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是星期六，海丝一早起来就有些发烧，我并没有过分担心，因为这孩子的身体结实，我又有带斯苔希和梅丽莎的经验，知道蹒跚学步的孩子发烧38.3℃时，会有些烦躁不适，但父母不必为此过分不安。这次的发烧，似乎只是多森托儿所中，孩子们常见的那种无关痛痒的小毛病，一两天就会过去的。
比尔离家上班后，两个大女儿在看她们最喜欢的周六电视动画节目，我坐在椅子上抱着躁动不安的海丝，尽量使她舒适一些。海丝躺在我的怀中，病情似乎在渐渐加重。无精打采，什么东西也不吃，到上午九点半时已濒临半昏迷状态。接着，海丝的病情就急转直下，体温升到了39.5℃，我万分焦急，打电话向儿科医生咨询，医生吩咐必须立即带她去看病。
我马上给邻居多莉丝打电话，请她的女儿吉娜帮忙照看一下斯苔希和梅丽莎，又匆匆打电话告诉比尔家中发生的一切，然后心急火燎地赶进了城。等我带着海丝坐在儿童诊所的候诊室时，海丝已浑身无力，昏昏沉沉地躺在我的怀里了。
医生很快给海丝作了检查，仔细听我叙述了病情迅速恶化的过程。医生严肃的表情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孩子病情严重。他似乎对海丝颈部发僵的现象格外担心，担心着什么我尚未察觉的危险。
“她最近刚打过预防针，”我向医生报告，“会不会是接种疫苗的反应？”
“有可能，”医生回答，“但我们必须首先找找其它原因，您现在就带海丝到隔壁佛劳斯医院的急诊室去，我这就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马上过去，请他们准备一张检查台。等检查完，才能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给比尔打电话告诉他目前的结果，他说他很快就来医院帮助我。我抱着海丝，大步流星地跨过停车处，穿过医院急诊室一道又一道的门。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把我引到一间空无一人的诊室里，帮我把一动不动的海丝放在检查台上，一会儿医生也走了进来。
“夫人，”医生说：“我们治疗时，请您帮助扶一下您的小女儿，千万别让她乱动。”护士向我示范怎样握住海丝的胳膊和腿，使她能稳稳当当地躺在检查台上。其实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海丝好像麻木了。医生准备好注射器，用手指仔细地顺着海丝的脊椎骨往下摸寻找着注射点，然后将吓人的巨大针管深深地插入她的脊柱中，此时，海丝几乎没有一点疼痛畏缩的反应，我的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
整个过程顷刻之间就完成了，我和护士松手放开了海丝的四肢，可海丝仍一声不吭，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医生把抽出的脊髓拿给我们看，“可能稍微有一点儿混浊，”他观察说，“但总体看她的脊髓液还是清澈的。”
“这会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医生对我笑着点头：“我们马上就会化验脊髓液样。但根据外观判断，您可以放心了，您女儿没有得脑膜炎。”
脑膜炎？医生从前提过吗？就算提过，这场厄运总算没落到我们头上。上帝啊，感谢您！可海丝到底怎么了？我们对此如坠烟雾，一无所知。
这时比尔来了，我们一起带着海丝返回儿童诊所。医生报告了脊髓化验的最后结果，“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把脑膜炎排除了”，他说。接着又对海丝的虚弱无力表示担心，指出如果海丝继续呕吐，就有可能发生脱水。他建议说：“为了谨慎起见，应该让海丝尽快住院，这样就能对她的病情变化，随时进行观察监护，可以使她更好地康复。”
我们急急忙忙赶回家，与比尔的父母商量，请老人来暂时将另两个女儿接走。又沿着城边的环路开车到东南中心医院——那里的儿科医生享有绝对权威。
那天下午一点刚过，我们领海丝作入院检查，她已经烧到近40℃了。护士立刻配好退烧药，开始静脉注射。由于海丝烧得全身无力，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所以根本不必采取什么保护输液针管的措施。海丝整个下午几乎都在昏睡，我搬了一把椅子紧靠床边坐下，握着她的手，不时理理她的头发，用冷毛巾擦擦她的前额。当她偶然睁开眼睛时，我便微笑着对她轻轻细语。可海丝对这一切置若罔闻，毫无反应；她目光呆滞，好像服用了麻醉药。我反复试着想让她拿起奶瓶，她根本无力去拿。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晚上，医院进行周六的例行查房，儿科医生再次对海丝进行了检查。
“她正静静地休息，药物会使她保持稳定，”医生告诉我们，“我怀疑她感染了什么病毒，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在二十四小时内会出一些疹子，然后高烧将退去，病情就会有好转。”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告诉父母海丝生病住院的消息。母亲立即要来帮助照看其他孩子。我劝她暂时不要来，因为医生认为烧很快会退下去。最近几个周末斯苔希和梅丽莎可以同比尔的父母呆在一起。
晚上，比尔的父亲赫伯来医院看我们，询问海丝的情况。睡觉前，比尔急急忙忙到医院餐厅为我买回晚饭，但我一点儿胃日都没有。
整个晚上，护士每隔一定时间就来检查一次海丝的状况，我和比尔呆在医院病房里极不舒适的椅子上，彻夜难眠。星期日早上查房时，海丝的体温仍然较高，医生仔细察看了她的颈部和身体中部，告诉我们：“还没发现疹子，大概很快就会出来了。”我只得用医生的话来安慰自己。
中午，尽管一直在用着退烧药，但海丝的体温再次升到了39℃，护士担心她会因久卧不动而生褥疮，便帮助我连带着输液针管将海丝抱在怀中。整个一下午，我都在想方设法让她感到舒服点儿，并不时地察看是否有出疹子的迹象。结果一无所获！我怀中往日可爱的小女儿，此时毫无生气就像是个布娃娃。那天，唯一令人宽慰的征兆（如果能这么认为的话）就是，海丝能够发出一些隐约可闻的呻吟了，这是她生病以来第一次以这些微弱呻吟对自己的病痛作出的唯一反应。
我打电话向老师请假，解释明早不能上课的原因。这时医生来进行晚间查房，我和比尔问为什么除了退烧药，不用其他的药。他告诉我们，他仍怀疑是病毒引起的疹子，而且现在疹子“随时都可能发出来”，在未作出最后确诊之前，他不能贸然给海丝用其它任何药，“否则，这些药会把一些症状掩盖住，干扰治疗。”
星期一清晨，比尔离开医院，赶回去送斯苔希和梅丽莎上幼儿园。他刚走，另一名儿科大夫来查房，我焦急地询问高烧为什么一直持续不断，医生只简短地回答：“有些病毒感染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可事到如今还是不见疹子的踪影，连医生也沉吟难断，无法解答。
海丝入院时已经验过血，可医生又要求再作一次全面的检测，“星期四检测结果就会全部送来了”他告诉我说。
星期四！天哪，可今天才星期一，我暗自寻思，还得等多久？
作为母亲，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什么事情不太对头了，不能坐以待毙。几分钟后，一名医务人员进来取海丝的血样，“一位生病的小姑娘是在这儿吧”。他温和的语气中透着关切和从容，可我焦虑的心情却有增无减。
午后不久，海丝的体温上升到了40.3℃，我开始考虑：如果这里无法诊断海丝得了什么病，对采取什么治疗措施还是举棋不定，也许应该把海丝转到伯明翰的儿童医院去。
那天下午，海丝唯一的变化就是，每当我们一抱她，或是变换她在床上的姿势时，她就会痛得蜷缩躲避。我明显感到，她的病不仅一点儿没好，反而愈加严重了。一阵惊慌掠过了我的全身。
那天晚上在病房里，我对比尔和他的父亲赫伯讲了自己的重重忧虑，希望尽快带海丝到离此三小时路程远的伯明翰，转到那里全国闻名的儿童医院去治疗。
赫伯回答：“这儿的医生很不错，和伯明翰的医生一样好。”比尔则重复着医生早些时候所做的解释，什么在作出正确诊断前，不能随便用药，否则会掩盖症状等等。
于是我打消了转院的念头。但当我孤立无援地看着小女儿软弱无力地躺在病床上那可怜的样子时，心中真犹如刀绞一般。
夜色已深，我给自己的父母打电话，几乎是边说边流着眼泪，告诉了他们海丝的最新状况。“这次你不要阻拦我，”母亲坚决地说，“明早我就出发去你那里，其实我昨天就该在你身边了！”
星期二一早醒来，我发现海丝的左手和左手腕有点儿肿胀，我把护士请来指给她们看，她们觉得没有什么异常，认为是由于我拼命想发现海丝身上出疹子而产生的错觉。医生来后，也没看出任何肿胀，像护士们一样，立刻就把我的担忧置之脑后了。
但是这三天以来，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握着、抚摸着女儿的小手，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肿胀，这绝对不是臆想。
刚过中午，母亲就到了。她走进病房，一看到躺在床上的海丝，刹那间脸上露出震惊惶恐的表情。但立刻她又试图把这悲痛掩饰起来，显然，她不愿让我的痛苦再雪上加霜，可她很快就再也克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后来，母亲承认，当她第一眼看到海丝时，犹如万箭攒心，“我简直不能相信那就是我们的海丝，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顺着面颊止不住地往下流，真觉得肝肠寸断，几乎要被悲痛压倒了。”二十多年后，每当提起此事，母亲仍然声音哽咽，泪水盈眶。
母亲的反应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使我不再怀疑自己的担忧是否正确，心书感到有了依托。三天来我一直惶惶不安，觉得自己的焦虑不但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反而轻而易举地就被医护人员，甚至被比尔否定掉了。母亲的担忧惊恐倒带给我一丝安慰，至少我知道，现在我不再孤立无援，有人能够理解我的想法了。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长时间地站在一起、相依相靠，用泪水来抚慰彼此的痛苦。眼看着海丝身陷绝境，我们却只能束手无策地呆在旁边，相互宽慰哀伤。
星期二，又是一个忧虑、难眠的夜晚过去了。星期三一早，我觉得海丝的左手肿得更厉害了。到八点钟查房时，医生敷衍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什么问题也没有。
九点钟时，海丝的手就像吹气球似地涨了起来，足有平时的两倍大，皮肤又红又亮。我随即叫护士，护士马上与儿科办公室联系。
中午时分，两名医生来到了病房。他们迅速对海丝作了检查，然后带她去作“进一步的血液检验”。当他们几分钟后回到病房时，我问医生是否发现了为什么发烧和肿胀的原因。其中年岁稍长的一位医生立即回答：“要翻十二本医学书，列出我胳膊这么长的表，才‘有可能’解释清楚海丝的病情。”
一时间，医生这种出人意料的“我就是告诉你，你也未必懂”的傲慢态度，弄得我张口结舌。但当他走出去，到大厅与他的同事作进一步商讨时，我的火气“腾”地一下冒起来了。于是等他回来后，我问道，我们是否能请教一下他的同事中的高级医生，请他的同事来为海丝看病。
他突然满脸变色，气冲冲地说：“显然，您根本不相信我的话！”说完，鞋跟一拧转身大步走出了病房。与他一块儿会诊的医生留下来，竭力息事宁人，解释说他们的主任医生现在出去了，星期五才能回来等等。
我到商店找到比尔，把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都告诉了他后，心中的忧虑却一点也未减轻。那天下午，海丝的体温猛升到40.5℃，她的有手和左脚也开始发肿，我心里更加惊恐慌乱起来。
我不知道那天医生是否回来又为海丝检查过。即使来过，我也没遇见他们。后来我看了护士的记录，从中并未发现任何常规记录，能够说明儿科医生那天晚上为海丝作过检查。
星期三的晚上，情况就更糟了，根据医生的嘱咐，在那天下午撤去了海丝的静脉注射。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海丝胳膊肿了的缘故。
由于海丝不再通过静脉注射得到滋补营养，护士便给我一个小注射器，让我试着往海丝嘴里喷射营养液，一次几滴，我每次都千方百计地尽量使海丝能吞咽下去几毫克。这时海丝的关节肿得很厉害，只要一碰她，或帮她在床上翻翻身，她就会疼得不住地呻吟、啜泣。
望着床上衰弱的女儿，我为自己的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伤透了心。但这已不再是最让我悲伤落泪的事了，现在，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我们，我担心将会失去海丝。我甚至连抱一抱她都办不到，因为那会给她带来更多的疼痛。
我能作的全部事情，就是来来回回地在屋子中徘徊，无穷无尽的忧虑、哭泣、祈祷：上帝保佑，噢，上帝请不要让她死！我知道上帝就在我的心中，我相信他会听到我的声音。那一晚，在医院的那间病房内，我像海丝一样，感觉异常痛苦，不知所措，而又无法解脱。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如此恐惧、绝望、孤独过。
星期四早上，医生查房时，肿胀已经蔓延到了海丝的胳膊上，甚至右脚也开始发肿，身体不能触摸，即使盖一层薄薄的床单，都会使海丝因极度疼痛而啼哭不止。当医生看到病情加剧，却连任何新的医嘱也没留下就离开了时，我简直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了。
有好一会儿，我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上午九点。我对这种毫无反应的态度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比尔徒劳地想劝我平静下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冲比尔喊着，“我不能再站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海丝死去！”
带着这股怒气，我冲出房间，气呼呼地穿过大厅，闯入护士工作站，“请您现在就拿起电话来。”我冲着桌子后面那个大吃一惊的女人高声嚷着，“马上给医生打电话，告诉他们，除非他们在几小时之内，能够给我们一些答复，或是对海丝采取什么治疗措施，否则我要给海丝转院，带她到伯明翰儿童医院去，那儿的医生会给我女儿看病的！”
“但、但、但、是，没有医生的允许您的孩子不能出院。”那个可怜的女人惊惶失措地答道。
“咱们走着瞧！”我边说边一扭身，目不斜视愤怒地回到了海丝的房间，我敢肯定那女人一定在给医生打电话。
护士刚给医生打完电话，比尔接着也给他们打了电话。“达芙妮说话是算数的，”他说，“她说得到，做得到！”
上午十点，护士接到了新命令，要求我们在家长意见书上签字，同意院方给海丝注射两种抗菌素。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必须采用发脾气的方式，才能让医生对海丝的病情作出反应。但不管怎样，事情总算有了变化。
记得那时我心中认为：既然要求我们签字，就表明给海丝用的药肯定对孩子有伤害。我不记得有什么人曾告诉我，准备给海丝注射的是氨基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也不记得有什么人曾解释过，这药用后可能会产生相当的副作用。也许这些都列在了要家长签字的意见书中，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我想，当时只要有人指出其中潜在的危险，我想我们是会改变决定的。然而当时我深信，那天上午海丝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必须采取某些救治措施，而且一刻也不能耽误。
医务人员很快来给海丝打了两针，其中一针的针头就像兽医给马打针用的那么粗大。看着海丝打完针，自从进医院起的五天来我一直绷紧的心总算有了片刻的松弛，摆脱了悲观失望。中午时分，海丝的体温又上升到了40℃，这次我不再为此而担惊受怕，我知道抗生素在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大展神威，遏制住高烧了。
谢天谢地，没到二十四小时，好转的迹象就出现了。下午下班时分，我发现海丝的肿胀有些消退。晚饭时，海丝甚至吞咽了几小口米糊、苹果酱和香蕉泥，这是她近一周来吃的第一顿“饭”。
晚上医生来查房，也为这初示的好转迹象而欣喜。他说验血结果说明在海丝的血液中有嗜血性流感杆菌，发烧就是这种杆菌引起的。至于手脚发肿，可能是斯蒂尔氏病造成的，或是蜂窝组织炎。（他当时没有解释这两种情况。）
现在好啦，总算有了一些答案。我不禁对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情形惊讶不已，为什么近一周以来什么病况诊断说明也得不到，今天却突然时来运转，得到了如此多的病情诊断结果？为什么现在才得到这些信息，是因为我当众大吵一场，采取强硬行动的结果吗？无论怎样，至少海丝正在康复！感谢上帝！
那天晚上，海丝第二次注射了抗生素。
星期五一早，她的热度已退到了一周以来的最低点37.2℃，虽然白天又有些回升，可我确信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她的手脚还有些发肿，但肿胀正在缓慢地消退。同时，她的食量也有所增加，睡觉也更安稳了。这一天，医生又给她注射了两次抗生素。
我的心情渐渐地松弛了下来。星期六，医生不再给海丝打庆大霉素，说是只用氨基苄青霉素就完全可以控制嗜血性流感杆菌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庆大霉素比氨基苄青霉素的副作用要大，这恐怕也是及早停打它的原因。
接下来是星期六、星期日，海丝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好。尽管病情明显改善，医生还是不同意海丝出院，他们说体温必须连续二十四小时保持稳定才行，海丝现在虽然不再发高烧，但一天之内体温的波动仍然较大。
现在，海丝已彻底脱离了危险，我却有一周没去上课了，如果再请假缺课的话，整个一学期的教学课程便会付诸东流。我和比尔重新商量作了安排，我母亲决定让我父亲和我的小妹妹、小弟弟（那年他俩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在伯明翰继续自己管理自己一段时间。这样，白天由母亲在医院陪床，我去上课。下课后，我每天下午去幼儿园接两个大女儿，和她们在一起呆一会儿，再由比尔把我送到医院去陪床。晚上，当海丝昏昏睡去后，我开始准备自己的教案，直到支持不住睡着为止。这段时间，由于我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已筋疲力尽，使我成了一名在椅子上睡觉的好手，尽管是由于我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已精疲力尽所至，但这套功夫仍让人惊诧羡慕不已。
随后的几天，海丝的病继续日日见好，可她的身体离康复还十分遥远。她对每日两次注射产生了极大的恐惧，一见穿白衣服的身影就吓得失声尖叫。她的腿上打针的部位，变得又青又紫，惨不忍睹。因此，大部分时间她只愿意静静地躺在床上，或是乖乖地呆在母亲、比尔或者我的怀里。
到了第二个周末，海丝的体温终于稳定下来了。星期五查房时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星期六早上，他们告诉我们可以带海丝回家了。离开医院前，医生嘱咐，回到家要继续给海丝口服抗生素，一周后带她到医院复查，要注意的事项仅此而已。他们还说，几天之内海丝的腿仍会酸痛，使她的运动受限制，但两三周之后，海丝就会四处跑动，完全恢复正常了。
真是个好消息！
那天早晨，我抱着海丝走出东南中心医院时，感到一种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愉悦与宽慰。一生中最可怕的严峻考验终于过去了。
然而，这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