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审计报》连续刊载了令狐安先生十几首近体格律诗，我看后特地剪下来，放在案边，闲暇时拿起来读一读。近日又接到令狐安先生的信，寄来了他在内蒙写的诗十首。
这是我这些年读到的今人所作的近体诗中极佳的上品。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和人们艺术欣赏的多样化，尤其是新诗的萎靡不振，近体诗在诗的领域里的活力日见增强。格律诗的辉煌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里的一件瑰宝，其魅力将是长久存在的。可是由于历史上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历史文化传统持排斥态度，所以今人纯熟近体诗的并不多。今人作近体诗，大抵有三种状况：一是既不懂诗律又没有文采，凑足四言八句，即曰为诗；二是所作之诗虽然基本合律，但内容空洞，口号连篇，文字生涩，缺乏诗风诗骨；三是匠人匠气，食古不化，穿旧鞋走旧路，缺少新鲜的美学观念，因而没有活泛的时代气息，诗情贫竭。令狐安先生的诗，当属于极少数人才能属于的另类，即诗骨诗风诗情诗律俱佳的一类。
先说诗骨。诗骨是诗的脊梁，是作者贯穿于全诗的正义感、时代感以及自我的精神理念。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颂扬什么鞭挞什么，通过诗的语言，或用典用掌，或借喻托兴，需要鲜明地表现和渲染出来。令狐安先生在《怀狼牙山五壮士》中，对燕赵健儿为民族解放轻生死，笑掷头颅战凶顽的英雄气概，表达了崇高的敬意。有这样的志士仁人，什么样的侵略者能够战胜中华民族呢？诗言志，这首诗言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凛然大志。虽然咏狼牙山五壮士是个旧体裁，可是由于作者在突出主题方面，尤其是在诗的情感营造方面十分成功，那鸟道式的山，壁残的边关，朔风秋水，衰草狼烟，给人们展示出一幅悲烈的历史画卷。在《吊荆轲》中，他用烈云与猛气，对壮士慷慨赴义视死如归的侠肝义胆，用秋风与悲歌，对“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情调，表达了委婉的赞叹。诗骨，也是诗的主题。表现诗骨固然少不了具体语言，但重要还是要从诗的整体思想性来把握。没有思想性，怎么会有好诗呢？
诗风，当然是指诗的风格。在我看来，诗风还有两层意义。一是指诗人作诗的作风。诗贵通灵，诗也贵踏实。气韵通灵而语言踏实，诗便不脆弱。今人作诗，多因文革时遗留的残因，概念空泛，口号堆砌，让人看了有言不由衷、应景制文、思想匮乏、不妥帖不熨舒的感觉。二是指诗的个性特点。譬如前人曾用豪放与婉约来划分诗人的类型。缺乏个性特征的诗没有魅力，容易落俗于一般化。令狐安先生的诗，当属于豪放型。他善于营造一种大气洋洋的诗的氛围，用这种环境来烘托主题，表现思想。譬如“金日坠地”“皓月临空”对应“朔月”与“衰草”，即暗示了事情发生的时间所在，表达了时间的连动性，又反衬了昔时与今日狼牙山的环境以及面对此景的此时情怀。可谓一语数得。在《登北斗峰》中，“北斗峰头望幽燕，龙蛇苍莽峙千秋”，前半句为横面，即空间，站在北斗峰，放目幽燕尽收眼底；后半句为纵线，即时间，北斗峰千秋万代雄踞于此，阅尽人间沧桑。用这些语言营造“气场”，诗便显得大气。气势便如万马奔腾，如瀑布横流，铺展出大画卷来。
诗情，是诗中饱含着的浓郁的感人情怀，是连接作者与读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实现沟通与交流，引起读者共鸣的人性的袒露。诗情的投入，最忌直白，否则会诗质平庸，给人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甚至酸溜溜的感觉，人们便不喜欢。感情色彩的表述，高明处在于不露表述的痕迹。令狐安先生在《西湖春》中有句“岸柳新生岳王宫，桃花满坞草木荣”，并不直接表述对岳家忠勇的赞赏之情，而是用千百年后，岳王宫里总有新栽的杨柳、桃及百花总开得旺盛，而草木也极尽丰沛，说明后人对岳家的崇敬和吊唁，用这种手法来表达感情色彩，不但自然客观而且含蓄隽永，同时对诗骨的烘衬也很硬朗生动。如《登妙高台》中有“岩头水丝长，台上风意凉”，之类的句子，状物状情状景，最为自然流畅，脉脉含情，于是最为扣人心弦打动情思，委婉而不露丝毫雕琢的迹象。
最后是诗律。诗律当然是写诗的规律。写诗虽然不能墨守一成不变的模式，但还是有大家约定俗成的法度的，它属于形式美的范畴。诗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如中国的书法，由金石而秦篆而汉隶而魏碑而楷行草，直到唐代，近体诗的格式才渐臻固定。诗的这种形式的形成，不是哪一个人那一个年代完成的，是多少人不断探索总结的结果，因此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合乎诗律，会产生人们默契的艺术美。虽然今人写诗有多种艺术形式可供选用，但要写近体诗，建议还是要遵守诗的基本规范为好。令狐安先生的诗，法度严谨，声律中和，可见他对近体诗的研究颇深，使用也非常娴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