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最后两个月，在一片哀号声中，乾隆帝顺利接过雍正帝留下的权力。交接仪式稳定有序，雍正帝历经十三年的苦心经营，终于让他的下一代避免了康熙朝末期的夺嫡悲剧。
尽管如此，带着争议上台的雍正帝，仍然带着巨大的争议死去。坊间，人们交口谈论着他的死因，先帝宫内豢养的道士在外传播着宫廷秘事；《大义觉迷录》事件的余波荡漾，关于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质疑仍未散去。
这些棘手问题，是25岁的乾隆帝面临的首要挑战。
雍正帝的遗产
乾隆帝即位前，当了十多年的储君。康熙帝晚年对这个孙儿印象甚好，赞其聪慧、勇敢、多谋，认为弘历及其母亲是“有福之人”，且“福将过予”。父亲雍亲王胤禛常带着他在老皇帝跟前露脸。看上去，他注定登基。
这一情况传递至民间，导致乾隆帝的名声盖过了雍正帝，坊间甚至传言，雍正帝能继位是因康熙宠爱乾隆爱屋及乌之故。
乾隆帝是幸福的。他优秀的父亲——当时未必如此认为——留给他的遗产，远比康熙帝死后留给雍正帝的要多得多：6000多万两白银[1]和一套较为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2]。
国库丰盈归功于雍正帝有效的财政改革：火耗归公，把熔铸银两时额外的损耗银充公，官吏的灰色收入合法化；严厉惩贪，官员中饱私囊的现象得到遏制；摊丁入亩，使田赋不至于隐匿太多，滚滚财源涌入国库。官制上扩大上奏权，更多官员进入了皇权视野[3]。
但先帝留下的负面影响也不少。也许是夺嫡过程中树敌太多，他的即位引起巨大的争议。政敌及其追随者在民间广泛传播各色谜团，湖南永兴县人曾静指控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4]，这些极秘之事绝对不是居于“楚地之边”的穷秀才所能知悉的。最后审讯得知，消息来源正是八阿哥允禩的党羽[5]。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抚平这些“谣诼”，他的死又增添更多“谣言”。新君左手拿到丰厚的政治遗产，右手上则是父亲的未竟之业：《大义觉迷录》中过分暴露的帝王心迹，清朝的合法性统治危机，逍遥“法”外的曾静，还有外界对雍正之死的各种猜测。
雍正帝是1735年10月8日去世的，去世当晚，他最信任的大臣——大学士张廷玉和鄂尔泰被连夜召至圆明园。张廷玉后来回忆此事时，以“惊骇欲绝”来描述这一噩耗[6]。由于事发仓促，鄂尔泰骑着骡子入朝，屁股都磨出了血。[7]张廷玉、鄂尔泰说，皇帝有立储的密旨。总管太监即时找出，有“着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朕登基”[8]字样。弘历等人赶到乾清宫，取下正大光明匾后的密函，印证新君之位合法有效。
太监、权臣、储君、旨意，这四类形象往往是古代书写最高权力交接场景时常见的元素。雍正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储君的悬念保留到了最后一刻。
不同于父亲，乾隆帝必须依赖张廷玉、鄂尔泰等由父亲指定的辅政大臣来弥补执政经验的匮乏。但有一事显示出他日后“乾纲独断”的先兆：雍正帝去世后第三天，也就是10月11日，乾隆帝发布上谕，要求内监“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宫内有什么事，太监不许妄议，外界有什么传说，也不许传到宫里：
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9]
太监是宫廷内外消息的重要传递者，乾隆帝放下诸多政务不管，发布的“1号文件”竟是要他们闭嘴，显然是意识到了什么。
第一道谕旨
雍正带着争议上台，在十大罪状的“谣言”中执政，又背着巨大的争议死去。暴死说、自杀说、吕四娘刺杀说、被宫女勒死说、中毒而亡说等流传两百多年，衍至19世纪，演绎成诸多小说、野史。乾隆帝即位后就试图消灭可能形成这些传说的人和事。
譬如与丹药中毒说有关的道士。乾隆帝要求太监闭嘴的当天，再下谕旨驱除他们：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10]
意思是说，父亲在理政之余，听说外界有炉火修炼的法子，明知道它是不好的，召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进宫，是把他们的把戏，当作“游戏消闲”的工具。父亲知道，他们是养在宫中的闲人、市井无赖，“最好造言生事”，所以“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
乾隆帝认为先帝在位期间只是出于好奇所以才迷上了炼丹，然而据史载，雍正帝当亲王时就有求仙问药的喜好，登基后曾命亲信李卫等人访求道士，令其进宫开炉炼药，弘历的这一解释很难令人信服。
乾隆帝又在谕旨中说，雍正帝多次提及把道士驱逐宫外，其“平时不安本分，狂妄乖张，惑世欺民，有干法纪”，这些“久为皇考之所洞鉴”。很明显，乾隆帝是在借先帝的权威行己所欲。
弘历警告即将离开的道士，若在外“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
乾隆帝不放心的还有僧人。雍正帝生前佛学造诣甚高，弘历在谕旨中夸赞父亲“于性宗之理，洞悉精微，深通奥妙”[11]并非溢美之词，但其日常接见僧人之举，又让新君联想起顺治时期活跃在宫中的僧人木陈忞。这名僧人离开宫廷后著有《北游集》，披露他与顺治帝交往情形；后来者又如玉琳琇等人，写有《侍香纪略》流传坊间。雍正帝将其列为禁书。而今僧人“陆续散出于外，其间品行不一，难保无借端生事之人”。乾隆帝也预为告诫：
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藉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此等之人，在国典则为匪类，在佛教则为罪人，其过犯不与平人等，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者。[12]
封锁宫廷秘事向外传播的出口，应是担心道士与僧人散播雍正帝好仙道嗜丹药、佞佛迷信的一面。这番用心收效甚微。雍正帝炼丹中毒说，甚至死于春药说，仍旧扩散开来，“谣诼”附着于乾隆帝用来堵截信息的谕旨，流传后世。
即位“翻案”
如果担心僧道对外传播雍正帝的死因，乾隆帝何不及时杀之？一说是雍正新丧，杀戮不吉。一说是乾隆初政，有意与其父执政风格立异，他要以宽得众，而非以严待人。
从乾隆帝登基后十四个月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确实在努力推行“宽则得众”的权力实验。比如赦免八爷党（康熙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后人之罪，准其重归宗室；减轻年羹尧案中涉案官员的刑罚，甚至释放或起用雍正帝已经定罪之人，清理文字狱冤案。
不妨说，继承雍正帝大政，猛则济之以宽，宽则济之以猛，是乾隆初政的内核。但案件若危及统治合法性，乾隆帝也决不手软，例如曾静案的处理，有意“纠正”了雍正帝的宽大。
曾静曾投书岳钟琪咒骂雍正帝十大罪状一事，众所周知。经雍正帝亲书《大义觉迷录》予以批驳后，此事更是广为流传。《大义觉迷录》强烈批驳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的华夷之别论，强调统治的合法性。然而由于它是出自皇帝之手，无论辩驳多么有力，满汉矛盾毕竟第一次从台下走到台前。
雍正只是将吕留良剖棺戮尸，儿子判斩立决，孙辈发配为奴。对曾静却没有动手，反而无罪释放，并留下谕旨：“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13]
然而，乾隆帝即位一个多月后就翻案了：
曾静大逆不道，虽置之极典，不足蔽其辜，乃我皇考圣度如天，曲加宽宥。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
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洩臣民之公愤，著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毋得疏纵洩露，其嫡属交与地方官严行看守候旨。[14]
这份谕旨首先定罪名：大逆不道（咒骂皇帝实为大逆）。其次解释雍正帝为何不杀：天性宽仁（吕留良骂了我的祖宗，而曾静只骂我）。最后表达自己的理解：曾静的罪过与吕留良一样，吕留良能杀，曾静也一样能杀。至于二人之罪为何一致，乾隆帝没有明说。
乾隆帝的处理逻辑与驱逐僧道一致，都担心二者会散播对己、对父不利的信息，谁知道曾静从八爷党羽那儿获得了多少尚未公开的宫廷秘事？只是相比十大罪状级别的“秘事”、统治合法性危机之类的谈论，僧道传播的雍正之死因只是茶余饭后的政治小八卦，这也可以解释曾静与僧道的结局为何不同。
最终曾静被凌迟处死，杀掉他能够“洩臣民之公愤”，但还是没能止住民间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嘉庆、道光以后各种野史纷纷冒出，《雍乾嘉三帝事记》《清宫遗闻》《满清外史》《清宫十三朝演义》几乎收纳了有关雍正帝从即位到死亡的一切“谣言”。饶有趣味的是，吕留良后人吕四娘刺杀雍正说（清史大家杨启樵认为此说纯属无稽之谈，见《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最为人津津乐道，乾隆帝杀曾静的翻案之举，恰是这一说法常常引用的例证之一。
如何处理已经或即将到来的“谣言”，乾隆帝的态度与其父亲截然不同。曾静咒骂雍正帝，质疑其统治的合法性，雍正选择亲自批驳，并将观点刊行全国。乾隆则驱逐僧道，严令封口，禁毁包括《大义觉迷录》在内的所有有关宫廷、雍正死因、谈论合法性的书籍，违背雍正谕旨，诛杀曾静。从亲政初期的这些表现来看，他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围堵“谣言”。事实证明，围绕雍正帝身上的谜团并未散去，“谣言”非但没有堵住，反而被大肆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