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年，贡斯当发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演说。
1816年9月，在从英国前往比利时的路上，邦雅曼·贡斯当得悉无双议会解散。巴黎又能够令人自由呼吸了吗？在些许犹豫之后，他决定重返巴黎。他在途中路过布鲁塞尔，读到《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并非全然赞同此文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发现了“某些不错的东西”——尤其是对议会制的辩护，但是，他同时认为此文所辩护的“依旧是卑鄙的手段，依旧是专制”。
在巴黎，贡斯当在12月发表了对夏多布里昂的回应《论能够汇集法国各派的政治学说》，并将此文寄给德卡兹大臣。他在文中写道：“像这样的著作不该题为‘论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而应当被称为‘论依据贵族制制定的宪章’。”事实上，如果说夏多布里昂被人当作王政复辟时期贵族自由主义的发言人，那么，贡斯当将是极为短暂的自由主义（人们也许更喜欢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言人。
这是一种再生与出发的开始。的确，他不再束缚于对雷卡米埃夫人的激情，他已经“对她产生幻灭（décristallisation）”——此词不久将由司汤达发明。在等待时机到来的过程中，他在1817年7月14日获悉斯塔尔夫人在巴黎去世。
热尔曼娜·德·斯塔尔在“百日”期间曾再次悄悄进入首都。滑铁卢之战过后，她推迟了重返巴黎的时间，尽管她欣慰地看到，路易十八终于偿还了她父亲曾同意借贷给法国的款项。她在阿尔贝蒂娜、罗卡和其他朋友的陪伴下，逗留于意大利的一些城市。6月，她回到科佩，此地重新成了欧洲知识界的中心和“修道会本部修院”（maison mère）。司汤达在《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中写道：“作家们为在科佩的沙龙中得到好评而写作。伏尔泰也从未有过如此大的影响。在湖畔云集着600位欧洲最出类拔萃的人士。拥有思想、财富、最显赫头衔的人，均来这位法国正为之悲痛的杰出女性的沙龙之中寻求快乐。”
她在1816年10月与罗卡秘密结婚后回到巴黎。在巴黎，她在随之来临的冬季患上重病。自2月份起已经瘫痪的她，在漫长的垂危期之后，于1817年7月14日清晨去世。她留下的两部未竟之作《流放的十年》和《关于法国大革命主要事件的思考》，在1818年由子女协助出版。
14日到15日，彻夜未眠的邦雅曼·贡斯当写了两篇纪念她的文章，并向朱丽叶·雷卡米埃吐露他因大量涌现的回忆产生的痛苦。这对已经很长时间不在一起的情人，被彻底拆开了；两位有思想的人组成了非同寻常的组合，在各自性格表现不甚强烈时，曾令人钦佩地和谐相处：一位是女主人，她的重要性也许因对方的反女性主义而被降低；另一位是脆弱的男子，他因出尔反尔长期得不到信任。但是，这两位水平一流的政治作家都提出了恢复启蒙思想和1789年思想的原则，这些原则属于那个世纪的激情，推动着自由的发展。
作为法国自由事业的杰出人物，贡斯当遵循着一句他未再抛弃的口号：“实施宪章，捍卫宪章。”他谨慎克制且立场鲜明地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宪章，是的，这一宪章在不利于极端保皇派的情况下确立了宪政体制。1817年年底，《信使报》遭禁。没有关系！在随之而来的2月，一份新的出版物《法兰西密涅瓦报》取代了它。这一回，为了躲过审查，它的负责人没让报纸在固定日期出版，而是不定期地出版，避开政府对定期出版物实行的有力约束。《法兰西密涅瓦报》在1818到1820年期间被人当作“左派”的喉舌。自由派的出版物不仅在专科学校、（被新政体贬低的）军队的年轻人以及新教徒和知识分子（虽然当时还不存在这个词）当中流传，也在工业家、银行家、店员、旅行推销员当中获得更多读者。整个社会重新回到阅读室、共济会成员集合处、各种思想协会以及模仿意大利烧炭党人的秘密团体兴盛的状态。[51]
自由主义有其政治定义。它反对专制、专制主义、各种形式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它也符合仇视土地贵族的社会阶层的利益。由此，邦雅曼·贡斯当在《法兰西密涅瓦报》中捍卫了与封建所有制相对的工业所有制：“工业所有制改善了整个社会，人们可称其为人类的立法者和庇护者。政府之所以受益于学校，是因为工业本质上需要安全与保障；整个欧洲之所以从工业中得到好处，是因为取代了征服精神的商业精神把仇恨变成竞争心，把对立变成竞争。”
这就是自由派的重要观念。人们改变了文明。一个商业与工业将创造其他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的自由社会——人们可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应当接替以土地的收益和战争的实践作为基础的贵族制文明。这个根植于自由的工业社会将不取决于无产者或贵族，而取决于带来繁荣的“中间阶级”。孕育国家财富的不再是土地，而是工业。
在自由派内部，一位名叫让-巴蒂斯特·萨伊的经济学家把这些想法写成了文字。萨伊与邦雅曼·贡斯当年龄相同，同样出身新教徒家庭，他沿着亚当·斯密的路线，主张与国家约束相对的经济自由，赞美“伟大的工业企业家阶级”，坚信这最终将清除贫困，创造一个更平等的机械化社会。在与贡斯当和多努被保民院除名之后，他在1803年完成并发表了在日后多次再版的《论政治经济学》，接着又在法国北部建立了一家棉纺厂——他在帝国末期不得不放弃这家工厂。他在王政复辟时期成了国立工艺博物馆的教师。
促进资本主义——人们当时还没有说出“资本主义”这个词——在王政复辟时期即属于左派。其反对者仍为拥有土地的人，这些在君主制国家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动派拘泥于传统，为王位与祭坛的联盟大唱赞歌，在这当中，博纳尔，这位既是保皇派又是反对工业发展的人，堪称法国在反对工业方面的最佳理论家。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神圣同盟让各个王朝结成联盟，捍卫其与革命狂热相对立的特权，自由派则自称为“各国人民的神圣同盟”。
他们有一种历史观，在他们眼里，君主制绝非必然都得予以谴责。国王有好有坏，但是大革命已经最终废除门第特权。诚然，自由派并没有认可大革命的所有插曲：他们是1789年而不是1793年的继承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倾向于通过流亡贵族的行动和煽动，通过反革命的挑衅来解释恐怖统治和国民公会的过激行为。至于拿破仑，他们虽然也谴责他的方式，却承认他在用军队在整个欧洲传播他的启蒙思想，是大革命原则的继承者。自由派是潜在的共和派，他们只是在君主制符合下述条件时才暂时顺应君主制：它要实行宪政，即要有限制，避免专制，受规章限定，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是“三色的”。白旗会让他们感到惊愕。自由派是“民族主义的”：君主制不得脱离民族主权。他们对持续到1818年的外国占领感到愤慨，并且不会忘记，波旁王朝的复辟并非源自人民的意志，而是“外国人”的决定。
这些人们称为“独立者”的自由派是些什么人呢？在宫廷的敌视和民众运动之间受到夹击之前、1791年马尔斯校场枪击事件【26】发生之后，他们的重要人物无疑当推拉法耶特这位美国独立战争时的老战士、具有先进思想的贵族与将领兼共济会成员。他在1790年期间曾经历一个新的光荣时刻，7月14日的国庆节把他作为祖国的英雄加以尊崇。拉法耶特在路易十六倒台后投靠了奥地利人，以避免被法国人逮捕。获得自由的他一度被人遗忘，直至其在“百日”期间的选举中当选为众议员。自那以后，拉法耶特在1818年再度当选为萨尔特省的众议员，成了王政复辟时期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化身。
在《利己主义的回忆》中，同情自由派的司汤达对拉法耶特的描绘相当不留情面。这一场景在1821年发生于司汤达经常到访的导师特拉西家中。拉法耶特本人因为“异乎寻常的颊髯”显得怪里怪气，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这一颊髯使他有了一颗“意大利肉店老板似的”脑袋。在司汤达笔下，拉法耶特“个子很高，在这个硕大身躯上方有一张如家藏旧画像般沉着、冷漠和平淡无奇的脸……拉法耶特先生完全是普鲁塔克笔下的那种英雄。他有规律地生活着，没有过多的思想，如同伊巴密浓达那样非常简单地进行着看似重大的行动。在此期间，尽管他年事已高（他出生于1757年，时年与他打网球时的球友查理十世一样已经74岁），仍只对从后面紧紧抓住漂亮女孩的衬裙（用粗俗的话说就是去摸屁股）感兴趣，这对他来说是常事，而且他并不怎么对此感到害臊”。[52]
拉法耶特，这位“两个大陆的英雄”，更多与他充当的象征而不是他传播的思想有关联。通过在他位于巴黎东部的拉格朗热城堡里接见来访者，以及受到那些梦想与他孙女结婚的有教养的年轻人的奉承，年老的自由派侯爵成了1789年爱国贵族的化身。
自由主义的另一位杰出人物是瓦耶·达尚松。此人是布罗伊公爵夫人的第二任丈夫，这位夫人的首任丈夫在恐怖统治时期命丧断头台。他的社会环境非同寻常。他赞同社会主义，甚至在家中接待了一位资深音乐指挥、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门徒邦纳罗蒂。但他的家庭圈子极为封闭：瓦耶·达尚松的继子，即维克多·德·布罗伊，后来与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贝蒂娜结婚。大富人达尚松本人也是议员，他在众议院的发言经常引起公愤。因议长不准他说话，人们在其他时候可能会叫这位红色公爵自费发表受到谴责的发言。
除了这些旧贵族，自由派也包括银行和工业领域的新富，尤其是卡西米尔·佩里埃这位多菲内工业家的儿子、昂赞矿山的拥有者以及法兰西银行的创办人之一。他是一位以巴黎为目标的银行家，还是众议员。由于他有着即兴的才能、天生的活泼，以及令财政大臣畏惧的能力，这位议员的威望从1824年起不断提高。雅克·拉菲特出生于贝荣纳，拥有梅松城堡，并最终获得“梅松-拉菲特”的绰号，在巴黎的银行业也举足轻重。
自由派在军人当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富瓦将军。这位大革命和帝国时期的军官、有14处负伤并精神独立的勇士，在1819年众议院每年以1/5比例进行的更换选举中获选。在6年的时间里，在讲坛上热情洋溢地朗诵演说的他，在众议院被归入左派最出色的演说家之列。他50岁时因动脉瘤破裂去世，于1825年11月30日安葬在巴黎。在场的人目睹了复辟王朝时期规模最大的民众示威之一。从逝者位于肖塞-唐丹街的寓所到拉雪兹神甫墓地，经过洛雷特圣母院，近10万人在暴风雨中布满商店关门、小铺挂起黑纱的首都大街。在墓地，8名抬灵柩的年轻人因为现场的人太密集而难以前进。卡西米尔·佩里埃在火炬的微光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在结束演说时请在场者跟着他重复：“致敬！永远向富瓦将军致敬！”
富瓦将军的葬礼并未转变为骚动，但是，民众的示威使维莱尔内阁惊恐不安。自由派抓住了这一机会来协调由不到10万名选举人组成的“法定国民”与法国人民这一刚刚在巴黎街头显示出其力量且仍然没有政治权利的“真正的国民”之间的不一致。
这种表达方式得到了认可，从此以后，死亡贯穿、聚集、充斥在巴黎街头。由此，1826年10月21日，演员弗朗索瓦·塔尔马的世俗葬礼使伏尔泰派和“教士派”的支持者对着干。下述自由派的首领们跟在了喜剧演员们的后面：拉菲特、马尼埃尔、贝朗瑞、瓦耶·达尚松、卡西米尔·佩里埃……极端保皇派的报刊因法国的非天主教化事业勃然大怒。几个月后，1827年3月27日，举行的是拉罗什福科-利昂库尔公爵的葬礼。此人是1789年三级会议中自由派贵族的代表、大慈善家和复辟王朝时期的贵族院成员，他在贵族院里始终与极端保皇派进行斗争。在举行葬仪的玛德莱纳教堂的出口，人们在争着抬灵柩。一名警察分局局长要求由公爵创办的夏龙（Chalons）工艺学校学生把灵柩让给殡仪馆的抬棺人。在随后的骚乱中，灵柩落到地上摔破了，遗体滚到泥浆当中。这一消息传遍了法国。媒体痛斥“耶稣会士的内阁”“破坏灵柩者”“以钳制言论自由来回应国民哀悼之情的耶稣会士”，抨击性短文与歌曲随之出现。在贵族院，布罗伊公爵提出抗议；在众议院，邦雅曼·贡斯当痛斥“丝毫不尊重神圣之事的警方……他们似乎注定天天导致混乱，以便更好地同时剥夺经由内阁具体密谋所获得的一切自由”。
左翼还有可用于动员的遗体。1827年8月24日，举行律师雅克·马尼埃尔的葬礼。人们记得，此人在4年前曾因反对夏多布里昂和远征西班牙被逐出众议院。他逝世于友人拉菲特在梅松的寓所。送葬队伍在上午9时从梅松动身，临近正午到达鲁勒（Roule）关卡，在此得到焦急等待的人群的迎接。尽管报纸被禁止刊载任何关于落葬时间与地点的消息，这些人仍事先得到了通知。灵柩通过外围的大道被运往拉雪兹神甫墓地，年轻人在示威，宪兵把剑拔了出来。拉菲特、贝朗瑞、拉法耶特再一次出现在那里……人们喊道：“向马尼埃尔致敬！向拉菲特、拉法耶特、贝朗瑞致敬！”骚动随着警察的出现加剧。拉菲特一度不得不登上灵柩车，呼吁大家平静下来。送葬队伍快4点才抵达拉雪兹神甫墓地，在那里，等待着的人群或在墓地通道上穿来穿去，或在一些墓前原地踏步。在随后的几天里，出现了新的论战：自由派一份关于马尼埃尔葬礼的小册子招来司法追究，自由派为此辩护。[53]
在自由派首领的背后，有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做好了战斗的最初准备。他们当中的最佳代表当推阿道夫·梯也尔。出身贫寒的他靠自己的聪慧和能力获得奖学金，在马赛完成了帝国公学的学业。这位出生于1797年的私生子在拿破仑的星光下度过孩提时代：“我感受到了这位不朽之人的荣耀，我想起了他给我的国家带来的大量利益，我没有为他效劳过，因为我的年龄尚不允许……”[54]这位自由派分子是个波拿巴主义者，对他来说，1789年与帝国之间的延续性毋庸置疑。他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完成法律方面的学业——在这一过程中与奥古斯特·米涅结下牢不可破的友谊——之后，他在1821年追随好友的步伐，动身前往巴黎去征服这座城市。因为放弃了律师生涯，两人均做了记者：米涅与马尼埃尔一起效力于《法兰西邮报》；梯也尔则效力于《立宪主义者报》，该报是独立派的机关报。很快，梯也尔的才能为他提供了地位和关系，为他打开拉菲特的大门。这一成功令他有点飘飘然。他十分健谈，自命不凡，照一些人的说法还有点庸俗，但是，他同样通过对工作的热情、坚忍不拔和对成功的渴望而获得活力。两年里，他成了自由派的名人之一。塔列朗后来对此如是说道：“他不是发迹，他是成功。”虽然他作为记者已如此出色，但做一名记者并不能让他得到满足。他想当一名历史学家，投身于对法国大革命的一项大规模研究之中，该项研究成果共计10卷，在1827年最终完成。通过1823年出版的最初几卷的内容，其实极为谨慎的他在为大革命辩护。圣勃夫后来说道：“他给人的印象有如振奋人心的《马赛曲》。”这一成功令人震惊。他的好友米涅也没有裹足不前，出版了向极端保皇派挑战的《法国大革命史》。通过拒绝憎恨1793年和恐怖统治，自由派的年轻人勇敢地使自由派中的年长者向左转。“集团”（bloc）的概念（乔治·克列孟梭后来说道：“大革命是一个集团。”）由此形成：即使不去赞颂，也要捍卫大革命，至少要解释它的起因，显示大革命的成果，反对极端保皇派把大革命史作为自我辩护的基础与厌恶的对象，并借此要求恢复特权。
梯也尔的机会在一小段时间之后才会到来。在这个自由派的大本营里，从他在1819年当选开始直至1830年革命（这一年贡斯当去世），占据幕前的是邦雅曼·贡斯当。除了某些不动产交易和其他俗事，贡斯当把时间都花在政治上：他一篇接一篇地为《信使报》《密涅瓦报》（在《信使报》遭禁之后）撰写文章，并为日报《舆论》撰写小册子。这使得他不仅是议院的重要演说家，还是一流的政治作家。
贡斯当同样懂得以伏尔泰的方式用才能服务于受到不公正判决的人。由此，他在1818年将全部精力集中于震动新闻界的威尔弗里德·勒尼奥事件。勒尼奥曾因谋杀罪在诺曼底被判死刑，但鉴于程序中存在使控告变得令人生疑的缺陷（被告参加革命的经历显然对法官产生了影响），贡斯当审查了案卷，并将结果汇总成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最终促使司法大臣帕基耶在从国王那里获得减刑许可前，推迟行刑。邦雅曼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卡拉斯事件”。
也是在1818年，贡斯当于6月24日在朋友位于默东的花园住宅里散步时摔倒。著名外科医生迪皮伦特受命立即赶到现场，给他的右膝盖做了手术。邦雅曼虽然避免了截肢，但从此以后不得不借助拐杖行走。阿梅莉·西沃斯特，雷卡米埃夫人的侄女，给我们描绘了贡斯当事故之后的样貌：“对于邦雅曼，我极为震惊的是，他的残疾、长发、装出来的微笑以及那猫一样的眼睛，形成了一种受人尊敬与滑稽可笑、令人感动与爱挖苦人的混合。”[55]
作为政治上的补偿，众议院在每年一度的更新选举时出现了让他满意的机遇。由于他的崇拜者、重要选举人夏尔·戈耶的热心关照，他终于在萨尔特省当选为议员。他成了一位有责任心、有激情、对所有主题均予以发言的众议员。有人统计，截至1821年，他的发言达到265次。
邦雅曼·贡斯当也在众议院之外表现自己。他在巴黎皇家学术协会——前身是拉阿尔普公立中学，是一个传播自由主义观念的协会——上发表的演讲都极为引人注目，尤其是他在1819年2月所作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演讲，演讲的文本被视为法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一。[56]
在这一文本当中，贡斯当明确区分了两类自由：其一是斯巴达人和罗马人让公民参与政治决策的古代人的自由，其二是通过个人权利限定每个人想在法律框架内所做的一切的现代人的自由。古代的人一边在公共广场议事，一边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一切私人的行动都将受到严密监视。个人的独立性相对于舆论、行业（也就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宗教而言未得到丝毫重视。”
这一切源自这一事实，即古代人的国家规模不大，这种国家的独立需要以几乎是持久战争状态为代价。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奴隶。在这个疆域狭小的国家里，在奴隶让公民有充裕时间去讨论政治和进行战争的范围内，每个公民都是统治者。“如果没有雅典的奴隶人口，2万雅典人绝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广场上议事。”
贡斯当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自由并非指“积极持久地参与集体统治”。宽广的国家领土和缺少忙于日常工作的奴隶，使得“我们的自由必须由和平地享有私人的独立组成”。处在人群之中的现代个人对国家行为产生的影响几乎看不到。“行使政治权利为我们提供的乐趣仅仅是古代人的一小部分。但是，与此同时，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商业趋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却无限扩展并丰富了个人幸福的手段。”
大革命的错误在于混淆了两种类型的自由，想牺牲现代人所渴望得到的自由，复活古代人的自由。有两位作者鼓励了这方面的革命行动，他们是卢梭及其弟子马布利。马布利“误将社会机构的权威当作自由。对马布利而言，只要能扩展他对人的存在中最倔强部分的控制权，似乎任何手段都是好的。他谴责人的独立性”。贡斯当在马布利及其效仿者身上揭示出后来所谓极权主义制度的东西，虽然这一词语尚未问世：“他在所有著作中都对法律只能控制行动感到遗憾，他希望法律管制瞬息万变的思想与意见，严密地监视所有人，不留下任何可以逃避其权力的避难所。”马布利厌恶个人自由。
由古代文化培养出来的大革命的人“相信所有事情都必须屈从于集体意志，对个人权利的所有限制都会因参与社会权力而得到充分补偿”。这是致命的错误。社会也期待和赞美别的事物，拒绝为确立政治自由而牺牲个人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并非贬低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对于个人自由绝对必要，它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但是，这种必要的政治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组织：在古代自由中，“人们将越多的时间与精力贡献于行使政治权利，就越感到自由；与之相反，就我们可以享有的那类自由而言，政治权利的行使为私人利益留下的时间越多，自由对我们就越珍贵”。
这些理由导出了一种完全符合逻辑的结论：唯一能够协调（并不是混淆）两种自由的制度乃是代议制，即委托一定数量的人作为代表的制度。这并非一种胡乱授予的行动自由：代表不仅得经受委托人“积极而持久的监视”，而且可能隔一段时间就被排除、撤职和更换。
在这方面，邦雅曼·贡斯当先于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提醒同胞警惕政治弃权。过于沉湎于追求个人的利益，会让权利的受委托人随心所欲，不能让他们更好地听从公民的要求。我们已经说过，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我们也被邀请参与政治辩论——虽然并非是直接的，但仍要保持警惕。
演讲的结尾，演说者提高了声调，为政治自由的尊严辩护。他大体上说到幸福不可能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不，先生们，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本能中有更好的部分，那就是驱使并折磨我们的那种高尚的忧虑，也就是希望拓宽知识及发展能力的欲望。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不仅要快乐，还要自我发展，而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
“假如立法者仅仅给人民带来和平，那还不够。即使人民感到满意，仍有许多未竟之业。制度必须实现公民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参与政治统治，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实行控制与监督。这样，通过宣传这些职责的高尚，公民就会既有欲望又有权利来履行这些职责。”
在另一部著作中，贡斯当完善了这一声明。所有政治作者均面临主权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原则上与革命者保持一致：“普遍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支配权必不可少。”在他看来，主权并非不受限制。对于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限制问题是基本的问题，应当确定社会对个人控制力的界限。“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然仍是属于个人和独立的，有权置身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主权仅仅以有限和相对的方式存在。”[57]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石如下：“世上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不管是人民的权利，还是那些自称为人民代表的人的权力，不管是拥有什么称号的国王的权力，还是法律的权力……”因为法律本身必须受到限制：不可以把法律的权能扩展到所有对象，否则将构成专制政治。贡斯当列举了权利不可侵犯的领域：“个人自由、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新闻自由），以及享有财产和免受一切专横权力侵害的保障。”[58]
这一财产问题始终给邦雅曼·贡斯当的著作招来社会主义者的批评。他所捍卫的自由难道不是有产者的自由吗？他本人难道不是拥护把投票权限定在有产者的纳税选举吗？实际上，相信人的可完善性的邦雅曼·贡斯当并未一直认为，大多数公民仍是人们在大革命时期所称的“消极公民”。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中，他确实继承了1789年制宪会议成员的观念，从选民必须是一个有相当“知识”的独立公民的观念出发，主张纳税选举。他写道，“唯有财产能确保这种闲暇，唯有财产使人们有能力行使政治权利”，而且把选举权赋予穷人会产生三种危险：通过革命摧毁社会，通过煽动群众产生专制政治，派别使用煽动手段竭力争夺支持。但是，何为有产者呢？“因而，只有那些拥有足够收入以维持不受外力干预独立生存的人能够行使公民权利。”那些如同我们当今所言拥有“知识资本”的人，甚至那些被大众承认以及其产品被购买的人可以成为有产者。需要补充的是，为了避免野心勃勃，贡斯当拒绝给议员发津贴：议员并非一种职业。
他身上更多的是一种激情。埃米尔·法盖对其有如此描述：“他在议院、在议席上好奇地看着一切，写了20封信，修订着校样，打断演说者，一个又一个地叫来议院的庶务人员，开导某位同僚，最终要求做一次简洁明快、令人张皇失措的演说；一切都是为了他喜欢说的‘制造效果’。我很了解他，但这也是因为他被活动所消耗以及持续存在的狂热。”[59]
一如夏多布里昂，他在众议院的主要演说致力于自由，尤其是新闻自由。但是，人们也看到他多次起来反对贩卖黑人——尽管已颁布皇家敕令，但此类活动仍在继续。[60]由此，他在1821年6月发表演说道：“这种贩卖还在发生，仍不受惩罚。人们知道奴隶出发、贩卖抵达的日期，他们为邀请他人加入这种贩卖活动而印发广告，假装只是在非洲海岸购买骡子。这种贩卖的残忍程度前所未有，因为贩卖黑奴的船长为逃避检查，会使用残忍的手段让被俘获者消失。”[61]
在1822年10月的选举中，他遭到了失败，但他在1824年3月重新被选入众议院，而这回是在巴黎当选的。直至1830年革命，他依旧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要喉舌，在舆论、专科学校的青年中越来越深孚众望。相反，法兰西学院却多次把他拒之门外。
在他第二次担任议员期间在议院所做的最重要发言中，人们记住的有：反对所谓“关于补偿流亡贵族10亿法郎”法律的演说，他在1825年说道，该项法律是和平当盛时期名副其实的战争法令；1825年4月反对亵渎圣物法案的演说；1827年2月反对对报刊予以治安管理的法案，即所谓“仁爱与正义法”的演说，他与夏多布里昂一起致力于撤销这一法案。
关于亵渎圣物的法案，根据王位与祭坛结盟的原则，增强了反宗教的倾向，尤其加强了对亵渎圣体者的惩罚。对于当时发表《论在起源、形成和发展中被思考的宗教》的贡斯当来说，这是他明确表达对宗教和政治关系的理解的时机。当然，他为宗教自由原则——一种没有限制的信仰自由原则进行了辩护。如同他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人所想的那样，他赋予宗教一种社会方面的有用性，即让人们摆脱“利益的狭隘圈子”。但是，他与1789年以来的某些人一样，丝毫不相信宗教可以维持秩序，更不相信宗教对穷人因而也对社会有好处：“如果宗教必不可少，那么它对不同教育程度的人都一样。”简而言之，他并未把宗教看作“绞刑与车轮刑的补充”。在这一领域里，国家必须冷静地对所有信仰保持中立，显示宽容仁慈，以及提供公共补助。如果某一种宗教团体起了应受谴责的作用，国家将对这种应受谴责的行为——“不是作为宗教行为，而是作为应受谴责的行为”——予以严厉对待。[62]
人们看到邦雅曼·贡斯当在人生的最后10年中坚持不懈地涉及所有领域。看破红尘、闷闷不乐、感到无聊的“阿道夫”已离我们远去。贡斯当以智慧、劳作以及能够概观当时问题的才能获得荣耀——我们将这种才能称为“使之概念化”，如果这个词不会使人误会他独特的文笔（他文笔的清晰向一切费解的语言提出了挑战）。如果说还应当记住他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中提出的具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那么人们将提到他对形式的关注。批评“形式上的自由”在20世纪曾经风行一时。贡斯当提前对此予以蔑视：“能防止专横统治的，正是对形式的遵守。形式是人类的组合的保护神，形式是无辜的唯一保护者，形式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联系……是被压迫者可以依赖的唯一形式。”在德雷福斯事件前很久，邦雅曼·贡斯当就已经阐明这种值得记忆的法则：“每当我在一个民族那里看到一位被专横监禁的公民，每当我看到对这种形式的违反没有迅速得到惩罚，我就要说：这个民族可能希望自由，它可能值得自由，但它还不知道自由的首要因素。”[63]
作为自由派在众议院中的主心骨，邦雅曼·贡斯当更多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致力于撰写《论宗教》的后数卷，并发表一份要求信仰基督教国家支持希腊独立的呼吁书，再次质疑黑奴贸易。他终于在1827年前后成为年轻人的偶像，但是，他始终未能成为法兰西学院的偶像——1828年，法兰西学院仍然只选了普罗斯珀·德·巴朗特而没有选他。1830年革命前夕，邦雅曼·贡斯当上了年纪。这位老者虽已疲惫不堪，疾病缠身，并对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作品抱怀疑态度，但他仍坚持出场，表现活跃。对于右派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毒药。右派不断怀疑他的法国国籍，并将他视为一位危险的革命者。这一判断并非真的站得住脚，因为在他为自由进行的战斗中，贡斯当要求恢复与王朝原则并行不悖的符合宪法的自由。但是，这一判断亦道出了部分实情：在波旁王朝与自由背道而驰的情况下，邦雅曼·贡斯当在1830年3月15日让人投票通过《221人致辞》，而这一致词是最终推翻波旁王朝统治的革命进程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