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了这些，他也陷入了沉思，我们两个人都沉默了。我真是觉得中国的很多事情，大多数局外人是看不明白的，即使他对中国特别有感情，要为中国操心，也往往操不到点子上。在有些局外人看来，中国办了奥运会了，GDP涨得吓人，好像很了不起。其实那是面子上的，真细看问题还多多。有些人了解了一些，又觉得我们中国老百姓苦得不得了，但也别太操心，就像无锡话说的“傻够宁”。这些旁人眼里的苦都是有因果的，有些苦是我们生长在这片土地的这一代人命里注定要背负的，甚至我们也不需要旁观者来同情，那没有什么帮助，还更破坏我们的心情。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环球时报》爱说的话倒也能成立，就是中国的事情不需要外人操心。但这不代表我们自己不操心，特别是我们这些其实是在受大众供养的知识分子，应该提醒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现状并不理想，而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扭转我们背负的业力。
这些年，我也去过不少国家。在有一些国家，那种环境，那种公共服务水平，那种社会的和谐，和自己的国家比真觉得像是到了天堂，但我真是一点没有产生哪怕一丝想要留下来的念头。因为我觉得那种生活虽然美好，但并不属于自己，人家的国家再好，也是人家的国民千百年奋斗积累的成果。我们生长于斯，就有需要背负的东西，我们的生命有不可承受之轻。
这位马来朋友说，你讲得有道理，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大有前途的。是啊，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一直在努力，给我们祝福就足够了。
（2011年）
稻作性格与电玩性格
富士康连续12人跳楼的惨案，毫无疑问敲响了整个社会的警钟，富士康公司显然不能推卸道义责任。但是其背后的问题根源到底是什么？则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了挑战。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确实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作乏味枯燥，且持续地高强度。但问题是，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多人跳楼？难道以前富士康的工作就不乏味，不单调么？难道在全国各地的加工制造型企业的流水线上的工作条件，比富士康好么？待遇比富士康高么？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富士康跳楼的工人，都在20岁上下的年纪。他们提出“新民工”的概念，认为这些人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本质的区别。而本文则是结合笔者在农村的生活体验和对打工子弟第二代的调查研究，提出一个理论假设，解释“新民工”和第一代民工的区别是什么。
一、稻作与麦作：勤庄稼与懒庄稼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从江苏来到陕西，就感受到一些文化冲突。当时还没有西部大开发一说，陕西当地媒体都在议论陕西人“醒得早，起得晚”。陕西的农民普遍不爱外出打工，到南方的工厂流水线上干活，都觉得受不了那个苦。陕西农民给我的感觉是，尽管很穷也懒洋洋的，性格比较祥乐，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而我老家江苏的农民实在太勤劳了，外出打工的很多。我父亲在农村租了一块地，从村上请两个农民兄弟来平整土地。这两个兄弟，原在广东打工，赶上企业不景气，被遣散回家，我爸付给他们一天20块钱，在当时是比较高的工资。两兄弟干得格外卖力，从早到晚除了喝水，几乎一分钟都不歇气，我劝他们歇歇，他们都不歇。而我也观察过陕西农民干活儿，干一会儿，要歇很长时间，他们叫“抽袋烟”，抽一下就要半个小时；到了中午，还要午休很长时间；尤其是天热的时候，都在乘凉，几乎没人干活。
都是农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当时很让我困惑。有一次和贾平凹聊天，他不承认陕西农民都懒，因为他家乡是陕南商洛地区，他家乡的农民非常勤劳，外出打工的人很多。不过在他看来，关中和陕北农民确实懒。另一次我和陈忠实聊天，他是关中人，很为关中自豪，他认为，谁叫八百里秦川是天下最好的黄土呢，麦子撒下去根本不用操心。我在关中农村调研，发现确实是这样，只要保证关键时候浇够两遍水，其它时候，都不用管，确实很省心。而陕北种植高粱和小米则更不费心，撒下去种子，几乎就没人管了，广种薄收。
而种水稻则可以算作粮食作物里最让人操心的了。我们的老祖先，至少五六千年前就发现了，稻和野草在淹水条件下的不同反应，通过水淹达到除草的目的。而水稻是在水中生长，水层的深浅对水稻的生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要求田面平整，这样才能保持深浅一致，需要对稻田长期精细维护，还要控制每天的水位。
而且水稻的种植和收获时间比麦子、高粱、玉米更加严格。种麦子只要不赶上特别不合适的雨水，早几天晚几天问题不是太大；玉米更是嫩一些收、老一些收都行。而水稻的收种几乎一天都不能耽误，而且双季稻的“双抢”——抢收早稻、抢栽晚稻，恰好是在南方天气最热的时候。这段时间基本都需要从天蒙蒙亮到天黑不歇气地劳作。我爷爷在世时跟我说，他们小时候，赶上“双抢”，帮工每天都要吃至少18个馒头或者饭团，以说明劳动强度之大。所谓“起早贪黑”，就是描述这样的劳作。再加上，水稻田单块面积普遍比较小，也限制了机械化程度的提高，所以直到现在，江苏的农村，还有用水牛耕作的，而北方早已推广了各种农机。
所以，同样是农民，种水稻的农民和种小麦、高粱、玉米的农民是很不一样的。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文化差异，而是生存环境和技能训练的差异。在陕西这么不大的一块地方，种水稻的陕南农民和种小麦的关中农民及种小米的陕北农民性格都不一样。
二、“稻作性格”与中国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在全球化产业链中，承担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中国资源秉赋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提供大量适应流水线生产节奏的产业工人。
而我在南方的流水线制造型企业调研时，发现员工基本上来源于安徽、四川、江西、福建、江苏等省份，而这些都是中国主要的传统水稻产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外出到流水线上打工的工人，相对很少，尽管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经济也欠发达，但这些地区是传统的麦作区。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在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方面有竞争力的国家中，最早的日本、韩国及发展中的越南、菲律宾也都是传统稻作区。水稻田的劳动经验和他们能顺利地转型为流水线上的手脚麻利的产业工人有某种内在联系。
我亲眼见到流水线上的工人几乎机械地高强度劳动，就像是《摩登时代》里卓别林扮演的拧螺丝师傅一样。富士康现在加薪了，可在我看来，那不是加薪能解决的问题，你就算给我一个月一万块，我也干不了那个活儿，最主要的是受不了那种枯燥和乏味。
但是对那些有稻作经验的民工来说，他们就比较容易承受。劳动条件再恶劣，再枯燥，难道能比在太阳底下，弯着腰保持一个姿势插秧更辛苦，更枯燥么？中国的血汗工厂，经常为了赶订单，让员工加班加点，但能够比得上“双抢”的劳动强度么？
这里不是笼统地讲谁能吃苦，谁不能吃苦，比如蒙古和藏族的牧民，时常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放牧，不好说他们不能吃苦，但那是一种不同的苦，对于流水线上枯燥乏味的苦，他们就很难受得了。
我听说有一个政策，在一些民族地区，选拔年轻人到南方打工，作为一种扶贫手段。但凡是在藏区、蒙区、新疆选拔的民族青年，都很不适应。而笔者亲见云南、贵州的侗族、苗族之类水稻民族的青年，到流水线工作中就基本可以适应。
中国经济的所谓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批“洗脚上田”的稻作农民创造的。他们的坚韧和勤劳，忍受了不仅西方人，就连一般中国人也忍受不了的流水线劳动，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三、电玩一代登场
富士康跳楼的12个年轻人，都在20岁上下，在我看来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十三四岁的时候，如果按照传统，已经可以下田帮父母干活儿。但这个时期，他们的父母或者自己承担农活儿，希望孩子好好读书跳出农门，或者自己外出打工，赚了钱，更不舍得孩子干农活。所以，这一批成长起来的农村家庭孩子，几乎少有真正的农村劳作经验。
而这个时期，游戏厅已经开始遍布村镇。这些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最吸引人的活动就是电子游戏。有很多学者研究电子游戏对于儿童性格的影响，有一点可以形成共识，就是电脑和网络游戏是高刺激性并且兴奋点快速转移的，同时，电子游戏又有一种鼓励人雄心勃勃和竞争性的机制，比如对于积分和不断“通关”、“升级”的追求。
当这批玩着电子游戏的孩子长到了十八九岁，按照传统社会期望，他们应该能够成家立业了。而这些孩子最有可能找到，并且看上去相对他们的父辈来说，待遇还不算低的工作，就是在富士康这样的流水线制造企业上班。
等他们进去以后，才发现这样的工作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乏味枯燥并且似乎看不到“通关”和“升级”的希望。对他们的父辈来说，那是习以为常，以为是宿命的劳作，对他们来说则如同炼狱。
于是，有些人最终在绝望下选择了跳楼，也许他们在飞身一跃的时候，想起的是游戏里经常出现的“Gameover！”
四、富士康案的警钟
富士康的青年员工跳楼，无疑敲响了整个社会的警钟。最简单的反思，就是把富士康指责为血汗工厂。固然富士康在很多问题上应该被指责，但什么才不叫血汗工厂呢？难道大批量生产订制电子元器件的富士康可以像谷歌公司那样，让员工在办公室里养宠物？
如果按经济学的话语，人们会认为，刘易斯拐点到了。这同样太乐观了，所有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真正严重的问题。富士康跳楼事件，在我看来本质上不是一个劳动力价格问题。
在富士康跳楼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并不是黑砖窑的奴工，没有人逼他们要去富士康工作，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份工作，富士康给的工资基本上并不偏离市场预期，甚至比市场上其它工作还好，但他们还是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富士康警钟，在我看来，是要去理解人是什么？一个生命体是怎么成长的？去体会人性需求的复杂性。
中国有水稻劳作经验的那一批民工，现在最年轻的也40岁上下了，他们很快就将跟不上流水线的工作节奏，逐渐退出流水线工业的劳动力市场。而打电子游戏成长起来的一代，注定难以长期忍受乏味枯燥的流水线工作。打电子游戏形成的性格和流水线作业的要求注定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甚至痛苦，不是靠涨工资就能解决的。
（2010年）
真由美的魅力
想让自己放松一下，打开了久违的电视机，中央六套在播放日本老片儿《追捕》。本来是想随便看一看，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没有看懂，却印象最深刻的电影之一。恐怕全世界的电影观众包括日本人在内，都不会像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人那样痴迷这部电影。那时候我大概还没上小学，是在还叫南京工学院的东南大学校礼堂里看的。当时的大人们简直都对这个片子迷疯了，似乎茶余饭后都在议论高仓健和真由美。我记得这部片子放了很多遍，因为我肯定看了不止一遍，都是我家的大人，比如父母、小姨、姑姑带我去看的。名义上是他们带我去看电影，可他们自己看得很带劲。而我其实对这部片子没什么兴趣，可能是我当时太小，对剧情都不大理解，当年只对片子里杜丘骑马、开飞机，包括一头狗熊从树林里蹿出来的镜头印象比较深刻。
我这次再看《追捕》，一看就入戏了，注意到片子里杜丘和真由美居然还有那么唯美的接吻镜头，好像我记忆中从来没有看到过，大概是我小时候每到这个地方都看得睡着了。
在“啦呀啦”的激动人心的旋律中，在一望无垠的北海道的原野上，在东京警视厅警探的围追堵截下，真由美与杜丘相拥在马上驰骋，真由美波浪般的长发飘扬，可以媲美任何洗发精广告里的模特儿。杜丘急切地问：“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镜头推近，真由美脸上绽放陶醉的羞涩的笑：“我喜欢你！”那时候好像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强大力量让我的心震动了。第二次真由美骑马出现，是杜丘在东京新宿遭到警视厅的围堵，她一袭黑衣，明亮的眼神沉着冷静，救出早已慌不择路的杜丘。当她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驱赶马群，简直不可思议地冲破警视厅防暴盾牌的丛林，留下飒爽英姿的背影，在电视机前，我几乎忘记了这是电影，忘记了用逻辑来思考情节安排是否经得起推敲，眼泪在眼窝里直打转。
以爱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在我的阅读经历中一向不是最打动我的，而为什么这部电影，要在一个孤寂的百无聊赖的冬夜把我击穿？而且奇怪的是，记得在过去所有的影评和讨论中，高仓健都是焦点，用现在的话来说，高仓健是个纯爷们儿，对应的是中国荧幕一度时髦的“奶油小生”。而在我看来，和真由美的出色相比，影片中杜丘的饰演者高仓健完全就是个配角儿，潜意识里也许还有某种男人天性中的嫉妒，我一点儿不觉得高仓健能称得上帅，反而越看他那个呈鞋拔子状的苦瓜脸越觉得有些像赵本山，简直配不上真由美。
今天很晚了，我还睡不着，真由美的形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一定要我找到一个原因，我想应该是中野良子塑造的真由美身上的一种气质打动了我内心最深处的地方，那种气质是叛逆和忠诚的统一。这种叛逆是超越身份地位和世俗的所有界限，明知一个人被当做逃犯，也看到他身上的美德，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忠诚是即便这个人是全世界的敌人，根据自己的判断，也相信他是一个好人，愿意为他挺身而出，甚至不怕站在整个警察系统，乃至整个体制的对立面。
《追捕》中的真由美因为和杜丘的意外交往爱上了他，她相信杜丘是好人，他是被冤枉的。甚至杜丘自己都缺乏自信的时候，真由美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如果你是罪犯，我就是你的同谋！”不得不承认，这句话有超越了儿女之情而让我感到折服的惊心动魄的魅力。这哪里是言情，这分明是个人理性和道德勇气的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