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的第一年，中国战局和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战历程出现了曲折。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表了大量的反对投降的文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共产党人>；发刊词》、《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毛泽东提出三大法宝，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内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出现抗战以来的最大曲折：强化国民党统治，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三青团，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推行新县制。汪精卫伪国民党六大召开，为建立伪国民政府作准备。后方民主力量不满国民党政策的调整，广泛开展了宪政运动，民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
在军事上，八路军开展了大规模反"扫荡"作战，有力回击和制止了国民党的军事摩擦，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江南、江北指挥部成立，转战大江南北。正面战场发动了南昌作战、随枣作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作战等几次大的攻势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制造了多起反共惨案和像晋西十二月事变那样的大规模反共军事行动，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经济上，国民政府设立四联总处，统制后方金融。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实行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百万移民计划，并将其定为伪满三大"国策"。
在外交上，日本政府和军方积极与汪精卫集团磋商成立伪中央政府：国际绥靖势力拉拢蒋介石集团放弃抗日，远东慕尼黑阴谋出现；日本关东军与苏军发生诺门坎冲突。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漫长而又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人民从此在困难与曲折中向胜利一步步迈进。
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秦邦宪、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在重庆红岩村，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合在一起。南方局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工作委员会等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初妗成立时，主要主管华南及西南各省中共党的工作，省份包括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及香港、澳门等地。皖南事变后，由于中共中央东南局撤销，浙江、福建党的工作也归南方局领导。上海地下党也隶属于南方局。
南方局成立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裂痕，蒋介石集团调整内外政策，在军事、党政、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制造反共军事摩擦，取缔共产党抗日民主运动，查禁共产党所办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利用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参政员的合法身份，同国民党进行制止军事摩擦的谈判，以发表文章、提出议案等多种方式揭露、批评和制止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制造反共军事摩擦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国际国内各方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宣传了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方局利用《新华日报》等报纸，披露了皖南事变真相，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反动报纸对新四军的种种诬蔑，向全国和全世界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战和团结的罪行；董必武、邓颖超提出临时办法12条，并拒绝出席参政会，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蒋介石。抗战期间，南方局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配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进行了合作与斗争，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南方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积极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张冲等进行广泛接触，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对西南地区实力派，如云南龙云、四川刘文辉、广西李济深等努力争取，以求党的力量和后方民主势力得到他们的保护而迅速发展壮大，云南昆明和广西桂林由此成为大后方民主堡垒。对后方进步势力，南方局广交朋友，在后方文化科学界、工商经济界、海外侨胞中积极发展同盟军，支持和声援他们的进步要求，引导他们不断走向新的斗争目标。民盟成立后，南方局负责人经常与之接触，并派人人盟，争取民盟中的左派力量，以保证民盟的政治进步性。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后，南方局通过各种形式，帮助民主党派成员提高认识，统一斗争目标，促进了后方民主运动的高涨。
南方局成立后，积极在所辖区域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并配合中共中央，着重进行了巩固党的工作。在国民党加紧反共、党组织面临损失的情况下，南方局及时地领导各地党组织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撤离、转移已暴露了的党员干部，保存了党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要求所属党员勤学、勤业、勤交友，把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处理了生存与斗争的问题。除此之外，南方局还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广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南路人民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农村掌握了部分武装，团结和推动国民党内爱国将领参加抗战，支持民主运动。八路军驻重庆、桂林、长沙、韶关、香港、贵阳等办事处、交通站和《新华日报》及其分支机构，都由南方局领导，以开展公开而合法的斗争。抗日战争期间，南方局对于发展和巩固后方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胜利结束后，南方局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1947年3月撤退回延安。
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
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对华政策，在成功诱降汪精卫集团后，又向蒋介石集团抛来诱降之剑；与此同时，国际绥靖势力也鼓噪太平洋国际会议解决中日争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于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由王法勤、丁惟汾、于右任、居正、冯玉祥、戴季陶、邹鲁、孙科、孔祥熙、陈果夫、李文范等11人组成主席团。这次全会是进入二期抗战、汪精卫集团叛党后举行的首次中央全会，会议全面讨论了国民党在二期抗战中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对日外交、与共产党的关系等问题，中心议题是整顿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
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并作了《整顿党务之要点》的演讲和外交方针与国策的报告，称国民党队伍面临两极分化的危险，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因此，要唤醒党魂，让党员笃信三民主义；发扬党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严肃党纪，继承党史，巩固党基。整顿党务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长此下去就不免趋于消灭。蒋介石提出在最近半年中必须增加有组织有训练的党员，至少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会议根据蒋介石讲话精神，通过了《关于编辑三民主义读物案》、《改进党的工作方案》、《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等议案，决定以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为今后党务工作方针，成立三民主义丛书编纂委员会，强调党要适应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进行工作，力谋新生力量之增加与培养，力谋在乡村、下层组织、海外党务之发展。
会议秘密通过了《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会后秘密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法案，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严禁第十八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禁止共产党进行抗日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不许共产党所办的报章、杂志、书店及印刷所等继续存在；要求加强保甲编制，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尽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领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活动；在异党活动最烈地区，应实行联保连坐法；对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等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鼓动抗租、抗税、罢工、罢课、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应一律依法制裁；各地党部应密饬全体党员经常调查异党之组织活动情形报告党部；派遣"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众团体及游击部队。
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党政军之指挥，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各部会及国民政府五院、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会，兼受国防最高委员会指挥。由国民党总裁兼任委员长，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五院正副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2月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外交部长、正副参谋总长及中常委3人共11人组成常委，秘书长为张群。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置，对于统一国民党党政军的指挥提供了便利，但强化了蒋介石个人的独裁权力。会议推选叶楚伧为中央宣传部长，以顶替出逃叛国的周佛海。会议还通过了《拟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不做汉奸。会议还通过了《改进县以下党政机构案之实施案》，决定设置县政计划委员会，试行新县制。
会议声言抗战到底，但依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以罢战言和。会议作出了改进国际宣传的专项决议。
会议针对抗战以来出现的财政经济困难，通过了相关议案，制定了财政金融政策、税收政策，失陷区、游击区、作战区的经济政策、工业政策以及进出口贸易、外汇管理方面的施政原则，确定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应急措施。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蒋介石和五届五中全会，强调抗战高于一切，团结必能胜敌，唯有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实行新的战时政治、军事、财政、经济、党务、民运、文化诸政策，方能渡过难关。1月25日，中共中央就国共关系致电蒋介石，宣称，反共实即反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反共实即反对国民党抗战建国之友军，反共实即反对并分裂国民党。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但两党合作并非两党合并，两党合作为现代中国之必然，两党合并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摩擦，断不应任其发展。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表明其政策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全会提出根本奋斗目标为实现革命建国之三民主义，即本次大会的基本精神所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国民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
伪满洲国炮制三大"国策"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加大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成为日本掠夺的重点地区。1939年4月8日，伪满洲国宣布三大"国策"：产业五年计划、开拓移民、北边振兴，加强对所属地区资源的掠夺。
为发展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1937年到1941年，伪满洲国实施产业五年计划，重点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钢铁、煤炭、石油、液体燃料、铝、汽车、飞机、电力等产业，要求生铁产量由1936年的85万吨增加到1941年的450万吨，钢由98万吨增加到436万吨，煤炭由1170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石油由14.5万吨增加到65万吨，铝由4000吨增加到3万吨，电力由458600千瓦增加到2570550千瓦，生产液体燃料177万吨、汽车5万辆、飞机3万架。为实施产业五年计划，1937年5月1日，伪满洲国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对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等重要产业进行统制；1942年10月又颁布了《产业统制法》，扩大了产业统制范围，对一般产业部门也进行统制。1937年12月27日，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在长春成立，综合开发东北铁、煤和轻金属等重工业资源，从原料工业一直到制造飞机、汽车等高级机械工业的大规模重工业公司；资本总额4.5亿日元，伪满洲国和日本产业株式会社各一半。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成立后，把昭和制钢、满洲煤矿、满洲轻金属、同和汽车、满洲采金5个重工业公司作为子公司，取代满铁地位，并新建满洲飞机、满洲汽车、满洲镁工业、舒兰煤矿、珲春煤矿、满洲矿山、满洲重型机械等企业。到1942年，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辖有公司33个，投资总额17亿多日元。此外，日本其他财阀也纷纷涌人东北，到1941年11月，资本总额达26亿余日元。由于国际形势剧变、产业五年计划严重脱离伪满财政经济状况，该计划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9月2日，伪满洲国确定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着重发展基本资源产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该计划作了调整，强调供应日本的物资为第一目标，强调大陆物资交流。随着战局的变化，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