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
军攻陷武汉三镇后，继续驱兵南下，于1938年11月11日攻占湘北重镇岳阳。蒋介石认为日军即将进攻长沙，乃于12日上午9时密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在日军临近长沙时，焚毁市区，实行焦土抗战，以阻止日军进攻，望事前妥密准备。张治中接令后，当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密议，决定以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岜为总指挥，以火焚毁长沙。徐岜接令后，即通知部属：如闻警报声响，或看见一处起火，即可执行放火。午夜时分，徐岜即派出300余人，组成24个纵火队执行纵火任务。13日凌晨1时许，长沙南门外一伤兵医院不慎失火，正在待命的纵火队以为是纵火信号，即开始在市内放火。2时30分，全城数千处同时纵火，酆悌、徐岜、徐权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亲自乘车督战。纵火开始后，长沙城内顿时成为一片熊熊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残酷的景象。长沙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付之一炬，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熊熊大火延烧三天三夜，全城被烧9／10，烧毁房屋5万余栋，烧死2万余人。
国民党自焚家园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长沙灾民用木炭在断垣残壁上写下"严惩纵火犯"等醒目大字，以抗议这场人为的浩劫。而长沙大火的初衷，是抵御日军进攻。实际上，日军尚距长沙有150余公里，根本没有进攻长沙。火灾发生后，张治中当即作出紧急处置：手令酆悌、徐权严拿放火者，准予就地枪决；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迅速救济伤兵和难民，恢复交通；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等。为平息民愤，蒋介石于11月16日自南岳到长沙，18日下令逮捕酆悌、徐昆、文重孚，交军法会审。19日，国民党中宣部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发表长沙大火经过真相，声称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所造成，以开脱罪责。
为处理善后事宜，11月20日，湖南省政府在长沙召开临时会议，决定设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以尹任先为主任委员，田汉、席楚霖为副主任委员；发放救济费50万元；免长沙市长席楚霖职。当天，湖南省政府移沅陵办公。当天，酆悌、徐岜、文重孚分别以渎职殃民及放弃职守罪被判处死刑，在长沙执行枪决。是日，张治中发表《为长沙大火敬告全湘同胞书》，检讨其用人失察之过，表示愿待罪补过。23日，国民政府为长沙大火明令张治中革职留任，认为张治中用人不当，酿此巨变，事前既漫无防范，临时又不能制止，祸及间阎，自应即予革职，暂行留任，责成办理灾区善后事宜，以观后效。24日，张治中发出通电，宣布设立长沙市火灾善后建设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并在1938年湖南省建设公债项下划拨1000万元作基金。在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的领导下，长沙军民投入了重建家园的工作，但收效不大。长沙原有居民42万人，除2万人烧死外，安置灾民仅6万人，大批灾民流离失所，逃出长沙。
针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行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有力的驳斥。1938年11月21日《新华日报》载文说，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不关心民众疾苦的火焚办法，将要失去坚壁清野的真意。如果对于人民事前既不动员，事后又任其流离失所辗转就毙，这是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而不是坚壁清野。长沙大火，无情地证明了国民党焦土抗战政策的失败，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仍继续鼓吹焦土抗战。11月25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开会，汪精卫仍大肆鼓噪焦土抗战，声称焦土、破坏必要设施是战史上常有之事。
汪精卫叛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即散布亡国论调，为其降日反共作舆论准备。南京沦陷后，汪精卫即走上与日本洽和投降的道路。1938年初，汪精卫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等人到上海、东京、香港和日本参谋部官员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联系，暗中进行洽和活动。6月14日，高宗武获悉日本希望由汪精卫来收拾时局。为探明日方态度，高宗武于7月5日由香港秘赴日本，先后会见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国会议员犬养健及首相近卫文麿等，确定日本以汪精卫交涉和平的对象。高宗武回国后，即将日方态度告诉了汪精卫。汪精卫指定高宗武、梅思平为他的代表，与日方交涉。11月初，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梅思平等精心制订了叛逃计划：首先，日汪代表在上海就和平解决条件达成一致意见，日本政府同意后，汪精卫即同陈公博、陶希圣等人制造借口，从重庆逃到昆明；在昆明见机发表和平解决条件，宣布断绝同蒋介石的关系，即乘机飞往河内，再到香港，发表拥护日本东亚新秩序和反蒋的声明；与此相呼应，云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反蒋独立，日本出兵贵州，以阻止国民党中央军的讨伐；然后在云南、四川等省建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再扩大到广东、广西。根据日汪达成的初步协议，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口号，向汪精卫集团发出招降书。11月12、13日，汪精卫派亲信梅思平、高宗武到上海，在重光堂与日本特务机关商谈汪精卫等人出逃及建立汪记政权的条件与办法。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签订《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规定：（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2）中国承认伪满洲国；（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5）赔偿日侨损失；（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日汪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就待机在云南、四川等地区成立新的政府，建立5至10个师的军队。重光堂会谈还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投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重光堂会谈，标志着日汪勾结成功。
高宗武通知日方，汪精卫承认上海协定，预定12月8日自重庆出逃，10日至昆明，再转河内或香港，近卫文磨在12日左右发表声明进行招降。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逃出重庆飞抵昆明。12月7日，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突然由桂林飞返重庆，并告蒋介石即将返渝，使汪精卫飞离重庆计划无法实现。9日，蒋介石飞返重庆，汪精卫再次劝蒋对日求和。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扶病同汪单独晤面，汪以彼此政见不合，提出"联袂辞职，以谢天下"逼蒋，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双方不欢而散。此时，汪精卫为形势所迫，决定铤而走险，冒险出逃。12月18日，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等人自重庆出逃昆明，与周佛海、陶希圣等汇合。19日，汪精卫等人南昆明叛逃河内。汪精卫出逃后，国民政府曾派外交部长王宠惠和陈布雷劝汪改弦易辙，遭拒。20日，汪精卫集团的另一骨干分子陈公博从成都飞昆明再转飞河内，追随汪精卫叛国。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按预定步骤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对汪精卫公开招降。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出"艳"电，宣称愿以近卫三原则与日本作和平谈判，以示响应。从此，汪精卫成了中国的头号卖国贼。
汪精卫公开叛国后，全国各界人民纷纷举行讨汪集会和发表讨汪通电，要求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蒋介石一度替汪精卫辩护。"艳"电发表后，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临时会议，作出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的决议。6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等人。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表明国民党内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公开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