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饥似渴博览群书的过程中，翁伟昂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正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积累了丰厚的资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推动下，第二次工业革命终于使西方崛起并开始主导了人类文明的进化方向。从此以后，东方从属于西方，农牧文明的辉煌在东方徐徐落下，工业文明的浪潮从西方滚滚而来。尽管大清皇朝的洋务运动也曾梦想着致富求强，但是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探及其原因，翁伟昂觉得西方的工业文明是由资本驱动的，而资本又是由市场驱动的。反观大清皇朝的洋务运动是由官府驱动的，而官府又是由官员驱动的。当人类进化到了工业化时代以后，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成为了推动工业文明发展进步的发动机，而近代中国恰恰在这个核心环节上卡了壳。
要使货币顺利转化为资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货币要想顺利转化为资本，不仅仅是个私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阶层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在商品流通中即有私人资本，也有国家资本，而要想使商品流通物畅其流并有竞争力，那么就需要一个与之配套的上层建筑来为商品流通保驾护航，而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很显然是由国家资本建立的。所以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是否通畅和有竞争力，国家资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方国家在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关键环节上找到了完美的进化方式，从而征服了世界。这个完美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进化方式，就是现代企业制度。而近代中国的衰落，也正是由于缺失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核心环节，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而一步步地走向了深渊。
人类进化到了工业时代后，就算想向外国人学习，也不是像当初学习“胡服骑射”那么简单了。而且到了工业时代以后，游牧民族的民风彪悍和骑马射箭功夫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资本的进化与博弈，就成为了国与国之间角力的主战场。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引起腐朽的清政府的重视，而安享了近二百年和平时光的大清子民们，也都处于麻木状态之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代表着东方农牧业文明的中国与西方工业文明的实力差距也越拉越大。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皇朝的统治者们终于如梦方醒。在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和RB两国都同时面对着来自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于是不约而同地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但是在这场国家间改革竞争中，在明治维新之后RB最终实现了独立富强的改革目标，而大清皇朝却治标不治本，最终输掉了这场自强求富的改革竞赛。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只进行了军事、教育和经济领域的部分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和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而RB则自上而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恰恰在这个时期，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未来命运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了。
蒸汽机、煤炭、钢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的三个主要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从轻工业开始，并逐渐向重工业领域扩展。在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人类的生产劳动只能依靠人力、畜力和水力。而伴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可以不再依河流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所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其影响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推动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人类推向了崭新的“蒸汽时代”。
当西欧国家和美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大清王朝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这使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霸主英国，终于等到了向这个东方的农牧业和手工业帝国挑战的机会，但这个挑战与中国数千年来面对的，来自于游牧民族的挑战完全不同。英国并不是以占领土地为主要目的，这也是鸦片战争不同于单纯侵略战争的一个原因。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对印度、东南亚的侵略加剧，印度、埃及、缅甸相继沦落为英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但英国不同于一般封建侵略者的是，英国已经进化为了一个工业化的民主国家，奉行重商主义的英国国家资本，对占领殖民地领土和统治殖民地人民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市场和货币主导权。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其实就很难理解工业革命的实质，因为工业革命只是资本的进化与博弈的表现形式而已，而且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冲击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
当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翁伟昂又一次将自己埋在书堆里时，就是他感到最惬意的时刻。只有在一天里的这段时光里，他才能够没有烦恼、没有忧伤，在理论和历史的长河里去寻觅他未来的方向。对于他们那一代的高校毕业生来说，他们在大学里所学习到的知识，如果不能说是已经过时的话，至少也是远远的不够用了。因为在他们还没有将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搞清楚的时候，新的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来临了。好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随着大量经典译著的出版发行，这使博览群书的翁伟昂能够以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心态，在历史与未来的时空长河里遨游。他对历史的认识，也不再那么狭隘了。
他不得不承认，鸦片战争虽然使大清皇朝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也就是从那时起，闭关锁国了几百年的中国，终于又融入到了世界历史的浪潮中，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之所以说中国半殖民地化，是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侵蚀，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丧失了部分主权。特别是列强建立的租界，完全独立于清王朝行政管辖和法律权限以外，成为了“国中之国”。但是此时的翁伟昂不得不承认的是，租界在客观上又为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
而这个半殖民地化，又是以半封建社会为基础的。鸦片战争后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标志的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家庭手工业，受到了西方工业化商品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以丝茶为主的农产品生产日益商品化，又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外国侵略势力从沿海地区深入到了中国内地，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了东北沿海。俄国侵吞了中国大片领土，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一方面使殖民势力便于通过清政府直接控制中国，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大门。
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使中国的海关管理权落入外国人手里，而美国人蒲安臣出任中国使臣出访欧美，又使中国的外交主权旁落。在这一时期，洋务派不得不多方依赖洋人，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时，又为殖民者扩大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由于赫德直接管理中国海关，引入了西方自由贸易的理念，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大大加剧，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货输入在中国并未打开局面，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外国工业化商品冲击的大潮下终于败下阵来，家庭手工业纷纷破产，农产品加速商品化。由于失去了海关的贸易保护，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经济日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国沦为了西方工业商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掠夺地。
伴随着大量洋人、洋货而来的，还有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鸦片战争时，在中国约有三十万的地下基督教徒。那时基督教还没有公开传教，只有20多名英美传教士在澳门进行一些翻译圣经，编写字典的工作。1846年，道光皇帝明诏弛禁基督教，归还原有教堂，基督教于是转而公开活动。基督教会传教的组织颇为严密，耶稣会负责江苏、安徽和直隶东南部的传教工作。遣使会负责直隶的大部分和浙江、江西。多明我会则专门负责福建。来自英美法德等国的十余个基督教会，也纷纷在五口通商地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其中美国归正会在厦门兴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新街堂，美北长老会的嘉约翰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博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