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仕途并不如意，而且到了五十多岁时还四处奔波，可以说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孔子却是成功的。从做官的角度上来看，孔子从基层干起，做到了鲁国的代理宰相，你能说他不成功吗？从创业的角度上来看，孔子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私立学校，拥有三千多名学生，而且他的学生大多数都被诸侯国任用为官，你能说孔子不是一位成功的校长吗？可见，孔子不但在做人做事上是成功的，在管理方面更是独到的。那么，孔子又会教给我们怎样独到的管理之道呢？
守业更比创业难
【原文】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大意】孔子说：“靠智慧得到了它，不能靠仁德保持它，虽然得到了，也一定会失去。靠智慧得到了它，靠仁德保持了它，不能用庄严的态度去治理，那老百姓也不会服从。靠智慧得到了它，靠仁德保持了它，又能用庄严的态度去治理，但不能用礼法去约束、指挥百姓，那还是没有达到尽善的地步。”
得到的是什么？保持的又是什么，从深层次上看，应该是指权力。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靠智慧而取得的东西，要保持也是很难的。一般性地保持也还可以做到，要进一步用庄严的态度去治理，用礼法去约束、指挥，那就更难了。因为这已不是消极被动地守成，而是积极主动地建树，是以攻为守了。
智、仁、庄、礼，是四个层次的修养和要求，四个层次都做到才能达到完善的地步，而一般人是很难都做到的。
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守业的帝王，之所以能够开创了“贞观之治”的辉煌，正是由于他采取任人为贤，知人善用，虚心纳谏，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的原因。
“贞观之治”（公元627年—公元649年）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同时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在位的23年间，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强调以民为本，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官民上下一心，使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贞观之治”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如下四点：
一、安定的社会秩序。在“贞观之治”期间，社会秩序的安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史书记载：公元630年，全国的死刑犯只有二十九人；公元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唐太宗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第二年秋天再回来行刑。到次年九月时，二百九十名囚犯全部返回。由于当时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老百姓心中没有多少怨气，因此犯罪的概率特别低。
二、开放的国界。当时的唐朝是世界上最文明和最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性的大都会，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来大唐看一看。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来。由于当时的大唐是开放的王朝，因此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都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显示出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唐朝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仅日本的官派的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七批，每批都有几百人。另外还有很多民间自费的留学生，其数量更是远远超过官派的留学生。
三、惟一没有贪污的时期。“贞观之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贪污的时期。由于当时唐太宗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制定出一套充满人性化的体制来预防贪污。因此，官员一心为公，使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
四、高度发达的商业。我们都知道，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但在“贞观”期间，商业不但不受到歧视，朝廷还为其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所以新兴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上出名的商业城市，就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而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也在当时达到最高的使用价值，成为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回顾“贞观之治”的辉煌与灿烂，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炎黄子孙也曾经无愧于“龙的传人”这个称号！可以说，“贞观之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和向往的黄金时代，“贞观”也因此成为唐宋以后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的代名词。而“贞观之治”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拥有这么大的魅力，主要源于当朝皇帝唐太宗的英明神武，以及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所做出的贡献，正是他们接过了历史所赋予的英雄气度，将中国推向了顶峰和辉煌，让所有的炎黄子孙都为之振奋和欢呼！
其实，不只是从政如此，我们干事业、做生意，也都是这个道理。比如说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不少人抓住了时机，又凭借着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优势，一“下海”就意外的发了一笔，赚了一把。但由于不能“仁以守之”，贪心不足，该刹车的时候不知道刹车，结果一夜之间又成为一无所有的穷光蛋。
从这些角度来理解，孔子的话就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的范围，而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与事业密切相关了，所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辽宁A市，有一家汽车修理部，规模挺大，可承接各式中型汽车的维修，老板叫朱伟。附近还有他同族人开的洗浴中心和火锅城。当初朱伟夫妇俩是从河南背着行李卷来到A市落脚的，妻子为人缝制沙发套，丈夫在一家汽车修理部当小工，住在租来的一间平房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经过几年的奋斗，他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他们改租了邻近路边的几间较大的房子。朱伟已经可以自己为人修车了，且生意很好。接着朱伟买下了所租的房子，自己经营上了汽车修理部。老家的两个弟弟和侄子，也过来帮忙，朱伟开始赚钱了，朋友也多了，路也宽了，和当地的派出所关系也很密切，于是朱伟也长脾气了，甚至纠结一些人伤害邻里，仗势欺人。他的儿子也时不时欺负邻居的孩子。因为家里有钱，朱伟经常与工商、电业、公安和社会上结交的一些朋友出入饭店、桑拿、歌城，在当地无人敢惹。他买了轿车，经营了桑拿洗浴中心、火锅城，吵得附近的居民半夜也睡不成觉，但又不敢惹他，只好忍气吞声。
2001年7月，一天夜里11点多钟，朱伟从外面与朋友玩麻将回来，他将轿车停到门前，刚一下车，就上来三四个人猛地将他打倒，抢走了手机和身上的钱。在撕扯当中朱伟死死抓住其中的一个人不放，那个人掏出刀子狠狠地刺向他的肋部，随后几个人逃走了。抢劫的过程，有的邻居已经从屋中听到了，但无人走出来干涉。后半夜朱伟的弟弟回来才发现哥哥已经死在车前。后经法医鉴定，刀子并未伤及要害，朱伟是因流血过多而死。如果有人及时救护，只要将刀口捂住送到医院就没有生命危险了，可惜他的邻居没人愿意管他。
朱伟从河南到辽宁打工创业，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却因趾高气扬而客死他乡。实在可惜，可叹！但又能怪谁呢？只能怪他自己了。
所以，一时得到并不代表将来也能拥有。居安不能思危，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大吃大喝，而忘记了往昔受苦受难的日子，忘记了贫贱时患难与共的亲戚朋友。妄想“一朝入龙门，百世人上人”的想法是不可取的，也是可笑的。
微言大义，孔子的话，其实就像长鸣的警钟一样，时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可惜的是，恰如郑智化在歌中所唱到的那样：“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若长此以往，岂不悲哉？
闻过则喜
【原文】陈司寇问：“昭公知礼乎？”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大意】陈国的司寇问：“鲁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得。”孔子走了以后，陈国的司寇向巫马期作一作揖，请他走到自己的面前来，然后说道：“我听说君子不偏袒人，难道君子也偏袒人吗？鲁君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因为是同姓，所以讳称她为吴孟子；鲁君这样做如果都算是懂礼的话，还有谁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番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孔丘真是有幸，一旦有了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鲁昭公违背了同姓不通婚的规矩，所以被陈国的司寇认为不懂礼。看来，古人比现代还懂得同姓不通婚的优生学呢！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讨论优生学的问题，而是讨论孔子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就高兴的问题。
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跳起八丈高，横眉毛竖眼睛就不错了。哪里还会有什么“有幸”的感觉呢？
不过，仔细想想孔子所说的话，想想他为什么会听到别人说自己的过错便感到“有幸”，的确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自己有了错误别人能指出来，总比自己有了错误没有人愿意或没有人敢给你指出来要好啊。尤其是做领导的，做老师的，如果没有人愿意或没有人敢给你指出缺点和错误，那你多半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了。须知，“孤家寡人”是皇帝的自称，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在这个早已废除了帝制的民主时代，你能够坐得下去吗？
所以，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当听到别人指出你有什么过错时，一定不要恼羞成怒，甚至是暴跳如雷，而要学习圣人的涵养，闻过则喜，把它当作一件“幸事”接受下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而不是一个可怕的人，一个没有人愿意或没有人敢给你提意见的人。
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又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是批评的意见；善于采纳众人的建议，而不轻听轻信个别人的话，有利于全面了解情况，改进工作。这是前人总结的经验，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但是，也有人只喜欢别人颂歌，不愿意纳忠言。古代就有“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君王，他们担心别人发“杂音”。即便能听几句谏议之言，也只是某些“开明君主”的装潢门面。能够对别人的中肯意见加以分析研究，用以改进缺点或存在问题的，却属凤毛麟角。多数君王是“以规为茧”，把规劝的话作为塞耳的老茧。这还应算是好的。更多的封建君王则是以屠刀对付批评他们的人。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这其中就包含了无数的冤假错案！于是，人们只好缄口不言。
这样的情景，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所云：“万马齐喑究可哀！”
宋代文学家范仲淹也曾说过：一切只会说“是”，而一点也不说“不”的人，是昏人。历史上就把那些只愿听“是”和“好”而一点也不愿听“不”和“坏”的皇帝叫做“昏君”。
现实生活中亦有人标榜自己“一贯正确”。这种人也就不大爱听“逆耳之言”了。其实，一位伟人说得好：“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李瑞环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新闻报道经常有一点严肃认真的批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就显得有生气，有战斗性。群众的愿望、意见、要求得到了反映，心情就舒畅，积极性就高涨。群众的情绪就能够通过正当渠道得到疏解，就不至于来个“总爆发”，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言路”大开，思想言论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各种不同的意见、看法和思想，都可以得到发表，报刊辟有“今日谈”、“热门话题”、“路边闲话”、“杂文”等栏目；电视台设有“观众信箱”；电台举办“热线电话”；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商业服务部门设置“举报箱”等等，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可以说，今日的中国民众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会议，更是听取群众呼声的最好形式，也是根据群众意愿办事的权力机构。代表或委员们的提案，在这里都能受到高度重视。政府会依据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改进工作，把事情办得更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领导的、做家长的，也应该“广开言路”，多听听群众或子女们的意见，善纳“逆耳之言”，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子女的教育方法。这样，才能塑造出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
小不忍则乱大谋
【原文】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大意】孔子说：“花言巧语惑乱道德。小事情上不能忍耐，就会打乱大的计谋。”
所谓“心字头上一把刀，遇事能忍祸自消”，所谓“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忍什么？忍小利而成大业。也就是“毋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勾践如果忍不得会稽之耻，怎能卧薪尝胆，兴越灭吴？韩信如果受不得胯下之辱，哪能有日后统帅三军的威风？
逞匹夫之勇，人人做得到；百忍成金，却只有杰出的人物才行。
中国人向来提倡“以忍为上”、“吃亏是福”，这是一种玄妙的处世哲学，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俊杰，并非专指那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冲锋陷阵无坚不摧的英雄，而应当包括那些看准时局，能屈能伸的智者。
可是有不少人一遇侵犯，就会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尊严”，甚至为了所谓的“正义”与“公理”，而与对方搏斗，有些人因此而一败涂地，有些人虽然获得“胜利”，却元气大伤！
汉朝开国名将韩信是忍者的最佳典型，乡里恶少要他爬过他们的胯下，不爬就要揍他，韩信二话不说，爬了。如果不爬呢？恐怕一顿拳脚，韩信不死也只剩半条命，哪来日后的统领雄兵，叱咤风云？他吃眼前亏，就因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所以，当你在人生的丛林中碰到不利的环境时，千万别逞血气之勇，也千万别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宁可“心字头上一把刀”——忍了。
与韩信同时被称为“汉初三杰”的张良，也是一位能忍的高手。张良原本是一个落魄贵族，后来作为汉高祖刘邦的重要谋士，运筹帷幄之中，辅佐高祖平定天下，因功被封为留侯。
张良年少时因谋刺秦始皇未遂，被迫流落到下邳。一日，他到沂水桥上散步，遇一穿着短袍的老翁，近前故意把鞋摔到桥下，然后傲慢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不禁拔拳想要打他。但碍于长者之故，不忍下手，只好下去取鞋。老人又命其给穿上，张良对此带有侮辱性的举动，又忍了，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人又折返回来，赞叹说：“孺子可教也！”遂约其5天后凌晨在此再次相会。张良迷惑不解，但反应仍然相当迅捷，跪地应诺。
五天后，鸡鸣之时，张良便急匆匆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已先到，并斥责他：“为什么迟到，再过五天早点来。”第三次，张良半夜就去桥上等候。他的真诚和隐忍博得了老人的赞赏，老人于是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大乱，你用此书兴邦立国；十三年后再来见我。我是济北毂城山下的黄石公。”说罢扬长而去。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看书，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诵读，刻苦钻研兵法，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会碰到不尽人意的事情。需要你对人俯首听命的时候，你必须面对现实。敢于碰硬，虽不失为一种壮举，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硬要拿着鸡蛋去与石头斗狠，只能是无谓的牺牲。
所以，不妨拿出一块心地，单搁不平之事，闭起双眼，权当不觉。
所谓“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其实，一时的低头，是为了日后更好的出头呀！
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原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大意】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用刑法来整治，老百姓知道避免犯罪，但并没有自觉的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整治，老百姓就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与卫文子曾经有过一段对话，可以看作是对上面这段论述的进一步阐释。
孔子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知道按驾马者的意思行走奔跑。用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不用缰绳而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是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把驾马者摔下来。”
卫文子问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住缰绳，右手用鞭子来驱赶，马不是跑得更快吗，不然的话，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怕你呢？”
但孔子还是坚持说，只要善于使用缰绳，驾驭的技术到家，就没有必要用鞭子来驱赶。
从孔子与卫文子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实际上说的是儒家与法家的区别：儒家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驱遣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而卫文子的看法，则是德治、法治兼用，儒、法并行。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考察历史和现实，显然还是卫文子的主张比较行得通一些。
只是孔子针对当时法家的“法治”路线，提出了“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才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孔子还特别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因为《诗经》语言温柔敦厚，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所以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出于政治的需要，《诗经》往往被断章取义，比附上许多道德观念。“思无邪”的意思就是“思想不邪恶”，也就是不违背周礼。
统治者要“为政以德”，首先要自己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下属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春秋时期，秦国有一个国王叫秦穆公，有一次，他不小心把自己一匹宝马弄丢了。那匹宝马跑到一个村庄后，被村民们抓住，但这些村民并不知道这是国君的宝马，便把它给杀了，然后把马肉分给全村人。不久，官差就发现了这那帮村民把秦穆公的宝马给吃了，于是就把全村的村民都抓起来。秦穆公知道后说：“放了他们吧，怎么能够为了一匹马而去杀人呢？”而且，秦穆公不但原谅了那些村民，还送来好酒给他们喝，并说：“吃了好马的肉，必须喝好酒。”村民们都很感激他，并牢牢记住了他的恩德。后来，晋国攻打秦国，秦穆公被晋国的军队团团围住。就在这危难的时刻，那些当初受过秦穆公恩惠的村民，自动自发的组成敢死队，他们冲进了晋国军队的包围圈，勇猛地杀敌，最后不但把秦穆公给救出来，还顺手把晋国的国王也给俘虏了。
战国时，齐宣王召见了一位叫颜斶的名士，颜斶刚上殿来，齐宣王就傲慢地说：“斶，走到我面前来！”颜斶也说：“大王，走到我面前来！”宣王不高兴，左右的人更是哗然：“大王是一国的君主，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颜斶答道：“我走向前去是贪慕权势，大王走到我面前来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做一个贪慕权势的人，不如让大王做一个礼贤下士的人。”
颜斶的回答可谓是一针见血，一语中地，而且妙不可言，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士兵们都想见见指挥作战的人，他们对轻视或不关心他们的指挥官表示反感。士兵们总是相互传播指挥官走访他们的情形，即使是短暂的走访，也看作是对他们的关心。”所以，作为领导者，应该放下架子，走到基层中去，走到群众中去。
此外，企业领导者良好的道德素质也能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1993年11月16日，广西北海金城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德籍华人哈里驾车与公司三名职员经过八宝村时，有人拦车，说有个孩子被歹徒绑架，要求帮助。这时，有一名职员提醒哈里，这种事最好不要管。哈里却说，这种事不能不管。于是，他调转车头，追上去扭住了两个歹徒，救了孩子，并将歹徒扭送公安部门。事情传开后，记者竞相采访。哈里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情味儿，即使钱赚得再多，活着也没意思。”而且哈里还当即表示要拿出20万元作为社会治安基金，专门用来奖励见义勇为者。哈里的事迹在新闻媒介的宣传下广泛传播开来，一个关心社会问题，见义勇为的企业家的美好形象，很快在社会公众中建立起来，其企业也随之增光添彩，大大提高了知名度。
哈里解救遭绑架的孩子，是一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却对其企业产生了良好的公关效应，这与那种精心策划的广告、义演等活动，其境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勇于表现才能抓住机会
【原文】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大意】孔子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是在老师面前也不必谦让。”
在《论语·里仁》篇里，孔子曾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可无不可，只要是符合正义的就行。”
所以，孔子的学生说他“毋必，毋固”，即不死板，不固执。
孟子更是赞美说：“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该做官就做官，该辞职就辞职，这就是孔子啊。”“孔子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是集大成者！”
回到“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来看，凡事让于师是遵从师道尊严，当然不错。但是，只要是行仁义的事，也就不能拘泥了。这里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方面的意思是说，当自己的意见和老师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老师错了，自己是对的，这时就不必谦让，而应该坚持自己正确的看法。这也恰如亚里士多德那的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另一个方面意思是说，只要是行仁义的事，就要自告奋勇，积极主动上前，而不要谦让于其他的人。比如说大家选举你当人民代表、职工大会代表什么的，为大家服务，有什么可谦让的呢？
下级人员要想取得上司的赏识，首先是自己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才能，世有千里马而后有伯乐。不管如何殷勤表现，若非千里马，也不会被伯乐看中。但在具备了一定能力后，你就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上级这个“伯乐”上了，要想怀才而遇，就必须适时、适当地表现自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在今天有些行不通了。越是“只问耕耘”的人，就越是没有出头之日，因为隐没在人群中，领导根本关注不到他们，原因就在于这些人不善于表现自己。
领导喜欢勤快、干净利索又“会来事”的下属，作为年轻人，资历浅，要想有所发展，必须从身边的小事勤勤恳恳地做起，不能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做。有时候小事更容易体现勤快，体现扎实，更易于表现自己。上级都希望下级能够主动工作，积极地找事来做。有些时候，作为上级领导，对某件任务下级是否有能力完成，心中并不肯定，想叫你做，又怕你不能承当；有时候，要完成某项工作，需要冲破规则，但上级碍于他的地位，又不能明说，故此项工作也不好交下去。在这些时候，有能力的下级，要想有所作为，就应抓住机会，大胆表现，主动请缨，同时明确你的权限，配合上级把工作做好。
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爆发了一场战争，英国派特混舰队司令沃德伍德出战。在临行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问他需要什么时，他答道：“权力，希望到时内阁不要干涉我们的军事行动”。撒切尔夫人回答：“我授予你除进攻阿根廷本土以外的全权。”结果，在整个战争中，由于首相及内阁没有干涉沃德伍德的行动，所有的战略计划、作战方案、进攻地点和时间都由沃德伍德一手制定，保证了突击的绝对机密性和机动性。
同样在战场上，登陆指挥官穆尔临行前也向沃德伍德要求“权力”，“希望你给予我调整行动的最大机动权。”得到同意后，英军登陆发现阿军已成惊弓之鸟，穆尔立即放弃了沃德伍德稳扎稳打的战术，采用蛙跳战术，直扑阿军主力聚集地，使阿军措手不及，只好投降。
战后，沃德伍德和穆尔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广泛的赞赏，声誉也随之大增。试想，如果英军指挥官没有勇气要求领导“放权”，要求独立承担责任，如果需要事事请示汇报，就会耽误了战机，最后将可能导致失败。
所以，不要怕向领导“要权”，只要是为工作着想，从单位整体利益出发，领导自然就会乐于“放权”给你，让你有自由发挥的余地，这时表现你的舞台已经搭好，你就可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了。
能容人才会用人
【原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大意】孔子说：“作领导不宽容，行礼仪不严肃认真，遭遇丧事的时候不悲哀，我能用什么来观察这种人呢？”
作为一个领导，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居上不宽”的问题。孔子曾反复从正面强调“宽则得众”的道理，认为宽容就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并把“宽”作为“仁”的五个方面内容之一。
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房龙曾写过一本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宽容》，把宽容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宽容对于一般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话，那么，对于居于上位的人来说，就更应该是一种必须具备的素质了。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儿能够在里面生存；人太明察，太苛刻了，就没有人愿意跟随你了。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说的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宽则得众”的著名典故和故事，诸如楚庄王绝缨尽欢，孟尝君不杀与自己夫人通奸的门客，汉高祖重用陈平，曹操下《求贤令》选拔那些虽然有各种缺点却有才干的人，唐代宗不追究郭子仪的儿子得罪自己，宋太祖宽容受贿的宰相赵普，宋太宗宽容酒醉的功臣孔守正和王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与此相反，因“居上不宽”而自食其果的例子也同样是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说“居上不宽”是领导者的致命伤，而宽容的肚量则是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起码要求。越是进入民主的时代，这一点就越发突出。这是所有领导者或想当领导的人必须牢记的。
如果你的下属犯了错，请不要轻易指责他，一定要保持适度地宽容。
你是否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这与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忍受员工的不足有关。对于员工的错误，最好是从中总结更多的教训而不是过于追究。如果偶尔发生下面的事情，还应该宽容处之为好：
①员工某一天上班迟到；
②当你认为员工应当告诉你某一事情时，他们却没有；
③员工丢失了一份重要的文件；
④员工向顾客提供了一条错误的信息；
⑤员工没有积极主动地解决某一问题；
⑥员工忘记了某一事情或违反了某一规则；
⑦员工违反了制度；
⑧员工做错了某一事情；
⑨员工无意得罪了你。
当然，宽容也得有个限度。如果某位员工已经把犯错从“偶然”变成了“经常”，并且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管理者，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作为管理者，你的作用就是要保证事先制定的制度得以执行，并且以一种令人接受的方式去解决那些偏离制度的行为。如果你将自己视为一个评判他人行为的法官，让自己不断评价他人，那你将会与员工逐渐疏远。所以，管理者应该充当员工的一名顾问，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做出令人接受的判断。
总之，保持适度的宽容和容忍，会使得你在工作中与员工融洽相处，员工对你的指令或者所分配的任务也能欣然接受，并尽最大努力去完成。
学会与部下同甘共苦
【原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大意】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子路请求再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倦怠。”
从孔子对子路所讲的这几句话中，可以体现出孔子勤政爱民的思想。
“先之”是爱民，也就是后来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凡事都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做到了这一点，就能使自己成为老百姓的表率。
“劳之”是勤政，即兢兢业业，吃苦耐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治理国家大事是这样，做一个单位的领导也是这样。只要做到了“先之劳之”，也就是一个好领导、好干部了。
事实上，真正能够让下属拥戴的领导绝不是高高在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领导，而是那些能与员工同甘共苦、共同奋斗的领导。
纵观商业史上的众多企业巨头的发家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人在创业初期都是靠两三个部下同心协力，同甘共苦，最终才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这种情况下，上下的心往一块贴，力往一处使，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又有什么原因使他们不成功呢？
其实，与人共患难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因为危难情况下，共渡难关，同舟共济往往是惟一选择。真正困难的是危难过后，苦尽甘来，仍能与部下共享安乐。春秋时，晋文公重耳即位之前深得介子推的帮助。他即位之后就论功行赏，功大的封邑，功小的晋爵，各得其所。介子推不愿受封，重耳仍把绵上封为介子推的祭田。于是，众臣此后更加竭力相报，终于帮助他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时期，邹国与鲁国发生了战争。等战争结束后，邹国死了很多将士，但老百姓却没有一个死伤的。更让邹穆公生气的是，老百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将士被杀也不去营救。但生气归生气，邹穆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他便向孟子请教：“这次战争，我们的国家死了很多将士，而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而牺牲的。我想杀了他们，又杀不了那么多；不杀他们，又恨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听后，就对邹穆公分析说：“当年闹灾荒的时候，您的老百姓四处逃亡，而您的粮仓里却堆满了粮食，仓库里装满了财宝。那些将士一直就没有仁爱之心，对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漠不关心，也从来不向您报告老百姓的情况，他们这样残害老百姓，难道不是咎由自取的吗？曾子说：‘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这次两国交战，终于让老百姓找到报复他们的机会了。所以，您也不要去责怪老百姓！只要您施行仁政，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对他们多一些关心和爱护，他们自然就会来亲近您，并愿意为您效劳了。”
听了孟子的这番话之后，邹穆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后来，邹穆公开始按照孟子所说的去做，主动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实惠，并最终感动了老百姓，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爱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作为一名领导者，身处逆境时与部下共渡难关，时来运转时千万不可独自居功，尽享成果，惟有如此才能赢得威望，得到部下的拥戴，共创大业。
那么，作为领导者，应该怎样做才能算是同部下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呢？
（1）逆境中，与部下同心协力
哪个公司都有经营困难之时，哪个领导也都有身处逆境之日，这时，一个出色的领导应做一个好的舵手，看准方向，动员所有部下共同努力，充满自信地面对困难，而不是端着架子，只知道指使别人。危船上你也要尽一份力，否则旗倒船翻，你自己也要掉进海里。
（2）功成名就，莫忘难兄难弟
当时来运转，功成名就之时，千万不能翻脸不认人，更不能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这样的领导最为人所不齿，谁愿意自己拼命保全的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呢？一旦领导的魅力丧失殆尽，你自然就会背上不义的骂名，难兄难弟就不会再为你效力，新来的人也会望风而逃。
最好的做法是谋求双赢，让下属分享你的成果，使其自身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得以实现。
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领导与部下的共同努力，携手合作。身为领导，一定要做到与部下同甘共苦，居安思危，才能使事业蒸蒸日上，也才能让下属更加拥戴你。
有所尊崇，有所摒弃
【原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渭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刃；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日：“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大意】子张向孔子问道：“怎样做就可以从政了呢？”孔子说：“尊崇五美，屏除四恶，就可以从政了。”子张问：“什么叫五美？”孔子说：“君子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役使老百姓，老百姓却没有怨恨；有欲望却不贪心；泰然自若却不骄傲；威严却不凶猛。”子张又问：“什么叫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孔子说：“借人民能够得利的事情而使他们得利，这不就是给人以恩惠自己却不需什么耗费吗？选择可以役使老百姓的时候去役使，谁会怨恨呢？想得仁便得到了仁，又有什么贪心呢？君子无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从不敢怠慢，这不就是泰然自若却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斜视，庄重地让人望而生畏，这不就是威严却不凶猛吗？”子张又问：“什么叫四恶？”孔子说：“不加以教育而加以杀戮叫做虐；不加告诫而督查成绩叫做暴；政令松懈而限期紧迫叫做贼；同样是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叫做小气。”
孔子所说的“尊五美，除四恶。”不仅对于从政，就是对于平常的管理工作，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所谓“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其实就蕴含了“惠而不费”的意思在内。政府的一项好政策出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需要耗费政府的财力和物力，这样的事情的确是有的。比如说“为市民办实事”的问题，很多实事，其实就在于当政者能不能想到，而不在于需要什么耗费的问题。这种“惠而不费”，在个人生活中也是有的，所谓“助人为乐”，其实，严格意义上的助人为乐就是一个“惠而不费”的问题。帮帮朋友的忙，替人带带东西，捎捎信，或者替外地人指指路等等，都是于人有利而于己无害的事情，这不是“惠而不费”又是什么呢？真要惠而“有”费，把自己的贵重东西送给人家，别人还不见得会接受呢。所以，应该大力提倡的是“惠而不费”的风尚。无论在不在“公门”，这种风尚都是可以身体力行的。
“劳而不怨”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任劳任怨。任劳容易任怨难，这是大家都有的经验。所以，做一个领导人能让人任劳任怨是很不简单的。尤其是做一个基层领导，能使手下人都高高兴兴地工作，任劳任怨，那可真得要有两下子。当然，做高级领导人而能够让全国人民都任劳任怨，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如果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都还侧重于领导水平的方面，那么，“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却涉及到领导者的个人修养和素质了。
“欲而不贪”是说有欲望但不贪婪。以我们这个时代而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该拿的钱还是要拿的，但不能贪污受贿，利用职权谋私利。“泰而不骄”是说既要保持不忧不惧的心态，心平气和，遇事泰然自若，又不要装模作样，色厉内荏，给人以盛气凌人的感觉。至于“威而不猛”，则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威严，要让人畏服，但又不能给人以凶猛可怕的印象。有了这种印象，人家一看见你就躲得远远的，你还怎么去领导他呢？
五美有了，领导者的形象也就树立起来了。相应的，还要去掉一些坏毛病，这就是“四恶”的问题了。
一恶“不教而杀”。所谓“杀”，照我们的理解，倒不一定真要动刀子，判死刑，而是说处罚惩戒。对于部下也好，对于民众也好，不加以教育引导而只知一味惩处，那这领导是绝对做不长的了。莫说做领导，就是做家长，不教而惩罚，那也是要父子反目成为仇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必须摒除的毛病。
二恶“不戒视成”。事先不告诫，不指导，而只管要部下做出成绩来，这是一个粗暴的领导者形象。人家不给你完成，你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三恶“慢令致期”。领导者自己要求不严格，却又要求人家如期完成任务，这不是害人家吗，这也不是一个好干部应有的作风。
四恶“出纳之吝”。做领导的一定要大人大量，有魄力，有决断，切忌像个小管家一样，小气吝啬，那样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
五美有了，四恶除了，那么作为领导，在管理方面也就游刃有余，进退自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