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龙鱼服作为对达官显贵、九五之尊的劝诫用语，典故源于吴王夫差和伍子胥的对话。
当时吴王夫差认为自己已经成就了霸业，如果不能到人民中去，接受吴国百姓的朝贺——与民共饮，那岂不是锦衣夜行么？于是伍子胥以白龙化作鱼，结果被渔人射伤了眼睛加以劝诫。
可见在先秦淳朴之世，君王就已经因为安全问题放弃了与民同乐这类小说家喜闻乐见的活动。
朱慈烺作为皇太子，只需要提出要求，并不需要切实解决问题。否则天下精英汇聚朝堂，养着他们干嘛用的？只要不是跨越技术代差太大的问题，他们都应该能够解决。
现在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刘若愚。
在整个南幸的营销方案中，中官才是主要工作人员。
谁都知道太监贪婪，什么钱都敢拿，所以让他们出头，更方便与客户讨价还价。而且在如今克行清廉的大环境下，势必会有都察院的御史对此事进行反应，到时候再流放两个中官出去平息物议，顺便杀鸡儆猴，也算是一举两得。
“老祖宗，咱们这不是又得背黑锅了么？”一干大珰聚在刘若愚的私宅，脸色惨白。
这种替人捞钱还得背黑锅的饭，实在让人难以下咽。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养尔等何用啊？”刘若愚拖长了声音，轻轻玩弄着指甲，看着愁眉苦脸的一干属下，又道：“你们这还是不够忠心的缘故啊。”
“老祖宗……”众大珰又要分辩，刘若愚却抬手止住了他们的话头，道：“若是真的忠心，就该明白咱们身为天子私奴的身份。别说背个黑锅，就是火里来水里去，也不该多问一个字。”
“是……”众人只好承认下来。
刘若愚干咳一声，道：“而且啊，你们也太信不过小爷了。小爷何时让自己手下人白白背过黑锅？去南洋管三五年糖酒，未必不是一桩美差。”
众人眼睛一亮。
谁都知道南洋公司给皇家内帑的红利就有百万两，这还是整体收益的三成五。如果能去那边做个镇守太监，背个黑锅算什么？就算让他们嚼铁吃下去都吃得！
明里是流放，暗里却是奖励，这买卖还是能够做的。
刘若愚当即放出了价码，让这些大珰回去联络豪客。不过这事也得尽量机密，不能闹得满城皆知，否则万一玩脱了，恐怕再去南洋就不是管糖酒了。
听说那边一样需要大量的苦力劳工。
国变之前，在京中经营买卖实在不容易，必须要有个靠山。而宫中的太监因为是皇帝近侍，能说得上话，又不像文官那样珍惜羽毛，所以很受商人们的欢迎。几乎每一个管事太监都有自己的财神爷，每到逢年过节这些财神爷就卑躬屈膝地来送孝敬了。
然而国变之后，京师才恢复了一些元气。虽然也有外地来抢占码头的商人给宦官送礼，比之国变之前却是寒酸得让人倒牙。不过门路总还是在的，有一种联通官商之间的人物，所谓掮客者，正好派上用场。
事实的确如朱慈烺所料，许多豪商都乐意随驾走个一程半程，混个脸面。听闻皇家还有礼物相赠，更是趋之若鹜。
这些名单报到太常寺之后，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质疑之声鹊起。当然也有人希望能够蒸馍混卷子地捞一笔，可惜他们不知道有些事太监能做，他们是做不得的。在没有“钦命贪腐”的保护伞之下，这些经受不住诱惑的官员纷纷登上了前往辽东的客船。
官司打到皇太子座前，结果自然是很分明的。“天真”的皇太子认为一个有成绩的伟大皇帝不应该和百姓隔开太远，谁听说过三代圣皇害怕百姓的？现在百姓愿意追随，这是皇帝德政的感召啊！
太常寺又说：既然是德政感召，按照规矩就该找些七八十岁的群众演员，他们有经验有形象，是历代官家都喜欢的面孔。
皇太子面露不忍：人家年纪都那么大了，好不容易熬过了闯逆、东虏，现在去折腾老人家干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里人说起来：闯逆、东虏都没祸害得了，却被大明折腾死了，这得多难听啊！
太常寺无奈，只能退而求其次，对随驾人员的服饰进行要求。他们本来不允许随驾人员乘车的， 但是宫中又下了口谕，考虑到路途偏远，允许标准制式的四轮马车随行。太常寺只好又对各级马车制定规格标准，展开是否允许贴金描彩之类的讨论。
他们却不知道，这是皇太子物尽其用。
朱慈烺裁减了大量的随驾人员之后，皇帝的出行车队难免显得有些单薄。正好让那些豪绅富贾们驾车随行，车队一下子就能拉长五七里，这样不花内帑的钱，不花国库的钱，而皇帝的排场也有了，何乐而不为？
从安全角度而言，将人关在车里，也比让他们走在路上更容易控制。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刘若愚给出的价码只有一千两。
如果将时下的白银与朱慈烺前世的人民币根据粮食价格兑换，大约是一两白银兑三百人民币，那么一千两不过就是三十万元人民币。
因为朱慈烺不清楚行情，所以让刘若愚自己确定。现在想想，三十万元人民币跟国家最高领袖出游，是不是太便宜了？叫几个当红戏子、优伶吃顿饭都不止这个价钱啊！
“得论站收。”朱慈烺道：“既然是君民同乐的吉祥事，就不该让京师一地百姓占完。”
于是刘若愚将圣驾从北京到南京，再到苏州，以及返程，论日分站，一共是六十五站。其中虎丘一日游行程最短，但因为有机会和皇帝一起野炊，所以售价高达三千两。
为了最大限度让百姓有机会跟皇帝同行，回程走的是另一条路，并没有重叠的下榻点，所以在选定的六十五个下榻点都必须要有周到的住宿安排和餐饮供应。
这又是一笔收入。
凡是接待圣驾一行的宿处，都可以悬挂镌刻了五星的铜牌，收费都比同类地方要高许多。当然皇帝是不可能住驿站的，所以要征用沿途大户人家的宅院，皇家也会留下谢礼，甚至可能是御笔题词。
所以这上面若是不交钱，实在说不过去。
至于饮食和生活用品的采购就更简单了，只要货物好，店家就可以悬挂“皇家特供”的牌子，商人们不会无视这么明显的广告，所以付些广告费也是应该的。为了保证商人们的积极性，工商总署更是受命加快《商业标号保护法》，对商标和店家名称进行保护，实行登记。
即便店名可以重复，但商标也是绝不可以重复的，甚至连相类都不可以。如此一来，就不会有人因为自家的店名太常见，而担心为他人做嫁衣了。
崇祯一直以另一种心态监督南幸之事，因为他实在担心儿子太过孝顺，从国库太仓制取钱粮。而且以儿子今日的权力肯定能够轻易做到，但他不愿意背上“昏君”的恶名，所以不得不盯着点。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让他目瞪口呆。
“光是随驾费用就有两千万两的进账？怎么会这么多！”崇祯大惊失色，根本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了。恍惚间，他已经看到了史官们将他与武庙、神庙相提并论，成了大明的昏君。
“每站三百个名额随驾，一共六十五站，最少一千，最多三千，所以两千万两并不算多。”朱慈烺道：“儿臣以为其实可以走得再慢点的。”
崇祯的脸色却仍旧是苍白一片：“是否有中官强卖？小州下县哪里来的这么多有钱人家？”
千两白银少么？
寻常小康人家要积攒个两三代人才能攒足。至于大明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更是八辈子都存不下一千两。
千两白银多么？
沿海小户人家凑得一二百两本钱，跑一趟日本就不止千两的收益。边商去蒙古、辽东跑一圈回来，成本不过三五百两，收益却远不止十倍。
大明就是如此极端的两个世界。
朱慈烺笑道：“寻常小地方自然没有这么多豪商，但是许多有钱人却是数程连买，宁可提前去小地方等着的。父皇，人一辈子能有几次与圣驾同行的机会？”
汉人皇帝貌似都不太乐意往外跑，蒙元的皇帝也没说动不动就下江南玩耍的。好在时人不知道另一个时空有“大清皇帝”这种奇葩，三番五次不务正业地南下旅游，用的还都是公款。
“分站沽售的用意不就是让更多人有幸随驾么！”崇祯的白脸渐渐转红，盯着朱慈烺。
朱慈烺垂下头，没有答话。
——身为皇帝，竟然说出这种话来，实在太过幼稚了点了吧？官样文章跟真实利益都分不清么？这是没有身为统治者的觉悟啊！
朱慈烺暗暗腹诽，同时又担心帝室有“隔代遗传”的危险，如果自己儿子以后长大也是这么个文青病患者，又奈之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