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彘只是小名，他大名叫刘彻。刘彻继位，就得跟别人不一样，想换个纪年的方式。这之前，都是以干支纪年为主，辅之帝王纪年，比如甲子年、高帝元年什么的。但是皇帝生前哪来的庙号谥号？得死了纪年才方便。刘彻一想，欸，当年爷爷文帝因为一个杯子另立一个元年，老爸景帝当年也是一共换了两次元年，为什么不想个记号，以后就用这个记号纪年呢？思来想去，嗯哪，这个记号就叫年号吧。
公元前140年，刘彻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年号——建元，这一年也就是建元元年，他才不到十七岁。
刘彻在一开始就有着不同寻常的举动。他注定要和之前的汉朝皇帝截然不同。
刘邦在位时，一片废墟，乱世一直延续到文帝继位。这期间，汉朝根本没有精力去发掘什么人才，搞什么教育或者学术。文帝时期政局稳定，才开始注重些文化上的事情。文帝时期，很多著名学者被提拔。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叫晁错，景帝时期削藩的那个；一个叫贾谊，著名的一个政论家。
这两个人在文帝朝就已经提出了各种关于改革的建议，但是文帝仅仅采纳了其中一小部分举措——文帝是个冷静的皇帝。但是文帝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在秦末，秦始皇焚书让民间藏书几乎成为奢望，国家馆藏的书籍也被项羽一把火烧了。很多古代的经典，在文帝时期实际上已经或者即将失传了。而晁错在整理和抢救这些古籍方面，确实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文帝时期，大部分濒危古籍都被抢救，并且出现了很多学者，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等学派又出现了很多大学者，逐渐恢复了往日显学的地位。整个国家的学术氛围欣欣向荣。
这其中，当时被称之为黄老之学的道、法中和思想深受文帝、窦太后的青睐。黄老之学崇尚安静，反对过分变革与战争，总是强调战争和改革的反面作用，提倡“无为而治”、减轻赋税、强调法律的作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汉文帝确实为汉朝赢得了积累的时间。
但是景帝开始就不一样了。景帝的老师是晁错，晁错本身就带有一些儒生的色彩，加上后来参与整理的古籍多是儒家经典，耳濡目染地间接影响了汉景帝。所以汉景帝在培养皇子的时候，特意安排了一些儒生去做皇子的老师。一些皇亲国戚也开始向儒学倾斜，比如刘彻的舅舅田蚡，景帝的表兄弟窦婴等等。
这样的情况是必然的，因为黄老之学与儒学相比，有着太多的局限性和软弱性，甚至有对内残酷对外妥协的成分，最糟糕的是黄老之学自我更新的余地也远远不如儒家。
景帝时期，齐人辕固生因为研究《诗经》取得很多成果，被召为博士（有点类似后世的翰林院翰林）。当时，博士之中，最具权威的是黄老之学的黄生。辕固生与他关系并不融洽，干脆，两人请景帝前来参观儒道两家博士的学术辩论会。
此次学术辩论会的题目是“商汤王灭夏与周武王灭商是否合理”。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辩论很久了，黄老和儒家一直争论不休。
黄生首先发言：“我方认为，汤武二王对当时的中央政府发动战争，并不是顺应天命，而是弑君篡位。”
辕固生说：“我方观点认为，当时中央政府的首脑夏桀和商纣都是暴君，天下的民心是顺着汤王、武王的。天下的民心希望汤武能够取代当时的中央政府，桀纣的人民不愿意为桀纣卖命而投靠汤武，汤武的继位也是带有不情愿性质的，怎么能说是没有顺应天命呢？”
黄生说：“帽子就是旧了，也得戴在头上吧？鞋子再新，也得穿在脚上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上下分工不同。汤武作为臣子，在天子有过错的时候不去想着怎么劝谏，反而因为劝谏无效就把天子杀了，自己称王。这不是弑君篡位是什么？”
辕固生只好使出撒手锏：“这么说来，我朝高皇帝取代秦朝成为天子，怎么说？”
就在这当口，景帝突然发言：“好了，好了。这个，吃肉不吃马肝（后人讹传马肝有毒，其实应该只是说马肝不好吃或者难啃），不能说这个人就不是美食家吧？今后啊，这种不和谐的问题就别提了。学者不讨论这些汤武革命的事情，就是伪学者么？”
景帝再不发言终止辩论，说不定两边就得骂到高皇帝那儿去了。这次，窦太后又不高兴了，召见了辕固生，问他《道德经》上的学问如何。辕固生淡定地说了句：“就那么回事，给家庭妇女看的。”
窦太后能饶得了他？立马叫来人，把辕固生丢到斗兽场去和野猪搏斗。好在景帝悄悄地给了辕固生一把利剑，辕固生当年在地方上参与军事训练也是个好手，一剑刺下去，正中野猪的心脏。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第一，景帝时期，中央级别的学者中儒派的已经有了一定的话语权；第二，窦太后是黄老学的脑残粉；第三，景帝更倾向于儒学；第四，当时的黄老之学思想更加死板教条。
刘彻在儒黄两派争锋的时代长大，即位之初的他，带着对儒学的向往和对奶奶的叛逆，开始了一场虽最终失败但是影响了两千年的改革——建元新政。
刘彻与文景不同，他从来没想过指望和亲换来和平。此时爷爷和爸爸已经积累下这么多的家业，国家完全有实力进行一次整合。路已经铺好了，就等着他收拾好国家，与匈奴决一死战了。
在儒派官员，舅舅田蚡、表叔窦婴（当时的丞相）的指引下，年轻的刘彻提拔两个儒生进入高层。一个是赵绾，任御史大夫，一个是王臧，任郎中令。这个闸口一开，大量儒生进入到高层。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好事。首先，在这个时候，中国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用现在的话说，确定一个普世价值。而在众多思想中，道家太出世法家太极端，唯有儒家思想是最为独到。
很多人估计受到新文化运动和后世儒家尤其是满清腐儒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儒家无甚好感。实际上，就算是现在，有人极力反对儒家思想，那么无非三个原因：第一，没能理解儒家思想；第二，纯粹人云亦云；第三，本身价值观不正。最近据说教师节要改时间了，改成孔子的生日。呵呵，其实国外很多国家（好像美国也是）都是以9月28日孔子生日为教师节。
歪楼了，我们继续说刘彻的改革。这次改革，各个儒生都提出了很多建议，无非两个方面：第一个，兴儒学；第二个，除弊政。
建元元年初，刘彻就颁布了“举贤良”的政令，希望能够招揽一些人才。这个其实已经具备后世科举考试的雏形，被各个单位举荐的人才，统一考试，写一篇自由发挥的策论，对某个国家时事发表看法。御史大夫卫绾就建议皇帝：“所推举的贤良之才，在回答您问题的时候，要是有人引用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这些人的话，请求皇上都不要重用他们。这些都是祸国殃民的角色。”汉武帝同意了，这下，至少法家纵横家的学者是参加不了考试了。
在推举的“贤良”中，有个人脱颖而出，此人在文帝时期就已经是博士，此时其实已经取代告病隐居的辕固生成为儒林的宗师——董仲舒。
他在《举贤良对策》这篇文章中提到：今后招博士，如果不是学习六艺的，不是研究孔子的，就别招了。统一咱们的教育，统一咱的学术考核内容。
这句话说到刘彻心坎里了。要是那帮子老臣还拿着黄老那一套，再经营几十年也别想出击匈奴。只有让儒生掌握话语权，整个国家才能有改革的活力与动力，才能有一举北伐的魄力与实力。
刘彻将这个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并且几乎是首要任务。窦太后的心理，我们可以猜到了。接着，当时的儒学大师，《诗经》研究学的泰斗——窦婴、赵绾、王臧等人的老师申公也被接到了长安，准备兴修名堂，供儒家学者讲学。这些儒生也进一步规范了高帝时期传下来的礼仪，提高了国家威望。
没几个月，改革如火如荼，窦太后身居深宫，朝中掌权的黄老派官员越来越少。但是黄老派强调隐忍，所以并没有发作。
接着，与董仲舒一起参与考核的严助，开始受到重用，成为中大夫（议论政事，相当于议员或者秘书之类）。这标志着刘彻准备对文景时期的弊政动手。改革的重点，就在京师，针对关中京畿地区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汉武帝准备大刀阔斧了。
文景时期，很多没有官职的贵族不愿意去自己的封地，就待在长安。早在文帝时期，就执行过一次半强制性的列侯就国，让一些贵族去自己的封地养老。这样，旧贵族远离政治，让新鲜血液更好更快地流淌，他们回到封地，也能让封地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
还有个现象最是不合理。在秦代，没个通行证你别想过函谷关，汉高帝也继承了这个政策。他们这样做其实好理解。对于秦来说，函谷关之外那是“被占领区”，函谷关内才是本土。对刘邦来说，函谷关外是诸侯国地盘，关内才是中心。对于吕太后来说，函谷关外是刘家的，关内才是自家的。但是伴随着文景时期的削藩，关外的土地也大半归属中央，这时候出入关还得拿通行证，不仅没有意义，还对经济发展、物流交通、文化交流都很不利。
刘彻一合计，嗯，差不多了，说改就改。顺便，自由下言论，让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检举违反政令的皇亲国戚。
建元二年十月，大刀阔斧还没砍下，一只老手挡在了刘彻面前——窦太后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原来，改革刚刚涉及到贵族回封地，就让那些旧大臣叫苦不迭。设想下，谁不想在京师这样的大城市待着过好日子？这个时候他们可不管什么清心寡欲的无为而治，一个个找到太皇太后那儿诉苦。太后啊，这个祖宗之法是要被皇上改完咯。太皇太后啊，不知道先帝看到这样会怎样。太皇太后啊，我们黄老之学算是完蛋了……
吵着吵着，太皇太后也坐不住了，准备干涉下朝政。首先就要求刘彻放弃改革，重新回到黄老学说“无为而治”的基本国策上来，继续休养生息，不要折腾。这下，十几岁的刘彻可抓瞎了。
眼看都快一年了，改革的成效就要出现，儒学好不容易掌握了话语权。改革是皇帝提倡的，现在要皇帝下令终止改革，皇帝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可是，皇帝也不能不给太皇太后面子啊？左也是面子，右也是面子，两边的面子都伤不起。这是真伤不起。
刘彻左思右想，干脆心一狠——我也玩次政治斗争。他找到改革派的赵绾、王臧说：“明儿个上朝，你们呢就提议‘以后啊，这个朝政就别老是请示太皇太后了，太皇太后毕竟一大把年纪，也该休息休息了。’然后我就表示同意。怎么样？”
这两个初入政坛的小年轻也不懂，就这么答应了。
第二天，赵绾按照刘彻的指示上奏，刘彻假装思考良久，最后同意了。结果现实将这三个年轻人打入了谷底。窦太后听说之后，对外宣称：“这两个人是想再做新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