的有十个人。
对于女租客和男租客，人们总有种“瘦死骆驼比马大”的认识误区：百分之八十的女人爱干净；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也比男人干净多了--注意，这是误区！我的女朋友们可以用绵绵无绝期的举证来驳斥这个观点。
公共卫生是最大的问题。每个人控诉的起头第一句总是：“哎，我怎么这么倒霉，跟一群奇葩住在一起！”接下去听，这些奇葩最奇之处，差不多都在公共卫生上。有的是吃完盒饭丢在客厅里，任其堆积起来流淌腐臭的汁水，也不肯收拾；有的是洗完澡从不收拾下水口箅子上的长头发，一口咬定自己从不掉头发；有的是从不倒厕所纸篓，被人指责时却说她从来都是把纸扔在马桶里冲走，连卫生巾都是那么扔的，于是众人总算知道下水道总堵塞是怎么回事；有的是从不洗衣服所有内衣外衣袜子都攒在水盆里，放在客厅，等她妈妈/男友来给她洗，有时一攒一个月，整个客厅都是馊臭味；还有的说，合租的几个女人把马桶圈弄得有黄有红，从不刷洗……除了卫生，占用公共资源也是大问题：甲每次买东西都买一大堆，公用冰多，一大半东西是直接在冰箱里放坏了扔掉，真有钱啊，扔都要扔冰镇水果；乙一到周末就全天占用洗衣机，洗床单洗枕巾洗毛巾洗袜子洗内裤，全都分开洗，从早晨九点洗到晚上六点；丙每天晚上都没完没了地用厨房，油烟机轰隆隆，唉，别人下了班也很想炒个菜做点吃的啊；丁每回洗澡都像在里面孵蛋一样，没有一个半小时不出来，她的头发是一根一根地洗吗？老式热水器烧一次水不容易，她洗一次就都用光了，别人要洗还得再等一个小时……控诉中间必然会愤慨：“我就不相信，她们在自己家里也这么糟蹋？”结尾必然是：“哼，我才不管，脏就脏着吧！反正也脏不死人，看谁耗得过谁。”以及互相拍肩膀鼓励“化愤怒为力量，赶紧攒钱买房子”。
大家上学的时候，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好青年，老这么斤斤计较，想着这些琐屑之事，弄得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可是--“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让人疲惫的，不是面前的高山，而是登山鞋里的沙粒。
--贫穷总有无尽的悲喜剧似的细节，比如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那些细节咀嚼得久了，居然会像臭豆腐和苦瓜一样，被嚼出点香味来。这类似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很多人首先被那些细节所苦，转而却被它们迷住，精神百倍地争吵、抢夺，糊糊涂涂地过了一生。
当然，“她们在自己家里也这么糟蹋”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哪家有这么个孩子，估计不是挨爹娘的揍，就是早早给送到精神病院去。然而--所有人都包括在内，我们都得承认，跟一帮陌生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
关于居住环境和个人尊严问题，王小波苦口婆心地论述过多次：中国人有一种特别之处，人只在“家里”负责任，出了门就没有责任感。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他还引前辈学者的话，比如罗素的解释：中国文化里只重视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费孝通则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的“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外面的卫生间厨房客厅有着“公用”的属性，所以就不算是“家”。出于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谁都不愿意让别人搭自己努力的便车，同时又想搭别人的便车，“公共卫生那是大家的事，凭什么别人都不管，我要管？我管了，岂不是我吃了亏？”
其实要说完全没有责任感，也不是的。责任感还在，只是当一群人共处，责任感立即有了推卸的可能和空间，被最大程度地“分摊”和“稀释”了。
这种心理，在合租屋里体现为不倒垃圾，在某一条大街上则体现为不救助被汽车碾轧的女童。
四
或日，现在北上广外来人口过于膨胀，所以才会有庞大的租房人群，在封建农耕社会，过的还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吧……其实人口向发达城市流动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翻翻书就能发现，无论哪个朝代，首都和大城市永远是人满为患，寸土寸金。权贵多吃多占，商人倒腾房地产，读书人到京城奋斗谋职，当京漂，几十年也只能租房住，唯一可安慰的是能攒钱在老家起一所好点的宅子，以为致仕后终老之计。
唐以前的资料不好找，就从唐说起吧。李唐时期中央官员人事变动频繁，在首都长安的穷京官大多租房住。白居易有租房诗《卜居》：“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却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此时他的职位是礼部主客郎中、知制诰，相当于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代天子拟诰，还是攒不够买房的钱。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则是在县署公租房里写下的。
宋代的大城市，已经开始出现向近代城市迈进的趋势，坊巷制度崩溃，居民可以按照喜好自由选择住所。然而北宋时期，首都开封的房价奇高，没点家修贵为一代文宗，执衡枢密，始终置不下房产，“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不但没间房产，连租房也租的是一条破里弄的老屋子，环境很糟糕。苏轼在开封给儿子苏迈办喜事，没有新房，租用了朋友范景仁闲置的房子。或曰，他弟苏辙怎么没帮一把？因为小苏诗文之才稍逊乃兄，穷困之状旗鼓相当。小苏有诗曰“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头发斑白了还没混上套房，儿子们老拿这个当话把儿敲打我。
老租房的人，就老得搬家，哥俩都写了好多迁居诗。大苏《迁居临皋亭》：“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搬家就像在蚂蚁洞之间爬来爬去。《迁居》：“前年家水东，回首夕阳丽。去年家水西，湿面春雨细。东西两无择，缘尽我辄逝。”跟房子没缘分啊，平均一年就得搬一次。苏老二《汝南迁居》：“病暑暑已退，思归未成归。人事不可期，当受不当违。客居汝南城，未觉吾庐非。忽闻鹊反巢，坐使鸠惊飞。三绕择所安，一枝粗得依。”即使是租的房子，破漏了也得修，苏辙有修房诗，《葺东斋》《葺居五首》，“敝屋如燕巢，岁岁添泥土。泥多暂完洁，屋老终难固”。他也知道客不修栈：“况复非吾庐，聊尔避风雨。”反正不是我的房子，马马虎虎算啦。“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苦恨无囊金，莫克偿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岂无所”。最后还要勉强说几句豁达的话儿。苏辙在七十岁时买上了房子，不是在首都，是在许昌买的。
到了南宋，房屋租赁业已经十分发达，政府设有公租房，也有不少私人出租房屋的。租房干什么的都有，租门脸儿做买卖的，租房子存货物的，租房办书院的，甚至还有道人租店面卖卜。有时政府机关还租用民房当办公室。公家能提供的宿舍严重不足，官员们大部分都要租房住，朱熹道：“且如祖宗朝，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宰相李昉、吕端微时曾一起租房，老来回首，老吕赠老李诗曰，“忆昔僦居明德坊，官资俱是校书郎”。僦，即租赁。
诰、翰林学士，也跟白居易一样穷。至于贬谪出京，知黄州，建了听雪听雨听投壶的黄冈竹楼，似乎倒比当京漂舒服多了。
现在常见的几户合租一套房，那时也都有了，“泉州城内一空宅，数家分僦居”（南宋洪迈《夷坚志》）。政府时而会有恤民之举，《宋朝会要》：“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以雪寒，应店宅务赁屋者，免僦钱三日。”店宅务是京师管理公有土地房屋的官署，从真宗祥符年间开始，在大雪和节日的时候，会给租户免除房钱。当时房钱是以日计算，减免是为救济那些因雨雪无法经商挣钱的小民。后来凡皇后、太后病愈或皇族添丁等等时节，房钱和地钱都有照额免除或减少的特典。
明朝，出现了廉租房。朱棣迁都后，为吸引人口，向京城附近大规模移民屯田，又徙工匠来京。人是来了不少，没处住怎么办？朱棣下令在北京城里城外盖房子，低价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
当时这些出租的公房被称为“廊房”，按照所处区域的繁华程度分为“大房”、“中房”、“小房”。住户三个月交一回房租。大房每间租金四十五贯宝钞，外加九十文铜钱，按二○一三年的比率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约为一百七十四元；中房每间交租金三十一贯宝钞，外加六十二文铜钱，约为一百二十元；最便宜的小房每间三十贯宝钞，外加六十文铜钱，约为一百一十六元。
当时北京劳动人民的工资是多少呢？据文献记载，永乐初年河工月薪九百文左右，砖瓦匠月薪一千五百文左右，轿夫月薪一千八百文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当时属于低收入群体的民工，也能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租房住。
明清时期“典房”变得兴盛起来，只需把一笔典房款付给房主，就能按租约住上十几年。这期间，典房款归典主所有，房客不用交房租，房主人也不用出利息。“典”的等级高于“租”。《金瓶梅》中，武大起初的住所是在紫石街租赁的，金莲甚为不满，“贼馄饨不晓事的，你赁人家房住，浅房浅屋，可受人欺侮。”可见典房是有“气概”的高级住法了。那么典一套房的价格大概多少？金莲卖了首饰，“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十数两银子，约合人民币三千块左右。
清朝时候，京城地价持续高涨，京官的流动性依然很大，外地来京官员解决居住问题的法子，仍是租房。不过清代官员们比白居易欧阳修他们都更要体面了，陋巷斗室是不能租的，穷归穷，租一套四合院是底线。
清政府的中央六部设在正阳门内，按照清律，皇帝五更上朝，即卯时，相当于凌晨五点至七点。官员们一般寅时就要候在午门外，相当于凌晨三点到五点。三点多就要到单位等着开会，又没有地铁公交可坐，要再住得远一点儿，这晚上还能睡吗？所以很多京官集中租住在宣武门外，因为宣武门外离正阳门很近，能少花点路上的时间。宣武门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曾住过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晚清时同治的帝师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七十一号，左宗棠住过十六号，刘光第住过二十九号。
一套适合京官居住的房子租金是多少？爱写日记的曾国藩留下了珍贵的研究材料：道光二十年，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租下一处住宅，全年租金大概是六十七两银子，一两银子约折人民币一百五十到两百元，年租大约一万多块钱。不过此时老曾的俸禄（法定收入，不算灰色收入）也仅是一百二十四两银子，光房租就花掉一半年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