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真话，也应该是根据真理说话。世上不一定有真宰，但真理总还是有的。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
题意是文章过失，非文过饰非。
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又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此文，字不到两千，用化名，小说形式。文中，先叙与主人公多年友情，中间只说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后再叙彼此感情，并点明他原是一片好心。最终说明主旨写文章应该注意细节的真实。纯属针对文坛时弊的艺术方面的讨论，丝毫不涉及个人的任何重大问题。扯到哪里去，这至多也不过是拐弯抹角、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地，对朋友的写作，苦口婆心提点规谏。
说真的，我写文章，尤其是这种小说，已经有过教训。写作之前，不是没有顾忌。但有些意念，积累久了，总愿意吐之为快。也知道这是文人的一种职业病，致命伤，不易改正。行文之时，还是注意有根有据，勿伤他人感情。感情一事，这又谈何容易，所以每有这种文字发出，总是心怀惴惴，怕得罪人的。我从不相信“创作自由”一类的话，写文章不能掉以轻心。
但就像托翁描写的学骑车一样，越怕碰到哪一棵树上，还总是撞到那棵树上。
已经清楚地记得：因为写文章得罪过三次朋友了。第一次有口无心，还预先通知，请人家去看那篇文章，这说明原是没有恶意。后来知道得罪了人，不得不在文末加了一个注。
现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当时所谓清查什么，不过是走过场。双方都是一场虚惊。现在又有人援例叫我加注，我解释说：散文加注可以，小说不好加注，如果加注，不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说是小说也不行。有的人一定说是有所指。可当你说这篇小说确有现实根据时，他又不高兴，非要你把这种说法取消不可。
结果，有一次，硬是把我写给联共的一封短简，已经排成小样，撤了下来。日前，编辑把这封短简退给我，我看了一下内容，真是啼笑皆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能向收信人表示歉意。
鲁迅晚年为文，多遭删节，有时弄得面目皆非。
所删之处，有的能看出是为了什么，有的却使鲁迅也猜不出原因。例如有一句这样的话：“我死了，恐怕连追悼会也开不成”给删掉了。鲁迅补好文字以后写道：“难道他们以为，我死了以后，能开成追悼会吗，”当时看后，拍案叫绝，以为幽默之至，尚未能体会到先生愤激之情，为文之苦。
例如我致联共的这封短简，如果不明底细，不加注释，任何敏感的人，也不会看出有什么“违碍”之处。文字机微，甚难言矣。
取消就取消吧，可是取消了这个说法，就又回到了“小说”上去。难道真的没有现实根据的小说吗，有了几次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
这就很麻烦了。可写文章就是个麻烦事，完全避免麻烦，只有躺下不写，又不大情愿。
写写自己吧。所以，近来写的文章，都是自己的事，光彩的不光彩的，都抛出去，一齐大甩卖。
但这也并非易事。自己并非神仙，生活在尘世。固然有人说他能遗世而独立，那也不过是吹牛。自我暴露，自我膨胀，都不是文学的正路，何况还不能不牵涉他人？
大家都希望作家说真话，其实也很难。第一，谁也不敢担保，在文章里所说的，都是真话。第二，究竟什么是真话，也只能是根据真情实感。而每个人的情感，并不相同，谁为真，谁为假，读者看法也不会一致。
我以为真话，也应该是根据真理说话。世上不一定有真宰，但真理总还是有的。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
真理就是公理，也可说是天理。有了公理，说真话就容易了。
“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曾经是多少有良知的文人所追求的理想，但由于社会政治大环境等的影响，文人们并不总是能酣畅淋漓地书写心中的感悟。古往今来，文人因为文字而惹来麻烦的例子不胜枚举。
文章天下事，得失寸心知。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深味隐藏在文字背后的酸甜苦辣。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能够勇敢站出来讲真话的文人，都需要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来充当社会的脊梁。虽然讲真话很难，但能够坚持讲真话的人才能被人们铭记。
一个社会若想走上民主之路，就要给人民以高度的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