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
“我在江淮大地的老家”，这是我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拿来做这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也是满贴合的。我1957年10月出生于安徽珠城蚌埠的淮委医院，听上一辈人讲，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分成几大片，皖北的行政中心就在蚌埠。50年代中后期，皖北行政片分成宿县、滁县等几个地区，我们全家到了皖东北的宿县地区（现宿州市），对我父母来说，他们这是回到家乡了，因为我父亲的老家在泗洪县梅花乡（泗洪县现归江苏），我母亲的老家在泗县山头镇，泗县及泗洪均为古泗州地，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整个宿县地区（包括现已划走的五河县、固镇县、濉溪县等），历史上为著名战场，兵家必争，由陈胜吴广而刘邦项羽而淮海战役，总有惊世骇俗、撼天动地之举。
我在淮北平原的宿县读完了小学、初中及高中，小学和初中时的学习成绩似乎总还是好的，90年代初中同学聚会，我们小学和初中的数学老师段续彬回忆当时同学的成绩时，对我的总结是，“95分都是要重考的”。虽然如此，我后来并没有成为一个好学生，其实那时候也已经不是一个好学生了。像所有的男孩子那样，我非常调皮，冬天到河里滑冰，夏天到河里游泳，偷学校的篮球，和同学打架，偷公园的桃子，挖林场的果树，翻墙头看电影被人家逮住，再爬窗户逃跑，潜入盖楼的建筑工地，把建筑工人刚在木条里布好的电线扯出来，卷成卷，藏在裤腰里逸出，到街头废品收购站卖掉买东西吃或买香烟吸。
60年代末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似乎更放纵了我的这种天性，那时候我逃学是非常正常的，逃学去做什么呢？一是去县图书馆看报读杂志，小说、散文、诗歌、曲艺，什么都看，最上瘾的，是听几个成年军事迷谈论苏联的“獾式轰炸机”；二是城里城外四处晃荡，大街小巷跑遍，坐在小巷水井边的象棋摊子边看人下象棋，一坐就是半天；三是跟一位市井人家的男同学下乡钓黄鳝，钓黄鳝总是要下乡的，我们俩会一天接一天地跑乡下，裤头背心黄球鞋，顶着骄阳，穿行于村庄、河渠、池塘、稻田之间，浑身晒得黢黑。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们家的黄鳝、泥鳅（有时候还有老鳖）吃不完到处送人，要是家中来客人的话，这些都是必上的菜。最辉煌的是一次下乡午收住在偏僻的村子里，我们几位同学去附近的村庄钓黄鳝，我钓上来一条罕见的大黄鳝，拿到村庄驻地，引起全体男女同学的惊呼，那时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迷上了曲艺创作，因为当时是戏剧、曲艺当道的时代，各种数来宝、三句半、快板书等泛滥成灾，我就和几个喜欢文艺的同学开始创作这些样式的文艺作品。上了高中以后，当时叫作“复课闹革命”，我们渐渐又回到了学校，我也开始给已经复刊的省里或者全国性的一些文学杂志投稿，像《安徽文艺》《江淮文艺》《解放军文艺》《朝霞》等，都投过稿，当时各家编辑部是来稿必复的，但我亦是一篇未中。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们是实习，分为文、理、医护班，文班下乡搞农业学大寨，理班学开拖拉机，医护班进医院学当护士，我喜欢文学，自然报名文班，于是就在寒冬腊月由两位语文老师（窦老师、王老师）带队，大队人马开赴宿县永安大队，吃住在村里，和社员一起开沟挖塘，并且宣讲农业学大寨材料，晚上大家则加班加点写稿子，自编自刻自印，出油印小报。在这些活动中，亦有两点引我骄傲，并且至今不忘，一是我负责了油印小报的“好人好事专版”，二是当年正在长身体，特别能吃，并创下了一顿吃6个大馍的最高纪录。
1976年春，我高中毕业，旋即报名上山下乡，并于当年2月初赴安徽省灵璧县向阳公社大西大队大西生产队插队落户。与有些同学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当时完全不排斥上山下乡，非但不排斥，态度还十分积极，极愿意离开父母，到广阔的天地里去，投入火热的生活，独立自主，长大成人。因为有这种思想，所以到大西生产队的第二天，我就积极要求到挖河的工地上去抬筐，其实我觉得这对当时任何一个抱有朴实信念的高中生来说，都是很自然的想法。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星期，和村里的人就都熟悉了，回到村子里，我和一位固镇来的知青孟庆红搭伙吃饭，粮食什么的也都是在一起的。我们那个知青小组里，还有一些上海来的知青，不过1976年已是知青插队的晚期，上海知青也都是结婚的结婚，招工的招工，回家的回家，没有几个人了。但我还是喜欢农村，喜欢干农活，也喜欢叫大阳把自己晒得很黑，每天穿个裤头，赤着脚，白天干活，晚上在队长西金美家的防震庵子里点煤油灯写诗，春天在地里耩麦子的时候也写，用我母亲做账用的会计纸（没有稿纸）。耩麦一般都是三个人，一个人牵牛，一个人扶耩子，一个人倒麦，三个人轮流换角色，轮到我倒麦的时候，倒过麦，牛和耩子往地里去了，淮北平原生产队的田地有的是非常宽远的，甚至都有望不见边的那种田地，牛和耩子在春风和阳光下走远了，我就坐在风暖日丽的田头写短诗，白天写好了，晚上在防震庵子里把它们修改誊抄出来，再一卷一卷地寄给各家文学杂志。
这样到了1978年，我的第一组诗终于在《安徽文学》发表了，当年《安徽文学》的两位诗歌编辑是刘祖慈老师和贺羡泉老师，两位老师分别给我来了信，一是修改留用，二是鼓励鞭策。那组诗叫《田野散歌》，发表在1978年《安徽文学》第4期上，作者姓名前还缀上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几个字，那应该叫处女作了吧。其时已经恢复高考，我正在宿县复习迎考，我记得1976年是“文革”后恢复稿酬制度的第一年，编辑部给我汇了20元钱来，那种激动是无法言说的，而且那时的20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当即将这笔稿酬分为数份，分赠父母、姐姐及母亲最好的同学兼朋友，又请同学和朋友吃了一顿。这一组诗，后来亦被收入了安徽的一些文学选集里。
是年秋，我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10月份到校读书。在大学里，我就更不是一个好学生了，入校伊始，我就给自己定下了学习目标，那还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当时百废待兴的文化荒野中，大学里的藏书，已经是学子最大的精神财富了，我自然不肯放过，于是拼命读书，并为此而割弃了耗时费力又没有语言环境的外语。我写了一封信给外语李老师，从此不上外语课，不参加外语考试，余下来的时间，当然地就分配给了读各类文学书籍。行万里路呢，就是利用每一个寒暑假的时间外出旅行、采风。第一次，冒充报社记者去了忠庙、姥山和银屏山区，宿于农家，攀于峰顶；第二次，从安徽省作协开了介绍信采集民歌去了大别山，一人独行，上青枫岭，翻白马尖，夜宿崖底也是有的，当时社会还搞阶级斗争，在胡家河我被山里一帮民兵追了几个山头，最后还是以礼相待了；第三次，走长江看母亲河，由在芜湖安师大读书的中学同学那里启程，沿长江南岸步行，过当涂，至采石矶，再到马鞍山；第四次，携人民币200元，一路逃票，扒火车，上军车，搭便车，独行大西北，由宿县至郑州、西安、兰州、西宁、柴达木盆地、冷湖、西部石油探区、阿尔泰山、敦煌、柳园、银川、呼和浩特、北京，返程车票买好后，又买了一条喇叭裤，才把200元花完。
大学四年仍然写许多不成熟的东西，诗也在全国各地的刊物零零星星地四处发表，成绩最好的一次，是成为《安徽文学》主办的“新诗三十家”之一，又有一组西行的组诗9首发表，也很能鼓起我的信心来。1982年，大学毕业回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做秘书，这一时期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也是以大西北为题材的，题目叫《库库诺尔》，1983年6月写好之后，就寄去了《人民文学》。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刚由王蒙担纲主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无刊能比，我当然也是抱着这种崇仰的心情投稿的，没想到寄出后不到10天，《人民文学》就有一位赵国青老师来信，说短篇小说《库库诺尔》，编辑部及王蒙同志都已传看，决定留用，会尽快发表的。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它在当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发了出来，并被收入了《〈人民文学〉创刊三十五周年短篇小说选》等选集中，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加无心在市政府办公室长远工作下去，后来经过数番努力、争取，终于在别人不可理解的目光中调到了宿州市文联搞起了专业创作，并且创办、主编了《宿州文学》。
那些年仍然不断地在各地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只是有影响的并不多，短篇小说《黄色公告》算是个例外。1987年，我由宿州市文联调至合肥市文联袁秀君老师主编的《希望》杂志社工作，做编辑，从此就远离了淮北，但我对淮北大平原的感情，却是永难割舍的，并且日甚一日。所谓“淮北”，顾名思义，就是淮河以北。因为淮河及其他许多河流（包括现在已经消失的河流，例如泗水、汴水等）的冲积，淮北成了土地肥沃的平原，即淮北平原；假如它再与河南、山东、江苏的一些地方联系起来，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它又成了大平原，叫黄淮平原。这也许就是地理最简单的，也是最基本而又准确有效的组合方式。于是每一个人，就都被涵盖在这种大同小异的组合之中了。我觉得，这正是生命（和其他）发展的全部奥秘……当然，淮北又是独到的，就像另外一个人体会他自己的地域一样，没有在淮北长期生活的经验，是不可能细微地体验或占有它的独特的。淮河是一条深奥的河，它同秦岭等连接起来，就成为我国南北地理的一条分界线了。所谓分界线，并非无力亲受的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地理学为了方便而大致框定的一条试题答案，它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那就是当我们由南而北跨越淮河时，我们马上就进入了北方——温度的差别和（因地理因素而形成的）俚俗的差别，立刻就会提示我们的身体和感觉，非常明显，泾渭分明，橘生淮北为枳，就是这种差别的实践及佐证。在我的小说中，淮北平原被虚构置换为“濉浍平原”，这就是我对淮北平原的感情。
到合肥后，起始租住于合肥四里河，后又租住于杏花村，一边做编辑，一边搞创作。1988年写了中篇小说《焚烧的春天》，并头题发表于1989年第3期的《上海文学》，那时《上海文学》主持工作的是常务副主编周介人先生，周介人先生既有上海人做事的精明，又有文化人的思想蕴涵，还有文学评论家的对文学现象的敏锐，所以他主持《上海文学》的那些年，《上海文学》在文学界有了相当的威望，而我的责任编辑，最初是吴泽蕴，后来就一直是卫竹兰了，我那一阶段写得多，发表得也多。《焚烧的春天》发表后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又获得1990年的“《上海文学》奖”，中篇小说《幸福的王仁》头题发表于1990年的《小说家》，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篇小说选》等一些选本转载，这部小说发表十几年以后，2002年春节前开省政协会，《北京文学》的一位编辑打电话到宾馆来，说他们办了个文学的热线，第一位打电话进来的读者，就是问《幸福的王仁》的作者现在做什么去了，想了解一下近况，这使我感动。
那时还有《夏天的公事》《十棵大树底下》《人种》等20余部中篇小说，以及《夏天的公事》中篇小说集等，也都有许多反响，文学评论家王达敏先生还就这些作品写了评论文章，发表于《文学评论》等报刊上。在这些作品中，《夏天的公事》在《上海文学》1990年4期的头条发表后，即为《新华文摘》等报刊转载，后来陆续又获得了1992年的“《上海文学》奖”，1992年的“上海市首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及“首届安徽文学奖”等文学奖项，那一时期的小说及散文作品，还相继获得了“《萌芽》文学奖”、“山东‘时代风’文学奖”、“《芒种》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等文学奖，并且我本人也被选为合肥市首批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1年，我又作为安徽省代表团的领队，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全国青年作家会议。
此后数年，我逐渐转向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但中短篇及散文的写作仍未放弃，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有《尘世》《王》《铁血雄关》（与友人合著），中短篇小说有《地道》《康庄》《秋天的远行》《碑》《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等，都引起了一些反响。《尘世》原名《乡村里的秀梅》，出版时改为《尘世》，《尘世》与《碑》发表后，相继有了不少评论的文字，其中以陈思和先生发表于《南方周末》等报刊的文章，最为给我鼓动，而短篇小说《碑》发表后，即为《小说月报》等报刊转载，亦被译至海外，还有十数家选集先后选收了它。陈思和先生的文章谈到《碑》时说，“随着时间朝‘世纪末之门’一步步逼近，我们这部小说选的编选工作似乎也越来越吃力与迟缓……转眼已是五月，选出的小说稿一直压在我的手里，迟迟地不愿意交出去，一篇序也迟迟地写不出来。不是我的伙伴们工作不尽力，而是我心中隐隐地有着某种期待，我对已经选出的作品感到不满足……总觉得冥冥之中还有吞吐宇宙精气的艺术生命静伏在书林字海中等待着我们去感应和呼唤，我迟疑着，一拖再拖……直到前几天，新颖拿来一篇小说，连连说：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是许辉的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叫作《碑》……”而中篇小说《我爱小芹》，为《男人辞典》等选集收录，短篇小说《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则被收入了谢冕与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虽然可以肯定，收入此书中的所有作品都未必一定是“经典”，但自己的作品能够为某一部分人所关注，依然是令人快慰的事情。
我的文学创作，由上小学、中学时的“好读”，到初、高中及农村插队时的“好写”，再到上大学及于政府部门工作时的“好读、好写”，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十年间的“小有起色”，转眼已二十余年。对我自己的创作及作品，我是有我的看法的，它们语言劲道，颇富内蕴，但囿于文风清淡，较难传之广远，对此我亦不悔。1997年初，我由合肥市文联调至安徽省文联，主持省文联《大时代文学》（原《安徽文学》）工作，专心编务，耗心精营，于文学创作，已无半分精力。世纪末，我挣脱编务羁绊，又摆脱了诸多污品烂事，现在又能专注于文学了，我觉得欣然和欢畅。对此后的创作，我也觉得颇有底气及内力，我不愿意自己着急，时时告诉自己不急于去求证什么，也不急于去获取什么，就是这么轻言慢语地写去，我总是觉得江淮大地以及我自己创造的一块大地——“濉浍平原”的精气神，时常在胸中涌动，这也许就是我的一点底气所在，因此我不着急，一点都不着急，就这么如山溪般不断写下去，渐渐地，也许自己就能看出自己的一点底色来了。
2002年5月8日于合肥淮北佬斋
私房钱
经常听人说起私房钱，报纸上也时有讨论，这就使我也想起了一桩私房钱的事。
20世纪90年代，有一年我和董静吵架，既然吵架了，那自然也就不好再吃人家做的饭了，我就每天到外面去吃。那时家里的财政是董静掌管的，我私房钱极少，吃了两顿以后，就基本上囊空如洗了，当晚出门时，搜遍抽屉角角落落，分币无漏，也只有五块钱不到，一人走到街上，不想回家，想吃完饭后看一场录像，但如果花两块钱看录像的话，吃饭钱就不够了；而如果花两块五毛钱（最低价）吃饭的话，看录像的钱就不够了。一个人在合肥长淮电影院附近走来走去，很久不能决定。
最后还是吃了饭。
这事后来竟成了我口袋里有私房钱的动因，如果再有吵架怄气事发生，我准会说起这段历史，并且一定会如释重负般加上一句：“我现在决不会让那种惨剧重演了。”不过，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私房钱了，因为家里各人口袋里有什么钱，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们这样处理我们的财务：家里每月所有的开支都由我负责，董静的钱她会如数存起来；而许尔茜的钱，则由她自己处理，她是个一点都不知道怎样花钱的孩子，我并不是说她不会花钱，或者不愿意花钱，不是的，是她想不起来花钱，除了买些学习用的课外书以外，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要花钱的地方。这样的孩子真为父母省，你想不喜欢她都不行。
2002年5月9日
父亲的照片
父亲许旺熙的这张照片，大概是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照的，他是1914年生人，那时他应该有40多岁了。我得承认，我非常自豪，我也非常崇拜这张照片上的父亲，那么英俊、潇洒、时尚，像是一位白马王子，在任何年代都不输别人，真是难得！
父亲的父母都去世得比较早，所以我们从来都没有祖父祖母的概念，更不惯于喊出“爷爷奶奶”这样的名词，据父亲解放初期的一个自我简历说，“八岁时，母亲病故，家中有父亲、姐姐、弟弟和我四口人，有土地几亩。由于当时生活困难，姐姐给人家做童养媳，弟弟交姑母家养活，我随父亲念了九年私塾，至十八岁。”年轻的时候，父亲似乎还在家里教过几年私塾，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随部队到山东，参加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在蚌埠、泗洪、五河、灵璧、宿县等地工作，几乎一辈子没离开过淮北平原这块地方。在我最早的那些记忆里，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两段。一段是1960年前后父亲在灵璧县渔沟区跃山做工作队的负责人，我们全家都在那里，渔沟因为出奇石，现在已经很有些名气了，那时候冬天的主食就是胡萝卜，顿顿是一锅清煮胡萝卜，吃一顿面条极难，偶尔吃一顿面条，还只能是绿豆面的面条，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夜里，我迷迷糊糊被母亲从热被窝里喊起来，豆面面条的香气直逼命门（就是这种感觉），我本能地立刻就醒了，全然不顾他人，捧碗暴吃起来。我在家里是老小，上面两个姐姐，男孩只我一个，当然不可能有人胆敢跟我争抢。作为独子，总是缺乏体谅他人的条件和环境的，我也一直以为诸事必然，对此我到近40岁时，都没有深切的认识。现在女儿要考大学了，全家都呵护着她，这才有机会能够体会父母对子女的感情，看到女儿的吃相，你只愿她吃多，哪要她吃少呢？
还说1960年吃豆面面条，吃着吃着，豆面面条竟然被我在那时吃够了，后来许久都不喜面条，这是冬天。春天和夏天，我则同一般大的孩子上山放羊，渔沟是有山的，80年代我专门怀旧又去过一次。渔沟的山并不大，但小时候觉得非常大，我们放羊到深山沟上，下面是山沟，上面是石头和田地，我们围堵一只青蛙，就在山沟旁边，经过一番追捂，青蛙终于被我们逮住了，加上各种蚂蚱（用草串成一串一串的），我们就在石板上点火烤来吃，青蛙和蚂蚱都被烤得油滋滋的，吃起来喷喷香。这是小时候印象最深的第一段。第二段是60年代中期，父亲担任新汴河工地的副总指挥，那时“文化大革命”武斗有些乱，父亲就带我下新汴河工地，也是一种规避的办法。我们从宿县附近开始步行，那还是春天，真正是春天，不是虚构的。我还记得我们一直在春天的淮北平原上走的感觉和情形，还有挖河建涵的工地，还有两边长满了刺槐树的河堤，还有为了避免互相闻臭，我和父亲一人到河堤的一边，蹲在堤坡上拉屎的情形，还有农村那些热闹的集市，人山人海，喧嚷非凡。我们到哪个公社，就在公社招待所吃住，当然条件非常简陋，一间大屋子，那就是公社食堂，晚上点着煤油灯，父亲和许多公社干部在屋里说话，屋里热气腾腾的，因为正在烧馋死人的晚饭，记不清是什么饭了，我已经摇摇欲坠，困得睁不开眼了，吃过晚饭以后，我和父亲通腿睡觉。在记忆里，那是唯一一次和父亲通腿，长大以后，我非常不喜欢这种睡觉的方式，能避免的话一定会避免，当然在农村插队时例外。早上起来我们离开了那个公社和热闹的集市，农村的大路上有许多赶集的人，来来往往的，阳光也非常灿烂，父亲在路上为我找了个拉家具的架子车，我就坐在架子车上，一路上越平原、走山地，过了一道山口，然后到了灵璧县城。
也许我对农村的深厚感情，正是从儿童时代的这些记忆中培养起来的。
2002年5月10日
一头小牛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年秋天我在泗洪县我二爷家，泗洪在苏北，苏北喊叔叔就是爷，二叔叫二爷，三叔叫三爷。我父亲兄弟两个，原先他们大约是有姐妹的，但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兄弟姐妹也就是他们两个了，较远一些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父亲没跟我们说过，母亲说起来也没怎么说清楚。再说我们也一直不太关心，因为我们小孩子从小就没喊过大姑小姑，因此也就习惯了，没有那个概念。这都是题外的话，还是回到第一句上来，那年秋天我在泗洪县我二爷家，有一天我和二爷去河东的四姐家走亲戚吃饭，并且在四姐家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二爷就回梅花公社朱集村了。那一天很早，天刚蒙蒙亮，秋天的早晨略微有一些凉意，而且田野里还淡淡地飘着一些雾气，二爷披着一件外衣，背着手，在前头走，我则跟在他身后，东张西望的，有时候还拾一些坷垃头往树丛里或者田地里、河渠里扔。
快走到一条小河堤上时，我看见河堤下边有一块平地，平地周围种着一些刺槐树，平地上有几条黄牛，或站或卧的，嘴里不停地磨着，在倒草，看见我们走过，牛都一齐转头来看我们，有一头牛还“哞”地昂头叫了一声。二爷走过去了，我却看见一头卧在地上的黄牛腚后头有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动，我连忙喊住二爷，二爷转回来看了一看，说：“要生牛犊子了。”说完，他就走过去，我也跟着走过去，牛们都看着我们，二爷甩掉披在身上的外衣，卷起衣袖，走到母牛身后，慢慢把小牛犊从母牛的身体里拉出来，又掐断脐带。然后，他直起身看了看附近，那时候还早，田野里除了淡淡的雾气、新凉的空气和带有湿气的鸟叫外，还没有一个人走动，二爷对我说，幼连，你上队里喊个人来；我连忙向附近的村庄跑去，乡村的小路上长着野草，野草都湿漉漉的，我跑到村庄外头，看见一个人正背着粪箕子往村外走，我就喊他，说河边生牛犊子了。那个人说，我跟队长说去，我又跑回了河堤边，心里是非常好奇地想看看小牛犊怎么样了。我跑到二爷的身边，二爷正蹲在母牛的不远处吸烟，那时候都是用烟袋吸烟的，二爷一边吸烟，一边慈祥地看着小牛犊，小牛犊浑身湿湿的，躺在地上，并且不时地努力昂着头，蹬着腿，想站起来，但就是站不起来。二爷不停地说，你看这队的人，牛怀犊他都不知道，你看这队的人。过了一会，附近这村的队长和饲养员都来了，他们都蹲在母牛和小牛的身边吸烟，说话，看着小牛，小牛渐渐能站起来了，但是腿还软，站起来就跪倒了，它就努力地再站起来，母牛不住地伸头舔着它，充满了母爱。太阳升到麦秸垛上的时候，小牛终于站起来了，二爷站起来披上外衣，一边和这队里的人说着话，一边往路上走去，我也跟着他走到路上，我们走到小河的河堤上，河里那时水很少，我们从土坝上过了河，一直往前走了。
现在有时候碰到秋天起雾，或者下个小雨什么的，我看着书房窗外花架上的花，偶尔会想起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二爷早已去世了，后来父亲也去世了，不知道那个村子现在是什么样子了，田野里淡淡的雾气，那头母牛和她的后代，还有那头小牛犊的后代，不知道它们都怎么样了。
2002年5月13日
70年代的一张《参考消息》
对我们这些50年代后期出生和长大的人来说，《参考消息》是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重要途径，有时候甚至是唯一能听到外部声音的途径。虽然它是经过了认真和仔细的选择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摆脱不了他生活的环境，我得承认我对《参考消息》抱有亲切的感情，所以当我今天因为要寻找旧物而把一张二十六年前的《参考消息》翻出来的时候，我是兴致盎然地把它一版一版地读完了。
这是一份1976年9月6日的《参考消息》，共4版，我记不得那时候的《参考消息》是否都是4版了，我想应该是的。那时候的新闻出版都是那么“循规蹈矩”，而且那么“不发达”，在版数上是不应该有什么“突破”的，但我还记得，70年代的《参考消息》是真正的内部发行，不像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内部发行”只是一种噱头。那时个人不可以订阅，单位里则要求达到一定的级别，只在办公室里阅读还要“注意保存”，虽然等级制度名声不好，但我认为在看得见的遥远将来，这种规则不会蒸发，并且适当的等级制度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这是形成一种基础秩序的保证。另外，等级容易造成垄断、悬念和伏笔，在商业社会里，这是最具商业价值的因素，当然这需要科学和合理的社会机制的有效制约。《参考消息》在那些年代无形中获得了这些极为可贵的商业手段，树立了它的权威品牌。
1976年9月6日星期一，距当年毛主席去世只有3天时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得到这一天的这一份报纸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保存它到现在的，也许都是父亲的遗物吧。虽然相隔的年代似乎尚不久远，但个中滋味已迥然不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当时都有哪些热点（或者说《参考消息》认为的热点），来看看那一天的报纸还传递了一些别的什么信息。
1976年9月6日《参考消息》的头版头条，是日本评论家松冈洋子的“新著”《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发生》，这篇书摘由头版的半个版而转4版的全版，但这仅只是全文的一小部分。我没有这位日本人的一点点背景资料，但当时的松冈洋子应该是近华近美而疏苏的（这也许正是《参考消息》能够选登这部著作而我们能够看到这篇书摘的原因）。松冈洋子的文章说，支持缓和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把苏联说成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威胁远离欧亚大陆的美洲大陆以及全世界的国家”，他主张“美国的责任是，遏制苏联的力量，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对立，另外还要避免美国丧失权力”。关于中国，松冈洋子说，“中国最早认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数以百万计的北京市全体居民潜入地下坚持战斗到底的另一座北京地下城市，已经建设起来”，但松冈洋子还认为，“在珍宝岛战斗中，中国战胜了苏联。如果那时中国战败了的话，苏联就会得意忘形，一再挑起那样的事件。苏联似乎也知道了：中国这块肉肥，好吃，却非常硬，不能轻易吞下去。苏联因此改变方针，把进攻中国推迟到以后去，改变为先进攻欧洲了。”松冈洋子引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研究报告说，“如果苏联处在一些特定的军事和政治状况下，它就会被在西欧打一场局部战争的强烈动机所驱使。”松冈洋子还引用《泰晤士报》文章说，“苏联军队的编制具有企图进行侵略战争的军队的一切性质。”除松冈洋子的这篇书摘，另外一些文章的标题还有《苏修靠向西方借债搞“经济现代化”》《印以不结盟外交为赌注——志在摆脱“从属苏联”地位》等等。
读完1976年9月6日的这期《参考消息》，我有了许多感想，我觉得奇怪，当然也属正常，那就是人的总体思路似乎一点都没有变化，人总是要把自己放到与他人的关系中去考察，而不是更多地审视自己的内心（当然，更多地审视内心是不“现实”的，因为大家都不愿更多地审视内心）。是的，二十六年，在所谓时间的长河中，这几乎没有什么流动，人类的文化及观念更不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发生重大变化。但也不是没有变化，例如句式，二十六年前《参考消息》上的句式似乎没有现在这么欧化（并非因松冈洋子文章），一些文章的句式较短，“看上去”不是那么书面、“严谨”和“现代”，因而似乎就显得较有东方或者说中国特色。另外，版面上完全没有文化和娱乐，当然，仅凭一期报纸，确实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
我又想，政治的规则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利益）进行不同的组合，这种人人有权参与的“游戏”似乎永远会错综复杂地玩下去。此外，我觉得，在现有的人类政治的格局和精神体制中，可能会有国家的兴亡，但将难以再有种族的灭绝，我希望我的这一感觉是对的。
2002年5月13日 合肥四闲阁
自我鉴定
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东西，总觉得有些好奇，也想知道其中的异同，知道文化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是怎样发展的。比如我们读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作品，这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艺作品，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相比，在内容、形式、语言和观念上肯定有非常明显的不同，不用说五六十年代了，就是同70年代、80年代的作品比，也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因为我们读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读得多了，看得多了，我们已经熟知，拿起一篇作品来，我们大约总能判断出它的大致年代，如果作品个性鲜明，语言独特，我们还能知道它的作者。
那么个人鉴定呢？我不知道个人鉴定或者个人小结是不是中国特产，也不知其渊源，不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这种应用的文体，如果有，不知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他们会怎样写自我鉴定、自我小结？但是这东西对中国大陆的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太熟了，熟到腻歪，熟到最为拿手，熟到信手拈来，如果高考以个人小结取代作文，或者职称考试考个人鉴定、个人小结，那我想每个人应该都能考好。前些天我找东西，找到了我一份高中的“成绩通知单”，那上面我的各门功课的确不敢恭维——除小学和初中外，我的课堂成绩一直不好——比如政治，我得的是“甲下”，语文得的是“良”，外语只得了个“丙上”，数学竟还得了个“甲下”，物理得的是“乙上”，化学得的是“乙下”，专业课得了个“甲”。专业课是什么课，我已经记不得了，农基也得了个“甲”，看样子，我那时候也是个“白卷学生”的实践者，我擅长的倒似乎是走出室外。
这我并不觉羞耻，学风如此，我何能也，再说，那年头学习好不好并不重要，那时候你在课堂里学得好了，并不能解决你的什么问题，也还是要上山下乡的。这些当然均为遁词，不过，当时学习不好没有关系，也还另有补救的办法，自我鉴定你可以把自己写得好一些，没有人会真的跟你过不去的。就在上述的同一张成绩单上，我的自我鉴定是这样写的：学习较努力（包括专业学习），能积极投入批林批孔、“理论”学习等政治运动中去，能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团结同学，遵守纪律；缺点则只有一条：工作不太主动；小组的意见是：学习目的明确。什么是“学习目的明确”？二十多年以后，这份自我鉴定看上去简直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不着边际，但又是那么飘逸、切题，是的，我想，这就是国产之“自我鉴定”的妙处：模棱两可，充满玄意，太极高手。
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代的人，他们写不写自我鉴定？他们怎样写自我鉴定？写什么内容的自我鉴定？正好我的手里有一份父亲1953年1月填写的“干部简历表”，在这份“干部简历表”中，父亲似乎是如实而且朴实地填写了有关栏目。在“参加革命时及现在的经济状况”一栏里，父亲写道：抗日初期至1947年土改前，三口人有土地15亩、半条牛，每年收入够维持生活，土地调整后又补3亩，共18亩，现有房子3间，因连年灾荒，收入不够生活（这可能就是父亲出身下中农的根据和来历）。在“主要成员姓名、职业、政治态度”一栏里，父亲写道：现有离婚老婆张氏，带一个4岁男孩孩，靠种地吃饭，老实人（这个4岁的“男孩孩”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们后来一直相处得非常好）。在“结婚否、对方姓名、政治态度、现在何地、任何职务”一栏里，父亲这样写道：已结婚，对方王敏，她是师范学生出身，1950年入团，业经组织上审查，作风稳重、负责，表现进步，现在宿城市百货商店做会计工作。而在“自我鉴定”一栏里，父亲这样写道：优点：①作风正派，有正义热情，对自己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很严肃，对人家也是这样；②工作能积极负责，老老实实地想把工作搞好，还能以身作则执行学习与生活制度；③有些修养性，在某些问题上还能耐心，情愿自己吃亏让步，争取不闹意见，有团结精神，服从性还好；④在“三反”中能深刻检查自己，帮助别人。缺点：①政治开展慢，个人的主观意识浓厚，对客观事物发展认识太差，新的问题领会犹豫，思想和行动均处在形势后面；②工作不能干脆果断，缺乏研究性，发现问题不能采取紧急措施，有时过分考虑或不耐心考虑；③态度很冷淡，对人家解决问题有时急躁不耐心，表现官僚，有时会以印象看人；④存在严重的个人利益打算；⑤常满足于个人现有的本钱，想与不如我的人去比较，以为自己还不错，不能向积极进步的方面去努力，未能深刻地认识自己，勇敢地改造。
父亲这份50年代初的自我鉴定，我觉得，在格式、思路甚至内容上，都与我七八十年代的自我鉴定，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他写自己的缺点比我写得更多一些，写鉴定的态度，看上去也比我更认真、更质朴一些罢了。我能够感觉到，从表格印制的规范及鉴定者操作的熟练程度来看，这种自我鉴定的出现及写作，即便在父亲那会，也已经不是三天两天的了，这就更进一步地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不禁想问，自我鉴定最早的这种格式与写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哪些人、哪个年月开始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更早一些的自我鉴定的“文本”，而且我们知道，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汉语的现代句式才开始普及并且流行（并非口语），自我鉴定这样的现代应用文体也才可能出现并且固定下来。也许是从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成立那时候开始的？也许是这样，但我仍然无法想象，20世纪20年代的那些怀揣着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聚集在昏暗的灯光下，外面响着军阀的枪声，他们却念着用毛笔写的自我鉴定，“能认真学习马列著作，能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工作积极负责，团结同志，学习目的明确……”当然，这绝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起因及初始阶段，而那时的状况应该是最好的，只是时日悠然，诸事倥偬，我们现在两掌空空，无从谈起罢了。
2002年5月14日 合肥四闲阁
还乡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经常回泗县、泗洪老家，一方面是躲避城市的动乱和武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学校上课不正常，放假多，大人诸事焦虑，自身不保，小学生留在城里，父母既担心，又无处安置，因此送回乡下避风港，是为上策。
第一次还乡回泗县、泗洪，是一个夏天，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个，乘车到山头镇，然后往山头南的王沟步行而去，当时我才10岁左右。那天也是刚下过雨，草木清新，我们出了小镇，走不多远，就是一座山头，那就是赤山。记忆里的赤山并不是高大或者陡峭，而是草木葳蕤、蝶飞蜂舞、雨珠清丽。我们都敞开了跑，并且捕捉雨后的蝴蝶；母亲则亲切地看着我们，跟在我们的后面走着，招呼我们不要摔倒了——这是我后来的感觉和想象，我觉得当时的母亲必定会是这样的，充满着母爱和慈祥。但是现在母亲已经很老了，她一个人住在一幢房子里，她愿意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城市里，只有二姐离她最近，并且时常去看望、照顾她，陪她说些无关紧要但也很必须的话，她现在患有多种老年人常患的慢性病，她也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山头王沟了，即便她回去，我想她也一定没有力气再轻松地爬上山头镇南边的赤山了。后来我长大了以后，再到山头去，就觉得赤山确实并不高大和陡峭，但它毕竟是一座山，在平原上隆起，有高度，有沟壑，有石块，并名之为山，似乎具备山的所有特征。
几天后我们从王沟庄又出发了，因为要步行，这次有一辆架子车（板车）跟着我们，我们时而在乡村的土路上跑跳，时而又坐到架子车上去，车轮一直不停地往前滚动着。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一行人的前进，有如一种历史的迁徙，似乎有那种象征的意义，或者给人留下生命在延展的沧桑感觉，当然，这都是对一些范围极微小的生命而言的。架子车涉过一条大河后到了一个叫归仁的地方，天气晴热，我们从归仁镇上买的几个咸鸭蛋，在后面的旅程上剥开后发现是臭的，不过臭的咸鸭蛋可以食用，还有人专门食用臭的咸鸭蛋、咸鸡蛋呢。我生平第一次吃了一个臭的咸鸭蛋，鸭蛋是臭烘烘的，但吃完了咂咂嘴，回味起来又是那么的香，回味无穷。
下午我们坐在架子车上到了泗洪县梅花公社万泉大队的朱集村，我父亲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起来的。现在想象一下，我当时必定是非常好奇地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但却根脉相系的地方的；那似乎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较连贯印象的远行、还乡之旅，生命的根须似乎也从那时起就深扎于那一方黑壤了。夜间我在一种似曾相识的熟稔的星光里睡得很熟，但是不久，当夜露凝落于河沟边的庄稼的叶尖上的时候，屋外土路上滚过一阵阵牛车的车轮声，精壮的乡村汉子们把牛鞭甩得叭叭响，他们粗声大嗓地喊着我的小名：“幼连，下河东地喽！”我迷迷糊糊地揉眼坐起来，并且跑出二爷家的院子，顺着洒满星光和露水的村路向牛车滚动的方向追去……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还那么真实、实在，但仍犹如梦境。
2002年5月15日
生活用品价格手册
我手里有一本1984年淮北平原某市的《部分生活用品价格手册》，很小很薄的一个小册子，这是我当年在这个市的政府办公室工作时无意中留下来的。跟现在相比，那时候的物质肯定是匮乏的，当然，因为工资水平很低，物价似乎也是便宜的。1984年春天，董静生许尔茜，我去菜市场买鲫鱼给她催奶，当时鲫鱼也就是两三毛钱一斤，两块钱都能买一大堆回来。在20世纪80年代的淮北平原，鲫鱼是卖不过鲤鱼的，那时淮北人认鲤鱼而不认鲫鱼，这都是北方的习惯，而合肥则是相反。鲫鱼买回来，倒在盆里，密密匝匝的一盆，都昂着小圆嘴向盆面上呼吸，很是喜人，每天给董静清炖鲫鱼吃，因此她的奶很好，宝宝那时候也长得白白胖胖，在月子里，董静吃得面色滋润，细细嫩嫩，宛若少女，很是光彩照人了一阵子。
物质的东西总是能给人带来喜悦和满足感的，我们政府办里一位年岁较我大、与我关系也很好的秘书就表现得很独到，也很淋漓尽致。当时每到春节，政府办总是要借助工作的方便，到市肉厂去搞些小包装，或者到水产公司去搞些鱼类来分给大家过年。有一年小包装搞到，放在办公室里，拆了一件，大家都在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那位秘书说，我来看看这毛肚熟不熟，因为小包装的猪肚都是在加工厂里用开水卯过的，半生不熟，说着，他就拿起毛肚来，张嘴撕了一大口，边嚼边说，熟了，熟了。吃相真是馋人，但举止也颇惊人，使我难忘，是为可爱的淮北风情之一种。
这本《部分生活用品价格手册》里的所谓“生活用品”，其实大致指的是食品和糖烟酒，也就是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用品。这是最关乎群众生活质量，也是群众最为关心的内容，不似如今，谁都不会太关心、在乎大米卖多少钱一斤，麻油卖多少钱一斤，豆腐多少钱一斤，鲜冻去骨肉多少钱一斤，香烟多少钱一包（我是说关心的程度不似往年，并不是说家庭主厨们不关心）。这本小册子上的生活用品共分九大类，第一类为粮油，标一粳糯米0.20元一斤，标一籼糯米0.171元一斤，富强粉0.22元一斤，大麻油0.89元一斤，小麻油0.95元一斤，富粉挂面（身干、简装）0.29元一斤等；第二类为豆制品，豆腐0.13元一斤（一张票购买1.3斤），绿豆芽0.22元一斤（一张票购买1斤），黄豆芽0.15元一斤（一张票购买3斤），豆皮0.13元一斤（一张票购买0.4斤），议价豆皮0.60元一斤，议价豆腐0.18元一斤等；第三类为燃料，无烟煤（省内产）30.70元一吨，无烟煤（省外产沫煤）29.40元一吨，蜂窝煤33.85元一吨等；第四类为食品，鲜冻带骨肉1.00元一斤，鲜冻去骨肉1.10元一斤，板油1.30元一斤，花油0.95元一斤，大排骨0.40元一斤，小排骨0.50元一斤，猪心0.95元一斤，猪肝0.85元一斤，猪腰0.95元一斤，猪舌0.95元一斤，猪大肠0.30元一斤，带舌猪头0.45元一斤，去舌猪头0.40元一斤，沙肝0.30元一斤，猪蹄0.35元一斤，猪肚0.70元一斤等；第五类为熟食，卤猪肉1.60元一斤，卤猪肝1.70元一斤，卤猪大肠0.65元一斤，卤猪肚1.50元一斤，卤猪耳1.15元一斤，卤猪爪0.45元一斤，香肠2.20元一斤，红肠1.30元一斤等；第六类为小包装，蹄爪1.08元一斤（袋装2市斤），熟白肚1.20元一斤（袋装一市斤），猪耳朵0.88元一斤（袋装1市斤），猪肥肠1.20元一斤（袋装3市斤），猪肝1.08元一斤（每袋1市斤），脊排1.10元一斤（每袋2市斤），肉馅1.30元一斤（每袋1市斤），肉丝1.40元一斤（每袋1市斤），肉片1.40元一斤（每袋1市斤）等；第七类为糖烟酒，第八类为糕点，第九类为饮食汤菜。
细察这本小册子，不由就见出了几多几少，少的是门类少，品种少，另外还有啤酒的涨价少，当时当地仅有的两种啤酒，每瓶售价分别是0.77元和0.78元，青岛啤酒则是1.10元一瓶。由此可知，现在的啤酒实在是并没有上涨多少，但那时的定价也是太高了些，要知道，那时候的古井贡酒，也不过5.64元一瓶。多的呢，用现在的眼光看，则是猪多、粮多、酒多，现在看起来，酒多似乎没有什么，因为酒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喝的，你不喝，你就可以不去管它，它的多多少少，并不会妨碍你的视线，影响你的胃口。但是粮食和猪肉多了，就叫人有点受不了了，餐桌上满眼都是大米、面粉、猪肝、猪腰、肉丝、肉片，那是叫人过不下去的。如果说什么叫生活质量，我想这也许就可以叫作生活质量吧，人在食物的选择上有了余地或者更大的余地，人的精神生活的空间也就可能会得以扩展，谁还会想回到那种仅以买到猪肚、吃到猪肉为荣的时代里去呢？
2002年5月15日 合肥淮北佬斋
小画书与《水浒传》
我现在经常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稿子，就想起小时候读小画书和《水浒传》的情景。小时候宿县城里有许多小人书铺子，大隅口、小隅口东边都有，有固定门面的，也有临时搭篷子的，在淮北宿县那里，小人书又叫画书、小画书，有单本的，有系列的，有关于当时生活内容的，更有许多许多古书题材的，像什么《岳家将》、《枪挑小梁王》等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开小画书铺子的呢，较大的而我又印象最深的，是宿城新华书店斜对面的一家，老板是一个男的，性情举止有些女人气，不过对人很好，并不多话，加上一条进去的巷子，他家的书铺就显得很有些大了。巷子的靠墙两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制小板凳，或者长条凳，而里屋则把长条凳摆得一排一排的，看画书的大人小孩也就一排一排地坐在凳子上，都低着头专心看书，电灯昏黄，人多时是黑压压的一片，想想那情景，也颇为感人。
最早看小画书，是同外祖父一起去看的。那时候外祖父身体康健，他又出身地主（虽然后来破落了），能识字有文化，待我更和善可亲，由着我的性子，所以我愿意同他一起，到租小画书的铺子里，一坐就是半天，不少古书题材的小画书，看过都不止一遍，其他题材的却都记不得了。当时小画书一本的租金大约就是一分钱，半天时间，也许能在那里花掉三五分钱，或者顶多毛把钱，那就得超时了，看到吃晚饭时都不愿走。等千难万难地离开画书铺子走到街头的时候，街上的电灯早已亮了，梧桐树的大叶子落了一地，街对面国营饭馆里炒出来的菜香气扑鼻，那时就赶快要回家了，饿了，要赶快回家吃饭了。
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时常在暑假直至秋里回江苏泗洪县的老家，农村的书自然更少，但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一本《水浒传》，无头无尾，我和二爷家的堂兄幼忠哥（小名小愣子），还有堂弟幼时（小名小呆子）如获至宝，囫囵吞枣地，看了个痛快。二爷家住在村子的大路边，右手有一口塘，门前有一片空地，空地南有几棵泡桐、槐树，北有一棵大臭椿树，晚上我们都是搬凉床在树下睡的，天亮了起来，凉床子也不收，床上铺一片芦苇席，床边放一张小方桌，三个人就在凉床子上看《水浒传》。其中“王婆贪贿说风情”一段的“十分光”之说，最为给我触动，再难忘记，所谓的“十分光”，是说大色狼西门庆为媾和潘金莲而求助于茶坊王婆，王婆到底老辣，教给他十分光之秘籍，由外至里，由远及近，一步一步地收服了春心摇动的潘金莲。
因为印象深，就想录制如下，层次是这样的，初，先由西门庆买一套衣料送王婆并由王婆邀潘缝制，若潘同意，这光便有一分了；后，再请潘过王婆家里做，潘不反对，这光便有二分了；潘连过王婆家来做两日，这光便有三分了；第三日西门庆到而潘金莲不走，这光便有四分了；西门庆到了，潘金莲如果同他搭话，这光便有五分了；王婆趁机请两人吃饭，若潘不反对，这光便有六分了；王婆去买酒，留潘金莲与西门庆在室，如潘不离去，这光便有七分了；酒菜摆定，如潘金莲愿意同西门庆同桌吃酒，这光便有八分了；酒意正酣，王婆再借口出门买酒，关潘与西在房内，若潘并不坚持要走，这光便有九分了；王婆把门拽上，西门庆故意把筷子弄落地上，再伸手去潘金莲脚上捏一把，如潘不吭气，也不吵闹，而是默认，这光便有十分了；用现在的话说，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如此精彩的细节，亏作者能由生活中记录、加工下来，倒是我那时小小年纪，偏偏记住了这一细节，可见精妙文学作品的能力。还是回到开头的一句，我现在经常坐在电脑前写着写着稿子，就想起了一个无解的问题，那就是我由上大学以后，最感兴趣、接触最多的——至少是自我感觉接触最多的——是西方的文艺、文化：电影、诗歌、小说、随笔、话剧、绘画等等，文字当然是经翻译过来的，但是一俟自己落笔至纸，出来的却不由自主就是中式的短语，明清的结构了。这总是使我困惑不解，我想，是不是少儿时期的阅读给我一生的文字定了性呢？还是江淮大地的社会生活决定了我的文学形式？要么就是西式的观念、中式的语言在这里结合着？总之我解不出来我的这个迷惑，那就……且由它去吧。
2002年5月16日
“文革”文体
这一段时间整理书橱书柜，所以看到的大都是较早以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东西，有些是文字的书刊，有些是油印的小报，有些是手写的材料，看得多了，就觉得其中相当一部分应用文，似乎是一种“文革”文体。当然这种所谓的“文革”文体，并非“文革”时期发明，或者说绝大部分不是“文革”时期的发明，但却在“文革”时期得以强化和普及应用，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以“文革”内容为特色的应用文体。
还是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子，20世纪的70年代，1975年、1976年前后，那时候已经是“文革”后期了，我们高中即将毕业，面临上山下乡或别的选择，所谓别的选择，就是四种人以及外地户口的；四种人是哪四种人呢？那就是免放、缓放、回乡和手续没办好的，这是我日记上的简单记录，但为何免放，为何缓放，为何没办好手续，都没有说明，看上去似乎漏洞多多，家中独子，父母身边只有一个子女，还有残疾等等，大约都在免放范围之内，且不去管它。
那时是冬季毕业，从秋季开始我们就不上课了，以政文专业班（政文班、医学班、农机班）为单位到农村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1975年底我们由宿县灰古公社永安大队单家参加农业学大寨回来，即以政文班全体学员名义给县委、县革委会写了一封“决心书”，按既有格式，决心书照例由“毛主席语录”开始，“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然后是正文，“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精神鼓舞下，我们宿县一中高二毕业班‘农业学大寨’小分队的20名学生，反复学习了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胸怀着为普及大寨县而贡献力量的革命目标，来到单家大队……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勇敢地站到普及大寨县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前列、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奋斗的革命干劲、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回来以后，全体同学进行了紧张热烈的讨论，决心毕业后坚决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奔赴普及大寨县的战斗前沿，立志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扎根农村一辈子！”
班级写过了，个人还得写，还是“决心书”，这次是写给学校和县五·七办公室的，只是颇为敷衍、马虎、简单：“尊敬的县五·七办公室、一中校党支部、革委会：坚决要求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普及大寨县，为缩小三大差别，贡献自己的力量，献出自己的青春！”
在此之后，同学们各自联系好下放单位，开来下放单位的四级证明（县、公社、大队、小队），把自己的粮油关系断掉，把户口迁了，办好下放手续，学校再给家长发一份喜报。“喜报”当然也是以“毛主席语录”打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然后是正文，“某某革命委员会：我们学校在毛主席三项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掀起了一个上学读书为人民，上山下乡干革命的群众运动，广大应届高、初中毕业生踊跃报名，积极行动，坚决同千百年来的旧传统观念——孔孟之道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有力地回击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肆意攻击和恶毒诬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到本月十七日止，全校九十五名应届城镇户口的高中毕业生，除四种人和外地户口外，都已下放，决心把自己的火红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祖国的壮丽事业，做铁心务农的扎根派。其中，你单位某某同志的孩子许辉同学也已被光荣批准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转好了粮油关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了力量！”至此，这事大致上才算完结。
我那时候贪玩，对课外学习、课外活动感兴趣，最腻歪的就是写这些决心书、申请书之类，因为它们太多、太烦琐、太空洞，现在录它，亦觉舌干苔厚，心里不是怎样的舒畅和痛快。
2002年5月16日 合肥淮北佬斋
忆贺羡泉老师
1978年上半年，我有一些诗歌寄到《安徽文学》编辑部，当时《安徽文学》的诗歌编辑贺羡泉和诗歌组长刘祖慈都给我来了信，那时我正在灵璧县农村插队。诗歌很快就发出来了，我也考入了安徽大学中文系，一开学，我就兴冲冲地去《安徽文学》编辑部拜访。其时《安徽文学》尚在省政府大楼办公，到了编辑部，我推门进去，办公室很大，别人指给我看，当时的印象非常深，只见那张写字台上堆满了稿件，一位老人满头白发，正埋首于稿件堆里看稿，直到我走近他的桌边喊他，他才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贺羡泉老师的情形。
其实当时贺老师并不老，大约只有50多岁，但头发却白了很多，上大学的那四年里，我与他有了许多接触，也经常往他家里跑。他家住在宿州路文联大院南平房的最西头，有个小前院，院中花盆里植了几株我不认得的花草，因为学校只在周末有时间，如果我去他家的话，一般都是星期六，星期天是见不到他的，他星期天雷打不动要去郊外钓鱼。星期六傍晚我去他家，师母在厨间烧饭，也是一口浓郁的阜阳话，宽仁慈厚的样子，说老贺在小院里，我就往小前院去，只见他蹲在地上，将花盆里的泥土扒出来，翻找蚯蚓，然后他把一切都准备好，这样第二天赶早就可以骑自行车出发了。把这些收拾好，如果天还没黑，没到吃晚饭的时间，他就会弓着身子，从里屋拿出一沓稿纸，摊开在小院的小桌上，吸着烟，慢条斯理地说：“这首诗是《安徽日报》约写的，你上次来，时间太紧，现在读给你听听，听听你的意见。”
贺老师说一口浓重的阜阳话，喜欢喝酒，每天晚上都会喝一点，他是皖北太和人，脸色黑红健康，精神矍铄，性情温和，为人厚道，他写的诗也追求凝重、劲道、有嚼头，在当时的安徽诗坛上，无疑是独树一帜，且甚具皖北平原之敞旷风情。“祖祖辈辈，你在这偏僻的山村居住，历经几多沧桑、几多晨昏、几多寒暑？啊，你这永远不会弯腰的山村‘寿星’，你这气宇轩昂、生机勃勃的老枫香树。”（《你好，挺立在山村的老枫香树》）“我在如海的/平原上长大/我向往大海/热爱大海……它不仅赠我珊瑚/赠我螺号/更给我一条/波涛喧响的声带。”（《大海给了我一条声带》）当然，那时我最爱读的还是他70年代以前写作并发表的乡土诗，“老书记从县里归来，急急地奔走在大平原上，他顺着熟悉的田间小道，要连夜赶回心爱的村庄。”（《夜渡》）入校伊始，我即将安大图书馆馆藏的五六十年代的《安徽文学》《安徽文艺》全部借来细读，翻读“文革”以前的《安徽文学》，几近正方的短16开本、繁体字，引起人的怀旧情感。那时的《安徽文学》，每隔三期、两期，总会有严阵、玛金、田上雨、刘祖慈、贺羡泉、张万舒、白榕、严成志、郭瑞年、侍继余、牛广进、苗子、钱启贤、王兴国等诗人的新诗，正是他们的作品，构成了当时安徽新诗坛的脊梁。
时日倏忽，大学毕业之后，我去宿州工作，后来又投合肥市袁秀君先生麾下，再后又到省文联做一些别的事情，不过似乎多与文学有关。闲中暇余，总会有机会去二里街文园贺羡泉老师家中一坐的，坐下来说些闲话，也多为匆匆忙忙，如果贺老师不在家，师母也会留我坐坐，用那种阜阳的卷舌侉音叫我的名字，说说家里的事情，在院子里看一看，然后我就往文园麻友家赶场去了。这样有一天，我又在贺老师家中闲坐，言语之间，他忽然说：“许辉，你工作后这十几年来我家，没喝过我家一口茶水，是不是怕我家有传染病呀？”我闻言大惊，赶忙端起茶杯就喝，一边喝，一边说：“那怎么会，那怎么会。”从那以后，每次到贺老师家，我总是先要水，再说话，并且一定会把杯子里的水喝完了再走。
随着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杂乱，90年代的后期，我去贺老师家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到了1999年的初春，我在庐阳饭店参加政协会，忽然听人说师母不久前去世了，贺老师的精神也很不好，吃饭很少，我当晚就踏着大雪、厚冰，买了东西，去文园看他。那时贺老师家也没有暖气，用一种不太普及的电暖炉取暖，人总还是觉得很冷，他的情绪非常低落，面容瘦黑，说话的声音又低又慢，这一次的重击使他似乎有些吃不消了，我也只能说些安慰的话给他听。过了些日子，我带了些香烟给他，觉得他慢慢地有所恢复了，心里不由觉得宽慰了不少。到了2001年，合肥卷烟厂及王和泉先生邀我们做合烟征文的评委，展卷一读，贺羡泉老师也有散文在其中，评奖结束后，给他打了个电话，听听他的声音，知道他还在钓鱼，身体也还过得去，更觉得放下心来。
近些年我的工作总是有些变动，在家的时间少，在外的时间多，对文联的事情反而知道的甚少。春天参加《安徽文学》的座谈会，贺建军来给我加水，我拉着他顺便问他一声：“贺老师现在都好吧？”贺建军轻声说：“不好，晚期了，他自己现在还不知道。”我心里一坠，说：“我这几天走不掉，这两天我先给他打个电话，过些天再去看他。”贺建军说：“我爸现在在太和老家，星期天我去接他，他自己还不知道。”我说：“我什么都不说的，就是打个电话问候问候他。”到了4月14号星期天，我吃过早饭就给贺家打电话，但一直没有人接，到星期一上午，我估计贺老师父子应该由淮北回来了，再打一个电话过去，贺老师果然在家，我和他说了些闲话，问及他的身体，他真的还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只是说身体不太好，过几天要去住院治疗，我说到时候我去医院看你吧，他说你不要来，你忙，我说，我和建军联系吧。
转眼到了5月份，我从贺建军那里要到了贺老师住院的医院和床位，我问建军贺老师能吃些什么，建军说基本上什么都不能吃，只能吃些流食，我又问他贺老师还能不能抽烟，我想把家里的好烟带些给他抽，建军说他现在也不能抽烟了，我说，那我就带一些鲜花去吧。过了两天，星期五的下午，我打车到安徽中医学院附院，下车找地方买花，却发现只有街对面的一家鲜花店，花既不鲜亮，品种也不合我意，我往南走又找到一家，只是更差，我找遍附近街市，想买一些合意的鲜花，却就是不能如愿，我再往南走，想穿过安医大，走到安医附院那里去买，那时天已经有些晚了，这时又有电话催我去有事，这样匆匆忙忙地去看贺老师，也是我不愿意的，我就打车离去了。
第二天我再去，先在大钟楼鲜花市场买了一抱鲜花，然后打车到中医附院，进了贺老师的病房，建军的二嫂在病床边坐着，贺老师躺在床上，我过去把鲜花交给二嫂，二嫂对他说，有人来看你了。贺老师转过脸来，使劲地张着嘴，说，谁呀？我把脸贴过去说，贺老师，是我。贺老师说，哪一个？二嫂说，你可认得了，他姓许。贺老师说，噢，许。我有些伤感，不是因为他一下子没能认出我来。我说，不是的，贺老师，我是省文联的许辉。贺老师说，噢，许辉，许辉，你是忙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打个电话来就行了。我说，贺老师，我一点都不忙，我来看看你。我在病床边坐下，和二嫂说说话，问贺老师的一些治疗情况，贺老师也总是努力地张着嘴想说话，但太费劲了，他不太能说出来，他又提起了往事，他说，许辉到我家连口水都不喝。我说，你讲过我以后，我每次都喝得干干净净。坐了一会，贺老师使劲动着左手，想把左手从被子里拿出来，他的右手在吊水，二嫂过去，问他要做什么，他说，我和许辉握握手，我赶紧帮他把手拿出来，握着他的手，就那样一直握着，握了很长时间。后来，贺老师对二嫂说，许辉来了很长时间了吧？他那时候说话还那么委婉，我也觉得他有些累了，我站起来对他说，贺老师，你好好养病，过些天我再来看你。他点点头。
此后我就一直在赶一些短稿，但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给建军打个电话，跟他说叫他随时给我电话。乱乱地过了十来天，5月26号晚上，参加《清明》《安徽文学》及“欢乐假期旅游公司”采风团的行前宴，这时才知道贺羡泉老师已于25号的凌晨3时20分仙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似乎也没有那种大不平静，也许是因为早有所料的原因吧，但在此后几天的皖北文化游中，我好像比以前更安静了，觉得言语能够传达的东西实在只能表现天地人之意韵于万一。回合肥以后，我找出贺羡泉老师的诗集《神秘谷》，置于几上，默对良久，《神秘谷》封面上云遮雾罩，林山有若秘境。今天的天气有些阴，我好像看见那些遥远的地方有一些人的声音走入岚升烟障的深谷大峡中去了，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久久不能飘散。
2002年5月30日 合肥淮北佬斋
世界杯与性
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尚未开赛，“性”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地提到一些球队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些球队要求队员禁欲，并且连带着禁了些别的，而有些球队则鼓励队员们去做爱，认为如此可以更好地进入状态。我们大致能注意到，这些谈论禁欲与开放性生活的球队基本上都是欧洲球队，而亚非特别是亚洲国家对这一类的问题几乎都是不形于外的。对中国队来说，这似乎更不是个问题了，禁欲是个没有必要讨论的次要的事情，而且谁也不会提出带女朋友去韩国以解决感情和生理需求这样愚蠢和不合时宜的问题。
鉴于欧洲（以及欧洲人的后裔）占据了当代足球及足球文化的制高点，我们略微讨论与足球有关的性文化显然并非多余，如果追溯往昔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特别是欧洲人与性之间的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当人类从树上下来生活并且开始吃肉以后，肉类供给的额外的蛋白质加速了人的进化，后来人又发现用两只脚走路并腾出两只手来向敌人扔东西是个好办法，人就进化成直立的两足动物了。直立对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的改变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从性的角度看，直立的姿势使人类的做爱由背对式发展成为面对式，这对女性的审美是一种革命性的补偿，使用灵长类的传统的背对式使女性除黄土及树木外几乎一无所视，但面对式使她可以看见她的伴侣的形象。这很快导致了人类将做爱由生育的目的转变为生殖—娱乐的双重目的，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满足了人类的对性活动的文化要求，由此人类在这件事情上做足了文章。
而欧洲人对此一直是以公开和透明见长的，至少在议论风声方面不落人后，古代希腊文化中就有“妇女一生中一定要去神庙将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一次，高大漂亮的女人很容易完成任务，而丑陋的女人则要等上两三年”的传说。但是很快欧洲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人被嘲笑气味难闻，于是他回家责怪妻子从未告诉过他，他的妻子回答说，她还以为天底下所有的男人都是这种气味呢。到了中古时代，欧洲人对性转移的恐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发明了金属的贞操带将妻子锁住，以防他人光顾；后来的一些清教徒及禁欲者更是视性爱为罪恶，他们认为做爱的动作是“极其令人厌恶的”，并且建议星期四要禁欲以纪念耶稣的被捕，星期五也要禁欲以纪念耶稣的受难，星期六和星期天的禁欲是为了纪念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复活，星期一禁欲纪念死者，星期二和星期三也都有不可违抗的纪念日，如此一来，一年中能够做爱的日子，就实在是少而又少了。但是当现代避孕药具发明和普及之后，人类不再为怀孕带来的社会、道德、伦理和生理问题而烦恼的时候，欧美的女权运动及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性的问题，无论好坏，都已经成为欧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了。如此一来，性的影子出现在水平最高的欧洲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所控制的足球运动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男人或者足球运动员来说，性的生理习惯和民族习俗当然是无法在短时期内改变的，但是在一个短的时期内人也是可以尽力控制自己并且适应环境的。不过文化的要求使一些球队必须用某种方式尊重球员的权利，球员也要求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再说做爱后的创造力究竟如何尚无定论，这也许就是一些球队提出性问题的出发点。但是我更觉得，在足球比赛中把性当成一种有益的休闲运动来对待更合适一些，对性问题的提出并且做出决定，是比赛带来的一种压力的具体体现。当你太在乎，当你没有把握、不太自信并且感觉对手实力相当因而生死难卜时，你总是希望求助于一种神奇的外力来解决问题，这同打麻将时要单双数或求南北座是一样的，这大概就是“大赛”带来的亚文化现象，大赛结局的无法预料及不确定性，给球队及球员带来了极大的心理焦虑。
性及性文化的逐渐开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想有朝一日，当中国足球队大赛前也开始提出性的或似乎与比赛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的时候，那应该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不仅仅是思想观念的进步，也肯定是足球技艺的极大进步，你在什么位置才会有什么话题，那时候我们议论的，也许不仅仅有性，还有中国队在足球世界杯上的夺冠问题，那时候我们对大赛前讨论性问题的体会，也许就不会这么隔膜，只把它当成一种世界杯的调味品来看了。
2002年6月7日
邓丽君、王菲及其他
有时候我会听一些流行的或者曾经流行过的歌曲，而且喜欢听，觉得它们比严肃的、高雅的音乐更容易唤起人的情感，更容易激活人的内心。这不是在进行优劣的比较，这是说通俗歌曲、流行音乐对听者素养的要求不那么严格，在听曲前你不一定要去上大一大二，也不必做更多的准备，而高雅的东西却总是“属于”少数人的，那也会有激动人心的快感，只是一般人无缘享受、亦无须刻意追求，有意无意地取其一端，还对不起这个短促并且可能是疲累、恼人的人生吗？
像文学、绘画、电影一样，在一定的时刻，一定的环境，一定的心境中，流行的音乐会使人大感动，当然对歌曲和歌手的迷醉，亦会有许许多多的因素，这些因素会随时改变、修正我们的观念和心态。我想起了邓丽君，还有王菲，就是那位除绯闻外正在慢慢不红的王菲。我觉得，王菲最好的歌是《催眠》，也许没有多少人喜欢她的这首歌，但我是那么喜欢，当它的音乐起来的时候——完全不像世俗化的邓丽君——那么“另类”，你立刻就像打了一针一样（有什么样的顶级毒品呢？我不知道），你全身都会狂躁不安，当然此刻你也获得了极大的快感。《催眠》是多么的“现代”或者“后现代”呀！虽然我并不明确知道“现代”和“后现代”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凭感觉说出这些词来。歌手与歌曲的结合简直无懈可击，你不相信这是人间的声音，它完全引不起你平时常有的那么多的世俗的联想，这是天籁，或者是外星来的声音（即便不幸仅仅是外星人咳嗽的声音）。的确，有些人生下来就是来唱歌的，歌手真的要经由不红到小红到大红到大红大紫再无情跌落的不归路吗？多么残酷或者残忍啊！如果我们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在歌手最好的时刻，按一个按钮把她们定格多好！
但是除了唱歌，王菲在娱乐圈里的其他成绩就不那么突出了，也许她的歌声曾经太出众了，是的，她演过电影，《重庆森林》，很好的片子，等等，可是要命的是，她在电影里显得那么“不性感”，使人“不忍卒读”，虽然除“不性感”以外她别的都还好。看起来，展示身体、肢体和语言的活计，与展示歌喉还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与邓丽君相比，我觉得，她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都不是那种万人迷的“美女”，也许美丽的女人真的都无法成为极具内蕴的重量级的歌后，这就像王后都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女一样，在各领域有顶级内涵的女人都不是美女，除了与美女有直接关系的那些行当。
如果我没有记错或者理解错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应该是从1977至1978年的邓丽君开始的，当然那时候的主流舆论对她有明确的定性，称之为“靡靡之音”。从某个角度笼统地看，这种定性无疑是极其准确的，如果一个人处于一种憋着一口气与危机和挫折抗争的关头，它当然有可能摧毁和瓦解这个人的意志，使之斗志松懈、锐气退尽。但好的音乐就是这样，好的音乐、好的歌曲为人们提供了从诸多方面去感受和体会它，并且从中汲取营养、情感、技巧、翻唱的技巧和怀旧的情绪的可能，除了“生活、思想糜烂”的人钟情于它以外，谁能说邓丽君翻唱的《何日君再来》不会给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增添一些恰切的情感的惆怅？谁能说它不是人生必定遭遇的一段如泣如诉的心路历程的彩色写照？谁能说它不是人生即将丢分时的痛楚描画？谁能说它不是对人生际遇极好的共鸣和抚慰？谁能说它不是（哪怕仅仅是）按照最起码的音乐逻辑排列组合而成的人世佳音？谁又能说《何日君再来》经邓丽君完美演绎而未达世俗化之最高境界？
真的，《何日君再来》甚至连其中的念白也标示了一代流行歌后无与伦比的天赋。还有一些使人靡日不思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的背影，邓丽君流行歌曲制造出来的那种“现代主义”的历史背景，那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刚走入大陆时的“创造”。其时大陆一代热血青年，身穿喇叭裤，手提录音机，由各大中小城市青砖灰瓦颇具中华民居风情的街巷招摇过市，邓丽君回响在亚洲东部广袤的大陆上，闭目冥思，这还不是一种最“现代主义”的场景么？我们还需要去哪里寻找所谓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艺术”呢？
好的音乐真的都是因人而异的，我是说，好的音乐使人们能够因人而异，像王洛宾一样，他们都有那么多“好”的东西，这使他们与“常人”有异。此外，原来通俗和流行的东西还有这么深刻的内涵，也许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会转化、转换的，看起来，有许多事情我们都只需去做好了，至于它是什么，谁管他呢！
2002年7月14日 合肥四闲阁
我的父亲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以前是不重亲情的，至少在表面上，至少在我青少年的记忆里。
小时候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们，这是我们长大成人工作后，母亲在餐桌上当着父亲的面说的。母亲还一连声地逼问父亲：“你说你可抱过？你说你可抱过？”那时父亲已经六七十岁了，他红着脸，支支吾吾地应付着，看上去，也真有点难为他了。确实，父亲可能是严肃的，也可能是大男子主义的，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级别较高的干部了。他不太跟我们说笑，我脑袋里还有他夹着文件包下班的情形：那是一条现在早已不在了的老街，也许我真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正好父亲下班从街那头走来，我脸上“啪”地挨了父亲的一巴掌。这一巴掌就成了少年时期父亲留给我的总体印象。
但显然父亲是极其疼爱我的，从他42岁才有我，从我们家只有我一个小男孩这样的事实看，他不可能只对我怀有一般的感情。这种感情到我长大了而他慢慢老了、离休了之后终于暴露了出来。起点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到大别山里去。那时候还正在讲阶级斗争的后期，山里的形势给一般人的印象还是复杂的、险峻的。到了山脚下的县城霍山，在母亲一个朋友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之后，我一个人进山了。我当然没有忘记给家里写信，我把信投到胡家河公社邮电所的信箱里，但是直到我二十多天下山回到家里后又过了半个多月，那封信才姗姗来到。母亲说，我在山里时父亲急坏了，因为他看的文件多，对复杂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但也许是长年的习惯使然，父亲还是不会亲自过问的，他先是催着母亲多次打长途电话到霍山询问，后又多次跟母亲商量要请霍山县广播站广播找人，直到霍山县打电话说我已经下山了才作罢。
从那以后，父亲的变化越来越大，而我（或我们）则离家越来越远，当我在一年里回家一趟两趟时，老父母激动和不知怎么疼爱才好的心情难以掩饰，他们会早早起床兴师动众地去菜市买我最喜欢吃的羊肉，并且买回来一大堆鱼、猪肉、鸡、水果（这些他们大部分都不能吃，即使吃也只能吃很少），吃饭时父亲还会主动问我喝不喝酒，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喝一点，这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他疼爱我的心情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喝一两盅酒，到临走的时候他再给我几瓶带上。我尽量不当着他的面吸烟（因为以前的印象是他一直用一种干脆的态度不准我吸烟的，到了近40岁我还是在乎他以前的态度），但是他主动给我香烟，成包成包地给。他的烟自然都是好烟，我一点都不想拒绝，虽然我吸烟很少。他还想把各种能给我的东西都给我，他送各种食品给我。让我带回家，他还问我要不要袜子，那种草绿色的纯线袜。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要别人的这么多东西，我就拒绝了，第二次回家临走时父亲又问我要不要，他还拿给我看，是那种已经不时髦但质量很好的类似军袜的那种袜子，我又很随便地拒绝了。回到自己的家把这件事讲给妻子听，立刻被她狠训一顿，她的道理很浅显：袜子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想表达他的感情，我的拒绝肯定会让老人家难过的。我恍然大悟，下一趟再去，一到家我就张口向父亲要袜子，我说我没有袜子穿了，现在街上卖的袜子质量真差，父亲立刻从衣柜里把一直给我留着的一摞抹子拿了出来。袜子真不错——当然这不仅仅是父子情，袜子本身也结实耐穿，而且一点都不显得土气，我当天晚上就穿上它并且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以便让父亲能不时看到，并且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穿着它，穿习惯了，就穿出了多种感情。
每次我离开时，父母亲都会提前花费很多时间给我捆扎好一个装满了吃食的纸箱。后来父亲又开始给我钱。给钱是从晚辈开始的，逢年过节，父母亲一改以往不给压岁钱的旧习，开始给起压岁钱来了。起初是孙辈一人10块、20块，渐渐（随着收入的提高和货币的贬值）增至50块、100块，有时（当他们得到一笔额外收入，例如增补工资时）他们就会非年非节地给孩子们发学习费。当然还是以过年时最正规：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到二老跟前，像在班里上课发言一样严肃地（也略带拘谨地）说一两句祝福的话，比如，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等等。这些话在我听来一点都不像是某种客套话，它一方面是我们的心声（当然是通过孩子们的小嘴表达了出来），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这必然是真的。
于是在这种固有的节日氛围里，“年”总是过得圆满而欢乐。“年”每年都有一次，在心底偶尔会泛起一丝短暂的惊慌的基础上，我现在完全感觉到“年”总会这样过下去的，会一直过到一个我们连想象都想象不到的远方的。
父亲的遗产
人的信念很重要，它会陪伴人的一生。年轻的时候，信念会萌芽、形成、固定，指挥和统治人的行止，喜怒哀笑，快乐痛苦，皆与其相干，当然，信念也会在时空的强力参与下做或大或微的修改。人既会得益于自身的信念，亦会为信念所苦，但是没有办法，不管是什么样的信念，人没法摆脱信念，人也必须得有信念，所谓信念的概念，只不过是人由人的现实总结和概括出来的。
父亲当然也是有信念的，可能我现在还无法明确和准确地说出他的真正的信念，但当他躺在病床上叮嘱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代他把未交的党费交掉时，我觉得这就是信念或者信念的某一部分在他最后的行为中的具体体现。这不是文学作品中的事情，虽然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多了这样的“情节”，我们会一时觉得有些无法感动，但当它真实地发生在我们亲人的身上时，我们会觉得它是那么自然、严肃、认真和真实。父亲的这一行为本身也许不会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但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信念”的力量，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也许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之一。
在有形的物件方面，父亲还留下了一些他曾经用过或珍藏过的书稿文件，这其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说是“一本”，用现在的眼光看，显然是不准确的，这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的开本连64开都不到，全文10个页码，于1949年6月20日由“中共皖北宿县地委宣传部编印”。它与我们后来经常背考的“中共简史”不同，不完全是内容上的不同，在内容上，也许是物质的困囿和战争的环境使然，它朴实简洁，便于记忆，令人印象较深，而在外形上，它看上去印制简陋，纸质低下，油墨洇渍，装订粗糙，颇具年代感，这使它似乎无法不成为吸引人收藏的佳品。
而那份“中共临时党员证”，“封面”竟为彩印，红白相间，文字则繁体横排，虽然印制仍甚粗糙。此“中共临时党员证”比《中国共产党简史》还小，三面两折，于1947年4月1日由“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印发，所谓“临时”一意，在其“使用规定”中已有说明，“此证只限于负伤之党员入院时过临时组织生活使用，否则均不能生效”。
既言“负伤”，这必定指的是“战时”了，那么那时的“战时”的党员要做哪些“表率”呢？此“中共临时党员证”末页“战时党员守则”亦有详尽指定。该“守则”凡12条，第一条为“进攻在前退却在后”，第二条为“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第三条为“鼓励作战勇气，提高胜利信心”，第四条为“英勇顽强为人民立功”，第五条为“服从命令、完成战斗任务”，第六条为“帮助指挥员掌握部队”，第七条为“帮助新战士的战斗动作”，第八条为“提高警惕制裁投敌分子”，第九条为“加强爱民观念，遵守群众纪律”，第十条为“不发洋财，严守战场纪律”，第十一条为“优待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第十二条为“胜利不骄傲，失利不灰心”。很明显，这些“纪律”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其时中国条件低下的泛农村环境中，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并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
这是父亲的一段历史，我指的是这本小册子和这份“中共临时党员证”，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一种有形的遗产。我不是说从收藏或者别的角度看它们有多少“物质的价值”，我是说父亲的历史、包括与这两份文件有关的历史，它们难道还不都是父亲留给我的某种遗产吗？我们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丰满、成熟和长高，这与物质的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它们的“属性”不同。
现在，我要离开电脑，好好地把这些文件（以及其他旧文件）收藏起来了，我打算用一个厚实的、印制精良的、曾经盛装咖啡类“物质”的大纸盒收藏它们。我走过去拿起了咖啡盒的盒盖，它给了我一种强烈的浓郁的感觉。多么好啊！这样一些文件放在这样一个厚实的、看上去安全又令人放心的大纸盒子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永远地保留它们了。
2002年7月2日
读书的记忆与联想
人的读书，抛开心情、环境、业务必须不谈，我觉得恐怕都是有阶段性的，年幼时是好奇，年轻时渴求和汲取，过了30岁是爱好，40岁以后再坚持读书，那就多半是执着或者固执了。
拿我自己来说，年幼和少年时喜欢读书，跟现在相比，那时候的书有点“少得可怜”，“文革”前“国产”书除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外，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新作品”，译制品则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图书为主，不过读起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不足”，也是从中获取了极大的收益的。例如印象很深、现在还能记住的，国产的有《宝葫芦的秘密》《高玉宝》《林海雪原》《李自成》（第一卷）《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红岩》等等，译制品则有高尔基的许多作品，另有一部波兰的长篇小说，叫《前哨》，竟也是给了我极深的印象，暗夜劳动的场面，还颇能激动人心，虽然它看起来那么沉闷，沉闷到几乎将人憋毙。
现在回过头去看，之所以认定那时候的文艺作品有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我觉得与其说主要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倒还不如说致命的是图书的结构性的问题，没有参照、对比、竞赛、竞争和相互的影响、渗透，文艺想在读者和观者那里不出“问题”，的确很难。后来到我20岁左右，1976年下放农村插队的时候，图书的结构性问题似乎更“严重”了，与“年轻时的渴求和汲取”的欲望相比，那时可看的东西也似乎更少了，但十分矛盾的是，人的“天性”又总是指示人们要自觉不自觉地从纸质上读取一些东西，因此，无论社会上图书的多寡、品相的好坏，书却总还是要看的。
那时究竟能读些什么呢？现在在我的手上，有一份1977年我在“安徽省灵璧县文化馆”办理的“借书证”，从这一年的1月到10月，我从该馆主要借阅了如下一些图书：《列宁选集》《放歌集》《锁金峡》《1871年公社史》《巴黎公社》《狱中日记》《（与苏共论战之）二评、三评、五评、六评》《放歌长城岭》《号角集》《七月槐花香》《凤凰林》《马克思传（上下）》《论评价历史人物》《列宁论国家和法》《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间》《恩格斯传》《春歌集》《前进吧》《庐山颂》《军垦新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螺号》等等。
那时候的我，或者我觉得那时候的年轻人，主要就读的是这些读物。在某个具体的时代里，你总是只能从身边所能触及的事物里汲取你所需要的、有时候是最低标准的只管不死的营养，你无法对图书本身进行指责。除上述书籍以外，我的记忆告诉我，在农村插队的这两三年里，给我影响最大的读物，不是以上列举的图书，也不完全是宿县地委宣传部图书室里的那些外国政治家传记，而是一本“内部发行”的名为《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译著的第一部，这是影响了我的一生的一本书，我一直非常庆幸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机运遇到这本书。看起来，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读什么、看什么，对他的一生似乎极为重要。
当然，20世纪过了70年代，图书的“结构性”问题有了一定的改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和科技的发展、介入，也随着传播方式的增扩，“图书”以及文化信息传播的结构性问题面临或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现在还有人诉说接受渠道瘠乏，那他表示的意思一定只是某种“期待”。但图书太多了就一定不是个问题吗？未及经过时间和观念的筛选与甄别，良莠不齐的“坦然”呈现，这里就真的决然没有“结构性”的问题吗？只是这种状况的“选择性”会比较舒适一些，这种状况也会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有可能进入那种“真正的”读书的状态。这就是我今天坐在电脑前要说的一些话。
2002年7月3日
盛夏的随笔
这个夏天热得比较晚，到了7月的中旬才热起来，而此时女儿的高考已经结束，进入了估分、填报志愿的阶段，对家长和考生来说，估分数、猜学校、冒风险、求稳妥，等等，这都是大伤元气的事情。对女儿来说，她上一个文科的重点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上哪个学校，就颇为难了，报分数太高的学校，会有风险，报分数较低的学校，又不甘心，这几天就因为这事，我和女儿吵了一架，我未让她，她更不可能让我，她很伤心，我也十分沮丧。
吵过架的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家，天气酷热，我心里倒万分的宁静了，我先做了一些浇花上水的事情，出了一身汗，精神上却像解了毒一般，轻松万端起来。洗过澡以后我来到书房的书柜里找以往7月的记载，看看那时候某年的7月我是在做什么、想什么，看看那时候的7月，我的心理的状况，又是怎么样的——其实只是一种度夏和排遣郁闷的方式。
一伸手就找来了1976年夏季的一天、7月初的一天，那时我正在淮北农村插队。那一段日子，我们在河东的岳河子（村名）附近的新汴河打防洪坝，住当然就住在岳河子，每天天刚亮就早早上工抬筐推土了，太阳出来了吃饭，吃过饭再干，中午午睡，午睡到下午有些凉快了，再一口气干到天黑。这是劳动的过程。
从记录上看，很奇怪的，那时候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情，记录得很少，倒把重点放在眼睛看到的事物上，并且用了大部分篇幅去描述房东一家人，而且还是用的一些“怪异的”思路和词句来写，真恍若隔世。是这样写的：
“我们住在岳河子的一户人口不多但很有研究意义的人家里。这一家共有三口人：59岁的男主人，他的70多岁的叔叔和他的18岁的女儿。
“这是三个年龄相差很大、彼此生活的主要阶段之环境完全不同，故思想差距很大、性格也大不相同的人。叔叔已经是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了，他的形象是这样的：高而瘦，有一般老人常有的使人讨厌的啰唆话，他经常拄一根棍子，在院里院前颤颤巍巍地走动，晚上睡在黑暗的角落里，不断地唉声叹气，如果有客人来了，便免不了很长的废话，其中自然是不满和埋怨，特别是对他另一个侄儿的不满，他一辈子没结婚，自然也就没有亲生儿女。
“男主人也算得上老头子了，身材很魁梧，但不胖，他很喜欢闲谈，而所谈大多是自己的经历或见闻，比如讲六几年跑河南演皮影戏等等。他手上不离小烟袋，装烟丝的是一个小葫芦。他很可能是自私的，但因为他又是比较明智的，所以有可能把私心不声不响地实施，而不是斤斤计较、大鼓大锣地进行。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人的女儿。她和她的长辈截然不同，身上有着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青年女子所特有的朝气，和新的人物、新的事物接触较快，这些新事物占领了她的思想。她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一员，经常唱一些新的歌子回家，可是鉴于幼稚，她对她的爷爷的不满经常只能用吵嘴的方式发泄出来，外面的事忙于家庭之务。
“现在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三辈人了：第一辈是可以淘汰的了，这是无须多言的；第二辈最多只能算‘中间人’，这样的人物如果能争取过来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这不大可能）；只有第三辈人才是希望，她们是不言而喻的接班人。”
天很热，书房里的温度是33℃，但我又不想开空调，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去了。我是在写什么吗？或者我是在录入些什么吗？我颇觉恍然。在这样的酷热的盛夏里，谁也不会想起，更不会对以往的某个也许并不真正存在的时代感兴趣，谁会为那些似乎乏味的日子口干舌燥地操心呢？神经！
我要去吃冰镇西瓜去了。天这么干热。窗外一片白灼。
2002年7月12日
生命因书香而充盈
一生都喜欢书，虽然现在还不是说一生的时候。“文革”期间，父母都被“发”往干校去了，留下我们姐弟几个在城里上学。没有大人在，姐姐们很难树立权威，况且我又是老小，又是独子，平时常被“惯”着，多少有些任性，于是每一个晚上，每一个白天，都抱着在任何地方搜集来的任何一本书读，就这样把眼睛读近视了，也留下了嗜书的“老毛病”。
嗜书有三部曲：上中学前是交换书看，那时候经济不发达，还没有零花钱之说，买书当然没钱买，就只好跟同学、跟邻家的孩子、跟同学和邻家的孩子的哥哥姐姐交换书。其实交换也是买空卖空：利用时间差，从这儿得一本书，看完了拿去跟有书的孩子交换，又看完了，还掉第一本书，再拿第二本书去交换第三本书，如此循环往复，我的一丁点教养和基础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这么读野书、野读书得来的。
上大学时是借书看，大学里有图书馆，免费提供大量令人眼红的图书，况且大学里人人都倡导读书，读书非常合理合法，这下我可逮住了，不读白不读，读了不白读，三五天就去换五七本书来，狂嚼暴饮，并且走上了极端，对那些我认为耗时耗力而又味同嚼蜡的课程，例如党史（其实党史我们都已经太熟了，谁考来考去没考过二三十遍？），例如外语（外语当然有大用，但没有外语的语言环境，还不是学了就忘。我希望有朝一日在良好的外语语言环境里，能够事半功倍地速成！），例如文学概论（都是老八股了，连教我们的老师都说，这些教材和概念在50年代就固定了，三十年过去，社会和文学真的就没有一点改变和前进？）等，我都一概应付，应付不成就拒绝，拒绝不成再应付，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把省下来的时间，拿去读馆藏的真有魅力的那些图书，我自觉着我上学的机会不会再来，这是一锤子买卖，不嗜读怎么行？！
大学毕业后，读书的途径自然而然转向购买了。购买也是因为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了，也是因为成了家初步具备了藏书的条件了。书渐买渐多，书架增加了一个又一个。购书渐渐变成了一种欲望：花钱的欲望？拥有藏书量的欲望？无事时又做了一件事的欲望？可以向别人说我也有某本书的欲望？仅仅为了在书的扉页上记下许辉年月日购于地的欲望？或者兼而有之？
购书也有阶段性。记得有一段时间，80年代中后期，我对书产生了一种很腻烦的情绪，见到书或者书店，就有一种更年期的烦躁感，就没有胃口。但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有购书狂倾向，到了一地，不管是大都市或小街小集，甚至长途汽车中途吃饭的路边野店，只要有书有书铺，我立刻就会凑过去（在这种事情上我绝不怕上当），凑过去的结果大多是买至少一本书或一本杂志，这都成了习惯或毛病了，而且愈是荒僻的小地方，愈有一些想不到平时买不到的价廉（因滞销的时间长）物美的书出现，那种故知旧交的惊喜惊奇难以描述。对一个地方的记忆也往往就变成了购买一本书的过程的记忆了，数载不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