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要做文秀才
晚清自打洋务运动起，中国有了洋学堂，也开始把人往国外送。但是，无论洋学堂的学生还是留学生，虽说在当年的中国都是特别宝贝的稀缺人才。但是从官场到民间，却没有人把他们当回事——尽管你也是读书人，但读的是洋书，就不作数，毕了业，没有人当你是士绅。明白人知道高头讲章没有用，八股文章是垃圾，但是积习日久，真是难改。
所以，这些喝了洋墨水的人，要想争得人们的尊敬，唯一的办法是参加科考，挣个功名。像严复这样的，回国职位好，薪水多，可以捐一个监生，直接参加举人考试。如果薪水不足够多，那就只好从秀才考起。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冯国璋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期间，都参加过秀才考试。据周作人回忆，他们学校对学生参加考试一律开绿灯，如果有人中了，还挂牌表示褒奖。周树人、周作人兄弟，考了半截，中途而废，而冯国璋则考中了。当年的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的事业，李鸿章听说他的武学生考上了文秀才，还挺吃惊，从此对冯国璋有了印象。
李鸿章死后，轮到袁世凯来办武备学堂了——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由袁氏麾下的大将冯国璋来主持。这个时候，朝廷的新政已经开始，新学堂的事业已经今非昔比，大有蓬勃之势。然而，从官府到民间，对于旧式的功名还是相当看重。进了官办学堂的学生，拿着官府的津贴，心里却想着科举。
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绝大多数地区，三级考试如期进行。但在当时，虽然废科举的呼声挺响，但朝廷会不会废，还在未定之天。更多的意见，其实是改良科举。说它是最后一次，其实是从后来看的。所以，这一次的科举只是废除了八股，改考策论。考策论，内容也趋向于新政，只要你能把文字写通，再懂一些所谓的新知识，考中的概率相当大。
显然，这样的科举，对于在新学堂学过或者正在学的学生来说，是个好机会，只要把学堂和洋书本里看到的东西照本宣科卖弄一下，就不难唬住考官。所以这一年，冯国璋做总办的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的学生，在暑假期间好些都跑去参加秀才考试，居然有十余人被录取，录取之后，马上赶回学堂，即使迟到也耽误不了太久。可是，这些秀才老爷得中之后，亲友恭贺，办酒应酬，高兴大了劲儿，一来二去，等回到学堂，已经开学半个月了。
冯国璋把这些人统统挂牌处分，各记大过一次。众秀才不服，因为其他的学堂考中秀才都挂牌奖励。冯国璋召集这些人开会，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为何要被处分吗？因为你们不遵守学堂的规矩，一下子就超期半个月，如果人人都这样，学堂还能办吗？秀才们闷了半晌，突然有人站出来说道：这次我们做武备生回家考试进学被记了一大过，不知道总办当年进学是不是也记了一大过？众秀才哄堂大笑，冯国璋也跟着笑了，然后就没事了。
其实，冯国璋考的秀才，跟后来他的学生们考的秀才，在当年的中国，含金量是不一样的。前者叫八股秀才，非用苦功夫不能得；后者叫策略秀才，只要能吹、敢吹，就能糊弄下来。曾经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和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一次见面，说起他们都是秀才，但蒋梦麟是策略秀才，陈独秀是八股秀才。陈独秀当即说，你的秀才不值钱，蒋梦麟也只好尊陈独秀为前辈。
就此而言，科举是非废不可，不废的话，有科举的魅影在，新学堂永远都别想办好。先进人士提倡的习武之风，弃文从武行动，也永远都落实不了。武学堂的学生，一门心思老是惦记着考文秀才，还能学明白武学吗？
这样的禁烟局
鸦片流毒中国，当然始于英国人。此前的鸦片，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味中药存在的。英国人向中国贩鸦片，正巧清廷在禁烟草，有人就把鸦片当烟来吸，于是吸烟变成了吸鸦片，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朝廷振作，开始认真禁烟，跟国际社会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全禁绝鸦片。由此，鸦片的种植，由官方的纵容默许变成严厉禁查。尽管遭遇了烟农和烟贩的激烈抵抗，但新政的禁烟，还是卓有成效的。
鼎革之后，政府对鸦片种植贩卖的控制有所松弛，但在袁世凯在任期间，情况还好。大概只有辫帅张勋所在的徐州，会由官方纵容偷种鸦片。其他的省份，至少官府还是要禁查的。然而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地军头们就各自为政了。很多贫瘠的地方，出于养兵的需要，开始有意放纵鸦片，或种植，或过境，或贩卖。西南天高皇帝远，鸦片质量又好，很快泛滥成灾。而北边的热河，一直是一个鸡肋一样的死角，谁也不乐意管它，虽说鸦片的质量不若西南远矣，却种烟成风，很快就成了鸦片的大宗输出地。热河烟土，人称“北口货”，跟口蘑似的，在华北一带相当有名。
1924年底，奉军打败直军进关之后，热河成了奉军的领地。哪个奉系的军头控制直隶，哪个就能管到热河。开始是李景林，后来是褚玉璞，都插手烟土事业。只是这个时候，在国际上，禁毒已经成为一个事业，公然贩毒，即使是军头们也不大好意思。所以，各地都纷纷成立禁烟局，对外表示，他们也在禁烟。
只是当年中国的禁烟局，除了个别地方，一般都不是管禁烟的。就像热销热河烟土的直隶，禁烟局机构庞大，不仅有众多的机关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武装巡查队，各县都设有支局。名义上，禁烟局管禁种、禁运、禁售、禁吸。但实际上，这个局的使命是把种、运、售、吸合法化。只要给他们付费，通过纳税、贴花、登记、发照，就可以公开吸毒贩毒了。
在禁烟局治下，所有产地的烟土，必须纳税、贴花才能销售，入口过境的烟土，必须有入口过境支局的贴花领照才能通行，各种烟土店，必须领禁烟局的执照才能经营，烟管必须领开灯（烟灯）证，才能经营。甚至一度规定，烟民必须领吸烟证才能吸食鸦片。
这样的禁烟局，实际上就是“纵烟局”，他们管的不是禁烟，而是把烟土产销吸食一条龙都纳入官方的系统，让烟土为当家的军头牟利。凡是不肯领执照、纳税的，才会被禁烟局打击。当然，是以贩毒和吸毒罪进行打击，被拿了，如果没有钱赎买的话，真的就会被枪毙的。
这样的禁烟，当然是越禁越多。一度，天津大小烟馆在马路上到处都是，连妓院也申领开灯证，变成花烟馆。受害的不只是老百姓，连奉军也跟着烂了。原来奉军的鸦片鬼不多，但到了这一阶段，连少帅张学良都成了大烟鬼。
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官府如果真的干了，这个事儿本身，其实比烟毒的泛滥还要可怕。原来势头很猛的奉系，彻底丧失信誉，跟禁烟局有很大的干系。北洋的历史，句号画在奉系身上，是有道理的。
民国初年广州的革命街景
辛亥革命，广州是和平光复的。但和平光复的广州，由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众多革命党人的故乡，所以，被认为是最革命的地方。革命的地方盛产革命党，武装的同志，是各地的民军。其实，已经光复了广州，是不需要这么多民军的，但是，各地的乡巴佬都想借革命之机，到广州来玩玩，于是，就都来了。所以，广州的街上，最奇特的景观，是穿着各种服饰，拿着各种武器，包括鸟枪和长矛的民军。当然，每个人的头上都没了辫子，头发披散着垂在肩上，跟后来的摇滚青年似的。在清帝退位之前，还有一些全身披挂的女子北伐队员，在市面上招摇。经记者拍了照片，登在报纸上。
民军中最神气的，是身上挂着炸弹的革命先锋。最初来的当然可能真的是革命党，而炸弹当年是革命党威慑满族人的利器，凡是挂炸弹的人，都是当然的革命先锋。但是，这种神气是可以效法的，好些市井之徒，也学会了这招儿，弄些洋罐头盒子，包上白布冒充炸弹，动辄挂上好几个，招摇过市，看上去，跟真的革命党也没有什么两样。时间长一点儿，凡是挂出来的炸弹，就没有几个是真的了。
革命后的各种党派和团体，风起云涌一般冒了出来。当年北京一个小胡同里，能有好几个党，而广州也差不多。每个党派团体，都有自己的徽章，有钱的可以做金银徽章，就像鲁迅《阿Q正传》里秀才领来的“银桃子”；没有钱的，则是铁制的徽章。但凡有点名气的人的胸前，可以佩戴若干徽章，成为“跨党要员”。这一点跟北京相似，好多人都跨好几个党。以至于议会选举完了，各党统计的当选人数，大大超过国会两院的总人数。跨党人士，每个党都统计一次，结果就重了。
除了徽章，还有绶带。一个大红的绶带斜披在肩上，开会的时候当然很神气，但是开完会了还披着未免多有不便。于是就改成了襟章，襟章是绶带的缩小版，四寸来长，一寸多宽，也跟绶带一样，是绸缎的，可以像徽章一样戴在胸前，但由于比徽章大，所以可以写好些字在上面，详细地表明佩戴者的身份，所在党派或者团体的名称，个人在党和团体里的身份、职务、号码、姓名等。相当于今天把名牌挂在了胸前，让人一望便知。
革命前的广州，人们是不大开会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懂开会是怎么回事。革命后，革命的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开会，开大会。但是，那时候会演讲的人不多，即使是头面人物登台上去，多半像呆木头一样站着，非要讲话，也是词不达意，胡说一通，再不就是“这个”“那个”地说车轱辘废话，半天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开会必须有人捧场，必须制造气氛。所以但凡开会，就会有人举着写有“请众鼓掌”的牌子，在人家登台开讲和讲完之时，及时地面向听众举起来，然后大家知趣地拼命鼓掌。这样几次三番，受到鼓励的演讲者，慢慢地也会讲点儿话了。
革命后的广州，革命热情是高涨的，但是，革命后的社会秩序，却越来越乱。各色的革命者、假革命者、冒充革命者，都在吃革命的饭，砸革命的锅，弄得广东的财政一团糟，还会为了锅里的饭，争抢不已。民军的纪律，已越发不像话了。于是，广州的绅商和老百姓越来越不爽。难怪拥有众多民军，而且两个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老牌革命党的广州，在“二次革命”的时候，几乎兵不血刃，就被袁世凯派去的龙济光给拿下了。
革命的热闹，造就不了革命的事业。
洪宪帝制中的徐世昌逻辑
在晚清的高官之中，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关系最深的一对。说他们是生死弟兄有点儿不确切，但他们俩的确彼此难分。如果没有袁世凯，徐世昌的飞黄腾达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了徐世昌的襄助，袁世凯的事业也未必会有那么兴旺。有意思的是，袁徐关系在那儿明摆着呢，摄政王载沣开掉袁世凯之后，却重用徐世昌。为人诟病的皇族内阁，唯一的汉人协理大臣（副总理大臣）就是徐世昌。单就这点看，载沣开掉袁世凯，不过是想从这个汉人能臣手里夺权，根本不是像当时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为了给他哥哥光绪报仇。而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重新出山，徐世昌则起了不可或缺的居中调和的作用。当然，调和到了最后，是摄政王被荣休，袁世凯当家。
鼎革之后，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而徐世昌在德国人占的青岛做了遗老。在众多遗老遗少之中，徐世昌的官阶是最高的，无人能及，位列太子太傅、协办大学士、内阁总理副大臣。在徐世昌的亲弟弟徐世光看来，只要民国还在，哥哥这个遗老是做定了的，否则，实在对不起清朝的皇帝。
然而在民国二年，袁世凯扫荡了“二次革命”的国民党，做稳了大总统之后，派人到青岛请徐世昌出山了。出山做什么呢？国务卿。这国务卿跟美国那个不一样，是从内阁总理转过来的。但是这么一转，国务卿就不再是总理内阁的负责人，而是成了总统的幕僚头目，有几分类似清朝军机处的首席军机大臣。
徐世昌居然动心了，准备上车就道。这下子徐世光不干了，横挡竖拦，哭天抹泪地劝了好几天，搬出来孔夫子，搬出来徐家的祖宗，都给他跪下了。可是徐世昌不为所动，该走还是走。临行那天夜里，徐世光苦劝了一夜，他哭，徐世昌也哭，哥儿俩哭够了，哥哥上路，丢下弟弟仰天长叹。
徐世昌的说辞，是说他去帮忙，老朋友了，这个忙不帮说不过去。但骨子里，大家都明白，还是想做官。徐世昌自号水竹邨人，但绝对不想做村人，热衷得紧。袁世凯也知趣，不仅给老朋友足够的礼遇，每天一起吃饭，而且把所有的官员分成上卿、中卿、下卿，位列上卿的，仅徐世昌一人，让老朋友切切实实过一把官瘾，比当年在清朝官还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到了这个时候，在青岛的一班儿遗老遗少们，口风又有点变，觉得徐世昌这个忙帮得不错，看样子，袁世凯是打算还政于清，要不干吗又是国务卿，又是上卿的，分明是要复古嘛。复古干吗呢？复辟呗。
然而，遗老们空欢喜一场，到头来，原来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了。这时候的徐世昌开始打退堂鼓，一个劲儿地溜边儿，不出主意，不建策，什么话也不说。不像袁世凯另一个老朋友严修，拼命地出头反对。当袁世凯主意已定，封徐世昌为“嵩山四友”，可以永远不对袁世凯称臣时，他私下嘟囔了一句：所谓“嵩山四友”，就是永不叙用而已。然后请假回了河南，真正做他的水竹邨人去了，不久，洪宪帝制成，他一封辞呈递给了老朋友洪宪皇帝袁世凯。
有人说，他不赞同袁世凯做皇帝，是因为这样一来断了他日后做总统的路，其实猜得不对。他和袁世凯年纪相若，袁世凯一直身体都不错，怎么可能指望接班呢？而且，人们对段祺瑞、冯国璋不赞同帝制都做同样的推测，哪里可能有三人都打一种主意的道理？虽说民国告成，袁世凯做了总统，在很多遗老眼里他已经成了篡位者，但徐世昌不这么看，因为那是民意的选择。体制变了，民国不是另一个朝代，所以谈不上改朝换代。别人不讲，对于徐世昌来说，帝制和共和孰优孰劣不说，若要帝制，也应该是清朝的帝制，袁世凯就是来做总统的。若是觉得共和不适合中国，那么，还政于清就是了。如果非要自己做皇帝，那么老朋友就真的成了乱臣贼子，图谋篡位的曹操和司马昭。既然如此，他徐世昌官瘾再大，这个忙也不能再帮了。再帮下去，徐世昌就等于是篡位者的帮凶，那可真就无颜见大清的列祖列宗包括现在的小皇帝了。他念兹了一辈子的君臣大义，可就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
有徐世昌逻辑的，在当时的精英中还真有这么一批，特别是那些做过前清官员的现任官员们。依照这个逻辑，袁世凯称帝，他们是不赞同的。虽不至于出头反对，但暗中撤火，也够袁世凯受的。
最后，袁世凯在一片的反对声中得了重病，堪堪要死之际，徐世昌还是来了，帮助袁世凯稳定时局，安排后事。老朋友，毕竟是老朋友，君臣大义要讲，朋友之道也要讲。这也是徐世昌的逻辑。
曹三傻子的绝技
曹三傻子就是曹锟，三傻子是因为他行三，人傻憨傻憨的，得的外号。曹三傻子在投军之前，做过布贩子，推着小车走乡串街，好不辛苦。其实，曹家也是买卖人，没有穷到非得让孩子干这个的地步，读书上进，才是正事。只是曹锟从小有把子力气，读书没感觉，倒对习武兴头蛮大，对公案小说里的黄天霸、窦尔敦什么的，迷得不行。不想在家里被嫌弃，就谋个自食其力了。
做布贩子的经历，让他交了一帮三教九流的朋友，但是养家糊口还是不中。于是，曹锟就投军了，机缘巧合，进了北洋武备学堂。曹锟虽然不喜欢读书，但这事跟前程有关，咬牙忍下来了。之后袁世凯小站练兵，把当年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划拉来不少，曹锟也在其列，成为北洋小站旧人，由此发迹。
曹锟做将军之后，经常会露两手绝活儿。一次，师部军需处需要自己买布料做冬装，量布的时候谁也量不好，不仅太慢，而且量不准。曹锟见了，说你们躲开，看我的。一上手，只见手尺飞舞，一会儿一大捆布就量完了。在场的人瞠目结舌，半天没缓过味儿来。
还有一次，曹锟的第三师在湖南剿匪，湖南山路多，运送给养不方便，只好用独轮车。进了一大批独轮车，士兵们大多不会推这东西，东倒西歪。曹锟又出手了，说看我的。推上小车，扭着屁股就上山下山，如履平地。士兵们跟着他学，不多会儿，就都会了。
不用说，这两手都是曹锟当年做布贩子的看家本事。但是，曹锟真正的看家本事，其实不是卖布，而是做傻子。
曹锟虽说也是军校毕业，但文化水平实在不高，提起写字，他唯一可以拿出来说的，是可以写一笔“虎”字，一气呵成，首尾相连。别的，就什么都谈不上了，读书论文就别说了，就是军事知识，也所知无几。当年的北洋军，有的部队还经常搞点儿军事教育，但第三师却没有这个。只有吴佩孚接手之后，才有点儿学习的内容，但也主要是军事训练。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没有文化水平，也没有显赫的门第，是会让人看不起的。在军队也是如此。但是，曹锟却一路走来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没进民国，就已经做到第三镇的统制了。那个时候，举国上下也不过二十几个师（当时叫镇），做了师长，而且是最精锐的北洋六镇的师长，已经了不得了。
曹锟靠什么？靠的就是这个傻劲儿。为人厚道，肯吃亏，人家觉得他傻，他就“倚傻卖傻”。别人不乐意干的，他干，别人占他的便宜，他认。吃了亏只当占便宜，不艾不怨。这样的人，领导喜欢，同僚喜欢，下属也喜欢。加之长得憨憨厚厚，面面团团，一副讨喜的福相，见人就笑，笑得憨憨的。虽然净吃亏，最后发现，他占的便宜最大。
北洋系的军头不少，但是，能像曹锟这样憨厚的人并不多见。他跟部下可以打打骂骂，部下犯了错，只要不是不可饶恕的，一般都可以放一马。“讨袁战争”时，他率部在四川跟讨袁军打仗。四川将军陈宧，进川之前恨不得舔袁世凯的靴子，但进川之后，却选择跟袁世凯断绝个人关系。曹锟是袁世凯的爱将，当然会很生气。但陈宧混不下去了，找到曹锟，让曹锟带他出川，他依然答应了。部下大将王承斌，在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参与其事，背叛了他。曹锟下野之后，在天津租界闲住。王承斌来看他，周围的人都铁青着脸，但曹锟却跟没事一样，照样寒暄。
曹锟作为一个军头，在练兵、打仗方面，一无可取；作为政治家，不会治国，道德操守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想做总统，居然幼稚到去贿选。但是麾下的战将，如吴佩孚、冯玉祥、王承斌，都是一时之选。所谓的直系，只有在他的名下才真正像个样子。而冯国璋时代，就是银样镴枪头，一个样子货。
简而言之，曹三傻子能混成曹大总统，其实最大的本事，就是他这个傻劲儿，能拢这么多人乐意在他名下打拼。
当然，成也是傻，败也是傻，做大了，做到总统了，还仅仅有那么点儿憨厚，装傻似傻的劲头，就远远不够了。
政客“小孙”政坛的闪光时刻
民国人物每每成对出现，有老段（段祺瑞）有小段（段芝贵），有老徐（徐世昌）有小徐（徐树铮），除此之外，还有大孙（孙中山）和小孙（孙洪伊）。我们今天讲的“小孙”，就是孙洪伊。
孙洪伊在晚清，是风头很劲的直隶谘议局的议员，向以敢言闻名。晚清最后几年的立宪请愿，他是冲在最前面的，以至于被摄政王载沣驱逐出了京师。民国成立后，他是进步党的要员，第一届国会的众议院议员。跟进步党的党魁梁启超和汤化龙不大一样，他跟袁世凯一直都取不合作态度，总在报章上唱反调。袁世凯死后，民元国会复会，原来的政党散架了，分裂成大大小小的俱乐部。而孙洪伊成了原进步党部分议员组成的“韬园系”的领袖。而“韬园系”又与原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客庐”和“丙辰俱乐部”联合，组成“宪政商榷会”，在国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左右国会的议题。
后袁时代，府院之争，即黎元洪和段祺瑞之争，成为北京政坛的主戏。虽然梁启超此时比较倾向段祺瑞，但小孙却站在黎元洪一边。由于小孙的态度和能量，国会总的来说偏向黎元洪的时候要多一点儿。
毕竟，此时的民国属于军绅政权，北洋系的老大是段祺瑞，而北洋系的各个督军看重的都是老段，而非那个空头的总统黎元洪。所以，即使国会站在黎元洪一边，黎元洪的气还是没有段祺瑞粗。好在，两人最初搭班子的时候，老段并不想把事儿做得太过分。内阁的组成，还要听黎元洪的意见，一些不算太紧要的阁员，黎元洪也可以提名，孙洪伊就是这样成了内务部的总长。当年北洋的人，对国民党人是有成见的，但对进步党却有好感，小孙是前进步党人，从感官上，老段也觉得说得过去。
虽说已经是民国了，但做议员的人，对于担任行政职务，还是相当乐意的。毕竟，都是从前清过来的，能握印把子还是神气，家乡亲友中提起来，也脸上有光。不过，小孙做总长，可不仅仅是为了做官。此时他的政治立场，跟前国民党人更接近，对北洋人，有从袁世凯时代延续下来的反感。身在段祺瑞内阁，小孙却总是跟老段的文胆小徐唱反调。由于谘议局和后来办报做报人的经历，此时的小孙特别有战斗力，很快就让允许他入阁的老段悔之莫及。
老段麾下的小徐，也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人。而且老段行事每每大撒把，任由小徐独断专行。小徐的这个风格，从开始黎元洪就受不了，但老段没了小徐是断然不行的，必须用他做国务院秘书长。没办法，黎元洪在徐世昌的调停下，也只能忍了。但是，碰到具体的事儿依旧如芒刺在背，浑身难受。老资格的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实在没法协调这里的关系，挂冠而去，换来的新人，是原来小孙的报界战友丁世铎。有了老朋友的鼎力相助，小孙的炮火更猛，经常在国务会议上跟老段和小徐唱对台戏，以至于北洋人称他为“民党总长”。所谓的“民党”，实际上是清末民初人们对革命党不怀好意的称谓。
小冲突还不算事儿，很快，小徐就被小孙抓住了把柄，借机发动攻势。按规矩，简任以上的官员任免处罚，是要经国务会议讨论，尤其要征询主管总长（也就是内务部总长）的意见，才能由总理决定，上报总统盖印实行。但是，有几次这样的事儿，小徐这个秘书长自己就以总理的名义办了。小孙大声抗议，把事情捅到报界，然后辞职不干了。
明摆着小徐理亏，老段没法用强，只好降下身段俯身求小孙别辞职，小孙借机提了若干限制国务院秘书长的条件，老段也只好答应。小孙得意扬扬地回衙视事，这一个回合，小孙赢了。
然而，到了这个份儿上，梁子算是结死了。老段和小徐觉得，这个小孙是绝不能容了。而小孙这个时候，也恰好有件麻烦事被小徐抓到。小孙做这个内务部总长，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内务部负责国内警察事务，北京城外的管不了，但城内的总是可以管的。小孙早就看不上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了，想要换他，但老段死活不答应，最终作罢。小孙心想，内务部的人你总管不到了吧，他一口气撤了28个部员的职。那个时代，北京政府各部都有一些挂名的官儿，不干活，领干薪的。这些人无非是各个大佬的亲友，被大佬一纸八行书推荐来的。前清时候就是这种积习，到了民国，也没有改。
然而，小孙动真格地整顿部务，这样的整法却捅了马蜂窝。这些人，都有来头。由于这28个人里，有若干参事和佥事这样的荐任官，总长无权直接罢免，而其他的人，要想罢免也得走一个复杂的程序。所以，这些人把孙洪伊告到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平政院审理之后，发现的确违反程序，所以裁决撤销内务部原来的免职命令，让这些人依旧回部任职。小徐见此，正中下怀，马上拟就了一道执行平政院裁决的命令，交由总统盖印。
然而，孙洪伊炸了，黎元洪也不肯盖印，理由是平政院是袁世凯时代建立的，其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执行行政法院的判决，是行政机关当然的义务。而就程序而言，平政院的裁决并无不当。尽管裁撤冗员在道义上有理，但不能用不合程序的方式来处理。而平政院是在袁世凯尚为合法总统的时候建立的行政法院，合法性并没有问题。不能说袁世凯后来称帝了，他此前所做的一切，都成为非法的了。
但是，道德主义却还是人们行事的一种原则。孙洪伊觉得自己理直气壮，而黎元洪也坚决支持他，报界也大多站在孙洪伊一边。但是，在法理上却是老段和小徐充分有理。两下僵持了一个月之久，老段干脆提出罢免孙洪伊，小徐一连四次把总理的命令送到黎元洪的桌子上，要求盖印，黎元洪当然更不能答应了。
事儿闹大了，就变成了政潮，媒体、国会、外省的督军都卷了进来。段祺瑞坚持不肯让步，以辞职要挟。黎元洪也知道，真要是老段辞了，全国大乱他可能担待不起。只好请大佬徐世昌出面调停。徐世昌惯做调人，两下安慰，让双方各让一步，这边，牺牲了孙洪伊，那边，牺牲掉徐树铮。老徐心知肚明，小徐不走，政潮不已。
最后，小徐不做国务院秘书长了，而小孙也离开了内务部。府院被老官僚徐世昌和稀泥再度搅和到了一起，暂时避免了公开决裂。此后在政坛上，小徐还有耀眼的表演，小孙虽说后来居然愤而参加了孙中山的“护法”（大多数国民党议员都没有去），进入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却风光不再了。
汤二虎反奉
汤二虎者，汤玉麟也。汤玉麟是张作霖绿林时代的把兄弟，好马快枪，能骑在马上双手打枪，弹无虚发。曾经于乱马军中，救过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的命，跟张作霖是过命的交情。人们都知道，在1925年郭松龄反奉的时候，汤玉麟的骑兵对遏阻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奉呢？然而，他还就是反过。
汤玉麟的外号，叫汤二虎。而汤玉麟在家行大，在张作霖把兄弟群里行六，张学良管他叫六大爷。这个二虎，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东北人管行事很愣很猛很冲、不管不顾的人，叫二虎。这是个带笑骂、嘲骂意味的说法，而汤玉麟行事还真的跟二虎很配套，所以，二虎二虎的就叫起来了，他自己居然也认账。
张作霖主动招安之后，汤玉麟跟着张作霖做官，从哨长、管带一级一级上来，待到张作霖民国之后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时，汤玉麟则做上了旅长。这个时候，奉天将军是北洋系的资深大将段芝贵。段芝贵欲染指东三省已经有些日子了，只是在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这个心愿才了了。
只是，段芝贵这个人是个银样镴枪头，真正做事，本事不大。上任之后，所作所为又让张作霖很不痛快。张作霖是个野心勃勃而且心机特深的人，不甘人下，善于观察。通过袁世凯上台之后的一系列作为，这个小个子看透了袁世凯对下面的军头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要自己有实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张作霖召集他的把兄弟们，商议怎么能把这个压在头上的小段赶走。这时，就用得着二虎了。
汤二虎也真的不负众望，领命之后，真的带人去将军府开闹。明说是闹饷，实际上就是给了钱也不走，撒泼，耍横，装无赖，连威胁带吓唬。段芝贵手下没有兵，被一个实力派的旅长这样一折腾，魂都吓没了。没撑几天，就跑回了北京。然后，张作霖如愿以偿，做了奉天将军。
然而，张作霖做了将军，统管奉天一省之后，事情起了变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此时不仅不是匪了，而且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车上不能说车下的话，他要想着治理这个地方了。于是经人推荐，张作霖请出了辽东名士王永江做奉天警务处长，替他整顿秩序。
显然，王永江和张作霖谈过，奉天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秩序混乱。土匪倒在其次，最大的问题是军队带头不守秩序，胡来乱来，不仅打人，还抢劫。也就是说，当最大的土匪变成兵之后，兵的问题就成难题了。而王永江主持警务，如果不把这些骄兵悍将制住，那么奉天的秩序也就别想好了。
王永江在张作霖的支持下，锐意整顿，不讲情面，拿住作乱的军人，就一定要处理。结果呢，就跟汤二虎迎头相撞。别人的部队犯了事儿，王永江处理也就处理了，然而，汤二虎不买王永江的账，只要他的部下被警察拿了，他一定带人去抢。有一次事闹大了，汤二虎抢人，王永江执意不放。这边带兵把警务署包围，里面王永江下令架起机枪和小炮，准备开打。最后在张作霖的干预下，流血冲突没有发生，但是张作霖并没有像汤玉麟想象的那样，向着他说话。
一气之下，汤二虎感觉委屈无限，觉得张作霖不够意思，不讲义气，竟然率领他的五十三旅，向关内开拔——反了。
听闻汤玉麟离开的消息，张作霖没有派人拦截，一任他走。然而，东北兵离开家乡可是个大事，更何况是背着张大帅自己跑的。汤玉麟这个二虎，也不知道瞒着，部下一问，就兜底儿都说了。结果，一路走，部下一路开小差。等出了关没剩几个人了。
没办法，想来想去，只好去徐州投张勋。张勋在清末也在东北干过，做过汤玉麟的上司，对汤玉麟挺赏识的。所以，汤玉麟来投，他还挺高兴，马上给了他一个统领当当（此时的张勋，还是旧编制，分成一个一个的营，营之上设统领）。不久，张勋搞复辟，进京时，也带上了汤玉麟。其时，张作霖的另一个把兄弟，正在跟张作霖闹别扭的二十八师师长冯麟阁，也奔了北京，参与复辟（失败后，二十八师都归了张作霖）。
复辟失败，汤玉麟逃到了大连。张作霖知道之后，再把汤玉麟招回来，依旧让他做旅长。这段反奉经历，算是结束了。
此后，汤玉麟一直在张氏父子下面做将军，一直任人唯亲，兄弟子侄都在麾下做官。一直讲江湖义气，无论法治和规矩。贪财好色，恣意妄为。最大的时候，做到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十五军军长，统率十万大军。1933年热河抗战，却一触即溃，十万人只剩下一个本事——跑路，把东北军的脸都丢光了。
从汤玉麟看，张氏父子的奉系军阀集团，其骨子里就是靠江湖义气凝集起来的帮伙，无论引进的洋派将领给这个集团贴上多少金，换多少张皮，内核也改变不了。
大手大脚的奉军
北洋时期，各路诸侯最舍得往军队上砸钱的，不是浙江的卢永祥和江苏的齐燮元，而是东北的张作霖。东北三省，还要加上现在属于内蒙的一部分地方，都是奉系的地盘，地广人稀，资源丰厚。经过奉系的财神王永江的整顿，东北的经济状况日见其佳，单一项大豆出口，就肥得不行。在奉军的扩张过程中，又有徐树铮送了大礼，在秦皇岛劫下了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武器。所以在直皖大战之前，张作霖觉得已经不能缩在关外看风景了。
直皖之战，直系和皖系拼命，然而，观战的奉军却捡了大便宜。差不多一半的皖系军队的装备，都落入了奉军之手。原本就财大气粗、装备精良的奉军，锦上添花，更加膨胀。在兵力和武器上，都远远超过获胜的直系军队。火炮和机枪的数量，即使直系的嫡系第三师，也跟奉军的主力没法比。
正因为有这样的底气，皖系垮台之后，张作霖才敢大剌剌地蔑视吴佩孚。当着曹锟和吴佩孚的面，说一个小师长，不能议国家大事，他手下有好几个师长呢。以张作霖的精明，不会不知道，直系之所以为直系不是因为有曹锟，而是因为吴佩孚。吴佩孚从北打到南，从南打到北，常胜将军的名头不是白给的。但是张作霖觉得，军队打仗拼的就是大洋和枪炮，这两样奉军都占绝对的优势，他不怕这个“吴小鬼”。
张作霖待部下，特别仁义。张作霖过去做保安队时的老兄弟，即使犯错也不会得到惩罚，一个旅长把军饷输光，他骂一顿，照样给补上。在各个军阀之中，奉军士兵的待遇是最好的。要开仗了，别的军队关双饷，而奉军发四倍的饷银。但是，由于过于放纵，奉军内部不讲纪律，没有章法，长官克扣军饷的现象相当严重。大兵们在关外自己的家乡，倒是不敢造次，但出了关就会胡来。
直军这边，获胜之后地盘大了，军队多了，但财源跟不上军队的膨胀。加上吴佩孚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北京政府也不敢借外债。一时间，不仅中央政府闹穷，军队欠饷也非常严重。北京政府中人，对苛刻的吴佩孚印象普遍不佳，有了点儿钱，宁愿给奉张，也不给直吴。到了亲奉系的财神梁士诒上台，吴佩孚的怨气来了个总爆发，直奉两家终于撕破脸了。
张作霖并不怕打仗，他觉得直军弹饷两缺，拿什么跟他打仗？以他的经验，这样缺钱少弹的部队，一开仗就得溃败。打仗打仗，就是打钱嘛。所以，大批的奉军开入关内，随行的则是大批的光洋，一箱子一箱子的，随时准备开箱子赏人。
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打得极其奢侈。奉军这边一开战，大炮就把大批的炮弹砸过去，六个小时，倾泻炮弹七千多发，活生生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气势之大，火力之猛，是当年的皖军完全没法比的。但是，能沉得住气的是直系军队，尤其是直军的嫡系的特长。直军士兵蛰伏在战壕里，等到奉军的炮弹打得差不多了，发起猛攻，奉军居然顶不住了（弹药都差不多打光了）。直奉大战，一共打了六天，第二天，其实奉军就不行了。一溃千里的不是缺弹少饷的直军，而是钱太多的奉军。眼看部队垮了，张作霖居然让人带着成箱的大洋上前线赏人，是不是觉得只要钱到了，部队就能顶上去？可惜，兵败如山倒，大洋也拦不住。溃兵涌入古冶车站，各自抢占火车，抢着先走，结果挤得死死的，谁也动不了。张作霖的一个老兄弟，恃宠而骄，蛮不讲理，一定要让他先走，把前面的车推下去。张作霖派人说服也没有用。最后还是张学良出面，叫了几声大爷，才算放开一条路，让大家先后逃生。
到了这时候，张作霖才明白，自己的部队不是钱少，也不是弹药不够，而是军事素养不行，纪律不讲究，不仅当兵的不行，当官的更不行。然后才开始整军经武，按照西洋方式重新编练军队，卧薪尝胆，以图报仇。这一回，那些老派军官靠边了，留过洋、进过新式军校的人得了势。
兵是不愁的。兵败的奉军，战死的不多，都做了俘虏。当年的军阀部队，关内北方数省，士兵倒是可以通用。但还是各省人带各省的兵为最好。关外的大兵被缴械之后，直军居然无法将他们收编在自己的麾下，只好放了回去。枪给缴了，军装也扒了，只剩下一个小褂，背后还给写上一个大大的“废”字。当然，回到老家的奉军士兵废是废不了的，张大帅给发套新军装，就又回部队了，好好训练一下，还是可以打仗的。
兵败之际，张作霖蹲在滦州，但凡退下来的奉军士兵就给二十元大洋，即使被缴械，连军装都没有的，也给。这份大方和宽容，对奉军后来重整旗鼓还是有用的。
奉字号财神王永江理财
民国的北洋时期，被称为财神的人有好几个。但是，唯独奉系的财神王永江才是名副其实。别的财神，不过是会敛财而已，只有王永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做到了让东三省比此前富了起来。
东三省本是个富裕的地方，但是在清末乃至民初，奉天一省的财政都无法自给，还需要外面拨款资助。东北的重心在奉天（今之辽宁），奉天的财政状况，等于整个东北的财政状况。1916年4月，张作霖坐上奉天督军宝座之后，发现他治下的这个地方，不仅财政状况相当的紊乱，社会秩序也混乱，大为头痛。这时候，张作霖的谋士袁金铠给他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我们要说的王永江。袁金铠说，若要治理奉天，非此人不可。
王永江是大连金州人，20岁上就成了当地的优贡生，人在日本占据的关东州（大连），对日本人的地方治理有深入的观察，感触颇深。在被张作霖延揽之前，只应袁金铠之约，做过一段辽阳警察所所长。但他对奉天乃至东北的问题，却洞若观火，了然于心。
当年东北的问题，一是秩序混乱。张作霖上台之后，匪患倒是不大严重了，但张作霖部下这些由匪化来的军人，纪律差，胡作非为，没有人敢管。军人没有规矩，就没有人讲规矩了。二是土地所有关系混乱，官方田赋收入没准。东三省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有大量的皇庄、中央政府专用的养马属地，王府的田庄，蒙古王公的猎场，这些土地面积很大，除了当初皇帝划拨的，还有汉人带地投充的。这些地，统统不交田赋，而且具体数量，也没有人清楚。清末新政，已经开始整理，但涉及皇家和亲贵，进展有限。进入民国之后，这些土地实际已经被田庄庄主庄头霸占或者私卖，但是具体数量和所有者，依旧是个谜。以至于东北有大面积的良田，田赋收入却少得可怜。三是，各级政府的税局厘卡，没有管理，也没有考核，税收跑冒滴漏严重，但对于商旅之害，一点儿不比内地轻。整个奉天，工商业只有一些传统的钱庄、烧锅、榨油和绸缎皮毛行业。大豆虽然从20世纪初就成为大宗出口商品，但基本上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当地政府获益甚少。
其实，当年的东北最严重的问题，是南满和北满被日俄分别盘踞，中东路和南满铁路的路区，成为事实上的殖民地。虽说造成了大连和哈尔滨的畸形繁荣，但获益最大的却是两个宗主国。如此强大的殖民存在，给当地政府的治理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当然，日俄的问题是当年的奉系根本没法措手的。整顿东北，只能从整顿社会和经济秩序入手。王永江先后担任奉天警务处长和财政厅长，乃至代理省长。首先，冒着生命危险，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引进人才，整顿警务，学习日本的办法，用铁腕手段，镇住了奉军，军队至少在关外，行为收敛了许多。为此，王永江差点儿跟张作霖麾下大将汤玉麟枪炮相见。最后，终于使得全省社会秩序有了根本的好转。然后，王永江凭借警察武力，在全省开展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的工作，一查到底，绝不半途而废。不仅使得全省的田赋收入激增，而且从侧面刺激了大豆的种植、出口，政府也可以间接获利。同时，王永江开始整顿各地税局厘卡，一边换人，一边制定严格的制度章程。税务人员超额完成任务，可以提成，但一旦被发现接受贿赂、放纵偷税漏税，一定严惩。杀了十几个人之后，奉天的税局厘卡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最后一招，是整顿金融，稳定奉票。财政收入增加了，奉票有了充足的准备金，而且他通过迭次发行短期债券、如期偿还的方式，增加了奉票的信誉度。当年，北京政府发行的债券从来没有信誉，几乎是一张废纸。然而东北的债券，却从来没有不还的。奉票的坚挺，使其成为东北乃至关内热河察哈尔一带的通行货币，信誉度超过了北京政府的中交票，大大改善了东北的金融状况。
在张作霖统治吉林、黑龙江之后，又把王永江的办法推广到吉黑两省。加上东北事实上的割据，不仅不再向北京解款，而且截留关余和盐余（即每年关税和盐税在扣除庚子赔款之后的结余）。由于东北大豆出口量与日俱增，关余数额相当大，等于地方政府变相从大豆出口中获得了好处。
经过王永江的整顿，东北的各行各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加之又没有战乱，老百姓生活比较安定。当然，最大的获利者是张作霖。由于王永江的缘故，东北成为当年中国最富庶的地盘，张作霖变成了各路军阀中最为财大气粗的一位。每次出关打仗，列车上拉着一箱一箱的光洋。但是，正因为如此，也刺激了张作霖的野心。从1917年开始，张作霖就屡屡进关生事。南北战争、直皖战争，他都占了大便宜，从而开始有了逐鹿中原的打算。第一次直奉战争吃了大亏，退回关外之后马上开始整军经武，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打败了直系，从此身陷关内内战无以自拔。1927年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过了一把“国家元首”的瘾，已经逼近末路。
而王永江一直不同意奉军进关争天下，他一直不觉得张作霖是这块料，苦劝不成，于1926年1月托病辞官回乡。张作霖派袁金铠和张学良去劝驾，都被挡驾，自己出马，王永江也不答应，他已经看出，奉系和他的张大帅都已经走在黄泉路上了，在张作霖被炸死的前几个月，王永江病故在金州，在地下等着这位知己的恩主了。此时，以前跟光洋等值的奉票，已经毛到了一银圆换270元奉票的境地，东北，也需要靠种植和贩卖鸦片筹军饷了。
张作霖和王永江的故事，单挑出来，的确是一段类似刘备和诸葛亮的佳话。但前提是，王永江是奉天人。如果王永江是外地人，这段佳话根本就不会出现。张作霖上台之后，奉天各级政府里的关内人士，统统被赶走或者挤走。这里头如果还有一个王永江，也没法为其所用。可悲的是，王永江上台，也没有让张作霖改变他用人的局限。
这是张作霖的局限，也是王永江的局限。有人说，张作霖有气量，但是头脑混乱。其实，张作霖的气量，也是有局限的。正因为如此，王永江一直认为奉军统一不了天下，在关外待着就挺好，进关早晚会倒霉。
小诸葛折戟南京
近代中国，由于清朝皇帝偏爱《三国演义》，所以三国人物家喻户晓。从晚清到民国，自比诸葛亮的人，还真是有不少。奉系的谋主杨宇霆就是一个。此人把自己的字由“麟阁”改成“邻葛”就是这个意思，跟诸葛亮比邻。平时，最爱人叫他“小诸葛”。
小诸葛杨宇霆，个子不高，跟他的主公张作霖近似，但绝顶聪明。15岁中秀才，然后投笔从戎，去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然后投身奉天军界。自打张作霖做了二十七师师长，就跟着张作霖了，是奉系新派军人的领袖。只是，奉系的新派军人还要分两拨儿，一拨儿是士官系，“海龟”；一拨儿是本土军校的，由于领头的郭松龄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又被称为陆大系，“土鳖”。两拨儿人在奉军现代化方面，方向一致，但怎么个干法，却各有说法。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新派人物占了上风，两拨儿人的冲突反而激烈起来。要说，陆大系的跟老派军人倒是可以通融，跟士官系则形同水火，经常互相拆台。
杨宇霆有个士官学校的前后同学，段祺瑞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这俩人臭味相投，志趣也近似。人家管徐树铮叫“小扇子”，意思也是小诸葛。两个小诸葛，都喜欢玩阴谋权术，曾经大大地合作过一回。在段祺瑞派兵进湖南被打出来，从而被迫辞去总理之后，同时离开陆军部次长职务的徐树铮，把总统冯国璋进口的可以装备几个师的装备的信息，透露给了杨宇霆。胆大包天的杨宇霆，居然敢策动张作霖到秦皇岛把这批装备给劫了。虽说这批枪械没有都落到奉系手里，但奉系由此开始染指关内。张作霖这个胡子出身的大帅，真正有天下之志，至少有一半是杨宇霆给煽惑起来的。
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奉系如愿以偿战胜了直系，成为北京的主人。此时北洋的牛人段祺瑞早就废了，曹锟也进了天津租界，曾经风光无限的吴佩孚此时也窝在岳州，寄人篱下。虽然还有冯玉祥可能捣乱，但国民军跟奉系的实力相差悬殊。看起来，没有什么人能挡住奉系一统天下的路了。所以1925年，奉系势力飞涨，直隶和山东尽在掌中。在滑头的江苏小军阀陈调元的配合下，把江苏和上海也纳入了自己的旗下，至于安徽，则是随手摘取的事儿。
由于直奉战后，张作霖和冯玉祥联手抬出了段祺瑞做临时执政，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是这位北洋之虎。但是，随着奉军的扩张，张作霖是越来越不把段祺瑞当回事了。江苏督军，原本段祺瑞是坚持要给刚刚丢了浙江地盘的卢永祥的，任命已经发表了，但张作霖坚持要改，段祺瑞也就只好改，谁让北洋之虎没牙了呢！这样，小诸葛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
小诸葛聪明一世，却不明白月盈则亏的道理。奉军扩张太快，纪律又太差，狗皮帽子的奉军大兵走到哪儿，都会引起一阵扰乱。尤其是流氓出身的“狗肉将军”张宗昌，简直就是流氓土匪痞棍的总首领，偏这个宝贝步子走得快，进入上海的奉军就是他的部下。此前，直隶、山东、江苏、安徽这些地方的北洋军，还大体安静，尤其是江苏上海驻军，一直安分守己，不大生事。这回来了奉军，大半个中国都被搅乱了，这一带的士绅们人人自危。军绅一体，士绅惊慌，当地军人也不安起来。
杨宇霆赴任，兵没带几个，但神气无限。杨宇霆到达那天，所有南京的文武官员都过江到浦口迎接。所有人的官衔名片，都由督署的承启官准备交给他一览。在众官员等了许久之后，杨宇霆到了。在军乐队的乐声中，杨宇霆大剌剌地下了车，众官都在给他行礼，文官鞠躬，武官举手，可是杨宇霆自始至终，一个礼都不回，承启官奉上的名片，连看也不看一眼。然后径直走向轮渡，上了船，直奔督署。
杨宇霆这样做，很明显，就是要给江苏人一个下马威。在他看来，这些人早晚都是要被换掉的。只带了一个营卫队赴任的杨宇霆这样牛气，当然也有他的道理。在奉军如此势头之下，回顾海内，似乎已经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们了。在长江沿线，更是如此。江苏原有的军队，为首的就是陈调元，此时已经臣服，其他人根本不足惧。至于刚刚占了浙江的孙传芳，要消化浙江还得些日子，显然没有跟奉军叫板的本钱。虽然说郭松龄有意拆台，把原来在浦口的一个混成旅给调走了，但在江南，奉军还是有两个师，一个在上海，一个就在南京。虽说都是刚刚从旅扩张成的，但毕竟有两个师。只要给他一点儿时间，再从东北调些种子部队来，再编练几个师不成问题。到那个时候，漫说江苏这些坐地虎，就是浙江孙传芳也得乖乖听命。
然而，奉军的扩张，杨宇霆的倨傲，已经引起了当地人，尤其是军人的极大不安和反感。而孙传芳也是一个聪明透顶的人，当然明白奉军此来意味着什么。如果给杨宇霆以时间，整个江南就都是讨厌的狗皮帽子的天下了。所以，他根本没容杨宇霆喘气，在杨宇霆刚刚上任十天就突然发起攻击。陈调元也全力配合，只是，这个滑头有意放过了杨宇霆（留个余地），只把他后面拉着大洋的军车给劫了。只是苦了奉军那两个刚刚组建的师，被打得稀里哗啦，全散架了。孙传芳打得兴起，一直打到山东边界，把个张宗昌也打得没脾气。
就这样，小诸葛几乎只身逃回了东北，他在南京栽了。
自杨宇霆劫械以来，奉军在北洋时期的曝光机会越来越多，在中国政治中的分量也越来越大，这都跟杨宇霆分不开，然而，到了杨宇霆折戟南京，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命里注定，奉系得不了天下。
在家里待不住的黔之虎
贵州的军阀，在军阀之林中不上数，没有人把他们太当回事。自打民国成立以来，一直都是云南的附庸，唐继尧打个喷嚏，贵州无论谁当家都得感冒。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贵州人打仗不行。但是，贵州也有一员虎将，在外面的仗打得不错，这个人就是袁祖铭。
袁祖铭本是王文华麾下的一员将领，跟何应钦、卢焘、谷正伦他们齐名。只是，袁祖铭的学历比较低，仅仅是陆军小学的毕业生，到武汉去投考陆军中学，因为视力差没有被录取。平时，跟人家一比矮一头。但这个人打仗有一套，比那几位日本士官生战绩都好。
云南的唐继尧，是有天下之志的人物，自称“东大陆主人”，在云南办大学，不叫云南大学，叫东陆大学。别的军头也都有卫队，唯独他的卫队叫佽飞军，个头一般高，头戴带尖的钢盔，身上背着马枪，腰里挎着盒子炮，手上还拿一柄方天画戟，骑在马上，恍若皇帝的御林军。
唐继尧不安分，要出来跟人争天下，第一步，就要征服四川。所以，黔军也得跟着他进川。前几拨黔军都是跟着混的，只有袁祖铭当家了，入川的黔军才成了气候。
云贵川的兵，“双枪将”比较多，一根钢枪，一根烟枪。四川兵的那根钢枪，多半还是四川自己造的，质量很差，打上个三五枪枪管就红了。而黔军几乎人人是双枪，个个大烟鬼。因为相对于云南和四川，贵州更穷，气候和地理条件很不适合种庄稼，但是种大烟倒是不错。当年中国国产的烟土，云南为第一，其次就数贵州了。所以，为了增加收入，贵州的政府和民间都拼命地种烟，害得当地但凡是男人，个个都是烟鬼。
大烟鬼当兵，好处是大烟可以做硬通货，当大洋用，发饷没有大洋的话，直接发烟土就行。自己可以享用，也可以当钱花。贵州兵常年生活在大山里，爬山的本事除了湘西兵，没有人能比。真的打仗，只要烟瘾过足了，赏金（烟土）足够高，一样敢玩命。万一打败了就钻山了，然后一招，人又回来了。袁祖铭跟何应钦和谷正伦这些洋学生不一样，自己就是烟鬼，带着一帮烟鬼打仗，善于使唤，仗打得就是好。
贵州刘世贤被赶走之后，群雄争位，最后花落袁祖铭手里。这个家伙通过关系，搭上了吴佩孚的车，根本不把贵州原来的主子唐继尧当回事。说一不二，做了真正的贵州王，督军兼省长，都是他一个人。
不过，袁祖铭当家，一副兵痞习气。别的省，虽说省议会不过是摆设，但摆设都还在。他当家，派兵就把省议会给驱散了，只给了众议员三千块钱遣散费。然后把他认为有用的文人，都找来给他当幕僚，不管他们之间从前有什么过节，名声好还是不好。
在他治下，贵州鸦片种得多，过境烟土量也大，当然他税也抽得多。过去贵州食盐商办，他上台改为官营。老百姓吃盐贵了，但他的收入增加了。只是一点，土匪治不了。嚣张的土匪把他的父亲都给绑了票。最后没办法，他花了八万大洋，才把老爹给赎回来。所以，当年贵州人说他：“无乱偏戡乱，巧名曰定黔。三千散议会，八万赎家严。人才龟兔鳖，政策兵烟盐。群奸皆昼寝，两长一身兼。”没一句好话。
在贵州当家没当好，但被唐继尧打出来之后，在四川帮助杨森驱逐熊克武，却打得很漂亮。一度占据了四川最大的码头重庆，八面威风。再后来，因为四川人联合起来驱逐客军，袁祖铭寡不敌众，退回贵州。此时，贵州已经在袁祖铭原来的部下周西成手里。周西成对袁祖铭倒是毕恭毕敬，但袁祖铭已经没有了再作冯妇的心情。换言之，小小的贵州，他已经没有兴趣了。这时候，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已经开始，昔日风头最劲的吴佩孚，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被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袁祖铭顺风转舵，也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出山参加北伐。没想到，出到湖南常德却阴沟里翻船，被一个湖南的小人物算计，借吃饭的名义打黑枪暗杀了他。威震川黔的袁祖铭，就这样稀里糊涂翘了。
黔之虎的撕咬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驴》，其实在说驴蠢的同时，也颂扬了贵州小老虎的厉害。只不过建省之后，贵州由于地太偏，过于贫瘠，所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一向被人看轻。当地的行政经费，从来都得外省资助。清代云贵一体，而贵州则附属于云南。这个状况，一直到民国依旧如此。
不过，小小的贵州，人穷，地瘠，却乐于内斗。民国的北洋时期，云南如果不算蔡锷，基本上是唐继尧当家，仅仅一小段时间换了顾品珍，而同时期贵州则换了好几茬人。每换一茬，都是血雨腥风。辛亥鼎革，别的省大体平静，但是，贵州从一开始就恶斗不已，自治学社与宪政党人杀得刀刀见骨。掌握新军的自治学社把持政权，根本不容老派的人物立足。宪政党人请来了云南的唐继尧，把一个团的新军灭掉，自治学社的人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唐继尧回到了云南，扶植了一个巡防营出身的刘显世，一个宪政党人戴勘做他的附庸，戴勘做民政长，刘显世做护军使。
然而，刘显世和戴勘马上就斗了起来。显然，文人斗不过武人，刘显世还算客气，没有杀人。戴勘被挤出贵州，刘显世做了土皇帝，当然是听命于云南的土皇帝。连讨伐袁世凯这样的大事，云南说干，他都得跟着。护国讨袁之后，刘显世似乎稳住了江山，只要跟紧了唐继尧，就太平无事。
然而，唐继尧是有天下之志的人，要做“东大陆”主人。所以，滇军出去征伐，黔军也得随着。西南出产中国最好的鸦片，物美价廉，所以，云贵川都是双枪兵。但同为双枪兵，也有个分别，比如有鸦片瘾的官兵，大概有个什么比例，其中，贵州兵几乎人人都是鸦片鬼，人精瘦精瘦的，但只要过足了鸦片瘾，漫说爬山走路不在话下，就是打仗，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黔军出省，在四川内战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就是人太少，撑不住大局。护国之役过后，戴勘在北京的进步党人的支持下，做了几天四川督军，但是手下的黔军护不住他的宝座，落得个身死位灭，让梁任公好不悲伤。而出来打仗的武人王文华和袁祖铭，都曾经有过上佳的表现，但打着打着，就想回老家。一回老家，就要出事，人头落地。
北洋时期，别的地方军阀混战，一般来说，打胜的不会为难落败的，不仅不杀俘虏，对方的家眷和财产都不动。四川军阀混战，每个军头在对方的领地都有好些房产的买卖，打仗归打仗，这些财产没有人会动的。但是贵州内战，则失败者不仅人头落地，家眷和财产都保不住。
刘显世虽说是练团练起家的，却不是员战将，不懂军事。他当家，在军事上靠的就是他的外甥王文华。王文华颇有才具，思想也比较新。凡是贵州出去学军事的人才，比如士官学校出身的何应钦、谷正伦，以及外来的朱绍良，他都给笼络到自己的门下，所以，打仗还有一套。在贵州没出来打仗的时候，贵州的好枪好炮，刘显世都给了王文华，贵州人穷兵少，王文华一个团就是大半边天了。待到王文华听唐继尧之命到四川打仗，膨胀成了一个师。
即使膨胀成一个师，只要滇军失败，黔军也就站不住脚，还得回家。可是，贵州在王文华出去这段时间，已经物是人非。原来的地盘都归刘显世的弟弟刘显潜了。王文华尽管是刘显世的外甥，也不想久屈人下，于是派自己的一员战将替自己杀回贵州，自己躲到了上海静候佳音。刘显世猝不及防，手下的人都被干掉，自己仓皇逃往云南。打听到王文华去了上海之后，花重金派了一个杀手，到上海找到王文华，刺杀了他的宝贝外甥。
然后，贵州群龙无首，开始混战。混战中，原来依附刘显世的袁祖铭得胜，做了短时间的贵州王。在大革命开始时，又被王文华的旧部朱绍良设计刺杀。贵州落到周西成手里，然后又几经折腾，贵州王变成王家烈，屁股没坐热，最后被蒋介石收了。而那些留洋学生，何应钦、谷正伦和朱绍良，都不在贵州干了。当年人说，人在贵州，无论怎么折腾都是条虫，出了贵州，就是条龙。果然，这三位，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大将，全国性的人物。
湘西王的山西药方
阎锡山统治山西38年，是军阀之林中割据时间最久的一位。不过，在北洋时代，割据一省或者数省的军阀，统治时期比较长的还是有的。长不过阎锡山，但十年左右的，也有那么几位。而镇守使这一级的，大多忽起忽落，混得比较久的没有几个。而湘西王陈渠珍，却是一个例外。此公从1917年实际控制湘西，断断续续，一直延续到1949年，统治期之长，仅次于阎锡山。而有意思的是，陈渠珍“不倒翁”的秘方，其实就来自阎锡山。
湘西现在叫作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年的土家族还自称是汉人，却是汉人中比较彪悍的一个族群，系历代征伐苗人的军汉屯军的后人，向来骁勇善战，习武成风。在清代，这一区域属于一个军镇，人称镇筸军。在太平天国军队攻打长沙之时，若不是在危急关头镇筸军赶到，长沙兴许就丢了。
进入民国之后，湘西这块地方，属于晚清闹了一场著名教案的贵州提督田兴恕的儿子田应诏。田家是镇筸军的宿将，在湘西树大根深。而陈渠珍也出身镇筸世家，晚清新政时期，出来投考长沙将弁学堂，毕业之后，先后在湖南和四川新军任职。辛亥革命前，作为管带（营长）被派往西藏驻军，其间，还娶了一位漂亮的藏人太太。革命期间，驻蔵军哗变，他带少量部队撤回内地，幸亏他的太太相助，才仅以身免。但是下山之后，太太却因感染藏地没有的天花身亡。这段感人的故事，后来被陈渠珍写成《艽野尘梦》一书，至今依旧是排在榜上的历史类畅销书。很多人知道陈渠珍，就是因为这本书，其次，是因为他跟沈从文有过一段瓜葛，沈从文写过他。
陈渠珍从西藏回来之后，回到家乡，投到了田应诏门下。田应诏是个纨绔子，喜欢吃喝玩乐，常年待在长沙，对湘西的事儿不大管。手下的军队，都到民国了还是当年绿营的老班底，老做派。湘西虽说山高林密，土地贫瘠，却是贵州到湖南，乃至江西的鸦片走私的通道，地方秩序混乱，给了帮会土匪强人们用武的机会。所以，在田应诏治下，强人出没，何为兵，何为匪，何为民，外人根本分不清，自己人可能也分不大清楚。
田应诏常年在长沙快活，把军政大权逐渐交给了懂军事也会带兵的陈渠珍。最后发现，湘西已经不是他的了。不过还好，陈渠珍在田应诏活着的时候，依旧保留他的湘西镇守使的头衔，只是镇守使的衙门安在长沙，由陈渠珍定期给钱。从此，湘西十县，就成了陈渠珍的地盘。
阎锡山做不倒翁，人们都说此公为人圆滑，八面玲珑。还有人说，是因为山西地方比较偏，油水不大。其实，如果仅仅有这样两个因素，不倒翁是做不成的。阎锡山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他的村治建设，他不仅有几十万的军队，而且有几十万的村干部，而村干部才是支撑他统治的基石。
1917年之后，阎锡山的村治建设名满天下。各地来学习取经的，络绎不绝。但学完之后，真正把村治建设落到实处的，却是不多。当年来山西取经的人中，就有一队是湘西来的。一共20个人，领队是陈渠珍的秘书长陈伯齐。
在学习山西经验之前，陈渠珍治理湘西也很有一套，无非是整顿吏治，尤其是厘卡，剿抚土匪，清理屯田，兴办学校和工业等。这一套，也能见到效果。但单凭这些，却还差点儿火候。因为所有有点儿志向的军阀，都这样干。对陈渠珍威胁最大的本省大军头，前面有赵恒惕，后面有何健，大体也是这个路数。陈渠珍学习山西村治经验，才是成为不倒翁的真正秘诀。
“湘西考察团”从山西回来之后，陈渠珍委托熟悉山西村治状况，曾经做过湖南大学教授的湘西人瞿森楼草拟了《湘西自治条例》，真刀实枪地在湘西推行村治建设。根据湘西的实际情况，村治以乡为基本单位，每乡选出五至七人，组成以乡长为首的自治委员会。跟山西一样，村治都有武装，寓兵于农。这对于湘西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原来的湘西，农村就有屯丁武装，转身变成保卫团（后来的挨户团）很容易。团丁的枪械，由以乡为单位的公摊出钱。打仗的时候抽调团丁，打完仗依旧归农。所以，湘西的军队，说起来可以很多，但民众的负担并不很重。
乡一级的自治组织，是县长管不了的，因为乡长是自治委员会的头儿。所有的乡长，都归陈渠珍直接控制，即使不称职，也只能报十县的自治组织所设的乡政督核处处理。实际上，这些乡长都是原来湘西乡村的能人，基本上没有撤换的必要。陈渠珍跟阎锡山一样，通过经常性的乡政自治培训，加强他与乡村自治干部的联系。他原来就是湘西土著，跟其中好些人早就相识。开展村治以后，他认识了湘西多数的乡长，都能叫出名来。只要这些人有事找他，他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村治建设搞下来，湘西的基层只认陈渠珍，换别个，谁来打谁。
就这样，尽管湘西风云变幻，事端时出，从赵恒惕、何健，到后来的薛岳，都想搞掉他，川中争斗失败的熊克武，以及贵州的王家烈，也打过他的主意，熊克武还以重兵围攻过湘西乾城，但都奈何不了他。湘西的兵，正经八本的仗倒是打得不怎么样，但是能耗，在大山里，谁也耗不过他们。即使逼他下野，别人也治理不了湘西，想要太平，还是得请他出山。否则，不仅遍地是匪招架不了，而且苗民还会造反。
在陈渠珍统治湘西的30多年里，他有机会问鼎长沙，更有机会占据贵州，但他都不干，就蜷缩在湘西大山里：一湘西人，得一湘西足矣。这个老谋深算的军头，跟那个文采飞扬、深情缱绻的《艽野尘梦》的作者，竟然是一个人。
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秘密
虽然说民国时期军阀部属的倒戈，稀松平常。但是，1924年到1925年间，两次重量级的倒戈行为，却震动了全国。第一次，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倒了曹锟和吴佩孚的戈，第二次，是奉军的中坚郭松龄倒戈反奉。
冯玉祥倒戈，大获成功，基本上毁了在北洋军阀史上风头最劲的吴佩孚，让他精心训练的核心部队，烟消云散。此后东山再起，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第二次郭松龄倒戈，却彻底失败，夫妻两人的命都因此丢了，还搭上一个高级幕僚——民国大才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
说起来，冯玉祥有倒戈的本钱，而郭松龄没有。
冯玉祥的部队是他一手编练起来的。其中的基干部队，是他一个一个从老家挑来的，脑后有辫子，手上有茧子。几乎每个士兵他都认识，能叫出小名来。他的部队南征北战，从来都没有散过。从枪械到军粮，都是他冯玉祥给找来的。他自己说，他的部队就是一个大家庭，而他，自然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而且是受子弟爱戴的家长，因为他是按照吴起吮疽的方式带兵的，经常跟士兵同甘共苦。正因为如此，当他决定倒戈的时候，虽然并没有跟多数官兵们事先说明，但他怎么干，官兵们怎么跟，让打谁就打谁。
然而，郭松龄的部队，可不是这个样子。
在倒戈之前，郭松龄掌握的部队，在奉军18个师中占6个，还有一个骑兵旅，两个炮兵旅，5个工兵营，总共15万人左右，是奉军精锐中的精锐。最好的武器装备，最精干的士兵。因为这支部队是挂在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名下的。当年的军阀，几乎人人如此，再亲，也亲不过自己人。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
只是，从张学良行伍生涯一开始，他就是跟他最信服的老师郭松龄绑在一起的。训练是郭松龄负责，提拔军官是郭松龄负责，指挥打仗更是郭松龄负责。奉军都知道，张学良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张学良。第一次直奉战争，老派将领的部队一塌糊涂，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的两个旅，还差强人意。而后，奉军整军经武，就是以这两个旅为模板开始的。而这两个旅，到郭松龄反奉的时候，已经发展到了两个方面军。张作霖看家的本钱，几乎都在这两个方面军里了。
但是，这支部队实际上并不是郭松龄的。它的主公，从大的方面讲，是老帅张作霖，从小的方面讲，是少帅张学良。简而言之，人人都知道，他们吃的是张家的饭。在那个时代，这一点很重要。老帅张作霖待部下很厚道，这个厚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跟关内军阀不一样，总是变幻大王旗，奉军的稳定，从辛亥革命之后一直延续了十几年。
当然，奉军是个很大的集团。这样的集团，内部派系很多。有绿林出身的老派，也有喝过洋墨水的新派。新派之中，又分成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系和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系，一派“海龟”，一派“土鳖”。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打赢了，昂首进关，一路凯歌行进。势力最大的时候，连江苏和上海都被括入囊中。各个派系的首领，诸如杨宇霆、姜登选、李景林，甚至一个流氓混混张宗昌，都各自成了封疆大吏，掌握一省乃至两省地盘。但唯独立了大功的郭松龄，没有寸土之地。
其实，这倒不是张作霖偏心，也不是像他事后说的那样，得像娶媳妇嫁闺女一样一个一个来，而是郭松龄手上是奉军的核心部队。虽然名义上是张学良的，但张学良又离不开郭松龄。所以，没办法把郭松龄连人带兵派成封疆大吏。当年的军阀，对部下的控制都是实力威慑法，如果自己人手里没有一支实力最雄厚的部队，各个部队也许就不听首领的了。实际上，张作霖也暗示过郭松龄，只要时机得当，是会考虑给郭松龄一个合适的地盘的。
郭松龄最终倒戈反奉，固然有他自己的野心在。他要用奉军这个当年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军队，以及东三省这块富庶的地盘，打出一份自己的天下来。但骨子里，他看不上脑子老旧的张作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张作霖没有受过教育，一脑袋老旧思想，连辛亥革命他都不以为然。张勋复辟，实际上他是赞同的。对于五四以来中国的变化，他打心眼里看不顺眼，至于十月革命以来的赤化，他就更是深恶痛绝了。尽管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他放手让郭松龄他们整顿军队，但并不等于他能允许新思想进入军队。他聚拢部队的办法，就是两手：一手给钱，一手讲义气。
然而，郭松龄和他周围的一些年轻军官，像魏益三、盛世才（后来跟苏联走得特别近的新疆王）以及幕僚林长民和齐世英（即写了《巨流河》的齐邦媛的父亲），却思想日益激进，受五四以来国民革命的思想影响很大。尤其郭松龄跟冯玉祥联系上了以后，思想变化速度就更快。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之所以反奉，是为了打造一个新的东北，一个新的奉军。
然而，他并没有本事把他自己的新贯彻到军队中去，他带的部队，除了极少数人之外，脑子依旧很旧，对张家老帅和少帅，有浓重的感恩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毕竟只是一个波及知识界和社会上层的运动，军阀的部队基本上对新文化无感。
所以，反奉行动开始，郭松龄部队和留在东北的部队虽然实力相差特别悬殊，但是郭松龄的行动，却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就算没有日本关东军出来挡驾捣乱，这场倒戈战争也未必能赢。因为在郭松龄的部队中，“吃老张家的饭，不打老张家人”的想法，特别流行。而郭松龄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提出的“打倒老帅，迎接少帅”的口号，在当年的中国根本行不通。一个老子，一个儿子，谁能把老子和儿子截然分开呢？
所以，行动一开始，陆续拖枪逃跑的有，消极怠工的有，有意破坏的也有。打到新民，部队就哗啦了。最后连郭松龄的卫队都跑光了，只剩下他们夫妻两个，被抓了个正着，审都没审，一枪就毙了。
郭松龄这个奉军中一等一的枭雄，就这样完了。
周荫人的护财卫队
有人说，军阀的命根子就是枪杆子。但有枪杆子还得有地盘，否则没法养军队。有的人，像吴佩孚和冯玉祥，一门心思就是养兵练兵，占地盘、弄钱财，就是为了多养兵。但是，更多的军阀占地盘、弄钱，半是为了养兵，半是为了自己敛财。还有的人，养兵只是为了多占地盘，多占地盘就是为了自己发财。在大兵和现大洋之间，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张敬尧是北洋老人，辛亥革命的时候，还是一员骁将，但做了湖南督军，却专以刮地皮为能事。弄了钱，不是回老家买地，就是汇到天津和上海租界的外国银行存起来。所以，尽管他名下的军队不少，但是打仗却十不顶一，作为占领湖南的北军顶梁柱的吴佩孚一撤，缺兵少枪的湖南军队一反攻，张敬尧的部队就稀里哗啦地败了下来。手里有三千万，却不肯给士兵发饷，当兵的能卖命吗？这个张敬尧，也只好去租界做寓公了。
曾经做过福建督办（也就是督军）的周荫人，也是一个张敬尧的翻版。此人原是江西督军陈光远的部下，陈光远被吴佩孚派人挤走之后，周荫人几乎成了无主的游兵。而同届的士官学校的同学孙传芳，原是湖北督军王占元的部下，在王占元被吴佩孚挤兑掉了之后，跟周荫人同病相怜，也同一个命运，一同被吴佩孚派到福建。因为皖系的谋主徐树铮，在福建搞了一个“建国制置府”，让吴佩孚很是不放心。孙传芳和周荫人两个师一到，徐树铮下面的将领王永泉倒是知趣，事先就把徐树铮送走了。
接下来，孙传芳和周荫人联手把王永泉赶走。孙传芳做了福建督办，周荫人做帮办。但是，周荫人一副在福建安家立业的架势，处处伸手，挤兑孙传芳这个老同学。而孙传芳压根儿就没看上福建这个地无三尺平的偏僻地方，一心想向北发展。于是，趁浙江的卢永祥和江苏的齐燮元开仗之际，把督办让给了周荫人，自己带队伍进入浙江，抄了卢永祥的后路。
周荫人得了福建之后，心满意足，开始尽其所能地刮地皮，一边对商旅下手，一边搞田赋预征。这还不够，就放手逼着农民大种鸦片，害得福建一地鸦片比纸烟还便宜，一手收鸦片税，一手派兵输出鸦片牟利。不到三年，刮了700多万，但是麾下的部队，可是半饥半饱。到了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何应钦带的一路从福建过，两下在龙岩永定一线交手，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周荫人，却吃了败仗，仅以身免。逃回福州之后，虽说部队还有几个旅，但已无心再战了，打算离开部队带着钱跑路。开始打算从温州上船，结果发现如果没有兵舰护送的话，他很可能被绑票。于是，只好带着部队一路往北走。走到上海附近，被孙传芳派人拦住，不许他进租界。于是只好再往北走。一路上，他的几个旅的部队，就成了他的护财卫队。虽然一路都有人逃跑，但还是剩下的多。这些福建兵来到北方，人地两生，不跟着他也没别的办法。周荫人一路走，一路骂孙传芳。他不恨何应钦夺走了他福建的地盘，却恨孙传芳不让他痛快丢开部队进租界。就这样，一直到了天津附近，终于找到归宿了。在一个夜里，他和少数亲信带着从福建搜刮来的钱财，丢下了部队，躲进了天津租界，任由他的部队自生自灭。
到天津租界，他用这些钱广置产业，拥着妻妾，坐地收租钱过日子。像他这样做过一省首脑的军头，旧部众多，如果这些旧部日子过惨了，按道理，周荫人是该接济一下的，但是周荫人做得很绝，亲朋旧部一个不见，只管闷声过日子。不像张敬尧，没了军队，做寓公还不老实，老是惦记着东山再起，日本人来了，跟日本人勾搭，最后被军统干掉。而周荫人虽说日语说得不错，但就是一门心思做寓公，再也没有动过出山的念头。一直混到1949年，带着三姨太溜到了香港，最后病死在那里。
周荫人这样的军头，虽说从保定军校学到日本士官学校，但本质上其实就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商人。混军旅，无非是挣钱的一种方式。
北洋兵燹的铁路之灾
人们都说，民国的北洋时期军阀混战，兵燹迭生。但是这混战，其实主要发生在1920年以后。此前的二次革命、讨袁护国、讨逆（张勋），以及护法战争中的南北之争，基本上还只能算是局部战争，而且规模都不算大。到1920年下半年北洋系分裂，直皖开战之后，战争的规模和烈度，才一天天大了起来。即便如此，战争对一般民众的扰害也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厉害。据后来日本满铁对华北农村做的调查，即使烈度很高的直奉之战，战区的老百姓也大体可以照常生活。
但是，仗毕竟是越打越大了。各派军阀为了能打败对手，都拼命地扩军。原来中央政府陆军部对部队番号和兵额限度的规定，迅速成为一张废纸。军队多了，进口的武器弹药多了，对地方的财政压力也就大了，即使军队本身对地方扰害不大，但民众的负担却在加重，况且，还有像奉军（尤其是张宗昌部）以及一些出身刀客的陕军和豫军，这种不讲究纪律的军队。
其实，北洋时期的战争，对当年的中国社会最直观的破坏，体现在铁路上。当时的中国从晚清继承下来，大抵有京汉线、津浦线和京张以及京奉线等几条干线，再加上后来山西和东北自己修的几条铁路，属于中国政府管理的铁路，大抵有七千多公里。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事实上政令不出北京城墙，但几条干线铁路，还是归交通部管的。所以，在段祺瑞统治时期，尽管中央各个部也都财政吃紧，财政部和交通部还是比较宽裕的。
但是，只要一发生战事，铁路就会有麻烦。讨伐张勋复辟之前，总统黎元洪跟总理段祺瑞闹翻，免了段祺瑞的职，这一下把北洋系都给惹翻了。最亲段的安徽省长倪嗣冲，马上劫了津浦线上四十个火车皮，用来运兵。这样的事儿，在当时还属于偶然。但到了直皖开战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平常了。直皖战前，吴佩孚北上，就劫了大批的车辆。第一次直奉战争过后，原来直属于中央政府交通部的铁路，都被事实上军管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就是因为耽误了吴佩孚的事儿，才被镇压的）。随意调动车辆成为家常便饭，至于截留路款，也是司空见惯寻常事。运兵自然军头们不给钱，而铁路为商人运货，在军人的令下，每每要加征额外的费用，害得商旅裹足。在北京的美国使馆，从门头沟往前门火车站运过冬用的煤，吴佩孚的部下每吨煤要加征两元，装煤的时候，一个车皮要多加一元八角，另外每车皮还要额外的“孝敬费”二十五元。拥有治外法权的老美也徒呼负负，因为都是当兵的干的，向外交部抗议也没有用。连老外都给宰成这样，中国人会怎样，可想而知。
军人控制铁路，索取如此高的运费，但对于铁路维修却不管不顾。实在没办法了，开不动车了，才对付着修一下。进口的机车，款项一直拖着不给，老外也没辙。以前铁路是铁饭碗，从不拖欠员工的工资，然而到了军管之后，漫说一般的铁路员工工资经常会被拖欠，就连北京的交通部也开始欠薪。有一年，居然不得不把前门火车站站台上的大铁棚子给拆了卖掉，让部里的穷官儿们勉强过个年。交通部有钱的日子，随着军阀混战的升级，一去不复返了。
铁路在兵燹中的惨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铁路是割据的各路军阀不管的，归中央政府直属。段祺瑞时代，虽然也是军人政权，但掌权的军人们行为还有点儿节制，各地的北洋系将领，也或多或少能听这个袁世凯之后的北洋老大的话。但是，一旦这个老大被后起的北洋第二代俊秀吴佩孚打倒，就开始了一个武力强权的时代，谁的胳膊粗力气大，能打仗，谁就说了算。原来归文官政府管辖的铁路，就变成了军人的囊中物。军人控制铁路之后，又没有把铁路的管理职权真的接管过来，变成有车我就调，有钱我就拿，但是铁路上的事儿，我又都不负责。即便直系控制的时候，直系里面的各个派系也是能抢就抢，能多占点儿就多占点儿。反正那是中央政府的东西，不拿白不拿。
所以，到了北洋时期结束，中国的铁路已经千疮百孔了。只有属于单个军阀的铁路，比如山西的同蒲路和东北的吉长、吉敦、四洮等几条铁路，还能维持比较好的状态。因为，那是军阀们私有的。
北洋军的思想教育
民国开张，历史进入北洋时代。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对于当兵的思想教育基本上没有涉及。人们传说他教育部下“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不过是政敌的攻击，他真的没这么干过。小站新军，基本上是德国陆军的训练路数，要说精神方面的培养，一个《皇帝练兵》歌勉强可以算，但强调的还是忠君爱国，跟袁宫保没半点儿关系。
但是，事情后来起了变化，尤其是吴佩孚当家的直系，打败了吃得好、军饷高、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占优的皖系之后，有些军头发现，吴佩孚的部队由于练兵练得好，而且部队有精神讲话，有些爱国主义的精神灌输，精神头儿的确比皖系的部队好。在一定的条件下，精神还就是可能战胜物质。
这一点，在冯玉祥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冯玉祥跟吴佩孚一样，都是北洋系的第二代将领，在练兵、拢人、精神鼓动方面，跟吴佩孚非常相似。过于相似的两个人，是会发生相撞的。所以，吴佩孚越来越看不上冯玉祥，好端端的把人家的河南督军给拿下了，让他进京做一个莫名其妙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离开河南的时候，把他编练的一个师和三个混成旅的队伍都带上了。没办法，对于军头来说，军队是命根子，不能割的。
没有了地盘，如何养活这些部队就成了大问题。从理论上讲，这些部队都是国军，应该由中央政府发饷。但是实际上，谁招的兵就是谁的，给养和军饷，只能由带兵的人自己负责。冯玉祥通过曹锟的关系，活生生从总统黎元洪嘴里，把北京崇文门关税拿了一部分过来。然而，这点儿钱只能让他的部队每天喝小米粥，至于饷钱，基本上就别想了。
过苦日子，还得维持部队不散伙，所以，冯玉祥特别强调思想教育。不仅部队洗礼信了基督教，而且在爱国上狠下功夫。每个营不仅有随营牧师，而且有精神教育室，里面挂着清末人画的列强瓜分中国图。经常请人来讲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特别强调抗日。后来，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发动政变，搞垮了曹锟、吴佩孚之后，他的部队迅速扩张，但这精神教育的传统却维持了下来。但凡他的兵，都会带一个写了很多字的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十个字（发动政变时，是一个白布的袖章）。每个士兵的军服里面还缝着两个白布条，一个写着“一弹当着全军团体性命看”，另一个写着“军队须视为民众之武力”。第一个布条这么写，是因为冯部比较穷，子弹来之不易，所以要珍惜子弹，不能乱放枪；第二个布条，则说冯部是民众的军队，子弟兵。自冯玉祥开始，对于士兵的臂章和布条，要定期检查，不许有脱落污损的现象发生。如果哪个部队的士兵有脱落的，那么长官是要被罚的。
冯玉祥的部队，经常要上课。除了战术讲授和演练之外，就是“精神教讲育”，除了前面讲过的近代史教育，还有请人编的古代仁人义士的故事，还讲蔡锷编的《曾胡治兵语录》，以及军纪教育。冯部由于冯玉祥的个人喜好，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特别少，整个部队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请人上课所讲的东西，效果有限，但是，爱国精神和纪律，却可以通过长官的反复强调得以加强。比如冯部的张自忠，在给部下宣讲军纪的时候，把抢劫民财处死、奸淫民女处死这些条款，都说成是“扒皮”，不是处死，是活活扒皮。因此人送外号“张扒皮”。
这样的精神教育，使得冯玉祥部队在一段时间内，的确纪律好，而且凝聚力强。即使不发军饷，也没有什么人开小差。而且，整个部队，特别的仇日，时不时就会闹出些仇日事件来。
不过，这样的精神教育是冯玉祥通过家长式的掌控来实现的，一旦部队多了，效果就会打折扣。尤其是1926年，他在张作霖奉军的压迫下，不得不离开部队去了苏联之后，庞大的部队终于溃散了。溃散的部队，什么纪律和精神，也就谈不上了。北伐战争后期，他东山再起之后，好不容易又团聚起一个大摊子，1930年跟蒋介石大战一场，还是被瓦解了。
算命的“哲学家”
民国是个鱼龙混杂，各路神仙加上妖魔鬼怪都现世的时代。人的命运摇荡，富贵与破落，每每在一念之间。即使贵为军头，统率千军，也往往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怎么样。所以，三教九流的人物，信道的多，皈依佛门的也多，至于迷信巫卜星相的，就更多了。西南有两位有名的“预测大师”，一位是王篾匠，一位人称仇瞎子。王篾匠本行是成都一个有名的篾匠，并不以看相卜卦为生。人来找他，看得顺眼，就说两句，不顺眼，就只顾干他的活计。然而，川中大小军头在开战决策之时，每每会找他说说。这些军头和部下，过了几十年，回忆过往的大小战役，还经常会提到王篾匠的卦，可见印象之深。
仇瞎子是个瞎子，但不是先天瞎，眼瞎之前，已经读书识字，加上的确人很聪明，对于儒释道三家经典如数家珍，相当熟悉，于《周易》更为精通，行走江湖，多半有过师承。从事占卜算卦揣骨的行当，渐渐有了名气。
王篾匠活跃的时代，是北洋时期。而仇瞎子则在抗战时期特别走红，川中的军头邓锡侯、杨森，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宋哲元都找他算过，甚至连国民党的嫡系将军邱清泉，也找他算过一卦。他自己宣称，连蒋介石都找他批过八字，但无法考证，未知真假。
王篾匠算卦，没有招牌，坐等人上门，而仇瞎子则云游四海，挂招牌招徕顾客，就是吃这碗饭的。仇瞎子本名仇庆云，每到一处必定寻当地最大的宾馆，租一个套房。在宾馆门口挂上一个大镜框，上面有仇瞎子的照片，下面则是一封介绍信，说他是“现代哲学家”（这是民国时分的特点，但凡在城市里操此行业，必定要说自己是哲学家，说自己这行是科学），以哲学为基础，科学为依据，能知人贫富贵贱，凶吉祸福。凡诸婚姻、求子、发财、升官、人口走失，等等，无一不可。后面详列一大串“介绍人”，凡是他给算过卦的知名人士，如上述的军头，都成了他的介绍人。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小镜框，里面装的是仇瞎子给蒋介石批的八卦。这样两个镜框一挂出来，一定顾客盈门。
每次顾客上门，要先挂号。由他的秘书在外间详细登记来人的姓名、籍贯、岁数、职业等信息。信息用一种特别的胶质墨水，写在瓦楞纸上，在仇瞎子跟人闲聊之际，偷偷通过一个小洞塞进里间的一个抽屉里，只要仇瞎子在聊的过程中悄悄打开，用手一摸，就可以了解来人的基本情况（瓦楞纸上写的字，他能摸出来）。有了这些基本信息，无论是揣骨、算卦还是测字圆梦，凭他的经验，就都可以“料事如神”了。算卦过程，好些内容都是这一行传统的本事，通过聊天，探测对方的心理，通过了解对方的身世，说些两头堵的话，来预测未来。对顾客的脾气秉性、以往的经历，一般都说得很靠谱，但事情结果如何，就要看顾客怎么理解他的话了。
如果说，仇瞎子的本事就是一个蒙和骗，倒也未必。如果碰上大人物，大人物又来问大事情，他必定拿出毕生的本事，小心应对。仇瞎子虽说不是个哲学家，但是对时局和时事却时刻关心，所以做出的判断，大体八九不离十。
当然，他也不是专门逢迎大人物，对于他看不上的人，尽管来头不小，比如一些交际花，他也会批出很不好听的卦辞，不惜开罪这些人的后台。大不了，换个码头躲躲风头。但消息一旦传出去，人们对他就更加有好感了。毕竟，像他这样的人，即便得罪个别大人物，欣赏他的人还是大把的，断然不会因此而断了财路。
巫卜星相这一行，原本就是时局不靖，人的命运变幻无常的大形势下才能兴盛。在战乱时期，人命不如狗，即便是大富大贵之人，也挡不住瞬息祸福。人们问卜求卦，本质上无非求个心安。王篾匠、仇瞎子之辈的“料事如神”，其实是因为人们的心神不定。据仇瞎子的秘书说，在抗战时期，他生意最好的时候，就是豫湘桂大溃败之际，一系列的兵败如山倒，带来了大面积的人心惶惶。百业不兴，唯独仇瞎子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