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桂题和他的老毅军
在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军队，还有三支部队是清朝的旧模样。这三支分别是张勋的定武军，俗称辫子军，倪嗣冲的安武军，以及姜桂题的毅军。在晚清新政时期，新式陆军的编制，已经西化了，军、镇、协、标，就是西方的军、师、旅、团。但是，这三支军队，在民国之后，依旧是清朝的旧制，基本单位是营，十个营设一个统领，若干统领之上，是军统。
晚清的军队，分为新军和巡防营两个系统。北洋军和各省的新军，都属于新军，完全西式编制，原来的练军和淮军，以及招安的土匪，都编成巡防营。但是，进入民国之后，原来的一些巡防营，比如张作霖和陆荣廷的部队，都改编成了新军模样的国军，只有这三支部队，还保留了原样。
这是因为，这三支部队，都跟袁世凯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姜桂题的毅军和张勋的定武军，都是北洋的支系；而倪嗣冲的安武军，则是由北洋军衍生出来的军队。三人虽说跟袁世凯关系密切，但都对清朝有很深的感情，定武军甚至连辫子都不肯剪。毅军剪辫子，差点儿闹出风潮。所以，袁世凯特许他们保持旧制。其中，姜桂题和他的毅军，由于在鼎革之际特别配合，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袁世凯对之青眼有加，毅军的军饷和待遇，居然比正牌的北洋军还要好。
毅军是淮军的一个分支，靠剿捻起的家。而姜桂题，则是由捻军投靠过来的一员悍将。在甲午战争中，守旅顺兵败，被褫夺了官职，留任军中。袁世凯接掌小站新军之后，把姜桂题调来任翼长，所以，姜桂题也算是小站旧人。鼎革之前，继马玉昆之后，接掌毅军，按兵力来说，要算是当年京师的一支重要武力。所以他的配合，对于袁世凯顺利上位，至关重要。
姜桂题跟毅军的创始人宋庆一样，都是大高个，身材魁梧，跪着跟人站着一样高。当年的西太后，特别喜欢这种高大魁梧的武夫，无论怎么都会高看一眼。庚子过后，西太后回銮，颐和园里照样演戏。宫里演戏，少不了要请文武大臣来观看。别人进宫看戏，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咳嗽一声都不敢。可姜桂题头一回进宫看戏，看着唱得好，就大声叫好。西太后叫太监去看看，哪个敢这么大胆，回奏说是姜桂题。西太后听闻是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说，甭管他了，那是个粗人。
姜桂题的确是个粗人，不识多少字。但是，他的人缘却相当的好。不仅西太后喜欢他，李莲英喜欢他，连后来的摄政王载沣以及载沣的弟弟涛贝勒，也都喜欢他。在北洋系里，派系纷纭，但各个派别的人，都跟他关系不错。如果不是大的矛盾，让他出来做调人，保险能调和好了。
姜桂题跟士兵，也一贯嘻嘻哈哈。麾下的将士有了过错，也不怎么责罚。姜桂题个子高，背有儿点驼，人送外号“姜罗锅”，而他说话，口头禅是“光景”，也就有人叫他“姜光景”。同僚这样叫他不生气，大兵们这样叫，他也不生气。他的兵看戏不给钱还砸了场子，他不管。民国元年曹锟的第三师奉命兵变，他的毅军也跟着变。后来人家不闹了，他的兵挪到通州，还接着闹。
不过，如果是他自己惹事，被人抓着，却会认罚。姜桂题有个毛病，撒尿从来不上厕所，也不用马桶，不管走到哪儿，内急了，路边一靠就撒尿。晚清新政，开始设立警察，讲究街面卫生。一次在浦口，他在街边撒尿被警察当场抓住，要他交罚金一元。他马上认罚，交了一块钱。他的卫兵不肯，要跟警察理论，被他拦住。为人随和不拘小节的姜桂题，并不认为交了罚款，是件丢人的事儿。
毅军在民国的北洋时期，人数不少，但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不管谁打谁，他们都在边上看着。所谓的毅军，就是军阀混战中的鸡肋，兵老将疲枪械差。一度，姜桂题有过一块地盘，鸡肋一样的热河。在这个地盘上，他跟张勋一样，开种鸦片。但是，这个像鸡肋一样的地盘后来也丢了，他被任命为莫名其妙的陆军检阅使，带着毅军，驻扎在北京。姜桂题也无所谓，断然不会举兵反抗死保地盘。反正只要他这个老资格的陆军上将不死，无论哪个上台，都不会把这支部队给拆了。而他自己，只要有戏看，有酒喝，别的也就无所谓了。1922年他死了，毅军也就到寿了，被拆得七零八落，卷进了军阀混战之中，烟消云散。
在北洋历史上，没人记得姜桂题和毅军的战绩，但是，人们都记得姜桂题这个人。
半个遗老北洋之龙
“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位列第一。但论起来，王士珍比起段祺瑞和冯国璋，明显差了节气，好像没干过什么。当然，他是可以干点儿什么的，只是，另外两位都是民国才成了气候的，而对于民国，王士珍很有想法。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再度出山组阁，王士珍担任权位相当重的陆军大臣。跟冯国璋一样，他不满老把弟段祺瑞打电报拥戴共和，曾经去电责备。清帝退位诏书一下，他毅然决然不顾袁世凯的死命挽留，不辞而别，回了他直隶正定的老家隐居去了。冯国璋也眷恋清室，但他比冯国璋的态度更为坚决。冯国璋不满意袁世凯，但袁世凯要他给他抬轿子，他还是抬的，王士珍则撂挑子了。
在老家，他有一个不大的庄园，庄园的堂屋里供着光绪皇帝写的“福”字，日日膜拜。他本人辫子不剪，长袍马褂。有客来访，则一身清朝官服，顶戴花翎，让人先拜“福”字，然后再跟他见礼。无论谁来劝他，他都表示从此以后在家隐居，再也不做官了。
但是，他是小站的旧人，北洋顶梁柱似的人物，眼见得北洋人坐了天下，自己就在近在咫尺的正定闲居，说他内心完全没有波澜，怎么能做到呢？所以，在袁世凯“二次革命”扫荡了国民党之后，派了大儿子袁克定请他出山，忸怩半晌，最后还是跟着袁克定进了北京，见了主公袁世凯。
此时，北京政府最为关键的陆军总长，由段祺瑞在执掌。段祺瑞是个敢当事的人，在他眼里，只要是为北洋好也为袁世凯好的事儿，即使袁世凯不答应，他也敢先斩后奏。又加上段祺瑞做事不细，经常大撒把，大事小事，都交给他麾下的“小徐”徐树铮来办。而徐树铮又是一个喜欢玩弄权谋、独断专行之人。这么一来二去，袁世凯未免对段祺瑞不放心起来。成立了一个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处，把陆军部、海军部再加上总参谋部都搁了进去，实际上等于把最有实权的陆军部总长段祺瑞给架空了。这个统帅处，袁世凯就让王士珍来主持。北洋之龙压着北洋虎，段祺瑞就是想有意见，也没法发作。
袁世凯称帝，段祺瑞辞职不干了，王士珍还在上班。只是，他内心深处，却也不以为然。如果说段祺瑞反对洪宪帝制，是为了民国，而王士珍不赞同洪宪帝制，则是为了清室。在王士珍这些具有遗老思想的人看来，如果袁世凯做总统，还可以说是服从民意，不得不如此，做了皇帝，那可就是篡位的王莽和曹操了。
不甘追随莽操的王士珍，在袁世凯事败之后，追随张勋可是相当积极。张勋复辟，如果他要出面反对的话，这个“辫帅”连北京城都进不来。毕竟，北京的守城部队，还有三万多人，这些大兵，对北洋之龙的话还是听的。可是，复辟那十几天，王士珍一直如影随形，成天穿着朝服跟着张勋，还做了复辟朝位置最高的议政大臣。不仅如此，他还急电他的学生第七师师长张敬尧，让他从洛阳赶到北京，为复辟保驾。只是由于段祺瑞动作太快，而且各个军头转向更快，形势急转直下，他才临时转舵，让张敬尧离开的。
不消说，脑后的小辫子一直留到1915年的王士珍，对复辟的失败，是相当遗憾的。复辟失败之后，两位老把弟段祺瑞和冯国璋，把个陷得很深的王士珍轻轻带过，不仅不追究，还让他做总参谋长。
王士珍在民国，自打出山之后，一直都在最高层转。不是参谋总长，就是陆军总长，再不就是总理。然而，骨子里，他从来都没有信任过民国，没把民国的官儿当回事。跟那些死心塌地的遗老不一样的地方，仅仅在于他还在做民国的官。但他的内心，则跟复辟元凶张勋、陈宝琛、刘廷琛、胡嗣瑗这些人没有什么两样。不仅忘不了清朝的深恩厚泽，而且不信任共和制度。
这个王士珍，算是半个遗老。
中将汤变节记
汤芗铭在民国初年，是个人物。他是湖北谘议局议长、著名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的弟弟，在法国学的海军，回国之后，一直在海军服役，深受清末海军司令萨镇冰的器重，是萨镇冰的秘书。武昌起义，萨镇冰受命率海军舰队去镇压，把个挂名的鄂军都督，也是出身海军的黎元洪吓得半死，说是海圻号重巡洋舰上的重炮，可以把武昌轰平。
然而，海军没有怎么向起义军开炮，因为汤化龙的关系，汤芗铭说服了萨镇冰，把舰队交给了他，海军起义了，炮口对准了前来镇压的北洋军。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汤芗铭做了海军次长。袁世凯做总统之后，原本对革命党就不感兴趣的汤芗铭，很快转向。所以，在袁世凯政府里，他依旧做海军次长。
二次革命，汤芗铭率领部分的海军舰艇，在攻打江西革命党人的过程中立了功，然后进军湖南岳州，逼得国民党人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不战而交出政权。为了酬他的功劳，袁世凯把湖南都督的位置给了汤芗铭，后来又改成湖南将军。
汤芗铭的政治立场，跟乃兄一致。当时二次革命的时候，梁启超和汤化龙这些进步党人，对国民党很不以为然。漫说汤化龙的胞弟汤芗铭，就连受梁启超影响的蔡锷都坚决反对。所以，汤芗铭对国民党下狠手，也可以理解。由此登上湖南都督的宝座，汤芗铭是相当意满志得的。
湖南是革命党的老巢，也是会党的大本营。坐镇湖南，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仗着有曹锟第三师在岳州镇守，替他撑腰，汤芗铭在湖南下手相当狠。对革命党和会党，能杀就一定杀，因此人送外号“汤屠户”。但是，北洋的人都叫他“中将汤”。中将汤是一种中药汤剂，但恰好汤芗铭也是中将，又姓汤，刚刚好。当年，他才28岁，是封疆大吏中最年轻的一位，年轻气盛，不知仕途的险恶，已经站在了袁世凯一边，就死心塌地地为袁世凯卖命，没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是，更严重的问题是，汤芗铭毕竟是海军出身，做了湖南将军，没法像李纯他们那样带着自己的部队上任。组建自己的基本队伍，得从零开始。而他学的是海军，又过于洋气，所以只能找曹锟要人，替他组建部队。原本，他看上的是曹锟的副官长吴佩孚，但是他赞美得太狠，曹锟觉得，既然吴佩孚是个这么好的人才，我留着自己用好了，于是给了他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恰好比较平庸，折腾了两年，也没有组建好一个能打仗的混成旅。到了袁世凯要称帝的时候，中将汤的麻烦来了。
首先，他的哥哥汤化龙跟梁启超一样，是反对帝制的，这让他对袁世凯的认识出现了动摇。虽说劝进什么的，他都跟着做了，但内心深处却很是彷徨。其次，在广西的陆荣廷也开始讨袁之后，湖南面临两个方向上的压力，一边是加入讨袁队伍的贵州兵进入了湘西，一边则是更危险的敌人桂军在南边虎视眈眈。而原来驻在湖南的北洋军第三师，则已经被调到四川去了，在湖南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部队，相当的零碎，从奉天调来的范国璋一部，从河南来的唐天喜一部，还有一些倪嗣冲的安武军，谁也指挥不了谁，谁也不听汤芗铭的。而他自己组建的一个混成旅，在湘西跟黔军的交锋中还被打散。一时间，所有在湖南的北军，都风声鹤唳。
在这种情况下，汤芗铭出于自保，唯一的选择是响应护国军的号召，宣布湖南独立，在名义上加入讨袁阵营。当然，他也就真的这么干了。自然，湖南的独立，对袁世凯阵营的打击是相当大的。毕竟在北洋人看来，这个汤芗铭是受了袁世凯重用的，如此干法，等于变节，没有良心。湖南独立之后不久，袁世凯就一病不起，人们哄传，袁世凯的死是因为喝了“二陈汤”。二陈汤也是一种中药汤剂，原本是救命的，喝不死人。但是，两个反叛的封疆大吏汤芗铭和陈宧，一个反叛的镇守使陈树藩，却真的要人命。袁世凯的大局，因为这些人的变节倒戈，变得风雨飘摇。
但是，汤芗铭变节之后，讨袁这边的一些人并不肯放过他。当年他在湖南杀戮过甚，得罪人太多，一旦大局不稳，群雄并起。人们传说，桂军马上就要杀过来了（其实桂军根本没动）。在湖南的北军，一夕数惊，纷纷撤离。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己嫡系武力的汤芗铭，只好悄然走路。
此后，恨透了他的北洋人，当然对他不会客气，而国民党这边，因为他在湖南的旧怨也恨他。两边不讨好的汤芗铭，从此以后，在政坛上就基本上消失了。其实，他还是个蛮有才华的人，白瞎了。
一个轶事，两个林虎
在民国的历史上，林虎是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在国民党的记录中，却面目不佳。早年的林虎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党人，参加过辛亥革命，而且是革命军的中坚；“南北议和”之前，在南京的江西军队兵变，黄兴就是靠他平的乱；“二次革命”，江西的军队大多首鼠两端，只有他的一个旅，在湖口跟精锐的北洋军李纯部两万多人打了一个多月。当年，唯一给国民党人挣了点儿面子的，就是林虎。
后来林虎成了陈炯明的悍将，也是孙中山手下唯一能打仗的部队。孙中山在北洋时期所有的作为——讨袁、护法、建立广东根据地，背后都有陈炯明，也有林虎在支撑。
然而，在陈炯明和孙中山闹翻、陈炯明的另一个部下叶举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之后，作为陈炯明的干将，林虎此后的种种作为，都有了罪过。最大的罪过，是国民党党军三次东征，林虎都站在对立面，成为东征最大的障碍。在任何时候，叛徒都比较让人讨厌，于是乎，林虎的面目也就变得狰狞起来。
所以，在国民党史学家笔下，林虎的形象很不怎么样。甚至因为他的后来，抹去了他前期的功劳。
不过，全面评价林虎不是我今天想要做的，我想写的，是林虎的一桩往事。林虎早年家境一般，父亲不过是候补县丞，有差事可派，就有点儿收入，没有，就坐吃山空。所以林虎早早地就寻求出路，补贴家用。1902年他15岁，因为长得高大，虚报了年龄，投考江西武备学堂。据他自己讲，在武备学堂读书期间，基本上都在前五名以内，所以可以拿到奖金。17岁那年，眼看就要毕业，他却惹出了事儿。他自己说，有天傍晚，跟五个同学在学校旁边的东湖岸上散步，听见有男子的笑声和妇人的叫骂声。过去一看，原来是四个闲人拦着一架坐着三个妇人的独轮车，有意调戏。他带头，和四个同学过去，把四个闲人教训了一顿。第二天，学堂的监督陈伯文集合同学，问昨日谁在外面打架了。他出来说明了原委，被监督稍加训斥，事儿就过去了。但四天以后，学堂居然挂牌将他们五人处分，除了他之外，其他四人都被开除——因念他成绩优异，记大过三次，打手板20下。但是他不肯单独留下，遂与四人同进退，一起离开了学堂。
这个事儿，林虎的部下却是这样记录。
说是那天他们在学校附近的灵应桥上纳凉，适有江西候补知县刘某乘肩舆过桥，仆役随从很是招摇。林虎他们几个看着不顺眼，就对其指指点点，发声讥讽。刘某的仆役很是不满，大声喝止，双方发生争执，最后开打。刘某的仆役被打得落花流水，刘某也被拉出肩舆吃了老拳，最后，连肩舆也被砸毁。
第二天，刘某告到学堂，才有了监督陈伯文的集合队伍，找出犯事者加以申斥的过程。由于没有得到打人者被惩罚的结果，刘某咽不下这口气，最后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告到了当年的江西巡抚夏时那里。大概是托的关系有几分面子，夏时下令武备学堂查办，于是才有了四天之后的惩罚。后来的事儿就都一样了，林虎和四位同学一起离开了学堂，都投军去了。
这个事儿，比较起来，显然林虎的叙述不大合情理。如果是他们仗义相救，就算打人了，学堂也没有道理开除他们。而且要想查清此案，找到那几个妇人和车夫应该不难。更没有道理第二天轻描淡写地训斥几句，第四天却兴师动众，开除了四个，记大过一个。很明显，是林虎他们闯了祸，没有太大来由地打了人，还砸了人家的轿子。林虎的部下，将之说成是看不惯刘某的招摇，痛打狗官，其实也是夸大其词。一个候补知县，还没上任呢，怎么说人家一定是狗官呢？即使招摇，又能招摇到哪里去呢？晚清捐班之滥，无以复加，这样级别的候补官如过江之鲫，除了极个别来头大的，剩下的不饿饭也就不错了，哪里可能有那么大的威风？这也是为什么刘某告到学堂之后，学堂监督并没有当回事的原因。当然，官场的事儿比较复杂，正好赶上刘某多少有点儿来头，能托人找到巡抚，巡抚也就真的当事给办了，于是呢，林虎他们就只好走路了。
这点事儿，对于当年包括林虎在内的五个年轻人来说，的确是大事，害得他们没了眼看到手的文凭。但是，的确是他们自己闯的祸，这个祸没什么道德含量，既不是仗义救人，也非痛打狗官为民出气。这件事如果有亮点的话，唯一的亮点就是林虎比较仗义，不肯独自留下拿文凭，跟着那四个人一起离校。
只是在后来的历史上，那四个人都籍籍无名，只有林虎挣出了名头，仅仅后来因为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才被涂抹成了白鼻子。我最早做北洋军阀研究的时候，拿到的资料，关于林虎的，净是些负面的说法。
段祺瑞这个人有多好？
最近这些年，北洋的事儿有点热，北洋大佬段祺瑞的声誉看好，大有蒸蒸日上之势。当然，过去讲北洋人物基本上都漫画式的，段祺瑞注定是一个要被涂了白鼻子的角色，其实很没有道理。但是，有一些评论则把这位北洋之虎，说成是民主的捍卫者，道德的化身，又有点儿过了。
的确，段祺瑞不爱财，生平不聚财，不置产业，到死无论在北京、天津还是上海连栋房子都没有。大权在握，不受贿，不拿回扣，也不任人唯亲，大公子段宏业，一直都没有正经的工作，当年众多的军头，动辄父子将军，姑爷舅爷横着走，跟他比起来，简直像两个世界的人。一个妻舅吴光新得到重用，也多半是因为此人资历、学历和学识，确实有过人之处。
段祺瑞在世的时候，其拥趸说他是“三造共和”的元勋。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跟南方谈判，逼清帝退位，北洋诸将像王士珍、冯国璋都不配合，只有段祺瑞参与其间，随袁的意思起舞；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不表赞成，辞官不做，袁世凯临死，拉他出山，他做实权的总理，毕竟恢复了临时约法和民元国会，这就是算是再造了；至于三造，则是讨平了张勋复辟。
段祺瑞在北洋军人中也的确是个讲规矩的人，跟一个空头总统黎元洪相处，与一个不听话的国会相伴，大体上还能尊重约法，尊重国会，尊重总统，有事有商量。“五四运动”学生闹得那么不像话，坊间都传说他要镇压，但他就是没镇压。不仅自己不镇压，而且要各地军头也不动横，客客气气地把这些学生娃子弄烦了，弄疲了，自己收了兵。第二届国会选举，改革方案是“研究系”提出来的，在段祺瑞自己，选举也还是要按规矩来的。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是徐树铮的事儿，段祺瑞未必事事都清楚。
但是，事情就怕细究，细细追究起来，很多事儿似乎就不大是那么回事儿了。先讲所谓的“三造共和”吧。所谓一造，打造共和倒未必，但推袁上台，他的确是首功；二造，其实也是袁世凯的意思，袁世凯临死推举段祺瑞主掌北洋系，让黎元洪继任总统，本身就有让民国回到原地的意味；而只有三造，才名副其实。但是，作为北洋大佬，这一造也忒容易了些。受到日本支持的六万多讨逆军，打两千辫子军，这叫个什么仗？
其次，段祺瑞的确不要钱，但是段公馆的一切花销，都是公家包圆，连家里的仆人都在陆军部领干薪。他爱下围棋，若干清客陪着他下，这些人名义上都是陆军部的顾问，每月百多大洋养着。他是不蓄财，但需要钱的时候写个两寸宽的条子，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甚至北四行，就可以取出几百到几千元来。他没有房产，但到哪儿都有人给他房子住，而且相当奢华。他自己不弄钱，却从来不挡着部下弄钱的道儿，在皖系当家的那几年，据八大胡同的人说，就数皖系的军头和政客花钱大方，千把万地往窑子里砸。他自己不好色，但手下的干将，自徐树铮、王揖唐以下，几乎个个都娶了八大胡同“清吟小班”里的苏妓做姨太太。段祺瑞跟袁世凯一样，用人舍得给钱，无形中纵容了手下人的贪腐。
段祺瑞用人，有容人之量，信任哪个一定大撒把，惹出娄子来，他却能出面给你担着。他手下的确有聪明人，比如徐树铮，但这个小徐过于胆大妄为，每每独断专行。段祺瑞讲规矩，奈何小徐不讲，府院之争之所以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冯国璋和段祺瑞差点儿决裂，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拜小徐所赐。同时，段祺瑞也不大识人，吴佩孚也是他的学生，但他却从来没看上这个山东来的小个子，而对于酒色财气俱全的段芝贵，他却青眼有加，在跟直系决战的生死存亡之际，居然把兵都交给这个小段。对于早就腐化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他也是相当偏爱，如果不是为了张敬尧，对吴佩孚有功不赏，他还不至于得罪吴佩孚，最终导致吴佩孚刀兵相向。
当然，段祺瑞最大的失误，还是发动“南北战争”。本来，听从梁启超的建议，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一次大战，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得以暂缓支付庚子赔款，省掉了德奥部分的庚款，而且得到了日本大笔的贷款，为中国赢得了自庚子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给在战后争取逐步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关税自主，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作为最有钱的北洋政府，却把本应投到基础建设上的钱，完善共和制度的钱，都投到了无谓的“南北战争”里。原本孙中山搞护法、另立政府是一场儿戏，没有地盘，没有军队，没有人拥护，北京政府根本就可以无视之。然而，段祺瑞却非要借这个机会向南扩张，搞武力统一。扩张激起西南军阀的恐惧心，反而使得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有了后盾。段祺瑞自己没有嫡系武力，要想开战只能花钱雇军头们打仗，代价之高，绝非当年的政府所能支撑，结果是把日本贷款大把大把地丢在了水里。何况在运行过程中，又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得罪了能打仗的吴佩孚，最后铸成大错，导致北洋系大分裂，直皖开战，活生生断送了原本的大好局面。
至于第二次直奉大战之后，段祺瑞短期出任执政，实际上已经成了傀儡。当然，当年“三一八惨案”为什么执政府的卫队会向请愿群众开枪，至今是个谜。可以肯定的是，开枪不是段祺瑞的命令，但事情发生之后，段祺瑞也没有像很多人说的那样，长跪不起，忏悔不已。至于吃素念佛，是他老早就做的，跟惨案无关。
舅爷吴光新
在北洋历史上，如果要给吴光新写传的话，史家一定会将之排列在段祺瑞的附条之中，而且不会有几句好话。其实，吴光新官阶不低，带的兵也不少，而且，资历很老，属于小站旧人，履历也很漂亮，是北洋系不太多的日本士官生。当年，他随着段祺瑞进了小站，在小站新军的随营学校读书，随后被送往日本官费留学。士官学校毕业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从学习履历看，算是北洋系中最光鲜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了。
进入民国之后，早在袁世凯做总统的时代，他已经是二十师师长了，跟曹锟平起平坐，吴佩孚此时还仅仅是个团长。如果说，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是段祺瑞前妻的弟弟，倒也未必。段祺瑞的确不大会用人，但要说任人唯亲，却还谈不上。他的大公子段宏业，始终没有得到像样的一官半职。哪里像张作霖，儿子六岁，就给挂上了陆军少将的肩章。据他的同学说，吴光新这个人非常聪明，在日本留学期间，尚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成城学校的时候，一口日语就相当流利了。此后进陆大，也是经过考试的。在日本学习期间，由于日语好，对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也相当留意，有比较深的了解。
只是，履历好看的人，一般都比较傲，加上他又是段祺瑞的妻舅，身份特殊。当年北洋系，所有的军校，段祺瑞都做过监督（校长），所以，绝大多数北洋将领，都是他的学生。他的为人又比较豁达，道德自律也相当严。因此，段祺瑞这个北洋之虎在北洋系的地位，仅仅次于袁世凯。而作为段家唯一一个进入军界的亲戚，自然人人都哈着他，人前人后，大家都喊他舅爷。这位舅爷也就更加鼻孔朝天，眼高于顶了。
当年的民国军界，没有几个人能入吴光新法眼。北洋人还是老派作风，即使看不上哪个，当面也断不会让人下不来台，不好听的话，只会在背后说说。然而，当年的吴光新却经常当面让人下不来台，即使有人圆转，他也不领情。所以，在北洋系，尽管人家看段祺瑞的面子处处让着他，他的人缘却坏得不能再坏了。每当这种时候，人家不会认为此人的傲是因为他有学识，学历高，而是将之归为他的舅爷身份。
这样傲气的人，带兵也不行，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动不动就发火，给人难堪。就算这些兵是你自己招的，军官是你提拔的，也未必能忠于你。所以，尽管吴光新官不小，带的兵也不少，跟曹锟、吴佩孚比起来，他的部队跟他的关系却很疏淡，一旦散了，就聚不起来。
直皖战前，吴光新的官衔是长江上游总司令，带了六个旅，驻扎在川鄂边界一带。这个头衔，原来就是曹锟的。此时的吴光新想做一省的督军，看来看去，也就是河南督军赵倜相对来讲比较弱，手下只有一些毅军，不像能打的样子。于是，他就跟段祺瑞说，他想做河南督军，只要北京政府下令，他自己带兵进入河南就可以搞定。然而，尽管总统徐世昌是段祺瑞捧出来的，总理靳云鹏是段祺瑞的爱徒，但是，由于吴光新人缘太差，靳云鹏也不乐意多事（毕竟得费周折把赵倜赶走），于是拒绝了吴光新的要求。政界的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很快被赵倜得知，自然是气得不行。原本直皖之间就剑拔弩张，选择站在直系一边的督军并不多，这样一来，等于把赵倜赶到了直系一边。
靳云鹏被皖系赶下台之后，直皖之间开战已经不可避免了。作为奇兵，吴光新这一万多人，原本是段祺瑞用来从背后侧击吴佩孚的。但是，走到常德就被冯玉祥给打了埋伏。部队被打散了，吴光新逃到了武汉。皖系战败之后，躲在汉口租界的他又被湖北督军王占元诱捕，上了直系列名通缉的十大祸首的名单，在北京的家也被抄了，多年积攥的家底，都没了。别的祸首都逃了，只有他一个人在武昌坐牢。第二年免除牢狱之灾后，作为段派的人，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在段祺瑞和奉系合作期间，再度出山，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战败，段祺瑞的执政府中，他是陆军总长。可惜，此时的段政府只是一个傀儡，而他则是傀儡中的傀儡，执政府歇菜，他也就从此歇菜了。
袍哥范哈儿
范哈儿就是范绍增，原名更典雅，叫舜典，因为他的祖父，是个教书先生。此公在川中军阀里，是个二流人物，但在袍哥中，却是一等一的双龙头大爷。天下帮会是一家，但是，能让上海的杜月笙亲自接待，吃喝嫖赌全包的袍哥大爷，也就范哈儿一个。
范哈儿长得憨头憨脑，用今天的话来说，显得有点儿萌，别的不讲，单论长相，就讨人欢喜。所谓哈儿，四川话就是傻子的意思。范哈儿从小不爱读书，五年私塾，大字识不了几个。但是上山打猎抓鸟，淘气惹祸，却是行家里手。十五六岁上就“嗨了袍哥”。据说，收他的人，同时也是革命党。晚清四川甘陕一带的革命党，跟帮会彻彻底底混成一家，不像别的地方，还多少有点儿分别。所以，嗨袍哥“嗨”成了革命党，再正常不过了。
不过，范哈儿却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对孙中山、黄兴都没感觉。他的意中，这就是嗨袍哥，拜关公，拜王伯当，讲义气。保路运动，扯旗拉起保路同志军，那就变成浑水袍哥，原本也无所谓的。革命后，在袁世凯治下，各路同志军接受改编的接受改编，没有接受改编的散的散，蛰伏的蛰伏。真正被消灭的，其实没有，因为即使依旧占山为王，来剿的官军，原本也是袍哥武装的底子，自家人何必跟自家人为难？
袁世凯称帝，讨袁战事一起，进入四川的蔡锷讨袁军点燃了多事的四川，各路大大小小的英豪应势而起。从此以后，四川就打成了一锅粥。当然，就算是军阀混战，并没有我们后人想象得那么不堪，仗主要在有兵的人中间打，民间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川人嘛，玩性大，麻将照打，茶照喝，龙门阵照样摆，有的时候，胆子大的闲人，还搬上板凳，去看人家开仗，就像看人家喜庆日子放鞭炮一样。
范哈儿的好日子来了。此公为人仗义，胆子比天都大，关键时刻顶得住。单这两样，袍哥人家都服。拉队伍的时候，待弟兄们好，自己吃干的，绝不会让弟兄们喝粥。跟人搭伙，合就合，分就分，干净利落。四川的规矩是，袍哥的队伍，都是成伙地归在某个大头目的名下，除非被人吃掉，一个一个的大小团伙，成建制地保存。范哈儿胆儿肥，一次上司排下鸿门宴，想要干掉他，并掉他们的队伍。范哈儿袖子里掖着把手枪，独闯鸿门宴，一个黑洞洞的枪口，逼得名义上的上司放弃了吞并的念头，客客气气地送他出来，一件天大的事，消于无形。
最早，范哈儿跟的是国民党人熊克武、但懋辛，但是，四川的国民党人，跟别的军阀一样，无非争权夺利。而且治军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显得很不仗义。在各路诸侯的围攻下，一度称雄四川的熊克武和他的“九人团”昙花一现，退出四川，范哈儿就跟了新起的杨森。
不过，无论跟上哪个大头，他都有始有终。跟上杨森，在杨森败落之后，把队伍挂在赖心辉名下，别人这时候都心照不宣，可他却明明白白跟赖心辉说，他只是暂时跟着他，等杨森一回来，他还是要归队的。后来又跟了刘湘，“二刘大战”之前，刘湘的小幺爸刘文辉收买他，给了他一张五十万元的支票。他把支票拿出来，给刘湘看了，问该怎么处理。刘湘要他留着自己花。他也不客气，一半儿盖了公馆，一半儿拿去上海，捧戏子去了。
范哈儿跟谁，都不会朝三暮四，轻易言去。但如果主公不仗义，他也会翻脸，而且一定报复。杨森黑他，没有黑成，反而自己一败涂地。但是老奸巨猾的刘湘，不露声色就把他队伍的几个旅长都收买了，让他做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副军长，把他黑得相当彻底。这种时候，范哈儿二话没说，离开刘湘，飘然他去。没过多久，抗战爆发，刘湘图谋跟韩复榘合作，一起反蒋。范哈儿利用自己的眼线，拿到了刘湘图谋的黑材料，向蒋介石告发。结果那边韩复榘被抓了枪毙，这边刘湘在医院里受惊病重身亡。
他的队伍，几起几落，但跟过他的袍哥弟兄，都乐意跟他。只要他想拉队伍，没几天就能聚拢万把人。抗战爆发，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军的名义——一个人没有，一支枪也没有。他大旗一竖，把家底掏出来，呼啦啦，袍哥弟兄都来了，要枪有枪，要人有人。开出四川，打了不少好仗。他的队伍人倒不多，但论装备，比四川好多的部队都要好。抗战胜利后，他再一次成了空头将军，看到蒋介石要完蛋，最后居然回四川又拉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挺进军总司令”的名义，拿了这个名义，他就带队伍起义了，投共也有了本钱。从这点看，范哈儿还是挺识时务的。
范哈儿一辈子袍哥规矩中的坏事，一个也不沾。显然不是所有的袍哥大爷，行事都跟他一样。此公行侠仗义，急人之难，挥金如土，有恩报恩，毫不吝惜，有仇报仇，也毫不容情。对军政两界以外的人，大抵比较宽容。一次，他安排他一个姨太太的贴身丫鬟做女儿的伴读，请了一个男教师教英文。另外的姨太太争风吃醋，伪造证据，让范哈儿相信男老师跟这个丫鬟有了奸情。这种事儿，如果放在杨森头上，这位男家教加上丫鬟肯定性命不保，因为这丫鬟就等于是范哈儿的婢，也算是他的女人。可是，范哈儿却将错就错，把丫鬟嫁给了这位家教，还搭上一笔重重的陪嫁。
这就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范哈儿，难怪至今川中盛名依旧。
傅良佐的悲剧
傅良佐是个会做官的人，由于父辈跟段祺瑞是世交，自己是段祺瑞的学生，人又聪明伶俐，所以，很得段祺瑞的赏识。加之又是小站的老人，所以袁世凯待他也不薄。特别被送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成为当年不多的北洋系士官生。
其实，此人充其量是个做机关的材料，放到外面，漫说不像个军人，就是地方官也不是个有办法的。一句话，办事能力有限。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家，傅良佐任陆军次长。陆军总长由段祺瑞兼任，而段又是个不大管事的人，所以，那阶段陆军部的家，都是傅良佐在当。此时的北京政府，对地方诸侯没什么办法，但对直属的国军，还能控制。由于对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不满意，傅良佐居然撤了冯玉祥的职。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旅是冯玉祥一手编练的，换人，下面的人不同意，此事就这样搁下来了。直到张勋复辟，段祺瑞要组织讨逆军，才给冯玉祥官复原职。
经此一事，按道理段祺瑞应该知道小傅同学办事不行了，但是，由于平时对他的印象太好，而且，讨逆的时候，小傅又鞍前马后地跑，解决了张勋之后，段祺瑞居然撤了湖南督军谭延闿，让谭去做省长，而把督军给了傅良佐。谭延闿自己掂量一下，没有本钱抵抗，也不想做一个空头的省长，于是就去了上海。
一个军人，做到封疆大吏，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高兴的好事，湖南又是一个比较富庶的省份，所以，得到任命之后，傅良佐很高兴。虽然小傅手下并没有统带过的兵马，但按一般的规律，只要政权在手，不愁编练不出自己的人马来。
但是，此时的湖南，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药，不大好接。一来，傅良佐名义虽说是湖南人，但一天也没在湖南待过，父亲那一辈，就在外地做官。因此，他跟湖南，既无渊源，也没有根基，在湖南人眼里，他就是一个北人。他的到来，等于是给一直呼吁湘人治湘的湖南人，当头一盆冷水，傅良佐的到来，等于代表北人来“殖民”湖南。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自打袁世凯死后，西南的分立状态，已经成为事实。而孙中山又得了德国人一笔钱，策动了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不足惧，但是，广西的陆荣廷和云南的唐继尧，却是大患。湖南是南北的缓冲地带，湖南督军是弱势、且对西南有亲和感的谭延闿，陆和唐都可以接受，但换了北人，就不大行了。段祺瑞在傅良佐到任之后，还派了王汝贤和范国璋两个北军的师，进入湖南，这就让陆和唐，尤其是湖南的近邻广西的陆荣廷无法容忍了。
自己坐在了火药桶上，却全然不知。傅良佐刚一上任，居然就敢动人事，一个命令，就把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给免了。刘建藩抗命，宣布独立。傅良佐不知深浅，居然派王汝贤的第八师去打，这一打，就把南北战争给点燃了。
刘建藩是打不过北军，但是，战端一开，桂军就入湘了，其他的湘军也跟着响应。陆荣廷派来的，是自己的主力。桂军是土匪老底子，清末被招安之后，一直在剿匪，久经战阵。王汝贤的第八师，原来的师长是李长泰，段祺瑞讨逆的时候，李长泰听老婆的话，讨价还价过了。于是打完了仗，就让李长泰做了北京的步兵统领，师长就给了下面的旅长王汝贤。第八师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仗了，李长泰在的时候，比较贪财，没有地盘，只能靠吃空饷弄点儿钱，所以，这个师并不满员，训练什么的，也没有起色。讨伐张勋，不能算是打仗，不过一场儿戏。碰上桂军这样的硬骨头，仗可是没法打。
像王汝贤、范国璋这样的小师长，部队就是命根子，部队打光了，就啥也不是了，哪里能这样的玩儿命呢？不想打，撤退得找个理由。王汝贤自以为聪明，想了一个高调的“不打内战，呼吁和平”的借口，连招呼都不跟傅良佐打一个，就带兵北撤。他们这边一撤，仅仅有一个卫队营的傅良佐胆儿都吓没了，湘桂军还在衡山呢，傅良佐就撒丫子开溜，跑得比王汝贤和范国璋还快。
这下，可把段祺瑞的脸都丢尽了，下令撤了傅良佐的职，命令王汝贤代理。王汝贤此时已经自顾不暇了，哪里有心情做这个代理湘督。他没想到，“呼吁和平”一撤军，等于兵败如山倒，两个北军师，被追得稀里哗啦。连累刚被段祺瑞指使来的山西商震一个旅，也被冲垮了。等到三支部队撤到岳州，已经都是残兵了。商震被俘，王汝贤和范国璋仅以身免。本来想保住部队的王汝贤和范国璋，嘴说得好听，但腿不够快（都是山路，北方兵也不习惯），被惯于爬山走路的湘桂军，打得丢盔卸甲，结果部队基本上没了。
最后的结果是，傅良佐被一撸到底，受了刺激，躲到天津租界，得了精神病。而这两个“呼吁和平”的师长，部队没了都被撤职，一个不久就翘了，还有一个也从此退出江湖，北洋系再也没这个人了。
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说王、范两位“呼吁和平”背后是冯国璋指使的，说他们是直系的人，这从哪儿说起？当时冯国璋是总统，如果冯国璋有这样的意思，段祺瑞断然没法撤他们职。而且，撤职令，最终是冯国璋签署的。如果说冯国璋先授意后出卖，那么，这两人又不是哑巴，怎么从来没听他们说起自己的冤？最关键的，哪里有证据能证明这两位是直系的人呢？如果非要扯派系的话，说王汝贤是皖系的人倒更有道理，毕竟，他这个师长，是段祺瑞从别人手里抢来给他的。
段祺瑞收湖南，用人不当，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蒋世杰守信阳
民国北洋时期的内战，自打第二次直奉战争以来，是越打越频繁，越打烈度越大。此前的内战，由于烈度比较低，打仗的时候，好事的老百姓还会搬着板凳去看热闹。但是到了后来，则枪林弹雨，炮声隆隆。飞机、大炮、坦克，甚至毒气弹都用上了。此前的战争，对民众的扰害，还是有限度的，但是，1924年年底之后，战区的民众，可就遭殃了。北洋时期有四位著名的守城将军：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刘玉春守武昌，蒋世杰守信阳。四位都出在1924年以后，不是赶巧了，而是这阶段的仗打大了。
蒋世杰是国民二军的一个师长。所谓国民二军，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的产物，参与政变的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成立国民军。冯部为国民一军，胡部为国民二军，孙部为国民三军。其中，国民二军占了河南。胡部是由陕西靖国军发展过来的，刀客的底子，所以，纪律不怎么样。挂个招牌叫国民军，一样扰害老百姓。所以，河南人都挺恨国民二军的，他们的红枪会，这一时期，主要对付的就是国民二军。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输得只剩条内裤了。一路逃难，人人喊打，旧部都不买他的账了。还好，湖南的赵恒惕讲义气，收留了他。他还摆谱，带来的两千卫队，驻在岳州，但他自己却待在决川舰上，装着不领赵恒惕的情。
然而，过了不到一年，面对大肆扩张的奉军，长江沿线的大小军头们感觉要团结起来，一起抗争。抗击奉军，总得找个领头的。所以，此前人见人烦的吴佩孚，突然之间“行情看涨”，被旧部们拥戴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
只是最初的时候，军头们心目中的“贼”，是张作霖和张宗昌们，然而，等到吴佩孚真的出山了，“贼”却变成了冯玉祥。因为吴佩孚最恨的不是张作霖，而是倒了他的戈的冯玉祥。他要先活捉了冯玉祥，然后再跟奉军算账。
大小军头们已经把他捧出来了，想要借他常胜将军的威名，也只能依他，走着看，到时候再劝他改道。反正不管打冯玉祥还是打奉军，人在湖北的吴佩孚，北上都得路过河南。于是，他派使节去开封，要国民二军让出一条道来。
此时的国民二军，胡景翼已经突发疾病死了，继承者是岳维峻。比起胡景翼来，岳维峻是个平庸之辈，但也知道这种假道，不过是假途灭虢，自己没准先就完了。所以，岳维峻死活不肯，命令信阳守军蒋世杰部死守。
岳维峻这个师，只有五千多人，还有一多半包括他自己都是大烟鬼。但是，守城还是有一套，早在吴佩孚大军到来之前，就在信阳城外修筑了众多的防御工事。号称十万大军的吴佩孚麾下的寇英杰部，仅仅扫清外围，就花了差不多半个月。好不容易打到信阳城下，只见城高沟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死活都攻不进去了。那时节的火炮威力有限，轰不塌城墙，而挖地道埋炸药，又一直没法得逞。信阳城不大，里面只有三万余居民，但富户存粮不少，守军一时半会儿不愁没有吃的。一直围攻了一个多月，进攻的一方死伤枕藉，就是没有进展。蒋世杰唯一的麻烦，是岳维峻给他派来了田维勤一个师的援军，没有打破围困，反而把两千多人逼进了城里，平白增加了守城的粮食负担。
然而，坚守快两个月的时候，蒋世杰的兵有点儿受不了了。别的几位守城名将，都是快弹尽粮绝了才守不住的，而信阳粮还有，弹药也没有用光，不想打了是因为别的事儿。信阳城不大，没有下水道系统，原来城里的粪便，都由城外的农民进城拉走，这下子将近四万人拉屎撒尿，这么多天下来，城里到处都是粪便，熏得人受不了，而且导致疾病流行，病倒的比战死的多多了。另外，更要紧的是，蒋世杰的兵尽是大烟鬼，快两个月了，大烟早断顿了。没有了鸦片，烟鬼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
军心不稳，而且越来越不稳。实在撑不住了，没有办法，蒋世杰只能求和。他让城里的商会派代表跟寇英杰商量，能不能放他一条路，他把城让出来。寇英杰决定不了，把代表送到武昌去见吴佩孚。吴佩孚答应改编蒋世杰的部队，给蒋世杰一个参议。蒋世杰也只能答应，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结果是全体官兵都被搜光了细软（守城的时候，这帮士兵把城里的富户都给抢了），缴了械，然后打发他们去陕西老家。蒋世杰倒是被拉到武汉，做了个空头参议。这个时候，国民二军在岳维峻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在镇嵩军和红枪会的打击下溃散了。
吴佩孚真是今不如昔了，北上第一步，让一个大烟鬼就给挡了将近两个月，自己没有兵，靠别人打仗，就是不行。值得提一句的是，此番攻城的府帅刘玉春，实际上是指挥攻城的主将，战后因功升官了。后来，守武昌的就是他，也成了一个守城名将。由于他对抗的是国民革命军，所以，城破之后，还被革命法庭判了罪，成为中国第一个犯反革命罪的人。
马桶将军不是个恶人
王怀庆在民国，人送外号王拉，或者马桶将军。因为此公有几分便秘的毛病，跟马桶亲。办公室常年备马桶，就喜欢坐在马桶上办公。反正那个时候来往的人里，也没有什么女眷。外出公干，一个漆金的马桶，是必须带的，一顶大轿坐他，另一顶抬着马桶。
不过，王怀庆不是个恶人。相反，待人接物，脾气蛮好。徐世昌做大总统后，由于王怀庆曾经在徐世昌东三省总督任上，做过徐世昌的中军，感觉不错，所以，把他调来做北京的步兵统领。这个步兵统领，是清朝的遗留，当年又称九门提督，是要由亲王做的。因为北京达官贵胄太多，一个顺天府尹管不了，于是另设一个带兵的衙门来震慑一下。但是，民国了，清朝的王公贵胄没了，达官却依旧很多，王怀庆做这个官，谁也得罪不起，送往迎来，伺候贵人，伺候得圆通八面。五四运动后半截儿他在步兵统领任上，对闹事的学生一直都客客气气。所以，皖系在台上，他做步兵统领，直系和奉系联合当家，他还是做这个官。到了直系一统天下，步兵统领改京师卫戍司令了，司令还是他。后人都说，他是直系将领，其实，他跟哪个派别的人关系都不错，能放一马，肯定放一马。
王怀庆做这个步兵统领，跟他的前任李长泰不同，他还兼着陆军第十三师的师长——无论他军衔升到多高，贵为陆军上将，这个师长他也不放。手里有了这个师，他的步兵统领或者叫卫戍司令，才做得踏实。步兵统领衙门，的确有一帮老爷兵，但这些老爷兵什么事儿都不顶。
其实，陆军第十三师也不顶什么。王怀庆是淮军的兵，聂士成的部下，带兵还是淮军那一套。只能用老粗，不肯用军官学生。不打不骂不升官，本是李鸿章的作风。李鸿章待他那些老粗部下，非打即骂，能打打骂骂的，才显得亲切。经常被训得像个孙子似的，一般来说，升迁都快。但是，王怀庆用这一套特别生硬，但凡看上了谁，要升他的官了，就故意找碴儿打骂一顿，如果对方帖然接受，第二天升职的命令就下来了。这种干法，部下早就熟悉了。所以，但凡哪个无缘无故挨打挨骂，都会服服帖帖，诺诺连声。出门，同事就会让他请客，因为明天人家就升官了。这样的军队，没有训练，现代化程度也低。都20世纪20年代了，别的军队，都讲究步炮配合，拉散兵线了，他们十三师，还是扛着大旗往上冲，被打下来，就一哄而散。
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用冯玉祥做第三路军司令，是用错人了，但用王怀庆做第二路军司令，也同样错。王怀庆碰到的是奉系的偏师张宗昌的部队。张宗昌自己的部队倒不怎么样，但是，他有一个几万人的白俄军团，可不是白给的。军事素养，比当年的北洋军可是强多了。所以，王怀庆加上毅军，被打得一败涂地。逼得没办法了，带着残兵躲到围场，给张作霖捎信，还说十三师可以让你接收，能不能保留他的京师卫戍司令。都到这个份上了，他对这个卫戍司令，还是这样的眷恋。显然，做这个京师的官儿，油水是太大了。
由于当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时候，王怀庆对一败涂地的奉军多有照顾，所以，张作霖倒是乐意满足他的要求。可惜，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占领北京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可不买他这个账。虽然，前脚儿俩人同在北京直系帐下为官，倒也相敬如宾，但是，冯玉祥跟这个马桶将军，有笔旧账。
那是辛亥年，北洋第二十镇的若干小营长王金铭、施从云和冯玉祥，受革命思想影响，发动兵变。而二十镇的驻地滦州，就在王怀庆所部的边上。王怀庆奉命前去招抚，结果被王金铭他们扣押。他们要王怀庆跟着一起干。王怀庆假装同意，趁他们不备，抢了一匹马，逃了出来。结果，兵变遭到镇压，王金铭和施从云被处死，而冯玉祥因陆建章的缘故，得以免死被关了起来。按冯玉祥的说法，王怀庆欠着他战友的血债呢。
当然，冯玉祥在倒戈之后，忙于扩张势力，倒是没有急于跟王怀庆算这笔账。可是，王怀庆自打部队丢了之后，也没戏唱了。在北京的产业，基本上也都跟着丢了，在天津租界，坐吃山空，到了晚年，相当潦倒。
兽医张作霖
张作霖早年，出身贫寒人家，生活困苦，什么都干过。做过小贩，学过木匠，还做过兽医。他个子小，力气不大，木匠手艺估计没有学成，但兽医的本事，在当年就小有名气。
兽医是个跟医人的中医差不多同样历史悠久的行业，虽说干这行的属于下九流，但没这个行业，还真的不行。比起医人的医生来，兽医的效用，要好得多。但凡一个能站得住脚的兽医，十里八乡的牛马，都能得到医治。
在一个中世纪的农耕社会里，畜力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动力。所谓畜力，无非就是牛马。牛相对比较皮实，而马的病比较多。能医马的，才算是兽医中的高手。比较起来，马的作用要比牛更大些，不仅农家耕田拉车都离不开马，官家对马的依赖也更重，驿站和军队离开了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年做兽医做出名气的，大抵凭两个东西。一个是经验，看看马的状况，掰开舌头瞧瞧，就知道得了什么病；第二个是手艺，得会掏结。马病十有八九，都是结症，即肠子被腐草塞住了，得由人把手伸进去，从直肠隔着两层肠壁，抓住结塞的部位，把结塞的东西捏碎。或者由另一只手配合，把它敲碎。这俩本事说说容易，办起来很难。张作霖的绝活，就是治马，俩本事他都有。
那年月，一个好兽医，都是一个懂马爱马的人。张作霖当然也不例外。有人分析过，张作霖的大帅府上，有很多的浮雕，主题都是马。虽说马也是很多吉祥图谱里的主角，但是有这么多马，还是不寻常。跟过他的人也曾说过，即便张作霖发迹了，爱马之心也非常的浓郁，有事没事，就往马厩溜溜，看着马，总要抚弄几下。如果马夫有了疏失，怠慢了他的骏马，他一眼就能看出来。当年做“胡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头目了，但兽医的本行并没有搁下。好多地方的胡匪头子，甚至官兵的马病了，都会来找他医病。就因为这个手艺，张作霖得以交结各路的朋友，好些官府的人，都因为这个，成了他的座上客。
最有意思的是，进入民国，张作霖做了二十七师的师长，在奉天，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了。二十七师招募兽医，他却要亲自做主考官。考试那天，他问的问题，让这些来应考的兽医，个个口服心服。进门之后，张作霖待这些兽医也格外好，经常来往。当年东北的“胡子”，人称马贼，骑马的多。张作霖的部队，由“胡子”招安而来，老传统当然保留，所以马队多，即使步兵，也有很多马。因此，部队是离不开兽医的，每个部队都有兽医，而兽医又跟张作霖有特殊的关系，因此，这些兽医就无形之中成了张作霖的耳目。通过跟兽医的闲聊，每个部队的动向，张作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孙传芳投壶
投壶是一种西周贵族的娱乐活动。当年贵族的娱乐，往高大上了说，都有礼的意义，所以，也可以说是投壶之礼。有人说，此礼源于射礼，是贵族的成人礼，彼此比试射箭，看哪个本事大，后来这个本事不行了，就转为往酒壶里投，比较省力。显然这是不对的，西周贵族无论什么时候，六艺都是要讲究的，而投壶，跟武艺关系不大，就是一种玩法。至于玩的人是不是会寓教于乐，那就看他们自己的了。
按《大戴礼记》上讲，投壶是在招待宾客时举行，宾主分两队，每人四支没有箭头的箭杆，投中多者获胜，负者饮酒。从这点看，所谓的投壶，本质上就跟现在的猜拳相似，本是一种饮酒宴享时的游戏。如果非要将之解释成修身正己的一种形式，穿什么衣服，采取什么姿势，达到什么效果，说白了，都是后人的过度解读。当然，后世的儒家这样的过度解读，是一种惯性，不这样的话，自己的饭碗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儒家的礼制，对于约束人的行为，使循规蹈矩成为一种习惯，无疑是有用的。但是，这种礼制一般体现在朝礼、官仪和人际礼仪上，经过长期的演练，耳濡目染，形成一种生活习惯，从身体到肌肉，都认可上下尊卑、官场等级秩序。至于投壶，则用处不大。越是强调其正身修身作用，规规矩矩，严严肃肃，一本正经，就越是没用。谁在喝酒享乐的时候，不去放纵一下，反而假装正经呢？所以，宋代以后，这种玩意儿渐渐就消失了。
民国之后，文化人的反传统和军头们的恢复传统，是两股迎头相撞的潮流。文化人越是激进，军人越是保守。反之，军人越是保守，文化人也就越激进。当然，这里说的文化人，只是一部分，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在其列，他们站在军人一边。
孙传芳是北洋的后起之秀，1925年底，他打跑了南下的奉军，江南五省归附，异军突起，变成屈指可数的大人物。尽有江南锦绣之地，孙大帅扛起的是“克己复礼”的大旗。当时，他以师事之者有两位，一个是兵学家蒋方震，一个是儒学大师章太炎。每月聘仪多达千元，但凡有点事儿，还会多给。那个时候的千元大洋，相当于现在的钞票百万元不止，可见执礼之殷。
师事蒋方震，是他的军人本色，但是，尊礼章太炎，却是为了恢复传统。但是，不像袁世凯恢复传统，实行祭天之礼，重新提倡尊孔。他孙传芳提倡的，是恢复投壶之礼。
孙传芳提倡的投壶，当然不是玩的，而是一种过于正经的仪式，为了让这桩早已被人淡忘的仪式再现，在章太炎的指导下，江苏的大同音乐会等团体，已经演练了多次。正式举行时，已经到了1926年的春天。第一次，在江苏督署的大厅里进行，各级官员和各省热衷此道的士绅们，云集于此。原本是要请章太炎来亲临指导的，但不知为何，章太炎本人没来，只派了一个代表。参加仪式的人，文官一律长袍马褂，武将则一身笔挺的戎装。所有人都正经地端坐在特意摆放好的“亚”字形的宴席桌旁，看着身着古装的礼乐生在古乐声中投壶。投壶者分成两队，一队四人，在司仪的喊礼声中，依次投壶。每投一次，行礼一回，互相揖让。胜负已经无所谓了，参与者感受的，就是这份正经和庄重。此番投壶之后，不久，又在乐山公园（即前江苏督军李纯修的公园）的英威阁大厅来了一次，第二次参加的人更多，声势更大。
孙传芳的投壶之礼，让进步的文化人感觉很搞笑，而且是在开历史倒车式的搞笑。作为章太炎的学生，鲁迅先生还撰文对老师参与投壶的行为感到遗憾，说他在“拉车屁股”。但是作为孙传芳，煞费苦心做这样的事情，还是有他的道理的。跟吴佩孚崛起的时候选择站在激进一边不同，孙传芳崛起后，选择了站在激进的对立面。因为他发现，吴佩孚的路没有走通。
他的路走通了吗？当然也没有。过不了多久，事实会告诉他，他的失败来得更快。儒家传统真是一种遗憾的文化，每每在人们需要的时候被拾起，拾起之后，又发现除了费钱费力之外，毫无用处。孙传芳提倡恢复古礼，但是，他自己连北洋系传统的打仗不杀战俘的规矩都不讲，将战败被俘的北洋老将施从滨一枪就给毙了。由此埋下了他下野之后，被施从滨女儿施剑翘暗杀的种子，比多数北洋人，下场都惨。
孙传芳心中的“义和团大师兄”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跟吴佩孚和冯玉祥一样，都是北洋系的第二代，也都是小旅长出身。只是比较起来，他比吴佩孚和冯玉祥的履历都要好看得多。冯玉祥是大兵出身，吴佩孚也就是北洋系的军校毕业生，而孙传芳则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当年，属于“海龟”。
跟其他的“海龟”同学相比，孙传芳是个能踏踏实实练兵带兵的人，因此，他的基本部队无论带到哪儿，都不会轻易散伙。曹锟、吴佩孚一统江湖之际，实际当家的吴佩孚，没有看上孙传芳，把他打发到福建山沟里去了。而孙传芳趁着江苏的齐燮元和浙江的卢永祥开战，从后面杀出来，占了浙江。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败，但在浙江的孙传芳却站稳了脚跟，随后突袭南下的奉军，将大肆扩张的奉军打蒙了，受东南各省拥戴，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
当北伐军进入湖南，跟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交锋的时候，孙传芳根本没当回事。能插手的时候也不插手，看着两下恶战，然后去捡便宜。可惜，吴佩孚此时已经是个纸老虎了，空有“十四省联军总司令”的名头，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靠着别人替自己打仗，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可是，纸老虎吴佩孚是当时名头最响的军头，他一败，等于替北伐军做了最佳的广告。一瞬间，大批的大小军头都换了旗帜，变成国民革命军了。等到孙传芳跟北伐军交手之时，他进退失据，接连犯错，最后一次大错，是把主力拉到江北，然后再渡江杀回来。由于海军的拦截，渡江过程中就有大损失，然后轻敌冒进，在龙潭大败。多年训练出来的看家基本部队，损失殆尽。
丧了元气的孙传芳，只好投靠他一向看不起的奉军。在张作霖的支持下，他虽然把部队补充了一些，但是，精气神儿已经没了。当年做“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能引进洋派学者丁文江管理上海，对自己的老学长、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言听计从。在浙江和江苏，都用了一批洋学生，参与地方管理，整理财政。甚至一度还拉起一帮学者，搞联省自治，制定省宪，选举省议会。在那时，孙传芳唯一不够时髦的举动，是不许美术学校用人体模特，惹得刘海粟很生气。
然而，精气神儿没了，孙传芳居然开始信神信鬼。吴佩孚信神信鬼，还只是占卜算卦，而孙传芳信神信鬼，则开始搞“义和团”了。
当年的河南、山东和安徽北部一带，兴起了红枪会。红枪会本质上，跟义和团一样，都是通过喝符念咒，请神附体，然后就说自己刀枪不入了。只是，当年的义和团，专门跟洋人和信洋教的中国人为难，红枪会基本上跟洋人洋教无涉，是对付军阀的。1924年以后，北方数省军阀混战愈演愈烈，把地方上祸害得不行。为了自保自救，农民们就练红枪会。红枪会虽说相信神术，但也不排斥新式的枪炮，大刀也用，枪炮也用。练的人多了，形成了气候，小规模的军阀部队，还真就不敢下乡滋扰了。甚至岳维峻国民二军这样大规模的部队，也会被河南红枪会搞得没有办法，最后在前面有截兵的情况下，居然溃散了。
孙传芳退到北方之后，见识了红枪会的威力。感觉像红枪会会众这样不怕死的精神，可以借来用用。于是，他请来了红枪会的老师，打算在每个师建一个“神机兵团”，模仿红枪会的样子，请老师教士兵喝符念咒练气功，变成“刀枪不入之体”，或者说，让士兵相信自己是刀枪不入的。为此，他还带了一个红枪会的老师，拎了一只大公鸡，到了上官云相做师长的这个师里，请老师在公鸡身上贴上符咒，然后自己拿着手提机关枪冲着公鸡开枪，结果一梭子子弹打完，鸡居然没有死。以此向士兵们说明，红枪会老师的符咒是可以避枪子的。
可惜，上官云相死活不信，坚决反对。没办法，他只好在直属的军官学校的直属队中，选了一些人组织了神机兵团，练习红枪会的神术。结果一上战场，该死的还是死。老师推脱，说是因为死伤的人前一天沾了女色，然后就开溜了。孙传芳的神术，也就算拉倒了。
像义和团、红枪会这样的招法，孙传芳这样的人，原本该是打死都不会信的。谁能想到重用科学家的孙传芳，后来会重用红枪会的老师？可是，到了病笃乱投医的时候，这样的分裂，居然真的出现了。这说明，其实很多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
讨人喜欢的段芝贵
北洋的要人，人们一提就是“北洋三杰”，其实在之外，跟三杰比肩甚至有所过之的，还有一位，这人就是段芝贵。段芝贵人称“小段”，以区别于段祺瑞，因为他比段祺瑞小几岁，而且是段祺瑞的学弟（同为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这位老兄跟段祺瑞一样，早早地就被袁世凯网罗，进了小站新军。
此公有什么本事，我们不知道，但袁世凯却超级喜欢他。所以，一路升迁甚速，在天津巡警道任上，已经开始巴望封疆大吏了。如果不是色贿庆亲王的公子商部尚书载振的事儿（收买了一个载振见了迈不动腿的女艺人杨翠喜送给载振），被政敌揭发，功亏一篑，此公就成了新建的黑龙江省的巡抚了。此事砸了，也多亏了袁世凯为之弥缝，得以平安无事。
进入民国之后，他官运亨通。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少数几个一等公中，就有他一个。袁世凯死了，段祺瑞接掌政权，依旧爱他爱得不得了。张勋复辟，段祺瑞成立讨逆军，张罗的时候没有他，但偏用他做总司令。六万多讨逆军，对付两千多辫子军，不劳他指挥，这个仗也能打赢，打赢了，他就有一份大大的功劳。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直皖交恶，段祺瑞成立定国军对付吴佩孚，居然还是让段芝贵做总司令。这回的对手，可不是缺兵少将的张勋。此公会打仗吗？天知道。当年“二次革命”，讨伐革命党的主力之师，袁世凯也用段芝贵做指挥官，麾下的师长李纯不肯听他的指挥，自己打自己的。那一仗，算是整个“二次革命”中最大的恶仗，其实也没段芝贵什么事儿。至于讨伐张勋复辟，就更是儿戏。等于是说，虽然历史上有两场胜仗挂在他的名下，但明白人都知道，他什么都没做。
直皖大战，是北洋历史上一件转折性的大事，标志着北洋团体从此走向分裂。对于这个局面，段祺瑞当然并不乐见。此前吴佩孚种种犯上作乱，他都忍了。直到吴佩孚悍然率兵违令北撤，他也没有认真对待，只是让河南督军赵倜把吴佩孚截住，又派自己的妻舅吴光新抄后路。如果早早派兵把直系的老巢保定拿下，这个仗的结果真就不好说了。待到双方剑拔弩张，看看要打了，才匆忙调兵，派了这个小段做总司令。
小段也没有把此仗太当回事。但是，他自己知道，论打仗他是不行的，多少年都不摸枪了，于是推荐了皖系的另一员大将曲同丰做前敌总指挥，替自己实际操作。曲同丰的军事理论素养还算不错，多年在军校做教官，是吴佩孚的老师，但也是纸上谈兵，没有真干过。
段芝贵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一列火车上，自己在一个头等车厢跟幕僚打麻将，其他的车辆载着卫队还有大量的洋酒、火腿、板鸭等好吃好喝的东西，把自己府里的厨师，也带到了车上，专门给他做饭。小段非这个厨师做的饭，是不肯下咽的。小段还有一个毛病，每天都要换几身衣服，上战场了，也是不改。所以有副官数人，专门负责这个事儿，车上还装了他的专用衣柜。后来有人传说，他把八大胡同的妓女也带上了车，但据当时他的身边人讲，这倒是没有。
战事一起，他就在车上打麻将，还一直抱怨，张作霖前几日跟他推牌九，输了四十万，结果只给了四十万的公债券，连半数都不到，说张作霖抠门，不够朋友。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张作霖，不够朋友还不限于此，居然在背后捅刀子，让战败的皖军腹背受敌。
然而，久经战阵的吴佩孚的确不白给。仗打了没几天，曲同丰的前敌指挥部就被吴佩孚亲自带兵给抄了。曲同丰做了俘虏，前线的兵稀里哗啦就乱了。枪打到段芝贵的专列附近，车上牌局未了，段芝贵吓得钻到牌桌底下，一个劲儿叫：不要乱打枪，不要乱打枪！看看枪声越来越密，不是好玩的，就赶紧让卫队上车，专车急速后退。过琉璃河大桥的时候，桥上有许多溃兵，他也不顾了，碾压着就过去了，一直退到良乡。然后再退长辛店，脚没沾地，就回北京了。其实，直军大部队还没有上来，总司令一走，皖军就垮了。最后，段芝贵一溜烟儿躲到天津租界，打死都不露面了。
用错人的段祺瑞倒是没走，就待在他府学胡同的家里。直皖交恶，直系的人恨的是“小扇子”徐树铮，对段祺瑞倒是还客气。吴佩孚是他的学生，当然也不会把他怎么样。只要他下野不干了，也就算完了。段祺瑞在民国，还算一流的政治家，政治眼光独特，但就是不善于用人。此前如果不用一个饭桶将军张敬尧做湖南督军，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得罪了打下湖南立了大功的吴佩孚。此后，如果不用另一个饭桶将军段芝贵，皖军也败得不会这样惨。
袁世凯和段祺瑞，都是能干的强人，但强人也有一个惯有的毛病——喜欢用讨人喜欢的人。段芝贵这样的人，八面玲珑，脾气超好，上司见到的是听话，平级见到的是讨喜，下级见到的是宽厚。唯一的缺点，就是百无一用。可是，偏偏这样的人，讨强人上司的喜欢。
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办？活该呗。
屠夫陆建章
在北洋历史上，陆建章算不上是大人物，但时不时地会冒出来，露上一小手。此人是小站旧人，跟段祺瑞资格相若，也深受袁世凯的赏识。只是官阶总比段祺瑞矮一点儿，有性格，而且有嗜好（鸦片瘾），虽是安徽同乡，段祺瑞看不上他，两人早早就结下梁子。
但是，陆建章还是有点儿本事的。当年，山东曹州是个出土匪的地方，有一阵儿匪患又大发了。袁世凯派陆建章带一协（旅）人马去剿，陆建章还真的就让当地太平了些日子。所谓的剿匪，就是杀人，做匪的杀，疑似做匪的也杀，杀狠了，也就消停了。不过曹州这个地方，当年毓贤也是这样剿了的，过后，匪炽如故。多匪的地方，如果不做根本治理，匪就像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陆建章也就是割了一茬，还捎带着伤及好些无辜。
民国了，袁世凯做了大总统，让陆建章做执法营务处长。当年的官阶，跟今天不一样，他的这个处长，跟警察总监和步兵统领平级，等于是袁世凯的特务头子，干的就是抓人杀人的买卖。袁世凯跟革命党闹翻，革命党死在他手上的可是不少。武昌起义元勋张振武，就是他给杀的。当然，这事首先要怪黎元洪。张振武进京，黎元洪密报袁世凯，说这人想要作乱，杀了算了。袁世凯原本就对起义者没好印象，就命令陆建章办了张振武。张振武住在六国饭店，没法进去拿人，陆建章就派便衣在门口死等，等张振武出来，拿下就给毙了。那时的国民党人，人人都恨陆建章。只是，陆建章对付章太炎却客气得紧。“章疯子”砸了总统的接待室，陆建章把他软禁起来，每月五百大洋，派了一堆警察伺候。“章疯子”对警察非打即骂，还逼得警察管他叫老爷，陆建章都随他。在他眼里，这个人是民国的郑康成，有学问，不能按寻常的党人看待。
又一次剿匪的差事，让他做了陕西将军。白朗这股悍匪流窜数省，袁世凯花费巨资，投入数万兵力，也没有剿灭。最后白朗虽说不是死在陆建章手里，但他的确出力不少。他所偏爱的冯玉祥，也就是在剿白朗过程中升任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陆建章还把自己的内侄女嫁给了他。陕西是革命党加刀客的大本营，辛亥革命之后，这些人都变成了官军。陆建章狠，先用这些人剿匪，等白朗灭了，再把这些人都给遣散了，只剩下了陈树藩一支，还是因为此人善于拍马，显得特别恭顺。
然而，洪宪帝制令讨袁战事再起，天下将乱，陕西原来的革命党加刀客死灰复燃，陈树藩见有机可乘，兴兵讨袁。陆建章派自己的长子陆承武带一旅前去应敌。没想到，这个纨绔子居然被只有一营兵力的胡景翼来了个偷袭，部队散了，自己也做了俘虏。
陆建章舍不得儿子，在陈树藩和胡景翼的武力压迫和绑了人质的要挟之下，让出了陕西将军，带上被放回的儿子走人。由于行李太多，遭刀客的忌，道上还被劫了。这事儿，当年经媒体报道，闹得沸沸扬扬。全中国的人都知道，陆建章做陕西将军，捞了不少钱。
捞了不少钱的陆建章，实际上落空了。但毕竟多年宦海，积蓄还是有的。从此以后，没了地盘，又没了军队的陆建章，只能在将军府做空头的将军。只是他不甘寂寞，但凡国家有事，就会溜达出来凑热闹。
张勋复辟的时候，他出来了。那是由于冯玉祥那个旅驻在廊坊，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要用这个旅。而此前段派的大将陆军次长傅良佐把人家给撤职了，但新派进去的旅长，由于官兵反对，又到不了任。这回只能请冯玉祥重任旅长，这需要请陆建章出面。然而，张勋失败之后，陆建章没捞到什么正经的职位，这下可把段祺瑞恨结实了，此后，专门给段祺瑞捣乱。
1918年，段祺瑞派冯玉祥旅南下作战，在陆建章的挑唆下，冯玉祥走到武穴，居然通电和平，不肯走了。事情最后虽说在曹锟的调和下得到了解决，但段祺瑞的鼻子都给气歪了（段有这个毛病）。而段的谋士徐树铮，更是气得火冒三丈，黑下心来，要杀陆建章。可是陆建章还觉得自己做事机密，人家不知道。结果被“小徐”骗到了他的司令部，背后一枪，就给了了账。
当然，陆建章自己不知，他的死，却给仇敌段祺瑞和“小徐”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毕竟，北洋规矩，小辈得礼让老辈，而且，即使开仗，也轻易不伤害对方的身体和家人。“小徐”坏了规矩，让众人寒心。在直皖之争中，皖系不得人心，此事影响最大。
杜月笙的另一面
眼下，对杜月笙的评价是越来越高了。上海滩上的青帮，最高等级的被称为“闻人”，够得上闻人的只有三位，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其中，杜月笙其实堪称闻人中的闻人，宝塔尖上人物。当年杜老板过生日，排场之大，超过民国任何一个人，就是袁世凯和蒋介石也没法跟他比。真叫个党政军民齐动员，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祝寿，还有在上海的外国人，也都来凑趣。不消说，杜月笙的面子，在当年的中国是最大的。
杜月笙手面之大，无与伦比。上海乃至全国，几乎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无论事情发生在哪个角落，只要他一纸二寸宽的条子，任你是军阀、土匪、袍哥，三教九流都会买他的账。上海几乎所有像样的学校，他都是校董，所有的慈善事业，他都参与。杜老板的堂会，全国的名伶都会排着队来捧场，即使白唱，也心甘情愿。
上海的老板都跟他关系好，哪怕你是留学欧美的洋派人物，谁都可以不甩，杜老板的面子是一定要给的。有了杜老板的关系，哪怕再难的事儿，也不是事儿了。上海的穷人最崇拜的人，就是杜老板，因为只有杜老板，才会在过年的时候给他们撒钱。工人罢工，无论在北洋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都是靠杜老板的接济，没杜老板做后台，没有一次罢工能撑下来。当然，最终劳资双方能坐下来谈，也得靠杜老板调停。
有人说，杜月笙是把一个义气的“义”字，做到极致的人。民国期间，上至政坛大佬，下至孤儿寡母，受过他接济的人不可胜数。眼高于顶，无视袁世凯和蒋介石的章太炎，一生唯一一次给人写的马屁文章，送给的就是杜月笙。因此，青帮大佬杜月笙，无论是里子还是面子，似乎都是一个好人。
但是，青帮毕竟是青帮，尽管杜老板一直在刷洗自己，做了越来越多的白道生意，甚至把自己的帮伙改成恒社，弟子称为社员。但他依旧是青帮老大，手下的这帮子人，还是没有被洗白，也洗不白。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贩毒。
当年上海的毒业，主要是贩卖鸦片。进入国民党时代之后，上海的烟土行依旧有将近二百家，被称为“特业”。而特业的组织特业公会，领袖人物就是杜月笙。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杜月笙尽管白道的生意越做越大，却从来没有撒手特业，毕竟，整个上海滩的白道生意加起来也抵不上特业的一个角。因为，当年的上海在全国的鸦片销售中，居于龙头地位。单单上海一地的鸦片税收，就可以养几十个师。杜月笙的关系网巨大，鸦片一项，深入云贵川，西南的军阀和袍哥，都在为他打工。在国民党统治之初，由于需要跟各个大号的军阀争胜，蒋介石也需要鸦片的收入补充军费，所以一直对这个老相识的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随着蒋介石统治的稳固，他开始需要清理鸦片了。不仅仅是为了面子上好看，而且也是为了正常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1936年，也就是国民党黄金十年的顶峰时刻，原来做过蒋介石侍从副官的蔡劲军被派到上海担任警察局长。蔡劲军一上任，就摆出一个跟此前所有上海要员不一样的架势，不再接受特业公会的任何好处，拉开架势，准备拿特业开刀。
当时，上海的要员从市长吴铁城到警备司令杨虎都拿杜月笙的好处，连他们下面的喽啰，也定期接受特业公会的补贴，这种补贴，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至于在南京的政府要员，接受杜月笙招待的也如过江之鲫。的确，国民党一统天下之后，杜月笙的毒品生意做得比北洋时期大了，但付出的代价，也更多了。由于考虑到蒋介石需要鸦片的收入，所以精明如杜月笙，也一直觉得没有必要放手这块肥肉。然而，这一回，他看错了。
上海警察局长蔡劲军上任几个月之后，突然采取行动，搜查上海滩所有的烟馆，将烟馆的老板几乎一网打尽，全都抓了起来。这让杜老板感到十分没有面子。一来，他一直向这些烟馆老板拍胸脯，说有他在，一切尽在掌握中，不会有事的；二来，就算警察要行动，他也会事先知道，早做安排。然而这一回，全部落空了。
虽然事情发生之后，杜月笙动用了他全部的资源，通过警备司令杨虎的关系，把这些烟馆老板都给放了，但是，经此打击，杜老板觉得天可能真是要变了。这个生意，看来是没法做了。尽管如此，真正放手，还是到了抗战爆发以后。
上海的特业告诉我们，杜月笙的确救了好些的人，但是，他害的人也一样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