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8月28日，保尔-路易·库里埃因其抨击性短文《唯一的演说》被判处2个月监禁和200法郎罚款。
1821年12月8日，贝朗瑞因其歌曲集被判处3个月监禁。
对于邦雅曼·贡斯当，新闻自由是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试金石：因为有了新闻自由，权力的滥用得以纠正；因为有了新闻自由，普通个人得以亲身感受到对自己的保护——一种人身保护法。这种新闻自由为1789年革命所确立，并被写入《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但是，雅各宾共和国与第一帝国再次引入了对出版物的审查和惩治制度。虽然由路易十八钦赐宪章的第8条肯定了表达与出版自由，但这种原则上的自由主义远未通过法律得到贯彻。每当王权面临威胁，每当选举上的受挫对现行政府提出了问题，立法者就对著述进行审查、监视、束缚和惩罚。但是，由于对舆论表达的过度严惩，当局可能会为更具有危险性的反对派、私下里对现状不满的秘密会社推波助澜。由此导致君主制在实行纳税选举的整个历史中，在自由与专制之间摆动。
新政体最初几年在这些方面显得很犹豫。1814年6月4日宪章所宣布的自由原则，几乎立即因随之而来的10月21日法律而受挫，该项法律强行规定，20页以上的著述均须获得国王许可，印刷厂主必须申报印刷计划，等等。这些措施在百日之后得到加强，直到1819年极为自由主义的塞尔法。贝里公爵在1820年遇刺，导致批准和审查制度恢复——这种制度通过1822年3月18日的法律被重新废除。与此同时，该项法律设立了一种允许所有专横行为的“意图罪”（un délit de tendance）。审查在1824年曾恢复实行了几个星期……新闻和印刷业的地位一直在变化。
王权不信任舆论，它害怕这些自由主义出版物的影响（在1824年，反对派的报纸占报纸发行总量的3/4），比如《密涅瓦报》《立宪主义者报》《欧洲批评家》……而保皇派的出版物，如夏多布里昂的《保守者》也不总是顺从王权。当在1822年3月的法律中读到皇家法庭可以中止和取缔被认为“伤害公共安宁、对国教的尊重、国王的权威、宪政制度的稳定、国家财产买卖的不可侵犯性的”报纸或期刊，人们不可避免地想到费加罗的大段独白：我们什么都可以写，除了可以读到的东西。[64]
当时报纸还只是一种通过订阅销售的奢侈品。但是，除了自己订阅，人们亦可在阅览室里得到报纸。在大城市，尤其是巴黎的阅览室（据统计，巴黎约有500家阅览室），会同时向一部分公众提供书籍、报纸、小册子、抨击性短文，而且往往无视管制与审查。巴黎警察局局长德拉沃在1826年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革命派的著作与报纸在此（即阅览室）深受欢迎和喜爱，而这些处在政府敌人之手的机构，还是自由派对公众精神施加影响的实验室之一，他们以这些实验室为基础建立起了巨大的期望。”[65]保尔-路易·库里埃的抨击性短文和贝朗瑞的歌曲就应当重新放置在这种语境之中理解。
保尔-路易·库里埃并非早就有政治方面的志向。出生于1772的他最初秉承其父的意愿当了炮兵军官。作为精明的学识渊博者和杰出的古希腊文化研究者，他把更多时间花在翻译色诺芬的作品（《古希腊骑兵师师长》和《论骑术》于1809年在巴黎出版），而不是军人职业上。瓦格拉姆战役后不久，他最终放弃军人职业。在都兰，他在维尔茨的夏冯尼埃尔继续着他的博学者生涯。尽管他是个爱诉讼的有产者、那个时代的葡萄酒酿造者（而且他以此为骄傲）、对政治动荡无动于衷者、被套牢于翻译事宜者，却在1816年发表了第一篇抨击性短文《给两院的请愿书》，以抗议专横的逮捕和传统学说的虔诚维护者。当时，库里埃还没有成为自由派，但他已经具有自己的行为方式：让地方性的小题材，如审判一位对本堂神甫过于失礼的村民、宪兵不合时宜地进入一个小村庄等，作为一种具有更大意义的反思或抗议的出发点。他已经获得一种纯粹、尖锐、辛辣、讽刺的风格，这使得同时代的人将他与伏尔泰进行比较。他完全不是一个如同邦雅曼·贡斯当那样的理论家，而是一名让人们欣赏其恶毒特性的论战者。
库里埃多次在诉讼中败北，在一次竞争进入铭文与美文学院时失败[66]，还因法官和机构不断增长而狂怒，这都在1819年把他推向了政治反对派。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因在自由派报纸《批评家》上发表一系列信件而被人承认、害怕和尊重。他在这些信里论述个人自由、任意的逮捕，为与大产业相对的小产业辩护，斥责天主教好廷臣的寄生生活，也让人们听到他为新闻自由发出的声音（尽管是在一个新闻自由得到尊重以及允许他发表文章的时刻）。[67]广大公众知道了他的名字，拿他的讽刺寻开心，重复他的格言——因为他始终重视具体事情、“细小而真实的事实”和富有启发性的形形色色的事实。
他偏爱的主题之一是教士权力、王位与祭坛的勾结，“圣会”[68]的秘密作用以及由一些传教会引起的混乱——自1816年起这些传教会为了把法国人重新引向教会和忏悔的道路而穿梭于法国。他指责自以为能够恢复宗教的政府，嘲笑《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夏多布里昂在对基督教的称颂当中讲到了一切，却没有讲到神学。直至生命最后时刻，这位研究古代希腊文化的葡萄酒酿造者还把才能用于鼓励同胞的反教权主义。
1820年的镇压导致《批评家》自行停刊。保尔-路易将依靠什么来战斗呢？他以一篇篇抨击性短文继续战斗。1821年，正是他抨击性短文之一《简单的演说》[69]使其官司缠身并被判罪。此事的缘由是保皇派在国王支持下发起的一项募捐活动，这一募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尚博尔城堡，以便将该城堡提供给堪称王朝一切希望所在的“奇迹之子”波尔多公爵。然而在最初的热情过后，募捐活动受挫。正是在这时，当局开始行动，给省长和市长施加压力，要他们鼓励人们捐赠。保尔-路易在其抨击性短文中反对这种带有强制的募捐：“在宫廷里，所有人都是大人物，厨房的小学徒亦如此。那里只有大官、大贵人、大有产者。这些人无法忍受人们谈到‘我的土地’‘我的房子’，他们希望一切都是土地、湖泊、城堡，所有人要么是老爷，要么是仆役或乞丐。这些人并不仅在宫廷，我们这里就有此等人物，甚至在人们选举议员的其他地方亦有此类人物。宫廷里不存在其他人。你们知道他们以何种态度对待我们，以及他们是什么样的好邻居。他们中的年轻人在狩猎时带着他们的狗，骑着马穿越我们的麦地，打开我们的栏栅，弄坏我们的壕沟，给我们带来成千上万的灾祸和蠢事。你们应当去诉一下苦，求助于市长，求助于法官、省长，让他们来看看。接着，你们将在从牢房里出来时告诉我种种消息。他们中的老家伙更坏，他们与我们打官司、掠夺我们，通过那些与他们共同吃喝的先生的判决在法律上摧毁我们。像他们一样的正直人士，不能在星期五吃肉，也不能在星期天缺席弥撒。那些把你们的财产拍卖给他们的人想从事值得赞扬的活动并重新组成旧制度。然而，据说这些正直的有当选资格者中如果有一个在你们身边，就足以让你们大为恼火，并常常导致你们背井离乡，那么，如果在尚博尔有一个宫廷，你们将在那里遇到一切围绕着比他们更大的人物转的大人物时，又会如何呢？”[70]
这位狡猾的酿造葡萄酒者、八月四日之子，假装成农民，以希望依旧“在他们自由的土地上自由自在”的小土地所有者联合向贵族开战。仇恨大人物和宫廷，以及为平民百姓辩护，至少使得他在1821年被传讯出庭——地点是塞纳省的重罪法庭。库里埃刚一得知出庭的消息，就写了《致维尔茨堂区笃信宗教的居民的呼吁书》为自己辩护：在巴黎被判决的他仍然充当着村民的代言人。他新出的引人注目的小册子获得了极大成功，但是，这并未阻止他被送往圣佩拉吉拘留所[71]监禁2个月，并被处以200法郎罚款。
关押丝毫没有使他安静下来。1822年，他让人印刷了饶有趣味的《为被阻止跳舞的村民而提交的请愿书》：“在法国，宪兵人数在增多，远远要多于小提琴，尽管其对于跳舞来说并不像小提琴那样不可或缺……”乡村的本堂神甫，从教会支持者中抽出来的“战斗教会的应征者”，甚至拒绝宽恕前去忏悔的那些少女，如果她们不答应不再跳舞……保尔-路易终于在1822年选举中成了候选人。被内务大臣的手下所畏惧、监视和纠缠的他最终被保皇派候选人所击败，但是，他并没有抛弃政治。为了免遭重返圣佩拉吉拘留所的厄运，他匿名撰写抨击性短文，让人在布鲁塞尔印刷好，再偷偷运进国内。他重新攻击教会和教士践踏他们自己宪章的波旁王朝、在西班牙进行的反动战争……有高层人士怀疑他，对他进行监视，并在1823年10月30日将他逮捕。人们对他进行审讯，搜查他的住处，但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指控他的物证。获得自由后的他还写了《关于抨击性短文的抨击性短文》，仍然且始终赞同新闻自由。他将一直走到何处呢？他并未走得太远：1825年4月10日，保尔-路易在自家树林被人开枪打死。人们立即想到政治谋杀，认为是耶稣会士开的枪。他并非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保尔-路易在一篇讽刺短文中写道：“要警惕，伪君子将叫人谋杀你。”1828年，阿尔芒·卡雷尔在《论保尔-路易·库里埃的生平与著作》中还坚持认为这属于政治罪行。但真相要更为平淡无奇：保尔-路易是被他的猎场看守人及农场雇工密谋杀害的。保尔-路易由于对夫妻生活感到失望，与妻子分手。此举对雇工们不利，其中有两人还受到过他妻子的关照。1830年，在第二次诉讼之后，人们才获悉真相。但是，保尔-路易·库里埃曾经如此出色地成为反教权主义战斗的化身，以至于他将注定作为死于耶稣会士之手的殉道者而长久被人记住。[72]
在圣佩拉吉拘留所，保尔-路易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其中一位是那个时期最受欢迎的以讽刺歌谣见长的诗人，那就是皮埃尔-让·贝朗瑞。几个月之后，贝朗瑞也被囚禁在这座拘留所里。他在反抗现行体制方面的努力，也许比库里埃与贡斯当更令人畏惧。在令当局感到不安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他那在人群中流传的尖锐或讽刺的歌谣相提并论。贡斯当维持着与贝朗瑞的友谊，并对后者推崇备至，夏多布里昂把贝朗瑞视为一位伟大的诗人。歌德、缪塞、司汤达，以及在程度上略低的拉马丁、雨果、海涅、蒲鲁东、米什莱亦作如是观。怀孕时的乔治·桑向丈夫要求两样东西：糖果和贝朗瑞的歌谣。贝朗瑞的歌谣在复辟王朝时期抗拒波旁家族的声音中传播得最为广泛。
贝朗瑞属于左翼自由派。该派的某些人后来成了共和派人士。当时，他们极想要的是君主制，但那是一种实行宪政、根植于人民意志的国民的君主制，因而，它与波旁家族相对立，这个家族在奥地利人、俄国人和英国人的支持下，“坐在外国人的长形有蓬货车里”复归；正是这些外国人1818年前一直占领着法国，并把以白旗为标志的反动政体强加于法国。虽然这些自由派人士听任君主政体，但他们希望这一君主政体是“三色的”，其权力必须有契约规定，受到限制。甚至在他们眼里，曾在法国的敌人当中生活多年的路易十八依然是个流亡分子。
正是在这些自由派人士当中，在阅览室极受好评的两种定期出版物《密涅瓦报》和《历史丛书》的忠实读者那里，贝朗瑞树立起了威望。1820年，时年40岁的他出身于巴黎蒙托尔戈耶街一个极小的小资产者家庭。他的父亲在这条街上为一位食品杂货店店主管账。然而，在复辟王朝时期，出于其父身为业余谱系学者的虚荣，他被取名为皮埃尔-让·德·贝朗瑞。作为儿子的他婉言谢绝此称，但这一表示贵族的介词，却使他免遭与“同期写作的好几位贝朗瑞”[73]混同。
当人们把他送到法国佩罗讷即他的布韦姑姑家中时，贝朗瑞几乎不会读写。这位姑姑让他发现了拉辛和伏尔泰，并带他入门。正是在佩罗讷，他度过了大革命时期。他从10岁到16岁的成长期充满了由欢呼、游行和军号吹奏的乐曲。大革命尤其是战争和共和国的军事胜利，是他众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在法国，爱国主义曾首先是一种左翼的激情。贝朗瑞即为左翼的歌手之一。
正是在佩罗讷，他的一位朋友、印刷厂老板的儿子莱斯内引导他接触韵律学。正是在佩罗讷，他在一个无忧无虑、爱好佳肴和祝酒歌的圈子内部谱写与演唱了最初的一些歌曲。1796年，16岁的他返回巴黎。好几年时间里，他都在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由于受到父亲收留的一位来自佩罗讷的表姐的诱惑，他在20岁时已是一个家庭中的父亲。实际上，他生命中真正的妻子是同样出生于佩罗讷的朱迪丝·弗雷尔，她将与他白头偕老。在她壮年时见过她的人对她的容貌看法不一。作家路易丝·科莱在其书信中写道：“应该说她非常漂亮。”拿破仑·佩拉则在《贝朗瑞和拉默内》中说她“极为难看，长着野猪式的突牙……”。无论如何，朱迪丝是位忠实的伴侣，尽管她在老后染上一些癖好，其中她对猫的钟爱将伴侣推向了死亡。关于贝朗瑞那从未让人向往的私生活，我们就此打住。
他事业的正式起步可追溯到1803年10月，他那时把自己的一些诗作寄给第一执政的弟弟、法兰西研究院成员和艺术的保护者。受到极度奉承的吕西安·波拿巴同意接见这位年轻的奥依语抒情诗人，对他表现出了充分好感，并让人从1804年10月起付给他已拖欠了3年的每年1000法郎的年金。吕西安·波拿巴在被兄长拿破仑放逐到罗马时，仍继续保护贝朗瑞。后者同样受惠于深受高层青睐的学院派作家安托万-樊尚·阿尔诺的支持，在阿尔诺的维勒-达夫雷寓所建立的文学圈子后来成了《密涅瓦报》的核心。
为一个稳定的职位而操心的贝朗瑞向此后主管大学的丰塔纳申请一个行政管理方面的职位。他在1809年7月获得了一个职位，是年薪1200法郎的“制副本的小职员”。直到1821年，他一直在这一岗位工作。在担任小职员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位受吕西安·波拿巴保护的人继续写作着各种种类的诗，包括向拿破仑·波拿巴和《教务专约》致敬的狂热抒情诗。最初的贝朗瑞绝非极为离经叛道的人！他也不是个很好的诗人，虽然他有撰写悲剧的抱负。因为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他在没有其他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在1812年前后成了歌曲作者。翌年，他谱写了第一首让人们记住他的歌曲——《伊夫托国王》，这首歌曲极为谨慎地对帝国做了夸张而滑稽的讽刺，这使得歌曲作家戴索吉埃向他敞开自己主持的有歌唱演出的“现代酒吧”大门。
现代酒吧是一个酒吧歌会，位于蒙托尔戈耶街一家名叫“康加尔岩壁”的饭店。每位成员均得在那里表演最新创作的歌曲，参加各种主题的比赛，如祝酒歌、爱情歌曲、轻佻歌曲等等，夏尔·科莱与安托万·戴索吉埃在此被奉为领头人。除了《伊夫托国王》，贝朗瑞在1815年发表的第一本歌曲汇编就属于这一谱系，如对比“善良小国王”的优点与渴望征服和征税的君主恶习的政治歌曲。
法国遭到入侵与王政复辟并未立即使贝朗瑞振奋起来。出于保住大学职位的考虑，他的歌曲迎合了复辟的国王。贝朗瑞很好地表达了民众的普遍情感：厌倦与期待。“基佐写道，幸福、休息、娱乐，这就是法国所需要的新事物，这就是法国将作为一种好处予以接受的事物，政府将通过许诺恢复人们乐于享受的自由，来使人们依附。”[74]
贝朗瑞对英国人冷嘲热讽，大肆攻击，而这并不怎么具有独特之处。在滑铁卢之战的翌日，他在《再不要有政治》中宣布，他不愿再谈论祖国。他把矛头对准“见风使舵者”，即富歇、塔列朗之流，还对准邦雅曼·贡斯当等人物，以至于他的第一本歌曲汇编可以被当作“反对派歌曲作家”的作品。然而，在后来于1821、1825和1828年发表的歌曲汇编之中，政治歌曲的比例有所增加。
为了理解贝朗瑞不断扩大的成功，应当注意的是，复辟王朝时期大多数应征入伍者不会读写。因而，舆论传播更多依靠歌曲而不是报纸。因为保皇派歌曲作家与反对派歌曲作家一样多，歌曲与歌谣在一些大城市的某些咖啡馆里互相应和，传播者在法国到处散布歌曲与歌谣的文本。这些咖啡馆成了警察局的目标，政府也对相关现象深感不安。
歌曲作家樊沙尔证明道：“在这一时期，一切均有助于激发和维持我们富有诗意的热忱。正是在1818年，当时在巴黎许多区建立了令人愉快的酒吧歌会。这些酒吧歌会自由自在地运行着，除了警察分局心照不宣的允许，它们无需其他许可……它值得肯定的地方是把最大的独立留给这种由工人组成的聚会。人们在那里歌唱和朗诵各种严肃或批判性的诗歌，在批判性诗歌中不乏攻击政府和教会之作。贝朗瑞的爱国主义歌谣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75]
在下述有着生动名称的聚会中，贝朗瑞在1818年前后开始变得有名起来：“欢乐的法兰克人”“锡拉库萨的牧羊人”“大腿”“绿磨坊”。他那些能够被听众很好地领会的歌曲，同样以技艺吸引着学识渊博者。在邦雅曼·贡斯当看来，“贝朗瑞在以为所创作的只是些普通歌曲的时候，已让歌曲变得非同凡响”。他在1821年发表的歌曲汇编中包含的政治性歌曲几乎与非政治性歌曲同样多，这本歌曲汇编起初使他获得巨大的成功：一个星期内就销售了一万册，但接踵而来的是12月的一场诉讼。在贝里公爵遇刺一年之后，法国完全处在了反动的氛围之中。贝朗瑞充当了“捣乱者”的角色。巴黎警察局局长昂格莱在给内政大臣的信中写道：“人们注意到，他几乎所有作品对国王的政府均有着一种非常明显的仇恨和敌视，而他最新的歌曲《旧的旗帜》（以此纪念与波旁家族白旗相对的三色旗），因为它们注定会被大量传播到兵营里，并在人民当中流传……”
贝朗瑞也对那些流亡分子予以指责，他们借助拿破仑的敌人回国一事，意欲收回他们的权利（其中包括颇受争议的初夜权）以及大革命前的权力。这首主题是“卡拉巴侯爵”的曲子使用了《达戈贝尔国王》的曲调：
我们正为之复仇的教士们
去征收什一税并让我们一起分享！
你，动物一样的人民
还得把封建的驮鞍套在身上！
只有我们可以打猎，
而你们，为对领主权表示尊重
得送上你们所有的年轻姑娘。
脱帽致敬！（反复）
光荣属于卡拉巴侯爵！
与保尔-路易·库里埃一样，反教权主义引人注目地成为激发贝朗瑞灵感的重大主题之一。他并不反对宗教。在《包法利夫人》当中，福楼拜让人对郝麦说：“我的上帝是伏尔泰的上帝，贝朗瑞的上帝。”贝朗瑞公开承认温厚宽容的自然神论，这种自然神论中的“好人的上帝”劝告人类要“和平”，要“快乐地生活”和“蔑视大人物”。但是，这个上帝并没有浓重的天主教色彩，而在当时，东山再起的天主教——它重新成了国教——正与一种倒行逆施的保皇主义结成联盟。1819年，被路易十五驱逐出法国的耶稣会士卷土重来，激发他创作其最著名的歌曲之一《尊敬的神甫》：
——穿黑衣的人们，你们是从哪儿钻出来的？
——我们从地下钻出来，
我们半是狐狸，半是狼，
我们的规则神秘异常。
我们是罗耀拉【27】的子孙，
你们知道人们为何将我们驱赶。
我们回来了，你们得考虑把嘴闭上！
你们的孩子将听我们宣讲。
这就是我们要做
并且还将再做的事情一桩，
管教那些可爱的小家伙，
我们当仁不让。[76]
两年后，他在《传教的魔鬼》里攻击传教，这首歌曲痛斥了“伪善的魔鬼”。1821年12月8日，贝朗瑞因第二本歌曲汇编在塞纳省重罪法庭出庭。观看的人群甚为密集。代理检察长马尔尚吉对充满“攻击的放肆歌词”予以痛斥。贝朗瑞的律师老迪潘，一位自由派人士、内伊元帅的前辩护律师，提醒检察长此案只涉及歌曲，但这是徒劳。他的当事人被判处监禁，这一判处使贝朗瑞在1821年12月19日到1822年3月18日被关押在圣佩拉吉拘留所。这是一次舒心的监禁，因为他受到了崇拜者的悉心关照。这些崇拜者将大量礼物、食品、勃艮第葡萄酒送给他，维特雷的猎人甚至送给他一筐猎物。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有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若伊、马尼埃尔、拉菲特、富瓦将军、塞巴斯蒂亚尼和年轻的埃德加·基内。基内还给贝朗瑞带来了自己的处女作《漂泊的犹太人的记事簿》，但看守人员未允许他把书带进去。
在牢外，同行们创作了许多向他致敬的歌谣。时年35岁的马塞利纳·德博尔德-瓦尔莫尔为他献了两首诗歌：
贝朗瑞是何许人？
他是法兰西的友朋。
他有着声音响亮的诗琴，大胆的语调，
是我们动荡年代里的阿那克里翁【28】。
一位充满年轻期待的挚爱他的人，
已为他颠倒神魂！
在为期3个月的监禁中，他利用两批来访者之间的间隙，继续撰写他那些极为幽默的歌曲。实际上，对于贝朗瑞来说，判决和监禁反而是他通向荣耀的一个阶梯。1822年，欧洲文学批评界的重要刊物《爱丁堡评论》把诗人的资格授予这位歌曲作家。翌年，在《19世纪的信使》当中，蒂索继续论证，将贝朗瑞与莫里哀、拉封丹、贺拉斯相提并论，把他奉为“民族诗人”。这一描述获得了人们的承认。贝朗瑞的狂热崇拜者之一司汤达则走得更远：“人们看到，贝朗瑞先生也许是法国拥有的最伟大的诗人，他在诗歌中反映了所有重大事件、所有公共舆论的重大动荡以及巴黎人的呼声。因而，他的歌曲完完全全是民族之歌，它们针对的是法国人的内心情感。”
1825到1826年，贝朗瑞得到了许多来自报界的赞颂。在创刊于1824年的自由派报纸《环球报》当中，夏尔·德·雷米扎把刚刚进入法兰西学院的卡西米尔·德拉维尼与拉马丁和贝朗瑞相提并论。在同一份报纸上，圣勃夫在谈及《沉思集》的作者拉马丁时致力于这样一种比较：“他的诗歌是一种宗教，而贝朗瑞的诗歌是一种思想，或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民众舆论！”
甚至连敌视其政治倾向的保皇派报刊也向贝朗瑞表示敬意：1826年，《法兰西报》将他与拉马丁和雨果相媲美。然而，在前一年，贝朗瑞曾大胆地嘲笑查理十世想恢复在法国兰斯举行加冕仪式。1825年5月，他谱写了《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在这首歌里，他从在大教堂放飞鸟类的传统中得到启发：
以旧饰物来装饰的这位国王，
在征税上胃口大得令人难挡；
他在拥戴者的簇拥下行进，
而这些人士在那些不太走运的时光，
曾跟在那位慷慨的篡位者后面
把造反的大旗扛。
能让这些人注意的是十亿法郎，
但若要换取他们的忠诚则需增加数量。
人民喊道：“喂！小鸟，
我们已为我们的锁链付出代价，
请把你们的自由看好。”
这首歌收录于1828年出版的歌曲汇编，而这本歌曲汇编给贝朗瑞招来了新的司法诉讼。一部分自由派人士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这一诉讼是1828年2月，在一个开放的政府即马蒂尼亚克政府执政时期进行的。但是，贝朗瑞同样像在1821年那样得到了支持。来自厄尔省杜邦的一位反对派议员给他写信道：“您的事业是爱国主义和法国的荣誉事业。”自由派报刊尤其是创办于1826年的《费加罗报》也站到了他的一边。
贝朗瑞在审理轻罪的塞纳初审法庭出庭。他被控违背公共与宗教道德，违背国教，冒犯国王的人格并攻击国王的尊严，最后是煽动对政府的仇恨与蔑视。这一次，他被判处9个月监禁和1万法郎罚款。贝朗瑞被关押在拉富尔斯监狱，直到1829年9月22日。他利用这一时间谱写了他最著名的歌曲之一《7月14日》。[77]他再次得到了许多人的探望（阿道夫·梯也尔、奥古斯特·米涅、维克多·雨果、圣勃夫、大仲马），并收到许多食品。自由派还组织了一场募捐，以筹集确实不容易凑齐的1万法郎罚款。在复辟王朝的最后几个月里，贝朗瑞的光荣达到鼎盛，成了“深受欢迎的崇拜对象”，人们在所有场合均以合唱形式演唱他的歌曲。
热拉尔·德·奈瓦尔，一位正规军军医的儿子，向贝朗瑞献出了一位爱国者的崇敬，时年21岁的他当时以“热拉尔”这一简称发表了题为“贝朗瑞的诗人桂冠”的诗歌：
温柔的朋友，高尚的诗人
对于压制你的专断权力
你那高贵的歌曲会将其征服；
因为它们道出了我们的光荣，
而作为对胜利的记叙，
它们已经使我们心灵颤动。[78]
贝朗瑞的自由主义丰富了拿破仑的传奇。面对复辟的波旁家族，拿破仑的形象首先在他的老兵那里自行得到恢复，甚至被美化和夸大，这些士兵因为军事预算而处于只“领取半饷”的境地，生活贫困，由此怀念起昔日的光荣。并非拿破仑吹捧者的保尔-路易·库里埃在1823年写道：“在我们的乡村，没有一个农民说波拿巴还活着或将会回来。没人相信这一点，但是人人都在谈论他。他们的话里有一种隐语，有一种适合用来嘲弄政府的词语。人民憎恨波旁家族，因为波旁家族愚弄了他们，因为波旁家族侵吞了10亿法郎而且为外国人效劳，因为波旁家族始终是流亡分子，因为波旁家族不想被人喜欢。”[79]
这方面的画作在出现，如奥拉斯·韦尔纳的作品，他是专门描绘帝国进行的战役的高手；下述物品的交易在进行，如做成两角帽形状的鼻烟盒、三色的背带、“勇士的甜烧酒”等；剧院中也在上演帝国时期的戏码，这使得大仲马在《回忆录》中说道：“人们在体育馆和游艺场的战场上为莱比锡和滑铁卢复仇。”[80]
虽然他们并不否认拿破仑的专制制度，但自由派在正在形成的拿破仑传奇中汲取了一种可为他们反对波旁家族而服务的体系。他们没有把拿破仑作为一位半神，而是更多地把他看作一位给整个欧洲带去大革命和启蒙思想原则的伟人，是个曾在三色旗下行进的人，是与白旗即复辟王朝的象征相对立的国民象征。尤其是从1821年，即拿破仑去世那年开始，人们日益崇拜拿破仑：开明的君主，独立于教会，大革命的继承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就是正在传播的神话。
贝朗瑞并非这方面的先驱。然而，他的一些歌曲促进了这种传奇的成功传播。1820年，《旧的旗帜》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在1828年的歌曲汇编里发现了多首同类歌曲：《关于滑铁卢之日的歌谣》《两名掷弹手》《人民的回忆》。在这些歌曲中，作为民主君主的拿破仑与一位老奶奶亲如家人，这位老奶奶回忆起自己曾三次见到拿破仑，第三次是在1814年法兰西战役期间的一个晚上。皇帝敲打她茅草屋的门，坐在火堆旁，喝了一杯葡萄酒，并在重返战斗前打了个盹儿：
在年代悠久的茅屋顶下
人们将说到他的光荣，
在五十年后的简陋屋顶下，
将不会再知道别的故事。
贝朗瑞拥有“灵魂的指挥家”“无产者之神”“人民之父”“不朽的歌曲作家”“良知的竞技者、思想的巨人”“他所处时代最完美的诗人”“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法兰西精神的代言人”等诸多美誉，去世于1857年。有10万人出席了他的葬礼，而几个星期前举行的缪塞葬礼则几乎悄无声息。作家马克西姆·迪康在其《文学方面的回忆》中通过提及自己在复辟王朝时期的孩提时代，就贝朗瑞的光荣留下了动人的一页：“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激励着人群以及成为某种民众崇拜对象的，照道理是个丝毫不会令人敬重的罪犯。如同当时希腊的解放激动人心一样，我们将贝朗瑞称为现代的提尔泰奥斯【29】。也许没有一位诗人来得那么及时，也没有人能够更巧妙地掌控事实，掌控暂时使人兴奋的社会骚动，将其大众化，以一种便于记忆的形式包装它，并通过家喻户晓的曲调使它深入人心。”更有甚者，通过使人回想起这两首歌，即《老下士》和《7月14日》，马克西姆·迪康叙述了他的两个叔叔齐声重唱这些歌的情景：“在唱后一首歌时，有人用力推了我一下，说道：‘小家伙，跪下！这是一首神圣的歌曲。’我们都感动了。”[81]
贝朗瑞的盛誉并没有在去世后延续下去。迪康的朋友居斯塔夫·福楼拜，这个激烈抨击进步、资产阶级和愚蠢的人，不管是在小说还是在通信中多次重提在他看来是上述三者之化身的贝朗瑞。他在1853年4月给路易丝·科莱写道：“与30年来诗人的素质一样，法国最低贱的人均着迷于贝朗瑞……我记得很久以前，1840年在阿雅克修，面对大约15个人（这是在省长的家里），我竟敢独自坚持说贝朗瑞是个一般的三流诗人。我确信，我在那些人面前像个缺乏教养的毛头小伙。”[82]这一切并没有妨碍贝朗瑞在世时的荣耀，尤其是在复辟王朝时期的最后几年里，他被视为堪与他那个时代最伟大作家比肩的重要人物。[83]
然而，我们在回到这种崇敬上来时，不能忽略贝朗瑞曾促成反对旧制度、反对贵族与反对王位和祭坛联盟的政治文化的产生，并且激励了爱国主义激情。在一个新闻自由依然有待于争取且大多数人尚不识字的时代，政治歌曲是一种大众传媒。不过，我们拥有的证词、回忆、各种文献已经让人感受到，他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均有听众。由此，指出这一点亦饶有趣味：未来的《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在1831年7月把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缪斯》题献给贝朗瑞（鲍狄埃时年15岁），人们在里面可读到：
什么！贝朗瑞，你把你的位子让给了我们！
时间已经使你的声音失去活力吗？
你难道没有看到一批无耻的奉承者
出现在国王的宫殿里吗？
抱有成见的他们想让光阴倒转，
即倒转到有人给我们戴上铁链的时代。
啊！非凡的贝朗瑞，
保佑我们吧，法国注视着你，
请你再度准备写诗吧！
因而，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这位因“放荡言行”遭波德莱尔厌恶的“放纵诗人”，已经对他所处的时代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政治性的法国歌曲一种从未有过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