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徒步在雨林里转了两周才找到那只被猎杀的动物。
半空中飞舞的昆虫和死亡的气味提醒着他们，就是这个地方。
妮娜在一块林间空地站定，身边是带她找到这里的向导。那一瞬间，她被眼前可怕的景象怔住：成群的苍蝇在空地上嗡嗡乱飞，血肉模糊的尸体上爬满蛆虫。有几处蛆虫格外密集的地方，一眼看上去白乎乎的一片。这片位于非洲的雨林静谧无声，但这也意味着掠食者和食腐动物很有可能就在附近，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她看了片刻后就开始工作。先是以一个专业摄影师的视角将现场划分成几块区域，随后掏出一个测光计迅速地测量了一下现场的光照强度。这一套准备工作完成后，她从挂在脖子上的三个相机中挑出一个，镜头对准她要拍摄的对象。这是一头被猎杀的山地大猩猩，尸体已经被毁得不成样了，场面相当血腥。
咔嚓。
她一边绕着尸体走，一边不停地对焦，手不住地按动快门。需要时再换上另一台照相机，调整镜头，检测光照强度。她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亢奋着，肾上腺素飙升。只有在拍照时她才感觉自己是真正活着的。敏锐的观察力是她的天赋，此外能做到不被周围的事物干扰也是她的长处之一，这两项品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成为优秀的摄影师必须要学会先用眼睛去观察，把感想留到以后。
拍了一阵后，她停下来，在鼻子下面多抹了一些维克斯牌伤风膏，然后蹲下身子凑近了一些，镜头对准尸体被斩断的颈部。她听到某处传来一阵呕吐声，大概是那个跟妮娜一起来的年轻记者吧。但现在她完全顾不上去关心其他人。
咔嚓。咔嚓。
盗猎者只会带走猎物的头、双手和双脚，这些才是真正值钱的部位。大猩猩的手做成的烟灰缸是某些有钱人追捧的收藏品，全世界有这样爱好的混蛋不在少数。
咔嚓。咔嚓。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妮娜专心工作，一张接一张地拍照，频繁更换照相机和镜头。用完的胶卷装进胶卷盒，贴好标签，塞进工装背心的口袋里。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踏上了漫长的回程。黄昏的雨林依旧炎热，路面坑洼湿滑，一行人默默地在雨林里艰难行走。此时的雨林很是热闹，昆虫、鸟，还有猴子发出的声音不绝于耳，天空呈现绯红色。橘色的太阳在树间跟他们玩捉迷藏。在来的路上一行人还有说有聊，待这会儿回去时，所有人都安静沉默，脸上带着凝重的表情。对妮娜来说，碰上这样的事件，最可怕的部分往往是在事后回想时。她发现自己有时候很难忘掉先前所见一切，那些恐怖的画面会出现在她的噩梦里，让她从酣睡中惊醒。虽然不想承认，但她不止一次在夜里醒来时发现自己脸上挂满了泪水。
回到山脚，一行人来到一个小前哨站。由于这里地处卢旺达的偏远山区，这个前哨就相当于一个小型村镇。他们的吉普车就停在那里，接着又开几小时的车才他们才回到保护中心。在保护中心他们深入采访了几个问题，妮娜又拍了几张照片。
“妮娜女士？”
妮娜站在保护中心的大门口，擦拭一个镜头，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她连忙把相机放到一旁，抬头看到叫她的是中心的向导负责人。尽管她已经累到虚脱，但还是努力在脸上堆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戴蒙苏先生，你好。”
“抱歉打搅你了，我知道你这会儿有很多事要忙，但我们之前忘了告诉你，西尔维女士给你打过电话，说有重要的事。她要我们转告你给她回个电话。”
“多谢你了。”
妮娜赶忙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笨重的卫星电话，带着电话所有的配套装备来到营地中间的空地上。她先用指南针检查一下，确定好卫星的方位，然后展开盘状接收器，放置在地面，对准东北六十度的方位。接下来是把电话连接到接收器上，开启电源。液晶显示屏闪了几下，信号显示是橘黄色，颜色代表了信号的强度。拨拨弄弄了一会儿，看到信号良好，她拨通了电话。
听到她的编辑接起电话后，妮娜对着电话说：“你好，西尔维。我今天拍到非法盗猎者的照片了。真是一帮变态的混蛋。我看，再给我十天时间吧，我就能把照片给你，怎么样？”
“你有六天时间，我们在考虑用这个做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这是妮娜最爱听的词。这个世界上有一些女人喜欢钻石，她不一样，她追崇的是自己的照片能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登出，或者《美国国家地理》也不错，她不挑剔。她就盼着有一天能拿下一期封面故事，用十六页篇幅来刊登她的摄影专集，标题她都想好了，就叫“世界各地的女性战士”，这是她最骄傲的项目。只要等她完成手头的工作——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她就会提交自由撰稿的申请。“你就放心吧。接下来我会去纳米比亚，跟丹尼碰面。”
“你真走运。替我好好风流快活一下。但下周五你得给我回来上班。塞拉利昂的暴力冲突再次升级，看样子和平谈判是要崩了。我要你赶在圣诞节前回国。”
“你还不了解我吗？只要接到通知，我马上就跳上飞机打道回府。”
“除非爆发新的战争，否则我不会轻易给你打电话的。我保证，”西尔维在电话那头说道，“我都已经快忘了做爱的滋味了，趁着我还没忘，赶紧去做一次。”
几天后，妮娜辗转来到纳米比亚，此时她正坐在租来的路虎车里，丹尼负责开车。
尽管现在是十二月份，但刚到早上七点太阳就已经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气温在慢慢升高，等到了午后一点的时候，温度就会升至46℃左右，很有可能会更热。他们行驶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路，路面不过是一层厚厚的灰红色沙子，车轮碾在上面随时有陷下去的可能，人坐在车上被颠得左歪右倒。妮娜一只手紧紧拉住门把，直直地坐着，她的身体随着车子一起摆动，这样多少能起到减震的效果。
她的另一只手托住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以免照相机的带子勒进肉里。她用一件T恤包裹住照相机和镜头，这样子来防尘不是专业做法，但以她多年在非洲的经验来看，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既能保护照相机和镜头，又不耽误使用。在这些地方工作，很多时候你只有极短暂的一瞬间来抓拍某个画面，等你笨手笨脚地取下带子、从保护套里拿出相机后，往往就错过了最佳拍摄时机。
妮娜盯着车窗外的荒凉景色，灼热的天气几乎要将大地融化。走了几个小时，他们已经深入到南非真正的荒蛮之地，文明世界离他们越来越远。这一路来，她看到越来越多饥饿的动物群无助地站在干涸的河床边。非洲酷热的夏季在慢慢耗尽这些动物的生命，它们一边苟延残喘一边绝望地等待着雨季的到来。到处都能看到风化的白骨。
“你真的要去找辛巴族的部落吗？”丹尼开口问道。这时车轮差点陷进沙地里，他们被车甩得歪向一边，丹尼扭头看了一眼妮娜，咧开嘴笑了，一口白牙和蓝眼睛在他沾满灰尘的脸上显得格外明亮。他的衬衣和蓄到领口的黑色头发上也落了一层灰。“一连好几个月我俩都没能抽出一周时间来单独待会儿。”
经过一段坑洼难行的路面后，这条所谓的路又好走了一些。妮娜举起相机，透过取景窗看他。聚焦，稍微放大一点光圈，取景窗里他的样子变得清晰起来，她突然觉得此时自己是在观察一个陌生人：一个英俊的爱尔兰男人，高颧骨，鼻梁有断过的痕迹，还不止一次，年轻时跟人在酒吧里打架弄的，他是这么解释的。他已经三十九岁了，她看到他的嘴角周围有了细小的皱纹。他眼睛盯着前方，专心看路。她知道他一路上都在担心之前瞎听别人的建议走错了路，但这种事他肯定不会说出来。他是战地记者，习惯了“狗屎一样”的环境。他总喜欢说，为了追一条故事，上刀山下火海也不在话下。哪怕这个故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她按下快门。
他转过头对她笑了笑，她又拍了一张。“你下次再拍女性题材的照片，我给你点建议，去拍游泳池酒吧里的女招待。”
这话让她大笑起来，她将照相机放回到腿上，扣上镜头盖，“这事算我欠你的。”
“你说得对，亲爱的。相信我，你欠我的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呢。”
妮娜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破破烂烂的座椅坐着相当不舒服。她努力不让自己闭上眼睛，但其实她已经累得不行了。先是安哥拉发生暴动，她跑到里那待了四个星期，看民众互相残杀；紧接着又一头钻进雨林里，耗了两个星期时间追踪盗猎者。这样马不停蹄四处奔波的生活让她累到散架。
但她甘之如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能像非洲这样深深地吸引着她，而她所做的事也是她全部的激情所在。寻找“绝佳素材”的旅程充满了刺激和惊喜，永远不会让她厌倦，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牺牲，要付出许多代价，但她不在乎。早在十六年前她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时她二十一岁，带着刚拿到手的新闻学学位证和一台二手照相机就出来闯荡，四处寻找机会。
有那么一阵子，她愿意接任何跟摄影有关的工作。一直到了1985年，她才遇到了一个大转机。1985年举办了一个救济饥荒主题的大型摇滚演唱会，名叫“拯救生命”，妮娜就是在这个活动上遇到了当时还是《时代》杂志菜鸟编辑的西尔维·波特，是西尔维为妮娜敞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接下来，她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立刻踏上了去埃塞俄比亚的旅程。而她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历改变了一切。
自那之后，她拍摄的照片不再单纯地停留在图像的层面，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1989年，台风盖伊席卷泰国，超过十万的民众在灾难中流离失所，其中有一个女人，孤立无助地站在齐胸深的污水里，她把自己啼哭不止的婴儿高高举过头顶，妮娜拍下了这一幕，这张照片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两年后，她在苏丹拍摄的饥荒专题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
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她的职业生涯充满了艰辛。
这趟寻找辛巴族部落的旅程也是如此。为了找到这个行将消失的原始游牧民族，妮娜自己也快变成了一个游牧人。其中的曲折困难自然不必说。舒适的床垫、干净的床单和流动的活水成了奢侈品。但她早已习惯了，就算没有这些东西也能活下去。
“你看那边。”丹尼指着前面一个地方对她说。
一开始她只看到了橘红色的一片天，灰尘弥漫。整个世界仿佛被烤焦了一般，空气中满是烟尘的味道。渐渐的，前方山脊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她看到几个瘦削的人影站在高处，俯视着这辆脏兮兮的路虎，车上的人并不比车干净到哪去。
“是他们吧？”丹尼问。
“一定就是了。”
他点点头，一口气开到山下，在一个干涸的河床边停好车，两人下车向部落走去。
看到有生人来，辛巴族的人只敢站在远处注视着他们。
丹尼慢慢地靠近他们，他知道这种时候部落的酋长一定会出面。妮娜默默跟在他身后。
之后他们来到族长的棚屋前，但没有直接走进去。棚屋前生着一堆火，那是辛巴族的圣火，一股白烟直升上天，此时天空已变成了紫色。两人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绕过圣火，一定不能从圣火前走过去，那是相当不敬的行为。
部落的酋长在棚屋里迎接他们，结结巴巴地用斯瓦希里语跟他们交流。他们和酋长商量好让妮娜在这里拍照，作为交换，他们会给这个部落钱和干净的水。妮娜这次带了十五加仑的水来交易，对于辛巴族的人来说，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礼物了。水在这里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他们往往要徒步走上数英里路才能找到少得可怜的水。
谈妥后，丹尼和妮娜突然间成了受欢迎的客人。部落里的人没有了先前的戒备，对他们亲切热情得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一群小孩子跑来他们身边，咯咯笑着、蹦跳着把妮娜围在中间。族人们簇拥着她和丹尼进入村庄，用传统的玉米粥和豆奶招待他们，给他们表演节目。一直到深蓝色的夜空中挂起一轮明月，他们才跟着村民去了一个泥土棚屋里。这种棚屋在当地叫“兰多沃”，外观呈圆形，有个尖尖的屋顶。棚屋里铺着一张用草和树叶编成的垫子，妮娜和丹尼并排躺在上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玉米和干燥土壤的味道，甜蜜而温馨。
妮娜翻了个身，面对着丹尼。在幽暗的蓝色光线下，丹尼的脸看上去很年轻，只是写满沧桑的眼睛暴露了他的年龄，不过她自己的又何尝不是。今天的这个交易其实要担很大风险。他们曾经历过太多可怕的事，但就是这样的经历让两人找到了共同语言，继而走到了一起。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吸引着他们去探寻，他们都渴望看到事情的全部真相，不管有多可怕，也想去了解一切。
那年刚果爆发第一次战争，妮娜和丹尼碰巧在一个废弃的棚屋里躲避战火，两人便是在那时相识的。她默默地将一个新的胶卷装进相机，而他在一旁包扎肩膀上的伤。
“你的伤看起来好像挺严重的，”她说，“要我帮你包扎吗？”
丹尼抬头看到她的一瞬间，时间仿佛停止，祈祷一定是灵验了，上帝把我的天使送到我身边了，他在心里说道。
那次之后他们就一起走遍了全世界，苏丹、津巴布韦、阿富汗、刚果、卢旺达、尼泊尔、波斯尼亚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虽然两人现在都是专业的驻非记者，但只要有重大新闻发生，不管在哪，他们基本上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两人在伦敦有各自的公寓，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人在住，公寓成了囤积垃圾邮件和电话留言的地方，落满了灰尘。由于专长和兴趣不同，两人常分散到不同的地方进行工作，丹尼着重报道各地的内战消息，而妮娜侧重于人道主义悲剧方面的新闻，于是一连几个月顾不上见一面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妮娜并不介意聚少离多，这样只会让他们每次做爱更有激情。
“我下个月就满四十岁了。”丹尼平静地说。
她爱死他的口音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句子从他口里说出来，一下子就变得性感而有张力。我，下个月，就满四十岁了。
“别担心，四十岁的你依然能迷倒苍生。从你身上还能看到当年在摇滚乐队的风范。”
“准确来说是庞克摇滚乐队，亲爱的。”
她紧贴着他的身体，亲吻他的脖颈，一只手顺着他赤裸的胸膛往下抚摸。他的身体立刻就有了回应，一点也没让她失望。他迅速脱去她的衣服，顺理成章地做了一次。
激情过后，丹尼紧紧拥着她，“我们天南地北聊了个遍，为什么就是不能说说我们自己的事呢？”
“我们有什么事可说的？”
“我说我就快四十岁了。”
“那我应该把这当一个话题来讨论吗？我三十七岁了呢。”
“你不在的时候，我想你了怎么办？”
“你知道我的，丹尼。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老天爷，那都是四年前的事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事都在改变，只有你不会变，是这样吗？”
“正是这样。”她翻过身，用背贴着他的身体。他的怀抱一直都让她有满满的安全感，就算身处战乱中，外面子弹满天飞，凄厉的尖叫声在深夜回荡，只要在他怀里，她就会感到很安心。但今夜，简陋的棚屋外只有火堆哔剥作响的声音和偶尔几声虫鸣打破暗夜的寂静。
她略微挪动了一下身体，想挣脱他，但是他的双臂紧紧搂住她，让她不能动弹。
“我并没有要求你什么。”他在她耳边低声呢喃。
你要求了，她在心里说道，一种陌生的焦躁感让她的腹部一阵揪紧，她闭上了眼睛，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
妮娜蹲在一个山脊上俯瞰这个临时村庄，她身边是一条干涸的河，河床的边缘寸草不生，松散的泥土稍微用力一踩就大块大块地往下掉。长时间蹲着不动，让她的腿又酸又麻。这时才刚到清晨六点，太阳已经在蓄积能量，天空呈湖蓝色，混着几抹橘色，看上去很美。
一个辛巴族女人从妮娜下方走过，她头上顶着一个沉重的水罐，胸前系着一条彩色的吊兜，托着一个婴孩。妮娜举起相机，用长焦镜头放大，透过取景窗将画面调至最清楚。和这个非洲游牧部落所有女人一样，这个年轻的女人也袒露着上身，下身裹着一条带毛边的山羊皮裙。她的脖子上挂着一串大大的海螺壳项链，这样的项链通常是在母亲和女儿之间一代代传下来的，在这里是非常珍贵的物品。戴着项链说明这个女人已经结婚，而且她的发型也是已婚女子的发式。为了保护皮肤不被毒辣的太阳晒伤，年轻母亲从头到脚都涂着一层赭石粉和乳脂，这让她的皮肤呈现旧砖头一样的颜色。脚踝是辛巴族妇女全身上下最私密的部位，她们会用几个薄薄的金属脚环遮住那里的皮肤，走路的时候脚环互相碰撞，叮当作响。
这个年轻的女人没有注意到到妮娜正在观察她，她在河边停住，出神地望着裸露的河床，那里本来应该是有水的。她伸出手轻轻抚摸在襁褓中的孩子，脸上的表情由凝重变成了绝望。这样的表情妮娜在全世界无数的女人脸上看到过，尤其是在战争或灾难的时期，动荡和不安带给她们的是深入骨髓的恐惧，她们不确定自己孩子的以后会怎样，是不是还有未来，也不知道在这片干旱的土地上，哪里还能找到赖以活命的水。
妮娜把这一切记录在胶片上，她不停地按动快门，镜头一直跟着这个女人返身回到她自己的泥土棚屋。棚屋里有几个妇女围坐在一起，年轻的母亲加入到她们中间。一群女人一边叽叽喳喳地聊着天，一边把红赭石放到一块平坦的石头上碾碎，用葫芦做成的碗收集粉末。
妮娜盖上镜头盖，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腿。这个早上她一口气拍了无数张照片，但是不用看她也知道，其中最好的是那个年轻母亲站在河床边的照片。
她在脑海里想象着剪裁好这张照片，冲印出来，跟自己这些年来拍下的最得意的几幅照片挂在一起。会有那么一天，她的照片会向全世界的人展示女性的坚强和力量，以及她为此所付出的努力。
妮娜取下用完的胶卷，在胶卷盒上贴标签，塞进口袋里，再拿出一卷新的装好。走进村庄，她微笑着跟村民们打招呼，从兜里掏出糖果、缎带和手链送给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她总是随身携着这样的小礼物。在村庄里，她又抓拍到一张四个辛巴族的女人刚做完草药烟熏桑拿的照片，在缺水的地区，这些原始部落的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清洁身体的。照片上四个女人手拉手，嬉笑着，那样子和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
丹尼从她身后走过来，站在她的身边，“早啊。”
她靠着他，为今天早上拍到的照片感到满意，“我最爱看这些女人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样子，尽管生活艰难，活下去的希望是那么渺茫。看着她们跟自己孩子在一起的时候让我很想哭出来，能让我哭的也只有这个了，可为什么呢？我们都已经见过那么多悲剧和不幸了。”
“所以你的摄影主题其实是母亲吗？我还以为你想记录全世界各地的女性战士的故事呢。”
妮娜皱起眉头，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想过。丹尼的话让她感到不安，“也不总是母亲。我关注的重点是女性的抗争，还有她们战胜逆境和困难的故事。”
丹尼微微一笑，说：“这么说来你还挺浪漫的。”
妮娜被逗笑了，“你说得没错。”
“可以走了吗？”
“我已经拍到我想要的了，可以走了。”
“这是不是说我们接下来可以找个带游泳池的地方，舒舒服服地待上一星期了？”
“我也正有此意。”妮娜说着收起她的摄影器材，然后返回土棚屋收拾行李。丹尼去跟部落的酋长辞别，把说好的报酬交给部落里的人。临走之前，妮娜拿出卫星电话，放在一块光秃秃的空地上，打开卫星电话的接收板寻找能收到信号的地方。
不出所料，电话没人听，这个时候杂志社的办公室已经关门了，于是她给编辑留了言，告诉她接下来他们会去赞比亚，等到了乔贝河旅社再联系。收拾妥当后，妮娜和丹尼爬上那辆快散架的路虎重新上路，卡奥科费尔德像月球表面一样的风景一点点向后退直至消失。车开到机场，他们跳上一架向南的飞机。傍晚时，他们已经在乔贝河旅社开好了房间。房间临河而建，带一个私人露台。坐在露台上，服务生给他们端来金汤力酒。日头在地平线缓缓下沉，一群大象在河对岸漫步，一百码开外的高草地里有狮群在狩猎。
妮娜换上了一套比基尼，已经是好几年前的款式了。她伸展四肢，躺在豪华双人休闲椅上闭目养神。入夜后的乔贝河畔弥漫着一股浑水和枯草的味道，还有被无情烈日烤得像石头一样干硬的泥土味道。好几个星期以来，妮娜干练的黑色短发第一次洗得这么干净，指甲下面也没有了红色的泥土。这些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的事。
她听到丹尼朝着露台走来的脚步声，他在迈出每一步之前都会有一个轻微的小停顿，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为了减轻右腿的压力，那条腿在安哥拉时中过弹。虽然他装作没有什么大碍的样子，有人问起也说早就不会疼了，但妮娜知道他一直在服用止疼药，也经常在夜里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舒适的姿势睡觉。她给他按摩身体的时候会格外用心地帮他按摩那条腿，尽管他并没有要求她这么做，而她也不会承认。
“给你。”他说着将两个酒杯放在妮娜手边的柚木桌子上。
她仰起脸对他说谢谢，却发现他有些不对劲，首先他端来的不是金汤力，而是一大杯纯龙舌兰。并且他忘了带配龙舌兰的盐来。最糟的是他的脸上没有笑容。
她警觉地坐直身子，“出什么事了吗？”
“你还是先喝点酒吧。”
如果一个爱尔兰人跟你说，你先喝口酒，那就说明他接下来会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他在她身边坐下，她往一边挪了挪，给他腾点地方。
晴朗的夜空中挂着星星，在淡淡的银色光线下，妮娜看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深陷的脸颊，蓝色眼睛和卷曲的头发。看到他露出的悲伤神情，妮娜突然想到，丹尼其实是一个很爱笑的人。无论是在毒辣的太阳下被炙烤，还是被灰尘呛到快窒息，抑或是冒着枪林弹雨，他总是能用微笑来面对种种困境。
只是现在，他的脸上一点笑意也没有。
丹尼递给她一个小小的黄色信封，“是电报。”他说。
“内容你看过了吗？”
“当然没有，但这时候来电报，想必不会是好事。”
全世界的记者、制片人和摄影记者都知道接到电报意味着什么。尽管现在卫星电话和互联网已经很发达了，但那些在外工作的人的家人还是会通过电报来传递坏消息。她接过信封的手有些颤抖。看到电报是西尔维发来的，她长舒一口气，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是“谢天谢地”。但是随着她继续往下读，轻松的感觉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妮娜。
你父亲犯心脏病。
梅瑞狄斯说情况很糟。
西尔维。
她抬起头看着丹尼说：“是我父亲……我得立刻赶回去……”
“现在不行，亲爱的，”丹尼温柔地说，“最早的一班飞机也要等到明早六点。我去买从约翰内斯堡直飞西雅图的机票，我们从那里开车回去比较好吧？”
“我们？”
“是的。妮娜，我想陪着你。很严重吗？”
她不知该如何回答，一句话也说不出。她从来不会向别人寻求安慰，这让她觉得很别扭。她不想暴露自己脆弱的一面，给别人伤害自己的筹码。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还是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碰上这样难以给出明确答复的情况，她一贯的做法是先敷衍过去。于是她的手顺着丹尼的身体往下摸，碰到了那个开关，“带我到床上去，丹尼尔·弗林。帮我熬过今晚。”
等待的时间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无止无尽”，但是这个词会让梅瑞狄斯联想到“终止”，继而是“死亡”，而这些不吉利的词又会让梅瑞狄斯一直努力压抑的情绪统统翻涌上来，一触即发。她一向的应对办法是让自己保持忙碌，只是此刻这办法对她完全不起作用，不管她怎么努力也没用。她搬来一大堆跟保险相关的资料逼自己去研究，搜索心脏病和治愈率方面的信息，还列出了一份国内最好的心脏病专家的名单。可只要她一放下笔，或者眼睛从电脑屏幕上挪开，悲伤就会像洪水一样将她淹没。眼泪在眼眶里拼命地打转，但是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让一滴眼泪落下来。如果哭出来就意味着心里的防线崩溃了，而她要死守着这道防线，拒绝放弃。
此刻她站在候诊室里，用力地抱紧双臂，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一个鱼缸，里面养了几条五颜六色的鱼。运气好的话，她的注意力会被一条鱼暂时吸引过去，让她有那么一微秒的时间忘掉父亲此刻正在生死边缘挣扎，很可能会死去的事实。
杰夫从身后靠近她，因为铺着地毯，她没有听到脚步声，但能感觉到。“梅。”他轻轻唤她，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她知道杰夫在想什么，他希望她靠到他身上，让他从后面抱住她。事实上，她心里有一部分也希望如此，她又何尝不渴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得到丈夫的安慰。只是她现在仿佛正憋着一口气，只要一松懈所有希望就会化为乌有，她不敢让自己有丝毫的放松。在他的怀里她可能会崩溃，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抱着你吧。”杰夫在她耳边说道。
她摇了摇头，他怎么会不明白她的想法呢？
她在担心父亲的病情，这种焦灼不安的心情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就好像有一把匕首深深地插进了她的胸口，撕裂了肌肉，穿透了骨骼，锋利的刀剑对准她的心脏，随时准备向里推进，只要稍有不慎，这个柔软的器官就会被利刃刺穿。
她听到杰夫在她身后轻轻地叹了口气，没有再坚持，“联系上你妹妹了吗？”
“能问的地方我都问遍了，也留了消息。你也知道妮娜，要是她回国了就一定会赶回来。”她又看了一眼钟，“这个该死的医生怎么折腾这么久都没动静？好歹应该来跟我们说说情况。再等十分钟，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去找他们科室的负责人反映。”
杰夫好像在跟她说些什么（说实话她没听进去多少，她心跳得太快，心跳声几乎盖过了外界所有的声音），他还没说完，候诊室的门开了，渡边医生走了进来。梅瑞狄斯、杰夫和母亲立刻向医生围拢过去。
“他怎么样了？”母亲问话的声音穿透了整个候诊室。在这种时候她怎么还能如此中气十足地说话？只有浓重的俄国口音透露了她的不安，除此之外，她的表现一如往常的平静。
渡边医生淡淡一笑，那个笑容转瞬即逝，他开口说：“不是太乐观。在送他去手术室的时候他的心脏第二次发病。我们尽全力把他抢救回来了，但现在他非常虚弱。”
“有什么办法吗？”梅瑞狄斯问。
“办法？”渡边医生皱了皱眉，他眼中流露出的同情让人害怕。“什么办法也没有，他的心脏在这两次发病中严重受损。现在我们只能等着……但愿他能熬过今晚吧。”
杰夫的手臂揽住了梅瑞狄斯的腰。
“现在你们可以去看看他，他在加护病房里。不过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好吗？”渡边医生说着轻轻搀扶住母亲的手肘。
细节，梅瑞狄斯看着母亲沿着走廊往前走的背影，心里默默想，专心考虑下细节的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事。
可是她专心不了，什么也想不出来。
回忆变成一幅幅画面聚集在她视线之外的某个地方等候，只要一逮到机会就蹿到她眼前来亮个相。她看到高中体操比赛时父亲站在看台上，活力十足地给她加油打气，弄得台下的她好不尴尬。还有在她的婚礼上，父亲在牵着她走过教堂甬道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哭了起来。而就在上个星期，他还把她拉到一边，悄悄跟她说：“跟我去喝啤酒吧，梅瑞狄宝，和以前一样，就我们两个。”
只是当时她回绝了他，跟他说下次有机会再说……
送衣服去干洗真的就比陪父亲去喝两杯重要吗？
“应该给两个孩子打个电话，”杰夫说，“叫她们搭飞机回来。”
这句话仿佛让她心里的某样东西破碎了。她也知道这么想很无理取闹，但她真的很恨杰夫讲出这样的话来。这表示他已经放弃了。
“梅？”杰夫一把拉过她，紧紧地搂住了她。“我爱你。”他轻声说。
梅瑞狄斯在他怀里没有动，一直到她觉得快受不了了才轻轻推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看他一眼。她默默顺着母亲刚才走过的路向前走去。一种彻头彻尾的孤独和无助感笼罩着她。整个冠心病重症监护区的气氛严肃而忙碌，穿着蓝色手术服的医生在她眼前走来走去，但她统统看不见也不在意，此刻她眼里只有她的父亲。
父亲躺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插管、输液管和监护仪器。她的母亲守候在一旁。她的丈夫躺在那里，性命垂危，生死之间仿佛只连着一根紧绷着的细线，而她却是以一种异常、近乎傲慢的平静在面对这一切。她站得笔直，姿态完美。如果非要说她的双手在颤抖的话，那颤抖的幅度大概得找个地震学家来才检测得到吧。
梅瑞狄斯抹了抹眼睛，她一点也没注意到眼泪什么时候已经涌了出来。她站在病房外，努力按捺着。医生说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去，她不想当那个破坏规定的人。但最终还是没忍住，她走进病房，站立在他的床脚边。监护仪器运转的嗡嗡声吵得叫人难以忍受，她轻声问：“他怎么样了？”
母亲重重地叹口气走开了。不用看梅瑞狄斯也知道，母亲出去后一定是站在一扇窗户前，默默地盯着窗外的雪夜。当然，是独自一人。
任何时候母亲都只想一个人待着，要是换作平常，梅瑞狄斯一定会被她这样的举动惹恼，但是这一次她不想去苛责她。这场变故让所有人都崩溃了，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强打着精神振作起来。
她俯下身，轻轻抚摸着父亲的手，“嘿，老爸，”她在他耳边轻声说道，努力让自己露出微笑，“你的梅瑞狄宝来了。我就在这，我爱你。爸，和我说说话。”
回答她的只有风敲打玻璃窗的声音，窗外的灯下雪花在静静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