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他守住的,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
失败者
三叔又一次在“家族权力争夺战”中败下阵来。尽管这次他做了十分细心的筹备,先是由外至内层层递进,后是逐步“收网”、终极“亮剑”,但还是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一票否决”。
事情开始时是这样的:我在一个傍晚接到三叔的电话,电话中他除了和往常一样问我近况、问孩子的学习成绩之外,还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个愿望,希望给留在大埠子的祖先以及去世家人的坟各修一座墓碑。
大埠子是我出生的村庄。我们这个大家族在这个村庄生活了近十年,到八十年代举家迁往县城的时候,留下了十余座坟墓,包括我太爷爷、太奶奶、大爷爷、大奶奶,以及我父亲等等。只有三叔一家留了下来。
他也曾像别的叔叔那样迁往城里,但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受不了城里的汽油味,也不喜欢城里缺乏人情味的氛围,于是他那个小家庭又迁回了大埠子村,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打算终老在大埠子。
三叔说,村里只要是大一些的家族,都会集资给祖上修一座墓碑,墓碑上写着祖先的名字,刻上子孙后代的名字,一目了然,别人看到了,就知道这个家族的来龙去脉了。
还有,后来出生的孩子们,上坟的时候到了田野里,无头苍蝇一样,每次都找不到坟头,烧错了纸可是件大不敬的事情。
“咱们凑钱给每个坟头都立个碑,你说阔气不阔气?”三叔这样问我。
“当然好。”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理由不支持三叔的观点。
“那你和你的小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这事怎么办。”三叔这样交代。
在微信群里,我对七八位堂弟、表弟们说了这件事,当然,在说的时候,也是用征求意见的口吻,还启用了投票制——少数服从多数。
弟弟们对此并非热情高涨,但也没有反对意见。三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三弟,对他父亲的意见自然是支持的,他说:“大哥只要决定办,我就支持。”
于是,我们这一辈兄弟,算是达成了共识,修墓碑的费用,由作为大哥的我出一半,其余的弟弟们,分摊剩下的一半。二弟和三弟负责跑腿,收集晚辈们的名字,寻找刻墓碑的厂家……我们准备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情做起来。
在筹备的过程里,三叔又来了一个电话,这次的电话内容是,想要把我爷爷、奶奶的墓,由县城迁回到大埠子去,理由是,我爷爷的爷爷的墓就在大埠子,落叶归根,去世的亲人们,应该聚在一起。
“你说,我这个想法在不在理?”三叔问我。
“在理。”我这么回答着,心里却犹豫了,迁坟在老家是个大事情,不能轻举妄动。
但三叔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好的设想,他打算用自己的良田,去和村民换不适宜种粮食的地作为墓地,一亩换一亩,然后把迁来的坟墓,集中在一起,这样一来,以后上坟就不用东湖、西湖跑两片地了,在一个地方就能上完。
我答应三叔,再和小弟兄们商量一下。微信群里又聊迁坟的事情,弟弟们没人反对,他们还年轻,或许觉得,支持或反对这件事情,意义都不大,只要有人想要做这件事情,那么去做便是。
三叔就要“大功告成”之际,二叔的电话打了过来,“凭什么修墓碑和迁坟都不告诉我一声?你们还把我放不放在眼里?!坟不能迁,你爷爷奶奶刚安葬不到一年,绝对不能动!”
“那墓碑能修吗?”
“墓碑也不能修!”
五叔的电话也打了过来,态度干净利落,这事他不同意。
我父亲去世后,二叔是家里说话算数的人,无论什么事情,他有一票否决权。
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弟弟们:二叔不同意,所有准备工作立刻停止。
也打了电话给三叔,三叔沉默了一会儿,本以为他会大发雷霆的,但他最终还是嘟囔了一句:“不让弄就不弄了,唉——咱们家,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后来我想过三叔想要修墓碑和迁坟的心理动机,他是想让离开村庄的亲人们尤其是孩子们,一年当中能多几次机会回来,那个村庄只剩下他一家,没有亲人在了,他一个人在那里,觉得孤独。
守墓人
少年时,离开大埠子的我万般不情愿回到大埠子,三叔每次都是语重心长地劝我:“你要回来,给你父亲上坟。你不愿给别人上坟可以不去,但你父亲的坟你要来上。”
大埠子距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以前那里交通极为不方便,每次过去的路以及回来的路,都无比漫长。
曾经通往大埠子的唯一一条路,晴天的时候坑坑洼洼,自行车难以通行,要时不时下来推着走;雨雪天的时候泥泞无比,每次通过它都要经历一番严峻的考验。
但不管怎样,每年,至少春节前的小年要回去一趟。上坟要赶在小年这天去最好。但不管怎样,三叔都会在他家门口或者村供销社门口,等待我一个人到来,或者带着弟弟、妹妹、孩子等一支队伍过来。
上坟对于三叔来说,具有很郑重的仪式感,因此他要安排三婶包水饺、炒菜,他带着我们剪火纸。这个流程要历时三四个小时,因而常常让我心急如焚——上完坟天就快黑了,还要赶路回县城,没法不着急。
但有一次,三叔和我在我父亲坟前说了一段话,让我再也不着急了。
他说:“你们都走远了,不想回来了,以后你们的孩子,也慢慢忘记这里了,没关系,只要你还能来就好,以后的子孙们,不想来就不来了,反正我还在这里,还能守几十年,只要我一天还能动,就能来给你父亲上坟。”
三叔说这段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从此我老老实实,到了点就来大埠子,为的是给亲人上坟,也为安慰三叔。
三叔已经五十多岁了,他还能在那十来座坟墓前守多长时间?
他说,没关系,他不在了,还有三弟在。
三弟是名长途货运司机,经常全国各地跑,但无论跑多远,回来的时候,还会把他的大车开回到大埠子,陪着他的父亲。
很多次我都建议,三叔和已经结婚了的三弟彻底离开大埠子,到县城去居住,毕竟城里生活条件好一些,挣钱容易一些,孩子得到的教育也比乡下强,但三叔固执地不愿离开。
那段他说过的话,难道要当承诺守一辈子吗,这太不公平了。
我与三叔
“你爷爷最讨厌的儿子就是我。”三叔不止一次这么告诉我。
在爷爷去世之前,三叔与爷爷的战争一直没有停歇,父子两人经常爆发激烈的争吵。争吵的原因,无非是三叔觉得爷爷偏心,在他成长的过程里,没有公正平等地对待他。
三叔与爷爷以及自己的兄弟们之间剑拔弩张,但对晚辈却最有柔情。那是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我在市里一所学校读书,在校长的鼓励下,办了一份校报,但学校没有资金支持,等到需要印刷的时候,我手里根本拿不出钱。
我给三叔写了一封信,寄到了百里之外的大埠子,忘记了那封信究竟写了什么内容,总而言之是希望他手头方便的话,借我几百块钱。
信寄出了,就忘到了脑后,因为潜意识里觉得,那封信他收不到,就算收到了,他也凑不出那份钱。
没想到,一周多后,有人敲开了教室的门,是三叔!
三叔这是第一次出远门,担心不会坐长途车、找不到路,在村里找了一位认字识路的邻居,一起不远百里找到了我的学校。
三叔从怀里掏出个信封,那里是他不知道从哪儿凑的几百块钱。三叔觉得,我办报纸是一个有文化的事情,在他的观念里,孩子们只要做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家长就该支持。
那会我还年轻,并不懂得感恩,只是心安理得地收了那份钱,而且还很快忘到了脑勺后面。三叔始终也没有提过这件事,等到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这件事,心痛到无以复加。在困难的日子里,这个“大忙”无异于一种恩典,我却忘记了好多年,等到想起来,面对面感谢他的时候,三叔却说:“那会儿,你写信来,我就算砸锅卖铁也要帮你。”
最关心你的人,总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才出现,你不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安安静静地,从来不打扰你。三叔就是这样的人。
等到我有了一点能力,可以帮助家人的时候,却发现在漫长的时间里,帮助最少的,竟然是三叔——他从不向我要求什么。
只有一次,三叔打电话给我,说村里拆了他盖的小店,村支部书记答应补偿他的宅基地,却在拆迁之后没了消息。村支部书记是我童年时的玩伴,三叔问我可不可以帮他打个电话。
犹豫了好几天,终于在一天夜里喝完酒之后,拨通了村支部书记的电话。在电话里,我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沟通。最后我急了:“你答应的事情必须要办到!”
“我要是就办不到呢?”村支部书记大概也喝了酒,拱了火般回答我。
“那等我回大埠子揍你!”我恶狠狠地答。
没想到这句狠话起到了非凡的沟通效果,村支部书记在电话里哈哈笑了起来:“你三叔就是我三叔,我就是逗逗他,哪能不给他补偿呢。”
后来,我一想起曾在一个深夜丢掉颜面为三叔去争取利益,就会觉得有些快慰,毕竟,这是我正儿八经地第一次帮他说话。
有一种可能
三叔在大埠子村的北边,有一座住了很多年的院子。
每次进了村庄,拐弯,把车停到他院子门口,就要踏进他家门的时候,心里总是无比地亲切、踏实。
三叔在我小时候栽下的银杏树,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院子中央的压水井,生了锈,但还是能轻易压出水来。
女儿两岁的时候到我三叔家,就喜欢玩那个压水井,如今七岁了,每年过去,仍然会压水玩儿。
我和三叔坐在堂屋门前聊天的时候,抬头顺着宽宽的堂屋门向天空望去,感觉眼前有了一个大银幕般的视窗:高远处,有蓝天白云,有这个压抑的村庄从来不具备的某种开阔与淡然。
在我四十岁之后,脑海里时常会冒出一种想法,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我也回到大埠子村,在村里,租一间房子,或者干脆住到三叔家里。
空闲的时候,我们爷俩喝一杯酒,谈谈往事,在他有了酒意说着话想要哭的时候,默默递上一支烟。
这是年轻时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事情。
这个时候,也真正明白了,三叔为什么甘愿在那个偏僻的村庄,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
他守住的,不是一位位去世的亲人,而是一份他自认为珍贵的情感,还有他觉得温暖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