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宋梓南坐车去上班，刚走出宿舍楼的门洞，就看到有个人影在宿舍楼门前的林带里晃动。那段时间社会治安不太好，连续出了几起抢劫杀人的恶性刑事案。也出过一些上访群众半道拦车喊冤的事。办公厅对此，曾专门召集专车司机开会，要求他们在接送首长的过程中，特别要加强警惕性。这时，天色阴沉，林带里雾霾浓重。因为时间还早，院子里基本没什么人走动，显得格外的清静。司机不敢大意，忙下车来，赶过去保护宋梓南。
没料想，那个“人影”却大大方方地走出林带，并照直向宋梓南走了过来。司机刚想上前拦截，宋梓南却认出了这个人，忙叫住司机，自己笑着向这个人走了过去：“唐大记者啊，一早在这儿转悠啥呢？”原来宋梓南认出这个“不速之客”竟然是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站的大记者唐惠年。两人握过手，唐惠年歉然地说道：“这么早就来打扰您……很不好意思啊。”
宋梓南笑道：“无事不登三宝殿吧？”
唐惠年笑着调侃道：“领导英明。”
宋梓南便问：“我正要去办公室哩。咱们上办公室谈？”
唐惠年犹豫了一下：“能在这儿给我几分钟时间吗？我这件事，还不能上办公室谈。”
宋梓南笑道：“嘿，这么神秘？”
唐惠年脸上的笑容顿时收敛了起来。他说道：“其实也不神秘，但的确不宜在您办公室谈。”
回到宋家的客厅里，宋梓南就对唐惠年说：“有啥事你得赶快说。一会儿我还得去机场。”
唐惠年说：“我知道您今天要赶到北京去，所以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一大早地来骚扰您哩。”
宋梓南粗大的眉毛一耸：“哦，你知道我要去北京？消息好灵通啊！”
唐惠年嘿嘿一笑：“啥灵通嘛，如果连这点消息都拿不到，我这个‘大记者’还干个什么劲儿？！”
宋梓南大笑：“哦，哦，名不虚传，大记者果然牛气冲天！有事要托我带到北京去办？”
唐惠年说道：“差不多吧。”
宋梓南笑道：“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唐惠年沉吟了一下，没有立即正面回答宋梓南的“责问”，反而反问了一句：“宋书记，您知道上头这回紧急召您进京，是为什么吗？”
宋梓南答道：“不知道啊。钟书记是前天去北京的。他昨天打电话来，通知我今天上午务必赶到北京。也没说是为了什么，只说到了北京才能详细跟我交代具体任务，只说军委办公厅已经和军区空军联系好了，由他们派飞机把我直接送北京。看来这任务是够急够重大的。你们记者站通天，得到什么消息了？”
唐惠年谨慎地答道：“关于紧急召您进京的原因，我倒是听说了一些……”
宋梓南问：“中央最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件事有关？”
唐惠年微微地一笑：“还是宋书记英明。”
这时，宋梓南的爱人顾亭云端着两碗馄饨走进客厅来。
唐惠年忙笑道：“还有早点款待呢。大姐，真不好意思。”
顾亭云也笑道：“上这儿来，就跟自己家里一样嘛，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再说，像你唐大记者这样的贵客，稀客，咱们平时请还请不到哩。”
唐惠年忙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说道：“大姐，您这是在批评我呢？”
宋梓南对唐惠年做了个“有请”的手势，然后自己先去端起一碗馄饨说道：“来来来，咱们边吃边说。刚才你说到这回紧急召我进京，可能和中央正在‘决策全国性的战略转移’这档子事情有关？有那么重大？”
唐惠年一边去端馄饨，一边说道：“用民间一些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说，眼下中央正在下大力气解决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要寻找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宋梓南问：“这跟紧急召我进京有何关系？”
唐惠年应道：“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中央正在组织一些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出国考察，目的在于拓展眼界，了解当下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现状，以便我们在制订战略转移方针时有所参考和借鉴。”
宋梓南说道：“这个不新鲜啊。我们省里的秦书记跟着中央考察团都上欧洲转了一大圈回来了。”
唐惠年笑道：“这一回可能轮到您了。”
宋梓南忙应道：“你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央紧急召我进京，是为了让我出国考察？”
唐惠年点点头道：“很可能。”
宋梓南沉吟了一下道：“你唐大记者一大早来堵我门，不会只是来告诉我这么一档事吧？”
唐惠年默默地笑了笑：“姜还是老的辣啊。”
宋梓南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有事就快说，别再磨蹭了。否则，我们真没时间聊了。”
唐惠年忙放下碗说道：“好，那就进入正题。最近我秘密到深圳宝安走了一圈，还秘密去了一次香港。”
“秘密去了次香港？嘿，干吗呢？”
“对历年来边民逃港事件做了一次深入调查。”
“谁给的任务？”
“对不起，暂时还不能向您透露这张底牌。”
“还挺鬼呢？那么，对于你的这次任务，我可以问些什么？你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除了这张底牌外，您什么都可以问，比如为什么这么些年会有这么多人往香港跑，通过调查，我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等等，等等。”
“这个问题，邓副主席前不久来我们省视察时，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大批边民外逃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有问题。”
“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有些领导对这个说法，不一定买账啊。不少人还是坚持认为，这件事，外部是由美蒋特务策划的，内部有地富反坏右策应，是这些人联合起来制造的恶性反革命政治事件。”
“所以有人就让你这位中央党报记者站军事组的大记者亲自去做一次秘密调查，企图拿到一些过硬的第一手材料来反驳邓副主席的结论？”
“我们说好不谈论是谁为什么要派我去做这次调查研究的。”
“好，我们不谈这个。那你调查后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唐惠年很郑重地从随身带着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书面报告递给宋梓南。
“这会儿工夫，我哪有时间看你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著作？抽筋扒皮，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结论？”
“我只说两个数字，一个情况。这两个数字是，我们宝安县一个农民一个劳动日，少则只值七毛钱，最多，也只到一元二毛钱左右，而一河之隔的香港农民一个劳动日的收入是六十到七十港币。我们深圳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百三十四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罗芳村的年人均收入是一万三千元，两者均相差一百倍。一个情况是，香港那边原本没有什么罗芳村。它那边的罗芳村的居民全部是我深圳罗芳村跑过去的。换一句话，这些农民，在跑到香港去以后，收入比跑过去以前整整提高了一百倍。”
“你的结论是……”
“在这样的数字面前，还用得着下什么结论吗？一河之隔，收入相差一百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还用得着美蒋特务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来煽动策划边民外逃吗？”
“这就是说，你经过调查反而证明，邓副主席的说法是完全有道理的，是符合生活实际情况的？证明，外逃是有理的？”
“是啊……是啊……我们有什么理由强迫人家只拿百分之一的钱继续待在这边建设一个只给他们带来贫穷生活的社会主义？”说到这里，这位唐大记者激动地站了起来，并且大声喊叫了起来。
宋梓南不说话了。等唐大记者稍稍冷静了下来后，宋梓南才问：“你想让我替你做什么？”唐惠年说：“我第一次去了香港，第一次了解到香港实际上主要也是由许多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在那儿管理着，但是，那儿经济高速发展，法制健全，社会秩序井然，多数人安居乐业，并非像我们宣传的那样，香港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宋梓南立即打断了对方的话：“别在我面前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快说，到底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唐惠年脸上立即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失望：“如果您认为，我说的这些都是在为资本主义唱赞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也没什么可求您的了。”宋梓南一笑道：“唐大记者有那么脆弱吗？快谈实质性问题，你到底要我替你做什么？”唐惠年再一次指指放在茶几上的那份书面材料，说道：“能替我把这份调查报告递给中央主要领导吗？”宋梓南忙说：“大记者，你可以通过内参往上递啊。那不比托我往上送，来得更快更直接？”唐惠年解释道：“我就是想通过内参往上报。但内参只有新华社有。我知道，新华社内参组的组长是您的老战友。”
宋梓南哈哈大笑起来：“嘿嘿，是想让我替你走后门？你让你们记者站的同志看了你这篇调查报告没有？”
唐惠年应道：“只给个别领导看了。”
宋梓南问：“为什么只给个别领导看？”
唐惠年应道：“我觉得这份调查报告涉及的一些情况政治上相当敏感，也相当的重大，不宜大范围扩散。”
宋梓南又问：“难道你们记者站的人还不知道这些内情？”
唐惠年说：“别以为我们记者站的同志什么都清楚。许多情况，多数同志并不了解。他们也只是根据上边制定的宣传要求，到下边去找相应的材料。只有少数同志知道一点实际情况，但往往也只是道听途说，一点皮毛。所以，他们听说邓副主席把逃港的根源归结为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也像许多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那样，感到特别的意外和震惊。个别同志甚至都不怎么能接受这个看法。再说，我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还向中央提了一个建议。”
宋梓南立即敏感地反问道：“什么建议？”
唐惠年说：“香港的经济能搞得那么好，总是有原因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他们的一些做法。”
宋梓南的眉毛突然一耸，脸部的肌肉顿时也微微地抽搐了一下，目光特别关注地盯在了唐惠年的脸上，反问道：“借鉴香港的做法？”
唐惠年说道：“可以搞一两个试验区，让中央给一些特别优惠政策。”说到这里，他突然不说了，因为看到宋梓南此刻的神情已经变得非常严峻了。
宋梓南忙问：“什么优惠政策？让你说的那个试验区也沿用香港的体制和做法？”
唐惠年解释道：“要借鉴的，当然不是他们的体制，但可以试用他们部分的做法。”
宋梓南直直地看着唐惠年，好大一会儿都不说话。作为在地方上担任领导工作多年的一个老同志，他当然马上就掂量出了这位唐大记者所说的这一切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反叛性”。在沉吟了一会儿后，他突然抬头看了看电钟，说道：“好啦，没时间再扯了。报告先放在我这儿。我得先看了才能决定有没有必要替你开这个后门。”应该说，他这个表态，是任何一个有领导工作经验的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做的。
唐惠年希望听到更明确的表态，犹豫了一下后说道：“宋书记……”
宋梓南淡然一笑道：“难道你要我连看都不看你这份调查报告，就替你去捅这个马蜂窝？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吗？别说更早一些，就是在一年前，就凭你刚才说的这些话，就可以把你打成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判你十年二十年刑都不为过，你信吗？”
唐惠年怔怔地没作声。
宋梓南拍了拍唐大记者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当然得看了你的报告后才能做决定！你们记者站的领导，能不看原稿就签发你的稿子吗？不会吧？”
听宋梓南这么说，唐惠年只能点头称是了：“那是那是。您应该看。当然要看，我只是怕您……”
宋梓南笑了笑：“怕？啊，你老弟也知道怕啊……跟你这么说吧，前些日子，我也想过亲自到深圳宝安一带对这个逃港问题做一点实地调查。”
唐惠年忙说：“能问您一个也许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吗？”
宋梓南应道：“说。”
唐惠年问道：“您也想去实地调查，是不是因为在你们省委省政府高层领导内部，有人对小平同志的说法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老到的宋梓南立即站了起来，用毫不含糊的口气打断了唐惠年的话：“唐大记者，你的确提了一个根本就不该由你来提的问题。好了，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
宋梓南送唐惠年出门。宋梓南对唐惠年说：“跟你提个建议。在我看完你这个调查报告，给你明确答复前，你能不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唐惠年问：“提起什么事？不跟任何人说我来找过您？”
宋梓南点点头：“是的，不跟任何人说起你来找过我，也不跟任何人说你在调查报告里提到的那些建议。你明白你提的这个建议在许多人看来，有多出格吗？你，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一个大记者在向自己的党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他们去向资本主义的香港学习。”
唐惠年：“可是……”
宋梓南：“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要求，你现在就把你的报告拿回去。我不看了。”
唐惠年不作声了。
回到自己家，宋梓南神情显得相当的沉重，好像已经忘了自己还得赶紧去飞机场似的，在客厅的大玻璃窗前呆站着。大约有一两分钟的时间，家里没有人敢去打扰他。后来，夫人顾亭云实在忍不住了，上前问道：“怎么了？刚才在门口唐大记者又跟你说了些什么？”
宋梓南惊醒似的，回过头来应道：“没什么……”
顾亭云问：“没什么，怎么这一会儿工夫情绪就变得不对头了？”
宋梓南忙答非所问地说道：“行了行了……我该走了。”一边说一边拿起公文包翻找起什么。
这时秘书小马走了进来：“宋书记，再不走就晚了。”
宋梓南还是在埋头寻找着什么。
顾亭云问：“你又找啥呢？”
宋梓南应道：“刚才老唐给我的那份调查报告。你把它搁哪儿了？”
顾亭云说：“老唐的报告，你啥时候给过我？”
宋梓南愣住了：“它刚刚还在这茶几上放着哪！”
顾亭云忙着在茶几上下翻找了一下：“没有啊。”
小马小心翼翼地提醒道：“会不会是您自己拿到卧室里去了？”
宋梓南：“瞎扯淡！唐记者走以后，我就没离开过这儿。”
顾亭云：“那……怎么会不见了呢？”说着，顾亭云还是上卧室里去找了一下，还是没有。翻遍了整个客厅，仍然没有。这么一大本稿件，而且是十六开的大稿本，足有五六十页厚，怎么一转眼间就不见了呢？而且就在省委副书记的家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宋梓南呆住了。
这时，一直在外头门厅里寻找的小马突然跑回客厅：“找到一张纸条。”
宋梓南忙接过纸条。纸条是唐大记者留的。只见纸条上写着：“宋书记，真的非常抱歉。我如此唐突地拿这么一档敏感的事情来为难您，实在太过分了。那份调查报告我带走了。请允许我拿回去再斟酌斟酌。什么时候危急了，需要您帮我走一下后门来救急时，再来麻烦您。祝您出国考察顺利，愉快。唐惠年敬上。”
宋梓南无奈地笑了笑：“这个唐大记者！”然后吩咐小马：“你马上让省委办公厅派人去找这个唐惠年，一定要拿到那份调查报告，来得及的话，立即给我送到机场；来不及的话，随后派专人给我送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