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虽然失败了，但“康梁”的名字从此在世人的眼中和口中都连在了一起。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由梁启超任报纸主笔，他发表在该报的那些饱含深情、文采飞扬文章，不但深深打动了广大民众，也深深打动了奕、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一批王公大臣和封疆大吏，以至于随后康梁创办改良组织“强学会”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资助。1896年1月，康梁应汪康年之邀赴上海创办《时务报》，主笔仍是梁启超，报纸发表的精华文章也多出自梁启超手笔。此时梁启超的文名可谓天下皆知，比之康有为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1897年秋，梁启超应黄遵宪之邀去长沙主持时务学堂教务时，欢迎他的考生竟然有4000多人。梁启超这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可谓是卓有成效，一是使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使得他被一些有开明思想的权贵所关注与认识。如他去拜会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时，正逢张之洞的侄儿结婚大礼、宾客盈门之时，但张之洞竟然撇下众宾客，将梁启超引进内室，彻夜长谈。其间，梁启超将结识的一些权贵不断引荐给康有为，终于使得康有为在1898年再次上书时，他们的上书可以直达光绪皇帝之手，并得到了光绪皇帝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变法上谕，16日紧急召见康有为，7月3日又召见了梁启超。一场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康梁变法”（也称作“戊戌变法”），就此展开。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随着“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而最终彻底失败；而随着变法的失败，康梁也不得不分开：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
三
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师袁仲谦，从一堆学生作文中读到一篇令他怦然心动的文章，他有心要对这名学生的文章特别指点一二，于是便将这名学生叫到跟前，问他平时都喜欢读些什么人的文章，那名学生毫不犹豫回答说：“最喜读任公文章。”袁先生用很是不屑的口吻说：“满纸报馆味……”并教导这名学生，梁启超的文章作法其实是学习韩愈的，如果对这路文风感兴趣，更应该多读读韩愈的文章。这名学生遵照师嘱，后来果真成了一位文章大家，人们从他一生的文章中都很容易找出梁启超和韩愈的影子。此人就是毛泽东。
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意义绝不是他是一位文章大家，更在于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贡献和影响，那么我们据此也完全可以说，梁启超对于毛泽东的影响，也绝不仅仅是在“文章作法”上。
无论是当时社会，还是后世历史上，人们一般都将“康梁”并称，但据说毛泽东从来都不这样称呼，他总是称呼“梁康”，由此足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梁启超有着怎样的地位。
人们之所以称“康梁”而非“梁康”，想来原因有二：一是“戊戌变法”的发起人主要是康有为，二是梁启超毕竟拜过康有为为师，康有为毕竟是“师长”。但是如果我们将康有为与梁启超对比一下便不难发现，“戊戌变法”是康有为历史上和人生中最辉煌的一笔，从此以后便光亮渐暗了；而梁启超似乎并不是如此：“戊戌变法”毫无疑问也是其留在历史上和自己人生中辉煌的一笔，但并非是最辉煌的一笔，他最辉煌的人生篇章倒是在“戊戌变法”以后渐渐写就的，在这一过程中，他虽然也曾与康有为若即若离，但其生命放射出的光芒似乎是两人近时反暗淡，远时越辉煌。
梁启超逃到日本后，很快便创办了《清议报》，继续宣传变法改良，就在这份报纸上，他发表了一生中最著名的文章之一《少年中国说》，对心中的那个“少年中国”作了深情的描绘、激情的歌颂和热情的呼唤：
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后梁启超又创办《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总的主题是呼唤新的国民（即所谓的“新民”）的出现，从而能创立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其不但思想进步，而且情感真挚饱满，形式短小新颖，语言文白夹杂，具有非常强烈的感染力，一时影响巨大，被称为“新民体”。黄遵宪曾极为推崇新民体，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无，人人意中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也正是在这些被称为“新民体”的文章中，梁启超还为汉语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如“哲学”、“经济”、“民主”等，其中意义最大的要算是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词，因为这意味着此时的梁启超，思想的有些方面超越了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给青年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的，大体上就是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文章，其最好的明证，不但是他自己回答老师时公开说过“最喜任公文章”的话，而且有一个事实是，毛泽东生平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他竟为之取名“新民学会”。
这一阶段，梁启超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终于结识了早已大名如雷贯耳的同乡孙中山，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康有为也从香港辗转来到了日本，分开一段时间的康梁眼看着又要继续联手大干一番了。可是谁知道，此次“康梁”别后重逢，却事实上意味着从此走向分歧。
当时梁启超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思想开始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和，虽然当时孙中山在日本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梁启超大，许多时候孙中山事实上是要依靠梁启超的影响和帮助才能结识更多的有识之士；而此时的康有为已沦为了一个十足的保皇派，梁启超希望介绍康有为与孙中山相识，而康有为认为孙中山主张革命，主张用暴力推翻清廷统治，属“大逆不道”，而他自己深受皇恩，有光绪的“衣带诏”在身，断无与其“合作”的可能。这让梁启超尴尬而为难，于是他联合康门弟子13人，给作为老师的康有为写了一封信：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隐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因为只四十刚出头的康有为，梁启超便说他“春秋已高”，并要他“息隐林泉”，康有为自然也读出这其中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无非是说他思想已落后于现实了。
收到这封信后，康有为自然大为光火，于是愤而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去创立他的“保皇会”了，且以老师的尊严责令梁启超也随之前往。出于对老师的尊重，梁启超也只得前往。
或许连梁启超自己都不会想到，美国之行竟然让他既离康有为越远，又引起了革命派的强烈不满，不久即与之发生激烈论争。
康有为命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即主持“保皇会”工作，遵师嘱梁启超之于工作不得不干，但是他在工作中却“名为保皇，实质革命”。为此保皇派与革命派都不能容忍，前者骂他“挂羊头卖狗肉”，后者骂他，既“既狗肉”，岂能“挂羊头”！不仅如此，当他1903年游历了美国本土后，更几乎同时与保皇和革命两派闹翻了，且是他自己主动与他们闹翻的，因为他的思想似乎在一夜之间又从主张革命转变到主张君主立宪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此时完全沦为了保皇党，自然反对“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和国制，自然对“君主”大加攻击。一时间内梁启超可谓是腹背受敌，论战不得不左右开弓。
对于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梁启超说了一句话十分著名：“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此言无疑是一语双关。而康有为对此又是大为光火，1900年他们俩在久别重逢于新加坡时，康有为竟然老羞成怒，对梁启超老拳相加、大打出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梁启超对于作为老师的康有为的尊敬。1927年3月康有为不幸去世，梁启超痛哭不止，此时身体也已并不健康的他毅然亲率康门弟子在法源寺为之主持祭吊，并亲自披麻戴孝，为之守灵三天三夜，不仅如此，号称“麻将桌上写社论”的梁启超，此后三个月没玩一次麻将。如此胸襟和真情，不能不令人敬佩。
对于革命派一会儿攻击其“顽固”，一会儿又谩骂其“多变”，梁启超的回答是：“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确，梁启超坚持的是一种独立而自由思想的精神，不是吗？他当初之所以“背叛”老师康有为而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正是因为那时他觉得其思想的正确；现在他又一次“背叛”革命而主张君主立宪，是因为他现在真心觉得，唯有这一思想不但正确，而且可行——因为在美国的考察，让他在这片“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的土地上产生了对共和制深深的失望——他看到了这一制度下孳生出的“黑金政治”、“结党营私”、“拜金主义”等种种混乱、怪象和罪恶；再结合中国的实际，他认为，如果在中国推行革命和共和，一定会陷入“革命——动乱——专制”的怪圈；而与其这样，还不如走“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的切实可行的道路。这便是梁启超“自由思想”的结果，他与革命派之间的论战，既是对他这一“自由思想”的捍卫，也是对他“思想自由”的捍卫。后世许多论者，都只看到了梁启超的“多变”，而没有看到正是他的这种“多变”表象下这种不变的品质；而对于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来说，无论是“自由思想”，还是“思想自由”，似乎都是一直以来很缺乏的，不说是当时，就是如今这种缺乏似乎也依然存在。以斯言之，我们又如何能不向他的这种“多变”遥献上我们的尊重和敬意呢！
梁启超与康有为相比，康有为不变，梁启超多变；但康有为因其不变而由执时代风气之先而事实上终为时代所淘汰，梁启超因“多变”而事实上超越了康有为。他的这种“多变”的背后，更有着一种自我否定的决心和勇气，他“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格言使年轻的毛泽东取了个“子任”的笔名，并就此立下以了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并从此一度言必称“梁康”而非“康梁”。
四
众所周知，1916年发生的“护国战争”是由蔡锷发动和领导的一次讨伐袁世凯复辟帝制、坚持共和的战争，正是这一场战争让袁世凯梦断命绝。战争结束后，蔡锷自然成了风云人物、民国英雄，北京政府授予蔡锷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此时蔡锷驻军四川泸州，中外记者自然也云集泸州。当记者问蔡锷，现在战争胜利了最想得到什么时，他回答说：“吾师任公电报。”当记者多有不解，蔡锷又补充说：“若无授业恩师梁启超先生的策划、运筹，则不会有护国战争；若松坡或别人以匹夫之勇发起战端，则也断不会有今日之胜利。”当记者又问：“袁世凯待将军不薄，何忍起事？”蔡锷回答说：“然，项城待我不薄。惜乎项城视国家民族如儿戏，倒行逆施……”
蔡锷此言，又让我们不能不想到了梁启超说过的话：“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作为梁启超学生的蔡锷或许正是因梁启超的这一精神的激励，才毅然“背叛”了袁世凯这位“先辈”和“故人”，“以一省之力而抗全国”，发起护国战争的吧！且蔡锷之所以在战争胜利后最想得到的东西便是梁启超的电报，其原因当然也远不止这一点，事实上正如蔡锷所言，是梁启超实际策划甚至是具体指挥了这场战争。而这一点似乎为史家所忽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此为题材拍摄的一部叫《知音》的电影，虽然其主要故事是以传闻为依据编成，剧中细节更不惜以添枝加叶、添油加醋为能事，但尽管如此，剧中也没有梁启超的半个镜头。无论这是编创者的有意还是无意，其实都是对梁启超极大的不公。
然而，上面不是说到，梁启超不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吗？而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借口不正是中国不适合共和，他复辟帝制正是为了实行开明的君主立宪做准备吗？这不正与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一致吗，他如何又会反对并发动武装讨伐？
的确，梁启超本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再容忍袁世凯在复辟的道路上得寸进尺。他认为虽然袁世凯“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相容”，但因为他有大势力，而且不乏政治才能，“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所以非但离不开他，还得依靠他。有同道为此说他太过理想，他回答说：“任公倘无理想，谁还有理想？”还有人指责他天真，他又回答：“任公倘不天真，谁还会天真？”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真的这样做。他不断用手中的笔为袁世凯开脱，有时几乎到了为其摇旗呐喊的地步。当熊希龄看出袁世凯组织内阁行只是为了一时遮人耳目的用意，不愿意出任这个花瓶的内阁总理时，梁启超竟然不但力劝其出任组阁，而且还以自己入阁做财政总长为承诺予以支持；可是当熊希龄组阁、袁世凯并不同意梁启超做财政总长，只让他做当时并不重要的司法或教育总长时，梁启超竟然也一再委曲求全地接受了……那一阶段，梁启超本想将袁世凯绑在自己设想的政治战车上一步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殊不知，事实上他反而几乎被袁世凯绑在了他复辟帝制的战车上。书生气十足的梁启超，那一阶段几乎不自觉的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帮凶，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梁启超就是第二个杨度。然而梁任公毕竟是梁任公，当他终于看清了袁世凯的本质后，他毅然改变的不光是对袁世凯的态度，而是连同自己的政治主张。
梁启超又一次“变”了，这也为指责他“多变”的人们又一次提供了指责他的机会，然而正是因为他的这又一次转变，使得他走向了人生最为辉煌的顶峰，为世人留下了一个绝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生的形象，而是一个能文亦能武、文武双全的任公的形象。
当记者听了蔡锷说护国战争的胜利最应该归功于梁启超，而当场不解地发问“梁启超会打仗吗”时，蔡锷说：“洞察风云变幻，反握政潮脉搏，战争自古就是政治之延续，凡大政治家必是大军事家，吾师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