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诗人对那一段中国革命历史的深刻反思。首先是“我”对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表示怀疑，并迸发出自己的不满：为什么那么坚强的“干妈”会死于贫困？延安当地的百姓们当年支持革命是为了什么？父母为什么没有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却为那些可耻的流言所击伤？作为一代知识青年的“我”为什么要因为父母而流放远方？作为养大了革命力量的圣地延安，何时才能得到革命者的真正反哺而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样的反思，其实也正是对“文革”十年的反思，也是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及其方向的反思，更是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心。这样的反思正是诗人身上所拥有的那样一种民族热情与爱国情感的集中体现。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反思中国人民的命运、反思自我的前途，正是此诗重要的信息代码之一。中国现代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革命的目标是不是完全实现了？现代的革命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历史的进程为什么总是存在如此的误差而许多人还认识不到？此诗中有关这个方面的信息，无疑具有一种革命史与哲学史的意义。
其四，对自我灵魂进行严厉审视的信息代码。诗中的六首可独立的短诗，可以说没有哪一首不是对自我的反思；诗人正是通过对自我的反思，表达了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种种思考；在诗中，自我的情感、自我的灵魂、自我的道德与自我的情操，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忏悔形态。在诗篇开始的时候，抒情主人公不敢用眼睛正对“干妈”，即使是那墙面上只是一幅干妈的画像，“我”也不敢面对。为什么呢？因为“干妈”已经死了三年，“我”根本就不知道；正是从面对墙上的画像开始，他对自己那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进行了痛苦的回忆。其实，从前的他也多次不敢面对干妈的面容：为那一条为大叔用过的不干净的洗脸毛巾，“我”不敢面对干妈的眼睛；为那一盏花了三十个工分所得的一块二毛钱、翻山越岭才买来的油灯，他也不敢面对干妈的眼睛。在干妈面前，他才真正地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在干妈面前，他才真正地认识到中国革命为什么会取得胜利。诗里有的是对从前的自我言行的反思，有的是对自我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有的是对革命老区人民的敬仰，有的是年轻人的无知与悔过自新的愿望。读了这样的诗，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白、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自我拷问从诗中走出来，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并铭刻在人们的心上。最为感人的就是那个自我反思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具有丰富的精神含量与深刻的历史概括性。所谓“文学是人学”，那诗歌更是关于人的精神的镜子，是抒情主人公的灵魂的一面镜子。经过了“文革”十年的知识青年精神信息的代码在诗中是完整地存在着，并对读者起着路标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此诗具有对个人生命进行审视而不断忏悔的宗教意义。
其五，中国北方农民精神信息的艺术代码。诗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三类农民，正是中国北方农民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北方人民的可爱与可敬，其实他们也正是中国传统民族与文化精神的表征：首先，“干妈”是中国北方农村妇女善良、朴实、热情、真诚品质的活化身。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干妈将他人的小孩当做自己的小孩，甚至比自己的小孩还好还亲。“我”与她并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她的什么亲属，也不为其父母早年朋友所托，因此她大可以不必如此；并且“我”由于自己的出身比较特别，并没有人愿意领养这样的对象。可是“干妈”热情地让他住到自己的家里，不仅问寒问暖，还将他真正地当做自己的儿子来对待。干妈并没有什么文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这样一个北方的妇女，在诗人的笔下却是那样的崇高与伟大。其次，是中国北方的男性农民王树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长有多高、多大年纪也没有交代，因此我们并不清楚；但是，他一生与粪土打交道，那样一种勤劳与朴实的样子，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出来；王树清说“干妈”跑那么远去为“我”买一盏灯，其实并不表明他就是真的反对，只是心痛自己的老婆而已。一个朴实而真诚的王树清，真还让我们感动不已。再次，是诗人并没有实写的那个不知姓名的老婆婆，为了让他安心工作而骗了他三年，说“干妈”还好、一直很好，其实她早就死了。这个形象在诗中并不清晰，只是提到而已，却让我们不忘。这正是中国北方农民群体形象中的一个代表。中国北方的三类农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人民的高贵品质、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个民族之所以五千年生生不息，并不断地得到发展与壮大，正是因了这种精神。如果说此诗是赞歌的话，那诗人所赞美的对象，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中国北方地区的广大农民，因为他们正是中国革命的坚强基石。对于中国人民的赞美、对于自己民族的深厚感情，正是诗中重要的信息代码之一。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具有特殊的地理与文化内涵，诗中对此的反映，让我们对此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因此具有一种民族精神史上的意义。
其六，中国北方的文化与艺术信息代码。《干妈》是一种标准的自由体，并不押韵，也没有严格的格律，但在艺术上却极有特色，形成了独立的艺术表达方式。它是从何而来的呢？与中国北方地区民歌民谣有密切联系。诗中常常引用“干妈”与“大叔”的话，诗中好用叠迭词与象声词，常常有一种对偶句与相对整齐的排比句式，都与“信天游”这种民间歌谣极为相似。诗的语言简洁、准确，没有一点欧化倾向，喜用比喻与拟人，日常生活口语的力量，如此等等，都来自于北方的民间语言。那样的朴实、活跃与生气，与书面语言存在极大的区别。在艺术技巧上，此诗特别讲究对细节的精雕细刻、常以意象来呈现意义、以情与景的交融而形成一个意境、以对比的方式表情达意、首与尾的照应等，都与中国古典诗词存在着直接关系。如果要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进行考察，此诗更像《诗经》而不像《楚辞》，来自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国北方的文化与艺术信息形成了代码存在于诗中，让后来者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发展。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基本的艺术基因与文化传统，因此，此诗对于北方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就具有了一种艺术发展史上的意义。
叶延滨从事诗歌写作三十多年，出版诗集数十种，获奖若干，许多诗被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成就卓著的当代中国诗人。这样的艺术道路正是从本文所谈的《干妈》开始的。而在这首诗里，为什么存在如此多重的艺术代码，正是这种种信息所构成的艺术代码成就了此诗的时代性与历史性，同时也成就了此诗的艺术性与生命力。如果一首诗中只是个人化的信息，而与自己所生活时代、社会、文化、地域与民族等没有任何关系，那其生命力也许是相当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此诗中的上述种种信息都是通过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的“我”与“干妈”、“大叔”以及那个代替干妈不知姓名的北方妇女，还有没有出场的“我”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传达的。因此，种种信息就不再是一种理性的东西，而成为一种感性、感情与意象存在于诗的局部与整体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代码”。如果它们不能成为一种艺术代码，也就不具备诗学与诗艺上的意义。最为重要的是，此诗中的所有信息代码组合起来，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人的生命历程、革命的发展历程、民族的精神谱系、地域文化的影像等，如此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为中国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多棱镜，更是二十世纪中后期时代青年精神历史的多面镜。我认为，诗中呈现的种种现象，的确值得我们反复地思考：也许正是因为其中隐藏着多重信息代码，它才成为一首杰作；也许正是因为诗人自己的喜爱，才再一次地将其选入三十年诗歌选集的首篇。具有丰富的思想与艺术信息的诗作肯定是不会被忽略的，那么，我们今天重读这诗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原载于《诗歌月刊》2009年8月下半月刊
（邹建军：著名批评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副主编）
三：
鸦群的翅膀让位于满天星星
——叶延滨诗歌及其他
古马
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当政治气候回暖，文学艺术领域开始敏锐复苏之时，我们渴盼已久的“百花齐放”局面露出了蓬勃的端倪。后来的事实证明，被压抑太久的探索精神，催开了令人炫目的艺术花朵；不同艺术流派的雨水，在不懈地浇灌着贫瘠的精神土壤。直到今天，这股热情还没有止歇。这大约三十年的时光，谈论艺术创作个体的得失似乎为时尚早。特别是当我们仍旧为创作的自由继续努力的时候，特别是当艺术或者诗歌的边缘化仍旧被认为是不正常现象的时候，三十年的时光，似乎还是短了点。或者，这过于狭小的时间中，由于涌现了太多的精神事件，我们还没有培育好自己良好的消化胃口：我们作为评判者的发声器官，还显得缺乏自信；我们用来汲取信息的心灵，还装置着自备或他备的过滤器。不错，我们仍然是偏颇的，仍然有失公正。好在，我们承认我们的局限。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声音，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这样的结论，立足于将一棵树剖开，年轮在时光中一圈圈生长；立足于影响其生长的因素，来自天空还是泥土。立足于它身边的一棵树，开出的花朵，长出的枝条，结出的果实，发出的声音。
这样的结论，对于花甲之年的诗人来说，更多臆测，更多借助于历史和阅读留存的记忆。但，我们走近他们，也属必然：时光在回忆中有时会交叉，像一条条熟悉而陌生的路。
二
在这样一个时光段落中，于我而言，最先浮现的中国诗人，是北岛。当我大学期间，第一次被《回答》触电时，我就知道，他成功地激发了一个男人隐藏在天性中的社会意识和反抗精神。这是一种指向高处的诗歌，和当时弥漫的热情是那么合拍。诗歌在不期而然中，成为发泄青春苦闷的途径，也在不期而然中，培育着诗歌的理想。北岛这一时期的诗歌，有论者称之为“英雄理想主义”。他的诗歌声音，是对“政治父亲”的反抗与试图重构。由于影响之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歌主导话语方式的错觉。诗歌的这种热潮，在经济的飞速发展冲击下逐步平息的时候，那些已被列入新时期诗歌史的诗人们，我们才发现，当同样的历史境遇摆在面前，他们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不同的态度，在努力寻求着不同的诗歌话语方式。
他们是那么的不同。比如叶延滨和北岛。如果说北岛的诗歌言说方式来源于“政治父亲”的压力，则叶延滨的诗歌言说方式来自于“土地母亲”的爱。北岛是天空的、倒映的、凌厉的，而叶延滨则是土地的、现实的、朴素的。一个强调历史的现实性时，一个侧重了现实的历史性；一个是对摧残人性的谴责和对人性的呼唤，一个是对人性的忠实记录和发自肺腑的感恩。
不同的语言取向，也预示了不同的生活和价值取向。当北岛后来开始漂泊时，叶延滨却在体制内发现、寻找着心灵的平衡。从这一点看，叶延滨选择了不同于北岛的理想主义，也不同于舒婷等人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这种选择，在我看，主要是和个人经历有关。在生活的最底层摸爬滚打，并和生活在那儿的农民、工人结下了深厚情谊的人，我想其更多关注的是生活层面的现状。
他的诗歌起点，更接近于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我的姐妹”，企图在细节性的描述中托出生活的真相，托出生命在其中艰难的成长过程。这不是创作在经历不断的调整后，一种自觉的选择，而是时代宽松的背景下，一种真诚的言说。是一种在时代的荒凉之后，向爱的靠近。他唤起的是艰难岁月中温暖的记忆。是的，当我读到“带着刺鼻的烟锅味，/带着呛人的汗腥味，/带着从饲养室沾上的羊臊味，/还有老汉脖子上擦下来的/黄土，汗碱，粪土，草灰……”这样的诗句时，即使时隔三十多年，我的心还是回到了过去：祖父晾晒的粗大的烟叶，点燃后缭绕不散的青色烟雾，浓重的烟垢味；夏天，从地里回来后，大人们浑身汗味，衣服湿透又被风吹干；还有那饲养院，炕上土腥味夹杂着麦子被热炕渐渐烤熟的味道；还有汗水打湿的脖子，被麦穗刺得生疼……更多感到的是一种亲切。
不仅如此。当其以诗歌的方式观照生活的时候，那潜藏在心底的感情被激发了出来，多了一份感恩，少了一点愤怒；也正是由于那样的时代背景，不同话语方式的诗人及其诗歌，不约而同地具有了反思的品质，只不过向度不同。
在一定程度，《干妈》这样的作品，对我们多年所崇尚的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诗学，是一种理性的阻滞；它在向时光提醒：生活不是非此即彼；理想不是从一种狂热到另一种狂热；历史不是从一个陷阱中跳出又跳入另一个陷阱。拯救我们的，是爱，而不是其他。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干妈》呈现出了它独特的诗学价值，尤其是在当下对现实或生活的关注度减弱的情况下，重读《干妈》，我们自当思索：借助于对伟大而平凡母亲的纪念，作者不仅完成了个人的精神梳理，而且打破了爱的言说的枷锁，打破了谈人性色变的枷锁，在对我们革命的浪漫主义诗学冒充现实主义诗学之路偏离的同时，让诗歌转向对生活的关注，成为向下的诗歌。这样的作品，自然会想起昌耀《慈航》。爱，这命题古老的琴曲，被不约而同地拨响，在表达着一种不朽的信念：“在善恶的角逐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她没有死——
她就站在我的身后，
笑着，张开豁了牙的嘴巴。
这样的诗句，在向我们表明，诗人的道路，正是因为有一个“干妈”、有一位母亲，在注视着。这样的诗句，也决定了叶延滨诗歌的质地：朴实，真诚。
因为，干妈在说：
娃娃别嫌弃你大叔，
他这个一辈子粪土里滚的受苦人，
心，还净……
三
沿着这样的道路，诗人开始了艰辛探索，——那些年轮诗章，在三十年的创作道路上被掏出来。
诗歌对于诗人的要求，或许十分简单，正如《在西西里岛，一个古希腊剧场对中国诗人说》：
能把你的心敞开
裸露在太阳下面吗？
如我一样地面对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