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历史的最大特点就是全面夺权。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为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规划"。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开展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更为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1月6日，上海市全面性的夺权开始。王洪文、徐景贤一伙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手里。对于上海的夺权，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在江青一伙的授意下，山西、青岛、山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相继夺了权。经过20个月的"夺权"斗争，到1968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生事物"，它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在一片夺权声中，中央一大批干部受到公开批判。省市一级党组织的权被夺了，一大批老干部靠边站，在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评，有的被迫害致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再深入，林彪、江青把文革的烈火烧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对林彪、江青迫害老干部，妄想搞垮国家、搞垮军队的阴谋活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在极其混乱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这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上海"夺权风暴"
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社论为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制定了"规划"。这个规划的显著特点就是鼓动工人农民参加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社论指出："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作为中国现代革命史开端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这样。1967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规律进一步展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开展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推向了更为激烈的全面夺权阶段。
就在《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布"展舞总攻击的一年"号令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陷入了极度混乱状态。中共上海市委的瘫痪和社会生活的极度混乱，使江青一伙认为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回到上海，找徐景贤和"工总司"头头谈话，紧急策划夺权。
月4日上午，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了上海文汇报社的权。
造反派发表了《告读者书》。《告读者书》说："《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在张春桥一伙的精心策划下，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被夺权了。
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宣告夺权。《解放日报》发表的《告读者书》指出："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评，彻底改造。我们《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解放日报》就是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就是要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就是要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这个阵地我们占定了！这个权，我们夺定了！"针对当时上海市的生产、交通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的情况，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召集各派群众组织开会，决定起草一个告全市人民的呼吁书。1月5日，经陈丕显签字批准，由"工总司"等11个造反组织联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其主要内容是号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以稳定局势。同日，张春桥在"工总司"头头会议上讲话，却强调："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月6日，上海市全面性的夺权开始。王洪文、徐景贤一伙联合全市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并把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了3个由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一手炮制的"通令"。
《第一号通令》宣布：（1）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2）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3）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4）在曹获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的，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第二号通令》强令"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指出："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一个由群众组织召开的大会，竟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
月8日，"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成立，并夺取了铁路、海港、长江航运、邮电等单位的领导权。"火线指挥部"成为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随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代替了上海市公安司法机构。他们还企图用"上海市造反组织联络站"来取代上海市委。
就这样，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陷于瘫痪，实际权力落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人的手里。
月8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了题为《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记者述评。1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述评分析了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新进展的4个标志：第一个重要标志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第二个重要标志是："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个重要标志是："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个重要标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随后，各种舆论工具异口同声地喊出两个字："夺权！"月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告全市人民书，这是少有的好文章，具体讲的上海市，内容讲全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了《告上海人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
月10日，毛泽东又批示中央文革，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起草了"给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革命群众组织：你们在1967年1月9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以中央名义正式作出的这种肯定和赞扬，大大地提高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地位，扩大了这场夺权风暴的影响。特别是，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社论强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于是，革命群众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咬紧牙关，斩钉截铁，下定决心，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一月夺权"风暴残酷无情地摧毁了原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机构以后，张春桥一伙开始加紧筹备自己的"政权"。1月19日，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张春桥狂妄地将"一月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同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相提并论，并提出全市政权机构可以称作"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定题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等。后来，又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但很快毛泽东又另有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革委会主任。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简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为缓和地方的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对地方实行支持左派、支援农业、支援工业、军事管理及对大中学生的军政训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大专院校甚至中小学正常的上课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陷入混乱的局面。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大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通知》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根据《通知》的要求，解放军开始在学校执行军政训练任务。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同那些控制广播电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央决定，凡是发生这样情况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军队由此开始执行军管任务。
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武斗成风的混乱局面，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社会秩序混乱，交通阻塞，工农业生产进一步遭到破坏。在这种严重形势下，1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17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工具。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定》强调：根据毛主席的最近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人"是假的，早已介人了。
《决定》对人民解放军"支左"作了如下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舫空洞的指示。"从此，人民解放军奉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积极支持革命左派，进行"支左"工作。
随着"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军队又增加了新的任务。
月19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高等院校、中学和党政军民机关实行军训的指示。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支左、支农、工业工作"是对人民解放军最大的信任和鼓励，一定要切实作好，努力完成。在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必须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各地区、各城市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律由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安排，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单位的支左、支农、工业工作，一定要服从当地驻军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不得各行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