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起草并经中央批准的《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规定"这种布告不登报，不在全市广播，只在有关厂矿张贴"。
月19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说，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重大任务，军委决定：（1）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2）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全部投人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3）各总部、军兵种（包括在北京的所属院校）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的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
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的试行草案。《决定》指出："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在实行军事管制的部委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或"军管小组"。军管会的任务是"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此后，对公安机关、民航、铁路、煤炭、交通等部门实行军管。到1967年2月中旬，全国已有6900多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全军先后有280多万人参加过"三支两军"工作。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解放军指战员深入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制止武斗，开展军事训练，这对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三支两军"的核心任务是"支左"，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的插手，在工作中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大派，无论是哪一派，在总体上都是错误的。军队在"支左"中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必然压制另一派群众组织，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与斗争。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造反派"组织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间的冲突，一些地方"造反派"组织冲击军事机关并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既造成了军队和地方、军队内部的矛盾，又影响了部队的自身建设，损害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支工"中，由于军队同志大多数不懂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在生产管理中出现了某些失误，包揽过多，束缚了地方同志的积极性。
军委《八条命令》的制定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央军委命令》，共八条，又称军委《八条命令》。
制定军委《八条命令》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队，反对冲击军事机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深入，林彪、江青等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1966年11月13日、29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对造反派乱揪乱斗、不断冲击党政军机关的极端做法提出了批评。陈毅指出："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叶剑英指出："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有人冲击我们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徐向前说："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不容丝毫松懈。"
老帅们对国家国防建设受到破坏越来越忧心如焚。他们无非要求军队不能乱，一些极左的做法要纠正。然而，老帅们的讲话触动了江青等人的神经，江青诬蔑老帅"是镇压群众"。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军内造反派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筹备处"，准备在1月5日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陈毅、叶剑英到会"接受教育"。经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做工作，这个批斗大会总算没开。
在林彪、江青的故意纵容下，造反派开始冲击一些老帅、老将军。一时间，一些元帅、将军成为造反派攻击的新目标。
为了制止阴谋家搞垮国家、搞垮军队，为了军队的稳定，一些老元帅、老将军开始了与林彪、江青的激烈斗争。
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军队建设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
月19日下午，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各大军区负责人及中央文革的成员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起劲地要求军队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决反对，双方发生争吵。这时，叶群突然提出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作检查，她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一唱一和地大骂肖华"把部队工作引到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看不起中央文革，不尊重中央文革"等。他们责令肖华当晚到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很显然，江青一伙是有备而来的。他们企图先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乱中夺取军权。
参加会议的老帅们觉得受到了愚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会后，肖华刚刚到家不久，来抄家抓人的造反派就马上赶到。幸亏，叶剑英在会后立即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肖华及时得到"毛办"不要参加批斗大会的通知，才免遭一难。但是，肖华的家仍然被抄，妻子被作为人质抓走。
第二天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叶群等人也跟着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以莫须有罪名无理纠缠了一番。
肖华赶到会场后，怒气冲冲地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元帅、将军都义愤填膺，纷纷为肖华的遭遇鸣不平。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并公开声明：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盛怒之下，叶剑英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因用力过猛，将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轻度骨折。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你们几个给毁了吗？"
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人员。毛泽东在接见时了解到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批斗挨整的情况。特别是东海舰队司令员、著名战将陶勇夫妇的惨死，不能不对毛泽东有所触动。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他明确表示"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许世友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毛泽东还提出要保护一批当时被批斗的干部。他说："江渭清、谭启龙、江华、韦国清、刘俊秀、张体学、张平化、李丰平要保。""杨勇还是要保。"毛泽东特别强调朱德"这个人不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他也反对冲击军队，反对批斗军队干部。1月23日，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军队干部，向毛泽东、林彪写出"请示报告"，就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六条建议。六条的核心是保持军队的稳定。这六条建议为后来制定军委《八条命令》奠定了基础。
月24日晚，在几次给林彪打电话林彪都不见的情况下，当时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直接到林彪家，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局势。徐向前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林彪这时既想通过大乱排除异己，又不愿意军队乱到难以控制的局面而危及自身的权力地位。因此他也表示军队不能乱，同意由军委发文件。于是，林彪还当即讲了一些意见。林彪的谈话内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见，也有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人员的意见。林彪的这些意见，经过秘书整理形成九条。后来，经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杨成武讨论，在原来九条的基础上，形成了"七条规定"。25日，林彪将"七条"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七条"产生的过程，同时在信中附有5个附件。这5个附件说明了当时军队被冲击、军队干部被揪斗的混乱局势，其中包括新疆军区造反派组织"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南京军区"军区3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脚踢"。副司令员张才千被"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等等。这些内容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同意这七条内容，同时建议再加上一条关于严格管教干部子女问题等内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对"七条"作了认真修改，最后形成"八条"。
月28日，毛泽东审阅和批准了"八条"。毛泽东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1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八条命令》。《八条命令》主要内容如下：（1）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3）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4）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5）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6）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7）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8）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军委办公厅在通知中要求将军委《八条命令》广为张贴，要印成材料，做到每个指战员人手一册。
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作用。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但是，由于江青等人的破坏，《八条命令》很快就难以发挥效用。
革命委员会的陆续建立
自1967年1月上海夺权，经过20个月的"夺权"斗争，到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
革命委员会是伴随着各地的夺权而产生的。
上海的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蔓延到全国各地。在江青、康生授意下，1月12日夜，在八届中央委员、原山西省委负责人之一刘格平组织下，各造反派联合行动，"向以卫恒、王谦、王大任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夺权斗争，占领了省、市委，省、市人委，后又占领了省市公安机关"。1月14日，由25个造反派组织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通告》指出："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的《第一号通告》，并发表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实际上，这就表明中央批准了山西省和太原市的夺权。山西省夺权早，但夺权后矛盾不少，所以到3月18日，省革委会才正式成立，刘格平任主任。在康生"要立即夺权"的指示下，1月22日以王效禹为首的青岛23个造反团体联合成立"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举接管了中共青岛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并发出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接着，又率众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和省人委的权，于2月3日，成立了山东省革委会，王效禹任主任。
月16日，在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黑龙江省23个单位的造反团体组织联合总部，发布了《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1月31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隆重举行，宣告成立了"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典范"。黑龙江省的夺权虽然不是最早，但是在夺权后建立的机构中，以革命委员会命名的却是第一个。潘复生任主任。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原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的领导下，1月25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发布《通告》，宣布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2月14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