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聚焦该问题的背景及研究进路
一、背景
（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美国城市的缙绅化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城市成为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社会文化出现重大转型。
在美国，都市中离散的人导致郊区的扩展和城郊居住的价值：安全、安静、绿色空间、财产价值，正在变成日常生活的指导原则。然而，近年来许多城市正在经历缙绅化的过程，居民们从市郊返回，城市空间发生重大转型。
（二）新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
交通工具和传播彻底改变也已经激烈地改变了我们的“地理意义上的地点”。控制、安全、监视成为政府官员和规划者的当务之急。
（三）中西方传播学内部范式创新的共同需求
美国传播学院系、学会的结构已经便利的分为这些专业领域：修辞学、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等等，但是缺乏了联系的视角：对传播要素关系的检验。
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全球化浪潮、新技术革命的过程如火如荼，城市研究已经成为各个学科，无论是人文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但是传播学缺席了。因此，对城市传播的推进，是传播学内部范式创新的需求。
二、研究进路
在理论路径方面，后起的城市传播研究从城市史、城市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灵感。
达里尔·海腾豪尔主张进行关于仪式和纪念建筑的研究，同时提出后现代地点也应在我们的调查中扮演角色。除了纪念，传播学者还研究了作为旅行、社区以及媒介想像实现交叉地带的“地方”。
第二节 城市传播研究概况及主要方面
一、中美城市传播研究发展概况
（一）美国
2004年在芝加哥的研讨会引发了城市传播基金会的成立，以发起和提供城市传播研究和出版的奖项，已经初具影响。
（二）中国
目前来看，中国的城市传播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集聚效应，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率先发起，在城市传播理论建构、城市传播评估体系等重要方面皆有建树。
二、城市传播研究的主要方面
（一）理论层面
就研究现状看，城市传播大致从三个方面展现城市与传播的关系：（1）现代城市即是媒介；（2）大众媒介构成的传播网络建造了一个虚拟的城市；（3）强调现代城市空间的体验是融合性的。
（二）现实层面
1.“可沟通城市”的现实展开
加里·甘蓬特和苏珊·德鲁克把“可沟通城市”的特征概括为三方面：（1）城市居民的日常传播活动及其沟通模式应该提供交往空间或者机会，让市民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互动；（2）城市的基础设施应该鼓励城市中顺畅的传播；（3）城市应当创造鼓励自由政治表达和公民参与的环境。
2.其他媒体实践
“詹姆斯·凯瑞”城市传播资助倾向于那些以革新或创造性路径去研究城市文化、社区变革中人类传播中心角色的项目。
第三节 前沿关键概念
一、全托邦
安德鲁·伍德的《普遍性城市：地方、传播与全托邦的兴起》将全托邦理解为我们这个普遍性时代的镜头，试图提出一个理解21世纪的理论框架。
（一）全托邦与异托邦、非地方之区别
全托邦并非存在在别处，而是“无处不在”。异托邦提供了公共生活的社会安全阀，而全托邦建构了一个世界的复制品。
全托邦可以与非地方形成对话。虽然一些地方肯定是彼此相似的，但对全托邦的研究并不认为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因此，全托邦并不是关于全球化过程中的同质性。
（二）全托邦之组成及其局限
在早前的研究中，作者提出了全托邦的五个组成部分：错位，融合，分裂，移动，易变性。然而，在这本书中，作者超越单纯的分类，同时，也注意到这种现象的界限和限制。
此概念的局限在于，穿过同样地理场所的两个人可能占据完全不同的空间：一个在全托邦，另一个在别处。当然，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商业和权力的全球化流动的支配。
二、地理媒介
斯科特·麦奎尔的新书《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城市空间的政治》着重强调了市民与消费者、传播与监控、参与与控制之间的张力，这些定义了发生于公共空间的当代斗争。
（一）旧媒介与“地理媒介”之区别
以广播、电影、报纸为代表的旧媒介体制，与麦奎尔所说“地理媒介”之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区别：
1.普遍性
移动和嵌入式设备与扩展的数字网络一起，重新创造了媒介空间。
2.场所意识
GPS使得普遍的数据地理标签成为可以，导致媒介内容越来越被组织为与特定地方的联系。
3.实时反馈
现场直播成为精心设计的国族同步的一个有力手段，并在戴杨和卡茨所提出的电视时代“媒介事件”中到达顶点。
4.融合
在融合媒介的环境中，用户生成的内容成为一个比之前媒介体制中重要得多因素。
（二）第二代都市屏幕
与只为了抓住个体几秒钟注意力的广告牌和动力标志不同，第二代都市屏幕坐落于人们能够聚集和坐下的公共空间。
以“第二代都市屏幕”为具体表现的地理媒介意在凸显“网络化公共空间”的兴起，这是一种空间政治学的批判视角，揭示了当下传播革命带来的城市与传播关系的崭新图景。
第四节 前景展望
目前，中国的城市传播研究应注意以下问题：（1）我们必须找到中国城市自己的文化逻辑。（2）应立足本土经验，力求提出契合中国特点的城市传播理论。（3）在具体研究中，应注意在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与社区、国家、世界等多重关系视野中，进行传播研究的范式创新，以拓展传播与人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