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受到了《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热卖地激励，亦或是强烈地预感到欧洲大革命的那一幕也许会在俄国上演，马克思表现出了对俄国异乎寻常的兴趣。为了研究第一手资料，他甚至开始学习俄语了。但此时他似乎已经失去了综合思考的能力和有所作为的内在动力。
所有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惊讶地发现，马克思用那凌乱的字迹，写下了三千多页阅读笔记。这说明马克思在他晚年的时光里已经不再有创新的力量，他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不可能完成《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了。正如他在去世前对小女儿爱琳娜所说的那样，他希望恩格斯应该义不容辞地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来。
在马克思逝世前后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马克思之所以迟迟没有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第二卷。他已经写不出比第一卷更多的东西了，而且不少批评者指出，第一卷中叙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是极其抽象的，并未说清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关系，马克思如果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续卷来，他的《资本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
这些来自于反马克思主义者们地攻击，令马克思主义者们疑虑和担心，因为谁也不清楚马克思手稿的进展情况。这些忧虑随着马克思的逝世更加强烈了。社会各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恩格斯身上，因为只有恩格斯有能力完成剩下的工作。为了完成战友的遗愿，为了不辜负社会各界的期望，也为了回击反马克思主义者地攻击，恩格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整理并出版《资本论》续卷的工作。
这显然是一个超乎想象的艰难工作。面对满屋子的箱子、包裹和书信，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人一起从头开始清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清理出马克思的手稿多达几千页。马克思留下来的手稿实在太多也太乱了，而且大多数只是一些零散的片断。经过初步梳理，恩格斯为第二卷确定了写作提纲。他将第二卷的研究范畴确定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包括资本的循环、周转，以及社会资本再生产三部分。分别阐述资本运动的连续性，资本运动的速度和资本运动的条件，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不可克服的深刻矛盾。这部分内容的手稿基本上是马克思从1865年开始写作的，断断续续用了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恩格斯发现这些手稿尽管内容十分深刻，形式却极欠推敲，而且由于写作时间得久远，有很大一部分内容陈旧，已经不再适用了。
马克思的手稿显然是依照作者头脑中随时展开的思想即兴写下来的，有些部分经过了推敲，有些部分只不过写了些提示。马克思想要说的话似乎已经说出来了，但是逻辑关系并不清晰，很多地方都不完整，章节之间常常产生跳跃，因而并不连贯。而马克思那难以辨认的字体也是手稿整理的一大困难。尽管如此，恩格斯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一伟大的工作中。
恩格斯首先誊清文稿，然后根据写作提纲重新安排结构，补充修改内容，再进行文字的加工和润色。繁重而又艰难的工作终于把恩格斯累垮了，到了1883年底他旧病复发，不得不卧床休息。恩格斯那时已经是一位63岁的老人了。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恩格斯决定通过口授继续进行整理工作，他聘请了一位可靠的秘书，由他口授，秘书负责记录并誊清。
直到1885年2月，经过将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恩格斯终于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和写作工作，并于同年七月正式出版发行。恩格斯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马克思长达十六年没有完成的工作。
尽管恩格斯一再声明，他只是把马克思的手稿尽可能逐字逐句地抄录了下来，文字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如果活着自己也会改动的部分，但是很显然这些都是恩格斯的谦逊之辞。他为《资本论》第二卷做出的贡献绝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创造性的。正式出版的第二卷，可能只引用了马克思手稿的很小一部分。
在完成了第二卷的出版工作之后，恩格斯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第三卷的整理和写作工作。他曾乐观地表示，第三卷的整理和出版只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一年就足够了。但事实是第三卷的整理和写作过程竟然长达十年，而且直到恩格斯临终前，他才将第三卷付印。在恩格斯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似乎也陷入到了马克思式的困惑和拖沓之中了。
在马克思晚年，恩格斯经常与马克思朝夕相处，为什么马克思要对恩格斯隐藏他的手稿呢？这个问题自然引起了很多熟悉他们关系的老朋友们的强烈关注。在给一位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的党内同志的回信中，恩格斯是这样回答的：“你问怎么连我也不知道该书完成的程度？很简单，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该书写成并印刷出版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请楚，但是他也知道，万不得已时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
翁伟昂觉得，或许当恩格斯面对第三卷的整理和写作工作时，恩格斯终于明白了，这个工作远远不像他所想象得那么简单，他也肯定理解了马克思的困惑和拖沓。恩格斯或许也意识到了，《资本论》第三卷实际上是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而马克思的困惑，或许来自于理论与现实的困惑，或许来自于理论与他个人身份的困惑这两个方面。
翁伟昂可以感觉到，晚年的马克思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感到困惑这一点，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从年青时代起，马克思就是以一位彻底的资本和资本主义批判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他的代表作是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这两部作品的共同点是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地强烈批判。但是即便在这样两部批判性的作品里，翁伟昂也能时常看到这样的文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对资本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资本确实存在着合理性、先进性、革命性成分。而这样一个现实在他构思和写作《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时，或许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可这就意味着《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很可能会是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这将紧接着导致马克思的第二个困惑，那就是他的理论与他的身份之间的困惑。
可想而知当马克思撒手人寰后，恩格斯所要面对的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困惑了。所以翁伟昂也就不难理解，当恩格斯高效地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出版之后，面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为什么选择了长达十年的沉默，并且在逝世之前才将第三卷付印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进入了二十世纪后，越发加速进化了，而推动这一进化过程的资本理论，主要来自于凯恩斯的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是英国经济学家，因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并引发了经济学历史上的“凯恩斯革命”而著称于世，被西方世界誉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凯恩斯于1883年生于英格兰的剑桥，他的父亲是剑桥的经济学家，母亲也是剑桥毕业生，并曾经担任过剑桥的市长。凯恩斯1905年在剑桥毕业，此后他滞留剑桥一年，学习经济学并准备英国的文官考试，通过考试后入选了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他开始了经济学研究工作。1908年他辞去了印度事务部的职务，回到剑桥担任经济学讲师直到1915年，在此期间他的一篇关于指数的论文获得了亚当.斯密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不久，凯恩斯应征进入英国财政部工作，主管外汇管制等对外经济工作。一战结束后，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后来因为对关于德国战败赔款等方面的建议未被接受不满，忿然辞去了首席代表的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立即在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后惊魂未定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西方媒体感叹“凯恩斯是在致命危机威胁资本主义世界时，挽救和巩固了这个社会。”有的学者甚至把凯恩斯的理论比做“与哥白尼在天文学，达尔文在生物学，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一样的革命。”
凯恩斯长期担任权威刊物《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先后出版过多部著作。同时他还是一位拥有实践经验的投资者，虽然多次亏损，可最终通过证券投资获利彼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财政部的顾问，是英国战时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二战结束前后，凯恩斯忙于英美贷款谈判和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的建立等一系列活动，于1946年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就像所有的先贤一样，凯恩斯的学说在他逝世后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并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的国家干预学说构筑起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社会繁荣的政策基础，因而凯恩斯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一度主宰了西方世界的凯恩斯经济学衍生出了多个支系，直到今天仍然在深深地影响着这个世界。
翁伟昂在通读了这些浩瀚的经典著作之后，耳边又响起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里主题歌的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是啊！还是得到西天去取经啊。”他在心里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