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多年，你突然茅塞顿开，大喊：“我不过是想要一个能读懂我沉默的人。”可事实上，你需要的只是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人总是像佛陀一样开导别人，却像白痴一样祸害自己。最终，你不得不承认，你和这个世界并不都是你想象的那样。
回笼觉
看一档电视节目，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控诉自己儿子儿媳懒惰，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早饭，叫两人来吃，结果两人只应了一声竟然接着又睡了一个“二来来”。所谓“二来来”其实是山东的方言，意思是再来一次。这位老妇人将其用在这里是说两人又睡了个“回笼觉”。
这回笼觉何以如此诱人，竟让人置老人的辛苦和美味的早餐于不顾？大略只有睡过的人才知道。在民间，也有形容回笼觉之美的俗语，叫作“四大香”，即：开江鱼、下蛋鸡、回笼觉、三房妻。也有叫“四大金不换”的，即：回笼觉、未婚妻、羊肉饺子、清炖鸡。科学与道德暂且不论，回笼觉能够跻身进来，想必切身的感受是美的。
我也睡过。我所理解的回笼觉之美大约在于一种失而复得的窃喜。仔细回想，有好些次，睡意正浓，闹铃突然猛叫，满心惊悸又忽地想起今天是周末，可以不必上班。于是，关掉闹铃，倒头继续。此时的心情真像是丢了金元宝又有人给送了回来，说不上要千恩万谢，但瞬时流淌进心里的美自然是不胜收的。
世间事，大抵也常常如此，不曾体会“失去”便无法憬悟“拥有”。好比夫妻，在一起时，只觉得自家的女人臊眉耷眼，肥壮如牛，斤斤计较，粗陋浅显。一旦分崩离析，才又发现少了女人的家变得锅清灶冷、满目狼藉、单调乏味。正当愁肠百结、悔不当初时，发现女人竟笑意盈盈地站在门口。于是，整个世界都跟着明朗了起来。
又比如房子。刚来北京时，租住在城乡接合处的自建房里，二层，四家租户连同房东在同一间屋子里做饭，有时候你做个西红柿炒鸡蛋也不免要呛得涕泪横流，原因是挨着你的那个锅里正在做酸辣土豆丝。房子里没有厕所，大家每天早晨到外面的公厕排队，不管你有多急，绝对不会有人让你先来。因为大家都急，每个人都只能感受到自己膀胱的不堪重负。所以，大家也都理解，从没有人埋怨。只是暗下决心：明天早点起。这样的环境，一旦搬离，也会觉得有很多怀念，时常想再回去住住。那里的居民也一样，早年开始说要拆迁时，几乎所有人都说：“赶快拆吧，到时候我第一个去签合同。”可是，真到了拆的时候，很多人又千方百计地摄影留念，嘴里念念叨叨：“唉，其实咱这地儿真不赖，眼瞅着要拆，心里怪难受的……”
我那时想，假若有人说这里不拆了，那些不等拆迁款的人一定会欢欣雀跃，觉得自己白捡了一套房子。
但要说到睡觉还是一气呵成、首尾贯通的才好，一口气睡饱，醒来后精神抖擞、如获新生，这才是睡觉的最高境界。而回笼觉却是破损的，常常是睡到即将圆满之时，闹铃大作，昏昏倒倒，猛然爬起，一晚上的安宁被扫得精光。即便再次躺下，也不见得能睡入佳境，不过是满足了一下心理罢了。从科学的角度讲，总归是减少了深度睡眠的时间。所以，能够睡个囫囵觉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可惜的是，人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拥有的这一份幸福，偏偏要等到被剥离才能醒悟，使得被吵醒然后回去再睡的那一觉显得更加难得。
很多事都是同样的道理，感觉上的幸福和真正的幸福往往并不一样。想一想，我们手里哪一样东西是绝对能够保证万无一失、永生不会失去的呢？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失去过后才了解其宝贵呢？
我到底不是自己人
踏出大学校门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是很多电影里演的那样拥有最美年华的时候。记得报到那天是七月底，阳光穿过白杨树浓茂的叶子，从高处洒了下来，掉在几朵正摇曳生姿的月季花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美好的味道。我开始了对大好前途的各种憧憬，最首要的一条是工资。我打算发下工资后，先留下一部分等回家时上缴爹娘，剩下的一部分想要去买件新衣裳，吃顿饭，再剩下一部分留作生活费。
让我惊喜的是，工作半个月就发了整个月工资，据说这叫“上发工资制”。在财务室签完字，怀揣600大洋喜出望外，以前对工资的支配计划此时被兴奋冲击得荡然无存。还好，办公室有一帮老前辈，我刚踏进办公室的门，就有人笑嘻嘻地说：“呦，小许，发工资了？”不等我回答，班长樱唇微启：“瞎说什么？！别看人家刚来，小姑娘聪明着呢，知道怎么办！用你们说？！”
My God!
我一下子茅塞顿开，知道了我人生第一笔进账的第一条出路。中午饭狼吞虎咽、猛浪若奔，为的是挤出时间到水果摊上搬点心意。时值盛夏，最时髦也是最实惠的莫过于西瓜了。我让老板帮我挑了个最大最甜价钱最贵的西瓜，直径不亚于我的臀围，并以我当年不足90斤的羸弱之躯吭哧吭哧顶着下午一点半的火热的太阳运进了办公室。前辈们果然高风亮节，早早聚集了起来，不用我担心哪个师傅没吃上我的西瓜让我失落。班长第一个发言：“怎么样？我就说人家小姑娘懂事，用得着你们说？你看这瓜买的，有水平……”
这话听起来倒不像是夸奖我，反而觉得她是在炫耀自己的慧眼识珠，如同她是一位伯乐，发现了我这匹上好的具有非凡潜力的小马驹一般。大家也都跟着附和，并积极主动地切了西瓜，在正式的工作开始之前顺利解决了西瓜，我自然也分了一块。当然，他们吃剩下的西瓜皮全部归我负责送到垃圾桶，而桌子上的西瓜汁则在我回来时被大家擦得干干净净，我为此感到莫大的欣慰——大家还是疼我的。
在最后坐定之前，大家又纷纷表示西瓜好吃，谢谢小许之类的话，我则立马回应：“应该的，以后还得大家多照顾我呢。”然后，又获得一阵子嘈杂的“没问题”“好说”之类的同党专用词汇。
此后，我觉得和大家的距离瞬间拉近了许多，偶尔也附和着他们的笑话，跟着大家天南海北地胡侃，还被邀请参加了两次婚宴和一次满月酒。我感觉自己全然不是外人，大家都拿我当亲妹妹一般。有几次跟爸妈打电话都忍不住说，放心，单位的人都可好呢，对我很照顾等。
但美梦总有苏醒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一切并非我想象的那样，归根结底我依旧是个外人。
那天是周六（当时每周工作六天），下午，人困马乏，无心工作。维修组的张哥到技术组闲聊，恰好听见隔壁的韩姐引吭高歌，他便顺手拿了我屋里的笤帚直冲了出去，我以为要发生点什么，紧跟其后，想不到他闯进去高喊：“怎么了？谁打你了？”我们哈哈大笑。就这样，人越凑越多，班长回来后有人提议到小库房打麻将。（解释一下，我当年去的是个很古老的国有工厂，多干也不多拿钱，所以除了领导造访的短暂时间外，人们的工作状态多半都是自我娱乐。）
小库房是存放零配件的地方，大约十几平方米，一整面柜子用来存放零件，还有一张简易的办公桌，办公桌下面有个大大的纸箱，用来存放麻将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打麻将时我就站在一边观看，从不上场，一来不怎么会，二来那么多前辈，我要是抢着上就显得有些不懂事儿了，“尊老”这事儿我还是知道的。虽然不上场，但我还是愿意和他们一起在小库房待着，以显示亲如一家。那天，我拿了毛衣来织，那是我生平织的第一件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要送给当时男友、如今的先生。我正织得眼花缭乱，他们正打得不亦乐乎，突然门外有人提醒“主任来了”。我离窗户最近，发现主任此时已经到了楼下，以他的速度走上二楼的这个小库房，基本上就是半分钟。
我立刻高呼：“主任到楼下了！”大家一通手忙脚乱，麻将以及我的毛衣都被投进了大纸箱，大家迅速从小屋出来坐在一起做开会讨论状。我在心里窃喜，觉得自己又为这个组织立了大功一件，周身都是热乎乎的，更别说我那颗火热的心了。但遗憾的是，主任不瞎、不聋，也不傻，他是闻着风来的，他知道大家在里面有鬼。于是，将我们全部遣回，单独领了班长进入小库房。但一周的时间里却一直风平浪静，大家并没有因为打麻将的事情有什么不测。
我忍不住问班长的徒弟，就是嗓音洪亮、唱歌跑调的韩姐。韩姐在背地里恨透了师傅，因为师傅不传真本事给她。两个人明里暗里有些较量的意思，当我提起这件事儿时，韩姐瞥了我一眼说：“傻孩子，有替罪羊啊！”
“啊？谁呀？”
“谁呀？你呀！”
“我？”晴天霹雳，我以为我是被大家呵护的小苗，不想这瘦弱的肩膀还要帮大家遮风挡雨，撑起一片晴空。看来，我有些自作多情了。
韩姐讲述，当时她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主任让班长交出东西，班长似乎犹豫了一下，随后将我的毛衣拿了出来，说：“您可别生气，别给人家拆了，小姑娘刚来，人家给男朋友织的，让我帮忙看看怎么弄……”主任没说什么，也没有找我，我偷偷把毛衣拿回宿舍，用若干个黑夜将剩余的部分织完，送与良人，换得此生幸福。
只是不成想，一个人想要加入一个集体并获取信任和保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和李小丽
小学四年级时我就自认为已经脱去了稚嫩的外表和心灵，我很少和其他同学一起在课间十分钟里嬉笑打闹。大多数时间我都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发呆，或者站在操场上的某个安静的角落里，当然也是发呆。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都显得很胖，而身体素质也一直很差。
五年级时开始喜欢忧伤的课文，那时课外书很少，不外乎一两本《作文周刊》或是《小学生优秀作文》，但却总是对那些描写“我有个幸福的家”“我的家乡山清水秀”的文章嗤之以鼻。于是，在全校举行朗诵比赛时，老师给我的参赛作品是《十里长街送总理》。
六年级时，李小丽和我分到了一个班。恰好就在那一年春节前的考试，我没能金榜题名，李小丽风光无限地取代了我们班级第一的位置。
于是，六年级后半年我担当的班长职务也只能拱手相让。那时，也是进行民主投票的，但可惜的是我那些可爱的同学们只关注谁考了第一，他们天真地以为只有考了第一才有资格成为一班之长。而老师对此并不十分干涉，似乎谁是班长都一样。
于是，我当了五年半的班长就此终结，没能创造小学六年皆为班长的神话，最终以学习委员的身份完成了我在小学的最后任职。而这个神话的终结者是李小丽，导致我对她心存不满。
原本就不屑与大家为伍的我更加的形影相吊、茕茕孑立。但与我完全相反的是李小丽，她眼睛特小，笑起来就眯成一条线；她很是开朗活泼，说话的时候像打机关枪，我时常见她和同学们说笑时两个嘴角挂满了白色的唾沫。她浑然不觉，同学们也浑然不觉，只有我时不时冷嘲热讽地对她说：“李小丽，嘴角的唾沫都要流下来了。”她便笑呵呵地说：“啊？”然后用衣服袖子两边各抹一下，接着继续她的演讲。
她有时候讲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剧情，有时候讲她们村里发生的趣事，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同学们被吸引得如同蚂蚁爬进了蜂蜜里，一步也不舍得挪窝。我有时坐在一旁也忍不住听一听，有时也觉得好笑，但是我不表现出来，我必须得装作对她不屑一顾、满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我这个前任班长对她这个“晚辈”尚存某种威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升入中学。升入中学后，学生重新整合，我和李小丽被分到了两个班，各自为班长。各种考试排名中，我们也不相上下，此起彼伏。但我还是对她有些说不出来的别扭感觉，虽然一两周也说不上几句话，不知怎么的就是不会好好说。
我记得初二的某个中午，我正走在上学的路上，一个人。太阳很大，就在头顶，把我的影子照得很小，感觉每次抬脚都会踩到自己的头上。我正想着下午的物理考试会考些什么，这时李小丽骑着一辆二八的大自行车从后面撵了上来。很是和善地打招呼：“怎么自己啊？”
我脑袋突显灵光，立刻骄傲地回答：“狮子、老虎不都是一个人吗？”
没想到，她的脑袋更灵光，立刻回敬我说：“蛤蟆、老鼠也不是成群结队……”然后二八大自行车的两个车轮驮着她并不算高大的身躯远去，留下我在后面踩影子。
那一年期终考试年级大排名，极具戏剧性的是我们两个人并列年级第二名，第一名被以往的一个并不是很突出的男生夺走。第一名没得到我也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我没能压倒李小丽，这让我心里极其不爽。
初三的一年大家都忙着复习，准备中考，我和李小丽之间的隔阂也被彼此忽略了，偶尔见面说话也变得简洁起来，比如“来啦”“下午你们班考物理吗”等和心情没有直接关系的语言。
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毕业季来临，整个校园铺天盖地充斥着离愁别绪。
在离校的最后一个多月里，毕业纪念册是最畅销的商品，各路明星也都是那个时候在大家的纪念册上认识的。纪念册上除了明星的照片外，还有我们自己的照片，彩色的少，大多是一寸黑白照。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学校对面的照相馆生意也异常火爆，每个人手里没有十几二十张照片是不行的。因为纪念册几乎人手一本，同学情真意切地把纪念册放到你桌子上，忧忧地说：“随便写几句吧，做个纪念，以后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见面了。另外，希望你能把自己的照片也贴上。”
我也不能免俗，而且因为当了多年班长的缘故，同学们也很愿意给我写留言，我的纪念册还不得不多备了一本。事实证明，这是十分必要的，到毕业时两本纪念册都已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同学们亲密无间、纯真美好的友谊。我的纪念册和李小丽的纪念册也相互交叉落到了彼此手里，我先写了留言，留言的内容大致是：
生命里有太多的事情，注定得不到圆满，有人来就有人去，青春散场，带走的是欢笑，留下的是叹息……愿你以后的日子顺心如意，愿我们扑朔的友谊继续坚持。
李小丽也给我的纪念册留了言，不是短短几句话，而是字数不低于一篇作文的长长的叙述文，足足用了留言册的两页纸。这让我始料未及，我以为我和她之间除了竞争，再没有其他任何瓜葛。可事实上，在李小丽的心里却并非如此，她的留言太长，我没能完全记住，只记得大概的几句话，意思是从她顶替我做了班长之时，她就早已感受到我的不快。她说：
我多么想和你成为朋友啊，可你总是拒我于千里之外。我每次试着和你说话，你每次都回应我以犀利的言辞。大概这就是“神女有心，襄王无梦”吧。
哎，不管怎样，时光易逝，我们终将各奔东西。希望你以后开开心心，找到最最知心的朋友。
看完她的自白，我的心真是扑棱扑棱的，我知道是我太小家子气了，以至于错过了这样一位原本应该不错的朋友。除此，我的收获还有那句“神女有心，襄王无梦”。这句话我们并没有学过，不知道她从哪里进的“货”，也让我对她更多了一层佩服。
但可惜的是，从初中毕业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过李小丽，听说她当年考了中专，选的是护士专业。如今是距离我们那里不远的一个比较富裕的镇医院的护士长了。而我当年走进高中，一路到现在。彼此再无交集，偶尔回家路过她所在医院的小镇，也未曾停下脚步与之叙叙旧，恐怕有些话一说出来就没了味道。不如就这样吧，就在她的心里留一个冷冰冰的我，在我的心里留一堆热乎乎的话，在我们之间留一堵不曾有过的墙，在那一年的校园里留一段曲折离奇的友谊吧。
一只小狗引发的战争
午睡正酣，我突然被一阵吵嚷声惊醒，声音之大振聋发聩，歇斯底里的呼号声像是遭了天大的不公。我站在窗边屏气凝神想要打探个究竟，可是由于楼下的树木过于繁茂，所以并不能看到楼下的场景。
大概半分钟左右，我终于分辨出事发地点应该是楼下，因为通过他们的语言我推断出了事情的原委——一只小狗撒欢儿，跑向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小女孩怕狗，吓得叫了起来，小女孩的妈妈护女心切，在听到狗主人的道歉之后，仍旧不依不饶，于是双方理论起来。
狗主人说：“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狗咬着你孩子了吗？”
女孩的妈妈说：“吓着也不行，我就要打它。”
“我看你敢动我的狗？！”
……
“打人了——”女孩妈妈喊。
“啊——啊——”一个小女孩喊。
很多邻居，也包括我赶紧下楼。我在电梯里想，我一会儿把两边都劝劝，因为我也有狗，先对狗主人说：“咱下次牵狗绳，我家也有小狗，咱养狗的见狗是不怕，但不养狗的人家怕也正常。”然后因为我也有孩子，再对孩子妈妈说：“没事儿，别太紧张，小宠物狗不会咬人的，就是一时高兴，跟小孩子似的，安慰一下孩子，别因为大人吵架再吓着孩子……”
然而，当我走到楼下时，狗主人已经牵着狗走了，只剩下围观的和已经劝了架和还没来得及劝架的邻居，还有小女孩和她的妈妈。
小女孩我是认识的，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单元，小女孩的爸爸妈妈都是生意人，家产颇为丰厚。我一向觉得这是非常和顺的一家人。女孩的爸爸很忙，见面少，但女孩的妈妈因为要照顾孩子的原因经常在小区的各个地方遇见，比如小凉亭下、喷泉池旁、去超市的路上、邮箱旁等。每次在路上遇见我们都很亲切地说话聊天，有时聊聊孩子，有时聊聊天气，有时候也说说最近的新闻。不得不承认，那是个漂亮的女人，头发齐肩，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不太爱化妆，但一样清水出芙蓉，喜欢穿浅色的裙子，看起来很飘逸。
那天她便是穿了一条粉蓝色的长裙，长裙的外面还有一层薄纱，加上精致的梨花头，让整个人看起来娴静淡雅又不失清爽俏皮，真真是少有的美人妈妈。然而此时的她一只脚穿着淡粉色的高跟凉鞋，另一只脚踩在花圃的边缘，被涂了晶晶亮的指甲油的五个脚趾十分醒目。
另一只鞋呢？
另一只鞋在她的手里。
她脱掉鞋子干吗？
她脱掉鞋子是去打那只不谙世事的只有五个月大的小泰迪。
……
她的脸色很难看，说不上惨白，但却比平日里红润白皙的模样减了不知多少分的姿色。孩子躲在门口的不锈钢护栏旁边，虽是站着，但却快要缩成了一团，快要哭成了泪人儿，抽抽噎噎，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但是她现在顾不上孩子，一边声情并茂地同我们大声描述着刚才她是如何英勇地和狗主人争辩，一边义愤填膺地说以后这只狗她见一次打一次。
新来围观的人问道：“那狗主人没给你道个歉？”
“道歉了，道歉也不行！”
道歉也不行吗？一只小狗因为喜欢她的孩子不小心把孩子吓了一跳，就如此不可原谅吗？它不过是一只思想单纯到极致的小小畜生而已，一定得杀它灭口才算了结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把眼前这个恶狠狠地说着每一个字的女人和以往和颜悦色的美女邻居联系到一起了。
她是因为这一只狗才变得如此狭隘吗？还是从来就是如此，只不过我看到的仅仅是一层表皮而已呢？我不得而知。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不养狗的人把狗主人说得罪不可恕，养狗的人（另一位阿姨和我）则先承认狗主人应该拴狗链，又安慰女孩的妈妈不用害怕。
时间持续十来分钟后，她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拉起女儿来，并没有看一看孩子是否有伤，只用她强有力的话语跟孩子说：“不怕，闺女，以后再有狗靠近你就往死了打，打死咱赔钱！一只破狗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能有我闺女值钱？走，妈带你吃大餐，压压惊……”
在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奇妙，有些原本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它的内里却是那样的不堪。就好像一个晶莹剔透的高脚杯里盛了一杯颜色鲜亮的苦瓜汁一样，那种反差简直令人恐惧。
好在她从来没有刁难过我家的狗狗，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到底是熟识的邻居，而且我家的狗狗也从来没有那么不知趣地去向她摇尾巴。我猜想，有时候狗的感知能力是超过人类的，它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知道哪个人是喜欢它的，哪个人是排斥它的。有些人虽然面相和善地与我打招呼，但我的狗狗也不会跑去摇尾示好；有的人只简单地看了它一眼，它就会咧了嘴哈嗤哈嗤地把大屁股摇得倍儿欢。
两三天后我在楼下等人，她带孩子在楼下玩耍，又聊起了那次人狗大战。我说：“没想到你那么怕狗。”
她竟叹了口气，说：“唉，我也不是多么害怕狗，只是被狗伤害过，所以总是不能压制火气。”
“怎么？你被狗咬过？”
“不是我，是我妈。就前几年，我们在老家的时候，我妈去买东西，刚到小区门口，不知从哪窜出来一只大黑狗，抱住我妈的大腿不放。我妈心脏不好，当时就被吓昏了过去。还好，有邻居及时帮忙送到医院，总算活了过来……说起来我就一身冷汗。”
事情就这样峰回路转，我又对她多了很多的理解和同情。是啊，我仅仅通过一件事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她的评判——粗暴、狭隘、不懂教育……我理直气壮正义凛然地给她戴上各种帽子时哪里知道她因为一条狗差点失去母亲的愤怒？
我觉得自己真是可笑。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不同的人生，谁也不知道对方曾遇到了谁、发生了什么，仅仅一两件事甚至一两句话就可以窥探到另一个人的虚伪或真诚、善良或丑恶，若不是天赋异禀，就一定是无稽之谈。
退一步说，即便你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即便你阅人无数、看尽繁华，可是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他的一切你都不曾经历，他的辛酸和苦衷，你如何知晓？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对任何一个人进行评判和定论。至于那些以往用在别人身上的狠狠的形容词就赶紧找个地方收了吧，当我们以欣赏的眼光接受每一个生命的样子，也许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起来。
大世面
年轻的时候，总是不甘于在一个地方呆太长的时间，理由是要多去外面见见世面，似乎自己的身边从来不曾有让自己大开眼界的人和事。那些能够让人心神震颤的大事件、大场面、大人物仿佛注定必须出现在其他地方。后来，我慢慢知道，所谓世面、所谓见识，与事件和人物的大小并无关联。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地方，虽然不起眼，甚至破败，可仍旧处处都能大开我的眼界。
比如我们学校旁边的五爱道市场，东西不过百余米，南北只有二十米，在那里却也有一番令人咂舌的天地——我第一次看见血淋淋的持械斗殴就是在那里。当时正直夏日，披肩长发固然是女孩子的最爱，但却抵不住它在我后脖子上捂出来的痱子更难受，于是打算剪短一些。理发店的门外，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热闹了起来，然后就是嘈杂的谩骂声，接着就传来女人躲闪的尖叫和男人愤怒的吼声。我的头被理发师要求不能随意转动，但是理发师的头并不受限制，我从镜子里看见他在朝外面看，然后。他自言自语地说：“我靠！老破烂急眼了，把苹果六打躺地上了……”
老破烂我是知道的，六十多岁，靠在五爱道市场收破烂为生。五爱道的商家虽然不算多，但是每天都会有人出售给老破烂不少东西，再加上市场旁边的一个小区也是老破烂的地盘，所以他的营生还不错，至少衣食还算无忧。
这一天，老破烂来的时候仍旧是他平日里一直穿着的那件已经破了几个洞的已然从白色脏成灰色的大跨栏背心，下面的大短裤也还是黑不叫黑灰不叫灰的乌涂色。只是他的右手指和额头上各多了一片墨迹，这便与老破烂的身份有些不符。苹果六眼尖，第一个看见，朝老破烂发起了哄笑：“呦嗬，你个老破烂还装文化人呢？！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老破烂不爱听，辩解：“我怎么就不能是文化人了，想当年我爷爷的家里可是有私塾的，家里是请先生的，要不是后来废了科举考试，说不定我爷爷就中状元了！”
“吹牛不上税吧！再说，那是你爷爷，你还不是成了收破烂的了？”苹果六继续揶揄他。
“收破烂的怎么了？比你苹果六一点不低下，就你这样的，你的破烂我还不收了！”
“不收滚蛋！”
“说谁滚蛋？”
“说你！”
“再说一句！？”
“滚蛋！不收滚蛋！说了！你能怎么地？”
……
咣！老破烂的秤盘子直接飞向了苹果六——两人瞬间纠缠到了一起。苹果六虽然年轻，但老破烂不知从哪摸着了一块砖头，一砖头下去，苹果六的脑袋就淌血了……
事后如何处理我并不知晓，但苹果六的苹果摊撤了，老破烂也不再去五爱道市场了。后来，大约半年多以后，我在距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市场里又见到了老破烂。老破烂正坐在市场最南边的一块石头上乘凉，手里拿着一本《多宝塔碑》，一边看一边徒手比画着临摹。
我过去与他搭讪，只说颜真卿，只说《多宝塔碑》。老破烂似乎早就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想要的是一段关于他的春种秋收之外的故事。他说，他的爷爷顶能干，那时家族兴旺，十里八村都有名望。后来历经种种社会变迁，一个偌大的家族终于破败，他没能享受到当时的鼎盛，但父亲教会他写字、读书，他以为日子可以平淡地过下去，但在他下岗的那一年，爱人得了癌症，最后他倾家荡产，人财两空，沦落街头，终于成了老破烂。可是，他喜欢写字，喜欢闻墨香，他说收破烂的人也不一样，他要做最高贵的那一个。
我开始理解他那天的愤怒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孤身一人在这个大城市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如果实在活得一无所有了，就得需要一点信念。日子是散着的珠子，信念是一根线；用线将珠子穿起来，日子才有了依托；不管风雨如何变换来去，日子总能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这便是老破烂让我见到的世面。
我在城中村的出租房里也见过很多的人和事，桩桩件件都戳了我的肺管子，让我或惊讶，或愤怒，或欣喜得快要窒息。
首先让我开了眼界的是房东婆媳。我们管婆婆叫阿姨，她是正宗的房东；管儿媳叫尚姬氏（其夫家姓尚，她姓姬），并不太管房屋的事情。阿姨五六十岁，典型的中老年妇女形象，两端细，中盘粗，状如枣核。阿姨说话从来不会温柔如水，一贯的高高在上并夹杂些许对年轻人的不屑一顾。
她因为看不惯儿子一味上网，二话不说走过去就直接拔了电脑的电源；她会在下雨天楼下满地积水的时候，拎着家里的小狗在雨水里左右摇晃几下，算是给小家伙洗澡；她会在租户们闹意见时大声吼道“爱住住，不爱住走人”……
可是，阿姨会在春日里连续几天挖野菜，蒸了野菜馅儿的包子给我们吃；会在我不断打嗝无法止住的时候吓唬我，然后大笑；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她从孩子两岁时就开始守寡，一直到如今，所有给她提亲的人没有一个不被阿姨骂走。很多人都说阿姨是个怪人，我倒觉得她是个粗中有细的好女人。
尚姬氏嫁给阿姨的儿子两年，小女儿已经一岁。我听见最多的是尚姬氏对着孩子喊：“来了，小静静，我们吃面面了。”一直到两年后我们搬离她家的院子，三岁多的小静静似乎就是靠着“面面”糊里糊涂地长大的。尚姬氏比我小很多，她平日里叫我“姐”，叫我先生“哥”，这个时髦的叫法让我觉得很有趣。她的穿着也比我要时髦得多，黑丝袜、牛仔短裤、亮闪闪的紧身T恤，头发也是要染成金黄色的；她爱追韩剧，常常跟我讲哪部韩剧好看，哪部比较狗血；她的屋里摆着很浪漫的玫瑰，还有很多漂亮的婚纱照。但是，她却有时候大脑像断了弦。有一回，和先生打赌，我赢，他须得背着我在屋里走十圈。我刚刚爬上先生的背，就看见尚姬氏像一道闪电一样推门进了我们的屋子（出租屋的窗户很大，如果不拉窗帘，任何人都可以看见屋内），焦急地说：“姐，你怎么了？生病了吗？打120吧！”我和先生顿时傻成两块木头。尚姬氏愣了一会儿，恍然大悟，笑着说：“哦，我以为姐生病了呢！”我很纳闷，这么一个水葱一般的年轻人，怎么如此愣头愣脑，看了那么多韩剧怎么会一下子先想到生病呢？
其实，要真想一件不漏地说说那些人和事，恐怕要几天几夜的时间。因为人物很小，事情也很小，但你都能从中看到大，看到一个和你想象的不一样的一面。我想，这大概也就叫世面。无论我们生活在怎样的地方，也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人群，只要对生活有心，便处处都能开眼界，人人都让我们见世面。毕竟，生活无处不在，世面也就无处不在。心若茫然，纵然走遍千山万水，仍旧两眼空空，一无所获。
愿这个世界表里如一
很有幸的，在我为数不多的在办公室里上班的日子中，竟然做过一次面试官，目的是为工作的单位招聘几名实习编辑。实习编辑的要求很低：大学文科的应届毕业生；对工资薪酬无要求；能保证每天按时上下班。仅此三点，当然，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颇通文墨，做出一些令我们惊喜的成绩来，就更加求之不得。
日子选在一个周五的上午，10点开始，我们预备12点结束。地点是我们的一间小会议室，说是会议室，但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那种宽桌大椅的气派样儿，因为它总共不过十几平方米的面积，一张一米长、六十宽的办公桌，加上几把四腿凳，其余的地方看起来则更像是仓库。我们出版过的以及用作资料的书籍都堆放在屋里，除此，有些打印出来的校对稿也一沓沓地以其最自然的状态在桌子甚至地上横躺竖卧着。有时候觉得和文字打交道的人会有些较真，比如像贾岛一样会为着用哪一个字而劳神费力，这在我们来说并不稀奇。可是我们对环境（尤其是办公环境）的要求却低到冰点，那些有用的无用的书籍、稿件常常四处都是，我们也常常需要趴在里面很久才能翻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本。但这似乎也是我们的一种乐趣，一种很真实的在书海里畅游的感受。因此，我们很少收拾和整理那些东西。
距离面试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大多数应试者就已经很守时地一个一个地到了，我心中欢喜：孩子们还是很遵守时间的嘛！我把他们递交上来的简历按照先后顺序从上到下放好，便提前几分钟启动了招聘程序。
我作为此次招聘的唯一一位面试官，孤零零地坐在那张简陋的小桌前，等待前来应聘的人员。第一个进来面试的是一位男生，中文系、专科，人清秀，谈吐得当，但不能坐班，每周只能来两天，于是顺利刷掉。第二位是女生，工商管理系、本科，毕业两个多月，曾经是学校校报的主力编辑，能力不错，但是因为她要求的薪资我们达不到，所以顺利将我们刷掉。
应试者一个一个地进来、出去，男的、女的，每个人的风貌都不同，与我们交流的手法各异，可是作为新一代，他们那份用于呈现自己的意愿，却是一样的。看着他们新潮的装扮，听着他们嘴里蹦出来的新颖的词汇，以及他们对我们提出的种种要求，我的心里真是涨满了莫名的喜悦和兴奋。这是多么美好的年纪啊，他们那么富于表现力，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想法毫无遮掩地传达给我们，他们不像我们以前那样为了一份工作委曲求全，我们没有他们那份昂然的自信。我们在生存与生活间窸窸窣窣地摸索，摸索得漫长而艰苦，可他们却懂得立即掌握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总是要努力张扬自己，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若不是我们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实在养不起他们，我真想让他们都留下来，就算不工作，只让我看着这朝气蓬勃的一群年轻人也是好的。
当第九位小姑娘轻盈地来到我眼前的时候，我发现她的脸上洋溢着一股说不出来的微笑。我对她点了点头，她也对我点了点头。这时，她看见地上的一颗图钉，眼睛眨了一下，迅速将图钉捡起来，坐到我对面，没等我开口她便问我有没有胶带。我把一卷透明胶带递给她，她用洁白的小牙齿撕开胶带，将图钉裹在胶带里面扔进了我旁边的废纸篓里。我们聊了几分钟，她的条件不错，很符合我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她对我们毫不挑剔，只说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很好，其余她不在乎。
此时，我被一位同事叫了出去，因为马上要出版的一本书的封面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总是集思广益，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说一说。大约耽搁了五六分钟，当我再次进入小会议室时，发现空间变大了，而那个小姑娘正勤快地将我们长期以来堆放的乱糟糟的书籍稿件一一排列整齐。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留下她吧。我感觉自己像一位大丰收的农夫，心情快乐到马上就要爆掉。
然而，奇怪的是，我所期盼的好时光并没有来临。她加入工作室的第一周，任务完成得一塌糊涂，大段大段东拼西凑的资料让我震惊。我以为她或许还不清楚工作要怎样做，于是耐心讲给她听。又一周后，她的工作仍旧拿不出手。更要命的是，她在这两周里，竟然没有一次打扫过我们的工作室，甚至于摆放在她跟前的一株吊兰都要干枯而死。
我找她谈话，还是在那间小会议室，我又坐在小桌前，她依旧坐在我对面，我正踌躇如何开口批评她，她却一脸轻蔑地对我说：“许老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第一，你会认为我的工作太粗糙，这是因为工作室付给我的工资不配我付出更多的劳动；第二，你看到了我工作时间玩游戏，那是因为无事可做，闲着也是闲着，青春不容浪费；第三，你会觉得我对工作室的环境并不热心，因为每天这间屋子坐着那么多人，凭什么要我来整理？花，不是我买的，我用不着负责；第四，你可能会因此而炒了我的鱿鱼，没关系，付给我这两周的薪水。”
我简直瞠目结舌，来不及向领导请示，也来不及向财务申请，我便积极地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她半个月工资，恭恭敬敬递过去，说：“祝你开心。”她或许没想到我只用了四个字就结束了她这份工作，临起身时不小心踢倒了上次她放图钉的废纸篓，但是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雄赳赳气昂昂，以我此生望尘莫及的轻蔑脱离了我们的小工作室。
那一刻，我的情绪降到了冰点，那份失落，只有颗粒无收的农夫可以比较。这个不过二十来岁的小姑娘，破坏了我对年轻人的那么多的美好感觉，也破坏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某些看法。我想，我的确不应该从她一时的表现来断定她是好还是坏。可是，在她走了之后，我扶起废纸篓，坐在那间小会议室的小桌旁待了很久，终究想不出来对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要想决定是否与她共处，不看她的行为举止还能看些什么呢？
这件事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我终究还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观察一个人的办法，每次见到让我高兴的我就在心里祈祷：愿你永远如今日一样；遇到让我堵心的，我就念几声阿弥陀佛，安抚自己说：他也许有他的苦衷和不得已。
除此，我还能怎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