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还在酣睡，发出圆润而大声的呼吸。她微张着嘴，似乎要笑或说什么，她年轻、丰满的胸脯在被子下面柔软地起伏着。窗外晨曦初现，可是冬天的早晨朦朦胧胧，万物沉睡在半明半暗之中，轮廓模糊依稀。
斐迪南轻轻地起了床，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经常这样：工作当中突然拿起帽子，匆匆走出家门，跑到田野里，他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直跑得筋疲力尽，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停住，双膝颤抖，太阳穴直跳；或者在热烈的交谈中突然瞪着眼睛，不知所云，答非所问，必须强制自己才能恢复常态；或者晚上脱衣服的时候一阵糊涂，手里提着脱下的鞋子恍恍惚惚坐在床沿上发呆，直到他妻子叫他，或者长筒靴砰的一声掉在地板上，才会把他惊醒过来。
此刻他从有点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他感到一阵凉意，不由自主地将双肘压着腹部，好暖和些。他眼前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晨雾之中。往常从他坐落在高处的小屋子眺望，苏黎世湖宛如一面明镜，湖里倒映出天空中匆匆驰去的朵朵白云。今天苏黎世湖上，乳白色的浓雾在滚滚翻动。他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之处，一切都很潮湿、昏黑、黏滑和灰暗，树上滴着水珠，阳台上一片潮气。正在升起来的世界像一个刚从洪水中逃出来、身上还淋着串串水珠的人。透过雾霭传来说话的声音，但是咕咕噜噜，模糊不清，犹如溺水者嗓子里噜噜的哮喘声。有时也有锤击声和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这种声音往常是清脆的，现在听来却显得潮湿，像生了锈一样。他和他周围世界之间笼罩着一片阴湿。
他感到阵阵凉意，可是却站着不走，两手深深插在口袋里，等着雾气消散，以便放眼远眺。雾像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面卷起。对于这可爱的景色，他心头涌起一种强烈的眷恋，他知道，下面的景物井然有序，只不过是被晨雾遮掩起来了，而往常那景色的明晰的线条会使他感到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平时心烦意乱的时候，他总是走到窗前，眼底的景色使他赏心悦目，心情也就平静下来了；湖的对岸房屋鳞次栉比，一艘汽艇轻巧地划开湛蓝的湖水，海鸥快乐地麇集在湖岸上，缕缕炊烟呈银色螺旋状从红色烟囱里袅袅升起，飘入回响着正午钟声的天空——显然这一切都在告诉他：多么升平的世界！而他呢，虽然他明知这个世界是疯狂的，也竟相信了这些美好的标志，因为有了这个他所挑选的地方而把自己的祖国忘掉了若干时辰。几个月前，他为了躲避时代和周围的人，从正在打仗的国家来到瑞士，他感到，他那饱经风霜忧患的、被恐惧和惊吓啮碎了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了平静和慰藉，愈合了创伤。这里的风景使他心旷神怡，明净的线条和色彩唤起了他艺术创作的欲望。正因为此，每当像今天这个大雾迷漫的早晨，视野模糊，景色暗淡的时候，他总有一种被疏远和被遗弃的感觉。这时候他对下面笼罩在朦胧中的一切，对他祖国的、也是对沉沦在远方的人民油然生出一种无限的同情，渴望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迷雾中从教堂钟楼上传来四下钟声，随后八下清脆的报时钟声响彻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像在塔尖上似的，感到无可名状的孤独。世界在他面前，妻子在他身后，还在昏暗中酣睡。他的内心深处萌生一种欲望，真想把这堵迷雾的软墙捣毁，随便在什么地方感受一下苏醒的信息和可靠的生活。当他放眼远望，觉得在那边下面灰蒙蒙的地方，亦即村子的尽头，有条蜿蜒曲折的爬山险道通往这里的山岗，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往上蠕动，不是人就是动物。隐约之中，那小东西在往上走来，他先是感到一阵高兴，因为睡醒了的不只是他，此时他还夹杂着一种急不可待的、病态的好奇心。在通向那灰色的东西正在移动的地方，是个岔路口，一条路通往邻近的村子，一条路通向这儿山岗上。那灰东西好像在那里深深吸了口气，迟疑片刻，接着就顺着狭窄的山路蹒跚地往山上攀登。
一阵不安向斐迪南袭来。“上来的这个陌生人是谁？”他自己问自己，“是什么事迫使他离开他昏暗、温暖的卧室，像我一样，一大早就跑到外头来呢？他要到我这里来？他来找我干吗呢？”近处的雾气比较稀薄，现在他认出他来了：是邮差。每天清晨，八下钟声一响，他就爬山到这里来，斐迪南对他很熟悉，呆板的脸上蓄着红色水手胡须，两鬓已经斑白，鼻梁上架着一副蓝色的眼镜。他叫“胡桃树”[25]。由于他动作硬邦邦的，再加上他把信件郑重其事地交给人家之前，总是先把他那黑色的大皮包往右边一甩的那副庄严神气，他就管他叫“胡桃夹子”。斐迪南见他把邮包甩到左边，一步一蹭地走着，以及由于腿短，步子走得不伦不类的姿态，就不由自主地好笑。
可是他突然觉得自己双膝在颤抖。在眼睛上搭着凉棚的双手也像瘫痪了似的掉了下来。今天，昨天，这些个星期以来的不安，现在一下子又袭来了。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是一步一步朝他走来，是专门来找他的。他下意识地把门打开，蹑手蹑脚地走过还在酣睡的妻子，急忙下了楼，来到两侧都是篱笆的小路上，以迎候来人。在花园门口，他碰上了他。“您……您有……”他接连说了三次才说出来，“您有我的信件吗？”
邮递员把蒙着湿气的眼镜抬了抬，目光盯着他说：“有，有。”他猛地把黑邮包甩到右边，用被雾冻得又红又湿、像大蚯蚓一样的手指在信堆里翻找着。斐迪南直哆嗦。终于他拣出来一封信。褐色的大信封上宽宽地盖着“公事”两个字，下面就是他的姓名。“得签字。”邮差说着，舔湿复写笔，把登记本递给了他。由于激动，斐迪南签的字很难认，而且把登记本都划破了。
随后斐迪南从邮递员那又肥又红的手中接过信，可是他的手指竟如此僵硬不灵，以致信从手中滑了下来，掉到地上，掉到了湿土和湿树叶上。他俯身去捡信时，一股难闻的霉味扑鼻而来。
这就是那件事情，现在他完全明白，几个星期来阴森森地扰乱他的平静的，就是这封信，这封他不愿要，但却等待着的信。信是从丧失了理智和礼仪的远方寄来的，要找的是他。它那打字机打出的呆板语句攫取了他温暖的生活和他的自由。他曾经感到这封信从什么地方寄来了，犹如一个在茂密的森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有一支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在瞄准他，枪管里装着一颗小铅丸，要射进他的肌体。他进行了反击，但是毫无用处。多少个夜晚他想的全是这些事，现在终于找上门来了。那还是不到八个月的事，当时他光着身子，在边界那边站在一位军医面前，寒冷和厌恶使他浑身哆嗦。那军医像马贩子似的抓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他知道，这种对人格的侮辱就是当代对人的尊严的卑视和那在欧洲蔓延的奴役。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爱国滥调中生活两个月，他还可以忍受，但是他慢慢就感到憋气了，每当他周围的人启口说话的时候，他就看出全是信口雌黄，令人不胜厌恶。看到妇女们提着盛土豆的空口袋，天色微明就冷得瑟缩着身体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紧攥拳头，悄悄地走来走去，怒不可遏，恨得痒痒，但是自己的愤怒又无济于事，他为此而生自己的闷气。后来他托了情，才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瑞士。当他跨过边界，突然感到热血涌上面颊，踉踉跄跄，不得不紧紧抓着柱子。人、生活、事业、意志、力量，他感到再一次获得了这一切。他敞开胸怀，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意味着监狱与桎梏，外国则是世界故乡，欧洲是人类集中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接着恐惧又重新来临了。他觉得后面他的名字好像还被挂在血淋淋的丛林中似的。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他对它既不了解，也不认识，而它却很了解他，而且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酷的眼睛正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他。于是他便深居简出，蛰居起来，报也不读，唯恐看到军人召集令。他变换住址，以销声匿迹，他让把信件都寄给他妻子，都写上留局待取。他不与人来往，以免人家寻根问底。他从不进城，画布和颜料都让他妻子去买。他隐姓埋名，在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租了一幢小房子蛰居起来。然而他时时都清楚：在某个抽屉里，在成千上万页材料中保存着一张纸。他知道有朝一日，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这抽屉将会打开——他听到有人在拉抽屉，听见打字机滴滴答答打下他的名字，他知道这封信将转来转去，直到最终找到他为止。
此刻信在他手里窸窣作响，他感到身子发冷。斐迪南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这张纸片关我什么事！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这些小树上会长出千张、万张、十万张纸片来的，每张纸片都跟这张一样，都与我无关。什么叫“公事”？我干吗要看它？现在我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因而没有任何职务可以管住我。这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本人啦？谁能强迫我说，这张纸片就是我，谁能强迫我来看那上面所写的东西？如果不看这张纸片就把它撕毁，那么碎片就会一直飘落到湖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依然是老样子，我也依然如故！这么一张纸片，这么一张只有我愿意才去了解其内容的纸片，怎么会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不要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都不要。
他伸开手指，准备把这个硬信封撕掉，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奇怪：肌肉一点也不听他使唤。他自己的手上有某种东西在违抗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他使唤了。本来他一心想把信撕碎的，但是手却小心翼翼地启开了信封，哆哆嗦嗦地展开了那张白纸。信的内容本是他已经知道的：“F34.729号。据M地区司令部规定，务请阁下至晚于三月廿二日前往M地区司令部八号房间重新进行兵役体检。此军函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务请阁下前往该领事馆面洽此事为荷。”
一小时以后，斐迪南重新走进房间，妻子笑眯眯地朝他走来，手里捧着一束零散的春花。她光彩照人，无忧无虑。“瞧，”她说，“我找到了什么！屋子后面草地上的花已经开了，而树荫下面却还有积雪呢。”为了讨她喜欢，他接过花束，把脸深深地俯埋在花枝中，以免看见他心爱的人那双无忧无虑的眼睛，随后便匆匆上楼躲进那间作为他的画室的顶楼。
然而他却没法进行工作。刚把那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画布上就突然出现了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色，在他眼前变成了污泥浊血。他不由得想到脓包和伤口。他的自画像立在半阴的地方，他看到颏下戴着军队的领章。“胡闹！胡闹！”他大声地嚷叫起来，跺着脚，想驱散脑袋里这些乱七八糟的图像。然而他双手发抖，脚下的地板在晃动。他快要倒下去了，于是赶紧往小矮凳上坐下，缩成一团，一直到他太太叫他去吃午饭才起来。
每口饭他都哽塞难咽。嗓子眼里有一种苦东西，先得把这东西咽下去，可一咽下就又泛了上来。他弯着腰，默默地坐着，发现他太太在端详他。忽然他感到她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你怎么啦，斐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不祥的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喉咙哽塞了。“军事当局来的吗？”他又点了点头。她沉默不语，他也默不作声。对这件事的思考一下子占据了整个房间，把其他东西都推到一边去了。这种思想黏黏糊糊，囫囵地盖住了只吃了一点点的饭菜。这种思想像是一只湿腻腻的蜗牛，爬在他们的脊梁上，使他们直打寒战。他们彼此都不敢看一眼，只是弯着腰默默地坐着，思想的千斤重担压在他们身上，很难经受得住。
“他们约你到领事馆去吗？”她终于问道，声音显得有些破碎。“是的！”——“那你去吗？”——他哆嗦着。“我不知道，不过我还得去。”——“为什么一定要去？你现在在瑞士，他们不能对你发号施令。在这里你是自由的。”他从紧咬的牙缝中迸出几句话来：“自由！今天究竟谁还有自由？”——“每个希望自由的人，尤其是你。这是什么？”她轻蔑地一把抓起他面前的那封信。“这张破纸，一个潦倒的小文书乱涂了几笔的破纸，居然对你，对你这个活人，对你这个自由人具有那么大的力量？它会把你怎么样？”——“这封信倒不会把我怎么样，然而寄这封信的人可是惹不起的啊！”——“信是谁寄的？什么人？是一架机器，那架巨大的杀人机器。可是机器却抓不着你。”——“它已经抓住好几百万人了，为什么偏偏抓不到我？”——“因为你不愿意。”——“那几百万人也是不愿意的呀。”——“但是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是在枪口威逼下才去的，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谁也不会愿意从瑞士再回到那个地狱里去。”
她看到他很痛苦，就控制着自己的激动。像是对一个孩子似的，怜悯之心在她身上油然而生。“斐迪南，”说着，她便靠在他的身上，“现在好好想一想。你是给吓傻了，我明白，这只凶恶的野兽突如其来扑向你的时候，是会使人惊慌失措的。你想一想，这封信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我们已上百次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你会把这封信撕成碎片，你决不会去干杀人的勾当的，你不明白吗？”——“我明白，保拉，我明白，但是……”——“现在不要讲，”她硬是不让他说，“你被什么迷住了心窍。想一想我们的谈话，想想你写的那份稿子——就在写字桌左边的抽屉里——你在稿子里声明永远不拿武器。你是非常坚决的……”斐迪南却提出了异议。“我从来都不坚决！从来都没有把握。这一切都是谎话，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这些话是我用来陶醉自己的。只有我自由了，这一切才会是真的，我一直很明白，他们一叫我，我就非常软弱。你以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发抖吗？只要在我心里没有把他们当真，他们就是虚无的，要不就是空气、语言，一种虚无的东西。然而我却在我自己面前打颤，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一叫我，我就会走的。”——“斐迪南，你愿意去吗？”——“不，不，不，”他跺着脚，“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心里不愿意。可我还是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去的。这正是他们力量的可怕之处，人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假如人还有意志的话——这样的人几乎没有，手里接到这样一封信，那他的意志也就烟消云散了，变得顺从了，成了小学生：老师一叫，马上就站起来，战战兢兢。”——“可是，斐迪南，那么谁在召唤呢？是祖国？是一个文书！一个无聊的刀笔小吏！再说，就说是国家，它也无权强迫一个人去杀人，无权——”——“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来引一段托尔斯泰的话！我了解全部论据，你不理解，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有召唤我的权力，我不相信我有服从他们的义务。我只知道一种义务，那就是做一个人，并且干工作。离开了人类就没有我的祖国，我没有杀人的虚荣心，我什么都知道，保拉，我跟你一样，对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们已召唤我了，他们现在正在召唤我，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是要去的。”——“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叹息着：“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当今这个世界上疯狂胜过理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因此不敢逃避……这是无法讲得清楚的。我觉得有种什么桎梏：我无法砸断这已经绞杀了两千万人的锁链。我无能为力。”
他用手捂着脸，时钟，这位时间哨所的哨兵，在他们头上高一步、低一步地走着。她微微颤抖。“现在有人在召唤你，这我知道，虽然我对这件事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没有听到这里也在呼唤你吗？难道这里没有什么可以使你留恋的吗？”他霍地站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不能再画了。这一点我今天就感觉到了。我现在就已经生活在那边，而不是在这里。现在那边的世界正在走向毁灭，这时候还为自己工作，这简直是犯罪。不能再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生活了！”
她站了起来，转过身去。“我不相信，你是为你自己一人生活的。我相信……我相信对你来说，我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眼泪簌簌直往下掉。他想安慰她，可是她眼泪后面闪射出一种恼怒，这把他吓住了。“走，”她说，“你走好了！在你心目中我算什么？还不如一张破纸片。你想走，就走好了。”
“说真的，我不愿意，”他紧攥拳头，怒火直冒，无可奈何地捶着，“我是不愿去，可是他们要我！他们是强者，我是弱者。他们的意志经过几千年的锤炼。他们组织严密，奸诈狡猾，他们早已准备就绪，像迅雷一样，一下就落到我们头上。他们有的是意志力，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人是奈何不了一架机器的。若是人，那倒还可以较量较量。然而那是一架机器，一架杀人机器，一台没有灵魂、没有心脏和理智的工具。你能拿它怎么样！”
“可以，只要坚决，就可以跟它斗！”现在她像疯子似的大声叫嚷着，“如果你不行，我行！你软弱你的，我可不。我决不对一张废纸卑躬屈节。我决不用生命去换取一句话。只要我能管着你，你就别想走。我可以发誓，你病了，你神经不正常。盘子当啷一声，也会把你吓瘫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位大夫都可以看出来的。你就在这里检查身体吧，我和你一起去，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大夫的。他们肯定不会让你服兵役的。人得自己保卫自己，咬紧牙关，意志坚决。你想一想你那位巴黎的朋友让诺：他被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用种种检查折磨他，但他坚持下来了，最后人家还是把他放了。一个人不愿干，就必须态度鲜明，不能逆来顺受。这事可关系到全局呀，别忘了，人家要夺走你的生活，你的自由，你的一切。因此得起来反抗。”
“反抗！怎么反抗法？他们比所有人都厉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人。”
“这话不对！只有世界上的人心甘情愿的时候，他们才是强大的。一个个的人总要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意志。他只要明白，他是个人，将来还要做个人，那么现在他耳朵边那些用来麻醉人的辞藻，什么祖国啊，责任啊，英雄主义啊，就统统成了空话，成了散发血腥味的，散发热的、活人的血腥味的空话。你说真话，对你来说你的祖国真像你的生活一样重要吗？你觉得一个正在更迭君主陛下的省份如同你用来画画的右手那么可爱吗？除了那看不见的、用我们的思想和热血筑在我们心里的正义之外，你还相信另一种正义吗？不相信，这我知道，不相信！因此，如果你要去的话，那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我真的不想……”
“你的意志力真差劲！你压根儿就没有意志力了。你一味任人摆布，你这是犯罪。你自己正沉湎于那些你自己所厌恶的东西里，并豁出命去干。为什么不宁愿为你所信仰的事业去献身呢？把鲜血献给自己的思想——很好！为什么要为那异端思想去卖命？斐迪南，别忘了，要自由，就得意志坚强，那边的那帮家伙是什么东西？是些凶恶的傻瓜！要是你意志薄弱，让他们把你弄到手，那么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总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这些话我都说过，唠叨来唠叨去，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我是在说大话，就像小孩在黝暗的森林中由于害怕而唱歌壮胆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言，这一点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感觉到了。因为我一直很明白，他们召唤我，我就会去的……”
“你要去？斐迪南！斐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而是我内心有什么东西要去——而且已经走了。我告诉你吧，在我心里有个东西站了起来，就像是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战战兢兢，唯命是从！这中间你讲的，我都听着，我知道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合乎人情的，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我应当做并且必须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我对此很清楚，很清楚。因此，如果我去，那是非常卑鄙的事。可是我要去，我是鬼迷心窍了！你鄙视我吧！我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可我实在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
他双拳捶着面前的桌子，眼睛里射出迟钝的、兽性的、囚犯式的光芒。她不敢看他。她非常爱他，因而害怕自己看不起他。桌上的饭菜还没撤掉，桌上有一盆肉，已经冰冷，像腐尸似的。面包是黑的，掰成了细屑屑，像炉渣似的。房间里充满了饭菜冒出的热气。她感到嗓子里一阵恶心，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吹进来；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上空出现了蔚蓝的三月天穹，白云从她头顶飘过。
“看，”她轻声地说，“往外看！只看一眼好了，我求你。也许我讲的这些并不都对。语言总是不容易表达清楚。可是我现在看到的却是真的，这不会骗人。下边有个农民在扶犁，他多年轻、壮实啊。为什么他没遭屠杀？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因为他的田地离那边只有咫尺之遥，法律就管不着他。你现在也在这个国家，所以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法律，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它只能管到几块路牌之内，这几块路牌的那一边它就管不着了，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你看一看这里的这番和平景象，难道不感到那项法律是毫无意义的吗？斐迪南，你瞧，湖的上空是多么澄净。你看那色彩，多让人高兴啊！你到窗户跟前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真的不愿去！我真的不愿去！这你是知道的！你要我看这些干吗呢？我对一切，一切都很清楚！你只是在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很痛苦，任何东西都帮不了我的忙！”
她看到他那样痛苦，心就软了下来。怜悯心使她失去了力量。她悄悄地转过了身。
“那什么时候……斐迪南……叫你什么时候去领事馆？”
“明天！本来昨天就该去的，可是那封信还没有送到我这里，今天才把我找到。明天我得到那里。”
“要是你明天不去呢？让他们去等吧。在这里他们奈何你不得。我们不用那么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我给他们写封信，就说你卧病在床，我弟弟也是这么干的，他赢得了十四天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从领事馆派个大夫来这里。和这位大夫也许能谈得来，没有穿军装的人多数总还是人，也许他看看你的画，会认为这样的人是不该上前线的。即使帮不了忙，那至少总争取了八天时间。”
他沉默不语，她感到这种沉默是对她的反抗。
“斐迪南，答应我，你明天不去！让他们去等吧。我们得心里有所准备。你现在精神恍惚，他们就可以随意摆布你。明天他们就是强者，而八天以后你就是强者了。那以后我们的日子将会多好，你想一想。斐迪南，斐迪南，你听见没有？”
她摇着他的身子，他们怅然若失地凝视着她。在这迟钝而若有所失的目光里，对她的一席话没有丝毫反应。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只是他心灵深处的恐惧和不安，她过去从未见过的恐惧和不安。慢慢地他才镇定下来。
“你说得对，”他终于开了口，“你说得对。的确不必那么着忙。他们会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这封信就一定会找到我？我不会正好外出旅行了吗？难道我就不会在生病吗？不——我已经给邮差签了字。这也不要紧。你说得对。得好好考虑一下。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然而话里却缺乏信念，“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心不在焉地、呆头呆脑地老是重复这句话。她觉察到，他的思想已经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到离这里很远的地方去了，已在他们那边了，已经交了厄运了。“你说得对，你说得对。”这句没完没了的话，这句只是在他嘴唇皮上打了个滚的话，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可是她听到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好几个小时，像个牢房里的囚犯一样。
晚上他也一口饭没吃，现出呆滞的、心不在焉的神情。那天夜里她才感到他内心的恐惧；他紧紧抱住她柔软、温暖的身体，仿佛要躲到她身上去似的。他那滚烫的、颤抖的身体紧紧贴着她。然而她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逃遁。一阵痉挛，他吻她的时候，她感到了一滴眼泪，又涩又咸。随后他又一声不吭地躺着。有时她听到他在叹息，于是她把手递过去，他就紧紧地抓着她，仿佛好把自己支撑住似的。他们两人都不作声；只有一次，她听到他在啜泣，就想安慰安慰他。“还有八天时间呢，别去想这事了。”她劝他去想些别的，对此她自己也感到羞愧，因为他的手冰冷，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由此她感觉到，只有这一种思想占据着他，支配着他。她知道，决没有什么法宝，能使他从这个思想中解脱出来。
在这所房子里，沉默和昏暗从来也没有如此沉重。整个世界上的阴森恐怖都集中在这所房子里了。只有时钟，这个铁制的时间哨兵，还依然一步上一步下地继续不停地走着自己的路程。她知道，时间每走一步，她心爱的人就离她远了一步。她再也无法忍受了，从床上跳了起来，使钟摆停止了摆动。现在时间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恐惧和沉默。他们俩并肩挨着，默默地躺在床上，心里波澜起伏，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冬日晨曦朦胧，浓重的霜雾笼罩在湖上。他起了床，匆匆穿好衣服，犹豫不决地、慌里慌张地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来回数次。后来他突然拿起帽子和大衣，悄悄开了门。后来他还常常想起当时的情景：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闩时抖个不停，怯生生地回头看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真的，那条狗像朝着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那样向他扑了过来，然而它认出了他，他在它身上抚摸了几下，狗就温顺地缩了下去，不住地摇着尾巴。想要跟着他。但是他用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随后他就突然从山上的羊肠小路跑了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慌张。有时候他还停下来，回头看看那座渐渐消失在迷雾中的房子，随即又跑开了，一路被石头磕磕绊绊的，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一直向山下的车站奔去，到了那里才停下来，衣服都湿了，冒着热气，额头上汗水淋淋。
车站上站着几个农民和默默无言的普通人，他们都认识他，都向他打招呼，有的人看来情绪不坏，想跟他攀谈攀谈，可他避开了他们，现在和别人说话他感到又羞愧又害怕，但是站在湿漉漉的铁轨前空等着，又使他感到很难受。他不知干什么才好，于是往一台磅秤上一站，掷进一枚硬币，望着指针上面小镜子里他那张苍白的、冒着汗气的脸发呆，他跨下磅秤，钱币咔啦一声掉了下去，这时他才发觉他忘了看数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声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都感到恐惧了。他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想强迫自己把一切事情再明确考虑一遍。可这时他旁边的信号钟敲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机车已经在远处长鸣。火车呼啸而来；他跳上一节车厢。地上有一张脏报纸，他捡了起来，呆呆望着这张报纸，自己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他只是望着自己的手，那双拿着报纸不住颤抖的手。
火车停了下来。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走下火车，他知道自己将会被弄到哪里去，他感到这是违背他自己的意愿的，然而自己的意愿很软弱，而且越来越软弱。有时他还想试一试自己的力量。他站在一块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上读到下，以证明自己是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我不必那么匆忙。”他说出了声，话刚在嘴边咕噜了一下，他又继续往前走了。他焦躁不安，心烦意乱，像有一台马达在推动他朝前走似的。他束手无策，环顾四周，想找辆汽车。他双腿在颤抖。一辆汽车从他身边驶过，他叫住了车子——像个投河自杀的人跳进河里，说了声：“到领事馆街。”
汽车疾驶。他背靠着座椅，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奔向一个万丈深渊，汽车飞驶，把他带到他自己的命运中去，然而他从汽车的高速度中却感到一阵快意。听天由命吧，这反而使他心里好受一点。汽车停了下来，他下了车，付了钱，就乘上电梯，电梯一开，机械地把他送到楼上，他又从中感到了一阵快乐。仿佛做这一切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权力，是那强迫他的、从未见过的、不可捉摸的权力。
领事馆的门还紧闭着，他按了按门铃，没有回音。他感到浑身灼热如焚：回去，快走，下楼去！但他又按了按门铃。里面传来了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役笨手笨脚地开了门。他的穿着寒酸，手里拿着一块抹布，显然正在打扫办公室。“您有何贵干？……”他粗声粗气地对斐迪南嚷道。“是约我……我……到领事馆……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见了一位仆役都结结巴巴的，他自己也感到羞愧，因而准备回头跑了。
仆人傲慢无礼地转过身去。“下面牌子上写着：‘办公时间：十点至十二点’，你不认识字吗？”不等他回答，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斐迪南站在那里，全身一阵痉挛，心里感到无比羞愧。他看了看表，才七点十分。“疯了！我真是疯了。”他结结巴巴地自语着，像个老人一样颤颤巍巍地走下楼去。
两个半小时——这段时间无事可做，真是可怕，因为他感到每等一分钟，他都要失去一份力量。刚才他曾振作起精神，做了准备，斟字酌句，胸有成竹，把整个场面在心里作了预演，然而现在在他和他积蓄的精力之间落下了一道两个小时的铁幕。他吃惊地感到，自己心里的全部热情都化成了烟，要说的话，在神经质的逃遁中相互践踏，碰撞，一句句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
他曾经这样设想过：当他到了领事馆，立刻通报给了军事科科长，他和这位科长曾有一面之交。他是有一回在朋友家认识他的，和他一般地寒暄了几句。他知道他这位对手是个贵族，英俊潇洒，八面玲珑，温文尔雅，自命不凡。他喜欢表现得宽宏大量，关心别人，而不以官员的面目出现。这种虚荣心是他们人人都有的，都希望别人把他们看作外交官，看作可以自己做主的重要人物，所以斐迪南在这里打算这样做：先通报进去，客气有礼，先一般地寒暄，然后就问起他的夫人。那位科长一定会给他让座，并递给他一支香烟，等他的话一停，科长就会客气地问道：“有什么事要我为您效劳吗？”科长一定会这样问他的，这一点很重要，不能忘了。随后他得冷冰冰地、漠不关心地回答说：“我接到一封信，我想去那边到M区去了解一下。一定是弄错了。那时候曾特别宣布我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些话要说得非常轻描淡写，让人马上觉得他对这件事是毫不在乎的。这时科长就会拿出那封信来——他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他是熟悉的——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次新体检，他一定早已在报上看到过这项要求了吧，即过去退役的现在必须重新报名。听了这话，他依然非常轻描淡写地马上耸耸肩膀说：“原来是这样！我是不看报的，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那位科长一定马上就会看出，他对整个战争是漠不关心的，他是自由自在、独立不羁的。当然，科长会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对他个人来说是很遗憾的，可是军事当局以及其他……这时候态度该厉害点了。“我理解，”他得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与别人谈好，举行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展览会，不能不讲信用。我已经向人家做了保证。”随后他就向科长建议，或者给他把期限延长，或者由这里领事馆的大夫给他重新做次检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有把握。但从这里开始事情就会出岔子。要么那位科长一口同意，那么无论如何总算赢得了时间。但是，假如他彬彬有礼地、以那种冷冰冰的敷衍了事的态度，突然打起官腔来，客客气气地对他解释，说这样做就超越了他的权限，是不允许的。这时候，他就要表现得果断。他先要站起来，走近桌子，以坚定的声音，用非常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发自内心的果断的声音说：“这我已经知道了。请记录在案：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我不能立即应召，要推迟三个星期，以尽到我道义上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都由我个人承担。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他挖空心思想出了这些措辞，感到十分得意。什么“记录在案”，什么“经济方面的责任”，听起来煞有介事，冠冕堂皇。如果科长还要提请他注意这件事情的法律后果的话，那这时语调就得更尖锐些，并冷冷地将这件事情收场：“我懂得法律，知道此事的法律后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是我的最高法律，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甘愿承担任何风险。”说着匆匆鞠了一躬，中止了这场谈话，向房门走去！领事馆的人一定会看出，他不是工人或学徒，要等别人让走才走，而他却不一样，谈话该什么时候结束，这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
他走来走去，把这场谈话背诵了三遍。整个构思以及语调他都非常满意。他焦急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到，就好像演员眼巴巴地等着别人的提词，好把他的台词接着说下去一样。只有一个地方他觉得说得还不太妥帖，那就是“当然，我并不想逃避我对祖国的义务”这句话。谈话当中无论如何得有点爱国之类的辞令，无论如何得有一点，以便让人看到，他不是悖逆不道，但也并非心甘情愿。虽然他承认——当然仅仅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而已——其必要性，但并不认为对他是必要的。“对祖国的义务”——这话太没有文采，耳朵都听腻了。他想了一下，也许这样：“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这话很可笑。或者这样说会好些：“我并不打算逃避祖国的召唤。”这样是好了一点，但对这句话他还是不满意，它太卑躬屈膝了，犹如鞠躬时腰多弯了几个厘米。他继续推敲着。最好还是直截了当些：“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好，这样讲最确切。这句话可以向里拐，也可以向外拐，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这话听起来简单明了，说的时候口气可以很蛮横：“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简直有点威胁的味道。现在一切都就绪了。可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一下表。时间似乎不愿往前走。现在才八点。
他面前街道纵横，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于是他信步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然而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意乱，报上到处都是祖国和义务。这些陈词滥调扰乱了他的计划。他喝了一杯法国白兰地，接着又唱第二杯，想去一去嗓子眼里的一股苦味。他苦苦地思考，怎样抢在时间前面，同时把这场虚构的谈话的各个零零散散的部分一次又一次地牢牢记在心里。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还没刮脸！”他赶忙跑进对面的理发馆，把头发理了理，洗了洗，这样就打发了半小时的等候时间。后来又想到，得打扮得像样一点，这在领事馆里是很重要的。那里的人对穷鬼总是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而且大声斥责。但是如果你仪表堂堂，应对自如，风度潇洒，那么他们对你马上就是另一副面孔。这个想法使他感到陶醉。于是他让人把外套刷了刷，就去买手套。在挑选手套的时候，他着实费了一番斟酌。黄的，有点锋芒毕露，而且显得太浮华；珠灰色不显眼，这比较好。买了手套之后，他又在街上游来荡去。他在一家缝衣铺的穿衣镜前端详了一番，把领带扶正。手里还太空，他突然想起需要一根手杖，去那儿的时候，可给人一种顺路而来、随随便便的感觉。于是他匆匆跑到马路对面，挑了一根手杖，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钟楼上的钟正敲九点三刻。他把准备好的那些话又背了一遍。太妙了！“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义务”这句新措辞现在是最有力的一句。他满有把握地迈着坚定的步子走上楼去，轻快得像个孩童。
一分钟后，仆役刚把门打开，他心里就一愣，感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他指望的事并没有出现。他问仆役，科长在不在，仆役告诉他，秘书先生正在会客。他得等着。仆役不太客气地随手向一排椅子中间的一张一指，让他坐下，那排椅子上已经坐了三个人，脸色都很阴郁。他勉强坐了下来，他心怀敌意地感觉到，在这里他只不过相当于一桩事情，一份材料，没有自己的人格。他旁边的人正在相互诉说自己不幸的命运；其中一个带着快要哭出来的可怜的声音说，他在法国被监禁了两年，而这里又不愿意发给他回家的路费；另一位诉说，无人肯帮他找个职位，可是他有三个孩子。斐迪南不由心里气得发抖——真是岂有此理，竟让他和乞丐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发现，这些卑贱的人，他们那种沮丧而牢骚满腹的样子搅得他心烦意乱。他想把那席谈话再回忆一遍，可是这些家伙，他们那讨厌的唠叨却打乱了他的思绪。他真想对他们大吼一声：“别说了，贱货！”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送他们回家，然而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了，跟他们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跟他们坐在一起。另外，那里人来人往不断，这也弄得他不知所措。他真怕有熟人看见他同乞丐坐在一条凳子上。他心里做了准备，一开门他就立即跳起来，离开这里。可是他仍旧只是失望地低着脑袋坐在那里。他越来越意识到，趁现在精力还未消耗殆尽的时候，必须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有一次他振作精神，站了起来，对站在他旁边的门岗模样的仆役说：“我明天再来吧。”可是那位仆役却宽他的心，说：“秘书先生很快就有空了。”于是他又屈膝坐了下来。他在这里好像是被人抓了起来，毫无反抗。
终于，随着衣服的窸窣声，一位太太微笑着，扬扬得意地走了出来，高傲地朝那些等候的人扫了一眼，这时仆役喊道：“秘书先生现在有空了。”斐迪南站起身来。他的手杖和手套在窗台上放着，可是他发现得太晚了，门已经打开，他不能再转回去拿了。他半回头看着，被这些事弄得糊里糊涂，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走了进去。科长正坐在写字桌旁看材料，此刻匆匆抬起眼睛，朝他点了点头，也没请这位久等的人坐下，就客气而又冷冰冰地说：“啊，我们的美术硕士。马上就来，马上就来。”说着他起身朝隔壁房间里叫道：“请把斐迪南·R……的卷宗拿来，是前天办好的，您知道，征召令已转寄给你了。”他说着又坐了下来。“您又要离开我们了！好吧，希望您在瑞士这段时间是美好的。再说，您的气色棒极了。”说着，他就匆匆翻阅文书给他送来的卷宗。“是在M地区参军的……对，对……一切都办好了……我已经让人把表格填好了……您不用申请路费吧？”斐迪南站也站不稳，只听得自己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不用……不用。”科长在介绍信上签了字，递给了他。“本来您明天就该去了，不过也不必如此匆忙，您先让最后一张杰作的油墨干一干吧。如果您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处理一下自己的事务，这事由我负责，这对国家的关系不大。”斐迪南感到，这是句令人发笑的玩笑，而他只是客气地噘了一噘嘴唇，这使他自己的内心里真正感到十分惊愕。说几句，现在我得说几句——他心里盘算着——不能像木棍似的呆呆地站着。他终于迸出了这么几句来：“有了征兵书够了吧……其他，还要……通行证吗？”——“不用了，不用了，”科长笑着说，“边境上不会麻烦您的。再说那里已经得到了关于您的通报。好吧，祝您一路平安！”他向斐迪南伸出手来。斐迪南感到，这意思是让他走了。他眼前一阵漆黑，赶紧扶住了门，一种厌恶的心情使他透不过气来。“往右，请往右走。”科长在背后叫他。他走错了门，科长挂着一丝微笑——这时虽然他神志不清，但觉得自己还是看到了科长的笑——给他打开他出去的门。“多谢，多谢……请不必劳神了。”他还讷讷地说着。对这种多余的客套，他自己也感到生气。刚走到外面，仆役就把手杖和手套递给了他。“经济方面的责任……请记录在案”等词句这时又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来了。竟还向他道谢，客客气气地向他道谢！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感到这么羞愧过。然而他并没有再怒火中烧。他有气无力地走下楼梯，感到现在走着的并不是自己，感到那种势力，那种陌生的、冷酷无情的势力，已经把他，把这整个世界踩在它的脚底下了。
他下午很晚才回家。他感到脚后跟疼得很，他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小时，三次到自己的家门口又缩了回来；最后他想从后面穿过葡萄园，从一条掩蔽的小路溜回家。然而，那条忠实的狗发现了他，它狂吠着向他扑来，亲热地对他摇着尾巴。门口站着他的妻子，他第一眼就看出，她什么都知道了。他默默无语地跟着她，羞愧得无地自容。
可是她并不严厉，也不看他，显然她避免再使他痛苦。她端出一些冷肉放在桌子上。他顺从地坐了下来，她走到他身边。“斐迪南，”她说道，声音哆嗦得很厉害，“你病了。现在不能和你说话。我也不想责备你，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我感到你很痛苦。不过你答应我一条：关于这件事情，要是事先没有和我商量，你再也别采取什么行动了。”
他沉默不语，她的声音激动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干涉过你个人的事情，我从来都让你在决定你自己的事情上有充分的自由，我并为此感到自豪。但是你现在处理这件事不仅关系到你的生活，而且也关系着我的生活呀。我们的幸福是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我不能像你似的随随便便地去断送给国家，断送给谋杀，断送给你的虚荣心和软弱。我们的幸福我谁也不给，你听着，谁也不给！你在他们面前窝窝囊囊，我可不。我知道这件事的分量。我决不屈服。”
他仍一直不吭声，他那卑躬的、由于感到内疚而表现出来的沉默渐渐激怒了她。“我决不让一张废纸从我这里拿走什么东西，我不承认以杀人为终结的法律。我决不在权势面前折腰。你们男人现在都被意识形态毁了，你们考虑政治和伦理，而我们女人，我们是凭直觉办事的。我也知道，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也明白，今天祖国又意味着什么：杀人和奴役！一个人可以属于祖国的人民，但是一旦这些人都疯了，那他就不该跟他们同流合污。在他们眼里，你不过是一个数字，号码，工具和炮灰，可是我却感到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因此我决不把你交给他们，我决不把你交出去。我从来没有擅自替你做主，但是我现在的责任就是保护你；在这以前你还是个头脑清醒的成年人，懂得自己该干什么事，可是现在你已经跟外边几百万牺牲者一样，意志被扼杀，成了失去常态的、听命于人的破机器。他们为了得到你，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你的神经，可是他们却把我忘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
斐迪南依然抑郁地沉默不语，他心里没有反抗，既不反抗别的事，也不反抗她。
她霍地站了起来，显出一副吵架的气势。她的声音是强硬、严厉而绷得紧紧的。
“在领事馆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我想知道。”这简直是一道命令。他疲惫地拿出那张纸，递给了她。她双眉紧蹙，咬着嘴唇，看了那张介绍信，随后就轻蔑地把它往桌子上一扔。
“这帮老爷倒挺急！明天就要你走！而你呢，你对他们大概还感恩戴德吧，脚跟咔的一声，一个立正，就完全俯首帖耳了。‘明天就去报到。’报到！不如说是唯命是从。不行，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还远远没有到这个地步！”
斐迪南站了起来。他脸色苍白，扶在椅子上的手在抽搐。“保拉，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木已成舟，已经无可挽回了。我曾试图反抗来着，但办不到。我就等于是这张纸了。我就是把纸撕掉，还依然是它。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在这里也没有自由啊。每时每刻我似乎都感到，那边在召唤我，在摸索我，在拉我拽我。到那里我反而会感到轻松些；在监狱里反而倒还有一点自由。只要在外面，就总觉得是在逃命，这倒反而不自由。再说，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第一次他们已经放我回来了，为什么这次就不会放我回来？也许他们不给我武器，我甚至有把握会弄份轻松的差事干。干吗把事情想得那么糟？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也许我会交上好运呢。”
她仍然很严厉。“事情现在已经不在于这些问题了，斐迪南，不在于他们给你轻活或重活，而在于你是否应该去为你所厌恶的人效劳，你是否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去参与世界上最大的犯罪活动。因为谁不拒绝，谁就是帮凶，而你是能拒绝他们的，因此你必须这样做。”
“我能够拒绝他们？我无能为力！已经不行了！对这些荒谬绝伦的东西的厌恶、憎恨和愤慨，过去曾使我意志坚强，可现在却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别再折磨我了，我求求你，别再折磨我了，别跟我再说这些了。”
“不是我说这些，而是得由你自己说，他们没有权利支配一个活生生的人。”
“权利！好一个权利！现在世界上哪里还有权利？权利已经被人扼杀了。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可是他们，他们有权力，而权力就是一切。”
“为什么他们有权力？正因为是你们给他们的。只要你们老是胆小，他们就永远有权力。现在人们称之为庞然大物的东西，是由全世界十个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十个人就可以把它摧毁。一个人，一个敢于否定他们的活生生的人，他就是在摧毁这种权力。可是如果你们不敢挺起腰来，而总是想：也许我能过关，如果你们以曲求伸，心存侥幸，不去击其要害，如果你们甘当奴隶，命运依旧，他们就永远拥有权力。男子汉大丈夫就不该屈服；大家必须说：‘不，这是当今唯一的责任，而不是去任人宰割。’”
“可是保拉，你是怎么想的……我该……”
“你该说‘不’，如果你心里也想的是‘不’。你要知道，我爱你的生活，爱你的自由，爱你的工作。但如果你今天对我说，你要到那边去跟左轮手枪讲权利，如果我知道你要这样做的话，那我就要对你说：走！但如果你出于懦弱和神经过敏或者心存侥幸，以为能保住性命，因此受了一种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的欺骗就走的话，那我就看不起你，是的，我看不起你！如果你是为了人类，为了你的信仰而去，那我决不阻拦你。但是到野兽中去当野兽，到奴隶中去当奴隶，那我坚决反对。人应该为自己的思想去献身，而不是为别人的癫狂去送死。如果有人以为是为祖国而死的……”
“保拉！”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难道你觉得我的话太唐突了吗？恐怕是觉得背后班长的军棍在抽你了吧！别害怕！我们还在瑞士。你是想要我沉默或对你说：你会平安无事的。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多愁善感了。现在事情关系到我和你，关系到我们整个命运。”
“保拉！”他再次想打断她的话。
“不，我再也不同情你了。我选择你，爱你是个自由的人，我瞧不起懦夫和自己欺骗自己的人。干吗我要有同情心？在你眼里，我算什么？一个小小的中士乱涂了一张破通知书，竟然使你抛弃我，而跟着他跑。可是我决不任人抛弃以后再捡起来；现在你选择吧！要他们还是要我！鄙视他们还是鄙视我！我明白，如果你留在这里，沉重的打击会落在我们头上，我将再也见不着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但是如果你跟我在一起，那我什么都认了。可是假如你现在要使我们分开，那就永远分到底。”
他只是唉声叹气。可是她却怒气冲天，正在劲头上。
“我，还是他们，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斐迪南，现在还有时间，你好好想想。过去我常常为我们没有孩子而苦恼。现在我第一次为此而感到高兴。我不愿替懦夫生孩子，更不愿抚养一个战争孤儿。我与你相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亲相爱过，而现在我却弄得你很痛苦。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走去试一试，这是离别。你要是离开我去参军，去追随那些穿着制服的杀人犯，那你就不会回来了。我不和罪犯们共命运。我跟人，而不跟国家这个吸血鬼共命运。是国家还是我——你现在必须做出抉择。”
她走出屋门，砰的一声把门撞上，而斐迪南还站在那里哆嗦。撞门的响声使他的腿都软了。他不得不坐下来，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他的头耷拉着，埋在两只紧捏着的拳头之中。终于，他心里忍不住了：他像小孩似的号啕大哭。
整个下午她都没回屋，但他感到她的意志就站在门口，含着敌意和戒心。可是同时他还感到另一个意志，它犹如安在他胸腔里的铁飞轮，推动他向前。有时候他想把事情一桩桩再思索一番，然而思想不翼而飞了。他坐着发呆，而看起来好像正在思考问题，这时一阵神经质的烦躁不安袭来，把他最后的一点平静都一扫而光。他感到，他的生命两侧都被超人的力量抓住，拽着，他只有一个希望：把自己从中间撕成两半。
为了找些事干，他在桌子的抽屉里翻寻了一阵，撕毁信件，眼睛呆呆地盯着其他东西，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随后就坐下来，一会儿心烦意乱，就又站了起来，但是疲惫不堪又使他坐了下去。当他收拾行装，从沙发下面把背囊拖出来的时候，他突然攥紧自己的双手，紧紧凝视着这双未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在有条不紊地做着这一切的双手。等到后来把打好的背囊突然往桌上一放，他又哆嗦起来了，感到肩头沉重，似乎他把时代的全部重量都压在自己的肩上了。
门开了，他妻子手持煤油灯走了进来。她把灯往桌上一搁，圆形的灯光不住地在背囊上跳动。房间骤然照亮了。这使原来隐藏在黑暗中的羞辱之感又涌上了他的心头。“这是为了应付万一……其实时间还很宽裕……我……”他结结巴巴地说，然而他那呆滞的、铁石般的、虚饰的目光却道出了真情，把自己的话碾得粉碎。她用牙齿紧咬嘴唇，十分严峻地凝视他好几分钟。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后来好像由于昏厥而微微摇晃起来，目光紧紧盯着他。她嘴角上紧张的神情也缓和下来了。她肩头颤抖，转过身，头也不回，离开他走了。
几分钟后，女用人来了，端来他一个人的饭菜。他身旁的位置空了，他心里充满了犹疑不定的感情，他抬头一看，就发现了那个残酷的象征：椅子上放着那只背囊。他感到，自己似乎已经离去，已经走了，对这所房子来说已经死掉了：四壁黑黝黝的，油灯的光圈已经照不到墙壁上了，外面，在生疏的灯光之后，燥热的黑夜笼罩着大地。远处万籁俱寂，高远的苍穹罩着无垠的大地，这更增添了寂寞之感。他感到他周围的一切——房子，风景，作品和妻子——在他心里都一样样死了，感到自己丰茂的生命突然干枯了，他那跳动着的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时他迫切感到需要爱情，需要温暖和亲切的话语。他准备接受一切鼓励和安慰，只要能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忧伤压过了惴惴不安，此时他孩子气地渴望得到些微温存，这种渴望使得崇高的离愁别绪消散了。
他走到门前，轻轻地转动门把，可是转不动，门锁上了。他怯生生地敲敲门。没有回答。他又敲了敲。他的心也一起怦怦直跳。一切都寂静无声。现在他明白：一切都完了。他感到一阵寒战。他吹灭了灯，和衣倒在沙发上，裹上被子。此刻他心里真希望一切都坠毁和忘却。他又仔细听了一次，仿佛听到近处有什么声音。他把耳朵贴在门上悉心地听。门外依然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他又重新垂下了头。
这时脚下有什么东西轻轻触着了他，他吓得猛地站了起来，不过惊吓马上就变成了感动。原来是那条狗，原先随女仆溜进房里，躺在沙发底下，此时正在挨近他，用温暖的舌头舔主人的手。这只狗的无知的爱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因为这爱是来自业已死去的世界，还因为它是他以往的生活中现在仍然属于他的最后的东西。他俯下身子，抱人似的把它抱住。他感到：世界上居然还有东西爱着我，而且没有看不起我，对它来说我还不是机器，不是杀人工具，不是任人驱使的懦弱的人，而是一个可以用爱来亲近的人。他的手不断轻轻地抚摸着它柔软的毛。狗则更紧地挨着他，仿佛它懂得主人的寂寞。主人和狗都轻轻地呼吸着，渐渐进入了睡梦。
他一觉醒来，感到精力充沛，窗户外面已经晨光熹微；燥热的风把黑暗一扫而光，湖面上闪耀着，映出远山的白色轮廓。斐迪南一跃而起，虽然由于睡过了头而感到有点眩晕，然而却完全醒了，这时他一眼就看到那已捆好的背囊。一下子，一切都又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不过现在是白天，他心里感到轻松多了。
“干吗要收拾行装呢？”他自己问自己，“干吗？我确实想出去旅行。现在开春了，我要画画。其实用不着那么急。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还可以有几天时间。不要像牲畜上屠宰场似的。我妻子说得对：这是对她、对我、对所有人的犯罪行为。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假如我晚一点去服兵役，也许会关我几星期禁闭，可是服役何尝不等于坐监狱？我这人没有什么虚荣心，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不对奴役表示顺从，倒是一种光荣。我不再考虑出门旅行了，我就留在这里。首先我要把这里的风景画下来，这样将来就可知道，我以前在这儿多么幸福，不完成这张画，不等事情到了万不得已，我就不走。我不能让人像赶牛似的在后面赶我。”
他拿起背囊，举得高高的晃了晃，往角落里一掷。从这个动作中他感到自己很有力量，因而满心欢喜。由于精力充沛，他突然想试试自己的意志。他从信夹里取出那张准备撕碎的纸条，把它展开。
可是奇怪得很，军事措辞像是具有神奇的力量，又重新将他征服。他开始念道：“您务必……”那句话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这是一道命令，不允许提出任何异议。他感到有点摇晃。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在他心里上升了。他的手开始发颤，力气全消失了。不知从哪里袭来一阵冷风，像过堂风在劲吹，不安又滋长起来了，在他内心，外来意志的铁钟又开始走动了，他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直至每个关节里好像都安上了弹簧。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钟。“还有时间，”他喃喃地说，然而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是开往边界的早班火车呢，还是他自己定的出发日期。这时他心里又出现了那股要拉他走的神秘莫测的力量，那冲毁一切的退去的潮水，由于要对付他最后的反抗，因此来得比以前更为猛烈，同时也产生了恐惧，那怕被压垮的茫然无措的恐惧。他明白，如果现在没人抓着他，那他就完了。
他摸索到他的妻子房间的门，好奇地贴耳细听。房间里毫无动静。他怯生生地用指节骨叩了叩门。还是沉寂无声。他又敲了敲，还是一片寂静。于是他就小心翼翼地扭动门把。门开了，可是房间里是空的，床上也是空的，但很乱。他吃了一惊，便轻轻喊她的名字，可是没有回答。他越发不安，又喊着：“保拉！”最后他好像遭到了突然袭击，在整个屋子里大声叫喊：“保拉！保拉！保拉！”依然毫无动静。他摸进厨房。厨房也是空的。一种惘然的可怕的感情使他哆嗦起来，他踉跄着上了顶楼的画室，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是告别，还是留下不走。然而那里也没有人，连那条忠实的狗也毫无踪迹。全都把他抛弃了，孤独猛烈地向他袭来，摧毁了他最后的一丝力量。
他穿过空荡荡的屋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背囊。他觉得，屈从于桎梏，反倒轻松了。“这是她的过错，”他自言自语道，“是她一个人的过错，她为什么走开？她得把我留住呀，这是她的责任。她本来是能够救我的，可是她不愿了。她看不起我，她已经不爱我了，她把我摔了下来：现在我正在跌下来。这是她造成的！这是她的过错，不是我的，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他在房子前面，又一次转过身去，想听听，也许会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呼唤，一句爱情的话语呢。也许有什么东西能用拳头击碎他内心那台顺从的铁机器。然而依然无人说话，无人呼唤，毫无动静。一切都离开了他，他感到自己跃进了无底深渊。这时他心里起了一个念头；往前再走十步就到湖边了，从桥上往下一跳，去那永恒的和平安宁的世界，岂不更好。
教堂尖塔的钟声响了，严酷而沉重。往日那么可爱的明朗的天空传来这严酷的召唤，像鞭子抽打在他身上，催他动身。还有十分钟火车就到了，那时一切都完了，彻底完了，无可挽救了。还有十分钟，可是他不再感到这十分钟是自由的了，好像后面有人在追赶一样，他向前奔去，踉踉跄跄，跑跑停停，气喘吁吁，生怕误了火车。他越跑越快，越跑越急，直跑到月台前面，差点儿与一个站在铁路栏杆前的人撞个满怀，这时他才停下来。
他吓了一跳，背囊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掉了下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妻子。她脸色苍白，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精神疲乏，她那严肃而又忧伤的目光责备地注视着他。
“我知道你会来的，三天前我就料到了。但是我不想离开你。一清早，从第一趟列车起，我就在这里等你，准备在这里一直等到最后一趟车。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不会把你抓住。斐迪南，你好好想想！你自己说过，时间还充裕呢，你干吗要那么急？”
他没有把握地望着她。
“这只是……我已接到通知……他们在等着我……”
“谁等你？或许是奴役和死亡，除此以外，谁都没在等你！该清醒了，斐迪南，你要明白，你是自由的，是完全自由的，谁也无权支配你，谁也不能对你发号施令，你听着，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我要对你说上一千遍，一万遍，每时每刻都不停地说，直到你自己也意识到为止。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
当两个过路的农民好奇地转过身来的时候，他轻声说：“我求求你，别这样大声嚷嚷，人家在看着呢……”
“人家！人家，”她怒气冲冲地嚷道，“人家关我什么事？要是你中弹躺在地上或瘸着腿回家，他们会帮我什么忙？这些人瞧都不值得瞧一眼，什么同情，爱怜，感激，统统见鬼去吧！——我要你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活生生的人。我要你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人那样，是自由的，不要你去当炮灰……”
“保拉！”他想设法使狂怒的妻子平静下来。可是她推开了他。
“你那些胆小、愚蠢的恐惧，给我见鬼去吧！我在自由的国家，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不是奴仆，也不让你去受奴役！斐迪南，你若要走，我就躺在机车前面……”
“保拉！”他又抓着她。然而她的表情突然变得很痛苦。“不，”她说，“我不爱说谎。也许我也会变得太胆小的。千百万女人的胆子都太小，她们的丈夫，她们的孩子被人拉走的时候，本来是应该起来反抗的，但是她们之中却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你们的懦弱也毒害了我们。假如你走了，我会怎么做？号啕大哭，呼天唤地，跑到教堂里去祈求上帝派给你一个轻松的差事。也许还会嘲笑那些没有走的人。在这种时候，一切都是可能的。”
“保拉，”他拉着她的手，“倘若事情不得不如此，你为什么还要使我这样难过。”
“要我让你轻松一点吗？不，要叫你难过，没完没了地难过，我要尽我所能叫你难过。我就站在这里，你得用强力，用你的拳头把我赶走，你得用你的脚来踩我。反正我决不放你走。”
信号钟响了。他猛地站了起来，脸色苍白，非常激动。他伸手去拿背囊，可是她已把背囊拉过去了，并迎面挡着他。“拿来。”他痛苦地哼了一句。“不给！不给！”她一边气吁吁地说，一边使劲跟他夺背囊。周围的农民都围拢来，哈哈大笑。人们在喝彩，给他们火上加油，正在玩耍的孩子也跑过来了。他俩却还在怒不可遏地各自使出全身力气，像争夺生命似的争夺那只背囊。
正在这时，车头隆隆，列车呼啸着驶进了站。突然他放开背囊，撒腿就跑，头也不回，慌里慌张地跌跌撞撞越过铁轨，朝列车奔去，纵身跳上一节车厢。周围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那些农民都兴高采烈地狂叫起来，他们大声嚷嚷：“快跳，要抓住你了。”“快跳，快跳，她要追上你了。”他们跟着他往前跑，在他身后爆发出一阵耻笑他的响亮的笑声。此时火车已经开动了。
她在那里站着，手里拿着背囊，人们对她劈头盖脑地倾泻他们的嘲笑。她凝望着列车，列车驶得越来越快，马上就在远处消失了。车厢的窗口里没有传来一句告别的话语，任何表示都没有。突然眼泪夺眶而出，模糊了她的视线，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低头坐在角落里，现在火车行驶速度越来越快，但他还不敢朝窗外看一眼。外面的一切飞速地向后退去，景色被列车行驶的高速度撕成千百块碎片。他所有的一切——山丘上的小房子连同他的画、桌子、椅子、床，还有妻子、狗和多少幸福的日子——现在全完了，他经常兴致勃勃地欣赏的开阔的景色，他的自由和他的整个生活也都烟消云散了，仿佛他的生命已从所有的血管里流尽淌光，除了那张白纸，那张在他口袋里窸窣作响的白纸，他已经一无所有，现在他带着这张纸，任凭厄运的驱使，四处飘流。
他对自己所发生的一切，只是感到模糊而迷惘。列车员要他出示车票，他没有票，他像梦游者似的，说他的目的地是边界，他毫无意识地又换了另一次列车。这一切都是他心里的那台机器做的，他已不再感到痛苦。在瑞士边境站，检查人员向他索取证件，他给了他们：除了那一纸空文，他身边一无所有了。有时候那种业已失去的东西还在轻轻地提醒他，像在梦里一样，从心灵深处发出喃喃的声音：“回去！你还是自由的！你不该去。”然而他血液里的那架机器，它不说话，却强有力地拨动着他的神经和肢体，用“你必须去”这个无声的命令顽固地推着他往前去。
他站在通往他祖国的过境车站的月台上。在黯淡的光线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边有一座桥横跨在河上：这就是边界。他闲暇无事的思绪试图理解这个字眼的含义。在这一边，人们还可以生活、呼吸、自由地说话，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从事严肃的工作；可是从那座桥向前走八百步，在那里，人的意志已经从身上取掉了，就像从动物身上取出了内脏一样，他们必须听命于陌生人，并把刀子捅进别的陌生人的胸膛。这一切就是这里的这座小桥，这座两根大梁上架着一百几十根木头的小桥的全部含义。因此有两个士兵穿着颜色不同的莫名其妙的服装，持枪站在那里守卫。此刻他心里郁闷难当，感到自己再也无法清楚地思考了，而他的思潮却在滚滚翻腾，浮想联翩。他们在那根木头旁边守卫什么呢？是不让人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去，是不让人从一个割去了人的意志的国家逃跑到另一边那个国家去？可是他自己却愿意到那边去，是的，不过是另一种意义，是从自由走向……
他想不下去了。关于边界的思考像是对他施行了催眠术，自从他亲眼看到边界确确实实由两名令人生厌的公民身着士兵制服在守卫着，他心里对有些事就弄不太明白了。他竭力追思往事：这是在打仗啊。不过战事只在那边那个国家里进行，战争离这里还有一公里远，或者说战争正在那边进行，实际上离这里是一公里差二百米远。他忽然想到：也许还要近十米，那就是一千八百米差十米[26]。他心中忽然萌生一种荒唐的想法，想了解在最后十米的土地上还有没有战争。这个滑稽可笑的念头倒使他兴致勃勃。什么地方一定有一条线，有一条分界线。要是有人走到边界上，一只脚踩在桥上，另一只脚还踩在地上，那他算什么呢——还是自由的或者已经是士兵了？或你得一只脚穿着老百姓的靴子，另一只脚穿军靴。他的这些想法越来越幼稚可笑，不时在他脑袋里搅和着。往桥上一站，这就已经到了那边，要是又跑了回来，那算不算是逃兵？那么水呢？是战争的还是和平的？那河底下是不是也有一条按两国国旗的颜色从中间分开的线？那么鱼呢，是否可以游到那边战争区去？连动物也都是这样！他想到了他那条狗，如果它也来了，也许会被动员起来，要它去拉机关枪或者到枪林弹雨中去搜寻伤员的。感谢上帝，它留在了家里……
感谢上帝！他被自己这个思想吓了一跳，使自己震醒过来。自从他实地看到了这条边界——这座介于生与死之间的桥——他就感到心里开始动起来了，动的不是那台机器，而是一种意识，一种反抗，在他身上要开始觉醒了。在另一条铁轨上，他来时坐的那列火车还停着，只不过在这期间机车已调了头，那巨大的玻璃眼现在正朝另一方向凝视，准备把各节车厢重新拉回瑞士。这使他想起，现在可能还来得及，他那根渴念自己失掉的家的神经，本来已经死了，现在又痛苦地活动起来了，他感到在他心里，以前的那个他又开始恢复其本来面目了。他看到桥的那一边站着个士兵，身着外国制服，腰束皮带，肩上沉沉地挎着一条步枪，看到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他从这个陌生人这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现在他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的命运。自从他明白了这一点，他就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了毁灭。他的灵魂中现在发出了生命的呼唤。
此时信号钟敲响了，那沉重的响声打碎了他那尚未稳定的感觉，现在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如果他坐上这列火车，三分钟，火车就驶完两公里路程到了桥边，并开过桥去。他知道，他可能会搭这列火车的。不过还有一刻钟，他可能会得救。他如痴如醉地站在那里。
然而火车不是从他紧紧注视着的远方驶来的，而是从那边经过这座桥，缓慢地朝这边隆隆驶来。顿时，大厅里骚动起来了，人们从候车室里蜂拥而出，妇女们叫嚷着冲出来，拼命往前挤，瑞士士兵赶忙列队。此时忽然奏起了音乐——他仔细一听，不禁大吃一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这音乐高昂激越，绝不会听错，是马赛曲。对一列从德国开来的火车竟奏起敌人的国歌来了！
火车隆隆驶近，嘘嘘地放着气，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已一拥而上，车厢的门都打开了，伸出一张张苍白的脸，明亮的眼里流露出极度的喜悦——穿着军服的法国人，受伤的法国人，都是敌人！敌人！几秒钟的时间他像是在梦里一样，过了这阵他才弄清楚，这列火车上全是交换的受伤的战俘，在这里获得释放，他们从疯狂的战争中得救了。这一点他们都体会到、了解到和感受到了；他们挥着手，他们呼唤，他们欢笑，虽然有些人的笑声里还含着痛苦！有一个伤兵，拐着假腿，踉踉跄跄、绊绊跌跌地走了出来，扶着一根柱子大声喊道：“瑞士到了！瑞士到了！上帝保佑！”妇女啜泣着奔向一个车窗又一个车窗，直到找到自己要找的人和亲爱的人，呼唤，哭泣，叫喊，各种声音混乱嘈杂，不过一切都汇成了一片高昂的欢呼声。音乐停止了。几分钟之内听到的只是喧嚷和呼唤——这击拍在人们头上的汹涌澎湃的感情的波涛。
渐渐地平静下来了。到处围成了一拨拨的人群，大家都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之中，热烈地交谈着。有几个妇女还在惘然地来回呼喊着，护士送来饮料和礼物，重伤员用担架抬了出来，裹着白纱布，脸色苍白，受到了亲切而悉心的照料。从他们身体的外形上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苦难遭遇：有的截去了手臂，衣袖空空地耷拉着，有的形容憔悴，或者严重烧伤，他们的青春几乎荡然无存，个个蓬头垢面，无比苍老。但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安详地仰望着天空：他们都感到朝圣已经到了终点。
斐迪南瘫了似的站在这些他不期而遇的人群之中。揣着那张纸条的胸口下面，他的心又重新剧烈地跳动起来了。他看到，在人群边上孤零零地停着一副担架，无人过问。他迈着缓慢而犹豫的步子走到那个被异国的欢乐所遗忘的人的身边。这个伤员脸色灰白，胡子蓬松，他那只打坏的手瘫残地从担架上搭拉下来。他双目紧闭，嘴唇毫无血色。斐迪南颤抖着。他轻轻地把这只垂着的手抬起来，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受难者的胸前。这时候，这个陌生人睁开了眼睛，看着他，从那无限遥远的痛苦中泛起一丝感激的笑容，并向他致意。
这件事像一道闪电从正在颤抖的斐迪南心里划过。该这样去残害人，不把人类视作兄弟，而代之以仇恨吗？甘愿去参与这桩滔天罪行吗？感情的真理以磅礴的气势涌上他的心头，摧毁了他心里的那台机器，崇高而伟大的自由冉冉升起，它战胜了顺从。“决不去干！决不去干！”一种气吞山河的、从未有过的声音在他心里高喊，并猛烈地冲击着他。他呜咽着在担架前昏倒了。
人们跑到他跟前，以为他羊痫风发作了，医生也赶来了。然而他却自己慢慢地站了起来，也不要别人扶，神情安详而愉快。他伸手从信夹中取出最后一张钞票，放在伤员的担架上；随后他拿出那张纸条，又慢慢地、专心致志地读了一遍，随即把它撕成碎片扔在车站上。大家望着他，以为他是疯子。他现在可不再感到什么羞耻了，倒觉得自己已经复原。这时又响起了音乐。然而他心里响亮的奏鸣盖过了所有的声音。
夜里很晚他回到了家。屋子一片漆黑，像口棺材似的关闭着。他敲了敲门。里面一阵脚步拖地走路的声音：他妻子打开了门。当她看到是他时，不禁深为惊讶。然而他却温柔地抓着她，领她进了门。他们没有说话，俩人都由于幸福而震颤。他走进房间，看到他的画全部竖放在那里。这是她从画室里搬下来的，为的是好一看到他的作品就感到时刻跟他在一起。从他妻子的这个举动中，他感到无限的爱，同时他也明白自己幸免了多少灾难。他默默地捏着她的手。那条狗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直往他身上跳：一切都在等着他。他感到，真正的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里，不过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似的。
他们俩还一直没有说话。但是她温柔地拉着他来到窗前：外面是永恒的大千世界，它对一个一时糊涂的人自寻苦恼根本无动于衷，世界为他闪着光，在无垠的太空中，繁星灿烂。他仰望天空，感触万千，现在他懂得，适用于地球上的人类的，只有一条法则：除了相亲相爱，任何东西都不能把一个人真正束缚住。他妻子挨着他的嘴唇幸福地呼吸着，有时两人的身子由于极度欢快而挨在一起微微颤抖。但是他们沉默着，他们的心在万物永恒的自由中自由地翱翔，超脱了混乱的词汇和人类的法规。
（黄湘舲 译 韩耀成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