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你在说什么？我认为第四期只是说明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身体其他部位也有了。所以你无法进行手术治疗。你也知道癌细胞会扩散的，是吧？”
“当然，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没想到我的癌症已经是第四期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恼怒，不过也可能是她太累了的缘故。
我想到了《疾病的礼仪》，开始思索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家人在网上查了资料，上面说癌症四期的病人一般只有三到六个月的存活期，这不免让人感到绝望。不过对于那些癌细胞扩散了的病人，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第四期指的就是癌症晚期，后面没有第五期。但是有四A期和四B期。这让我想起我在篮球队的情况，我的篮球生涯以“E-”结束，这是因为打分数的人不想用“F”级来代表打球最差的球员。
最后我什么都没再说。
做完化疗，接着我们去二楼的药房领药，每次都需要等很长时间。我给母亲讲了一个笑话，是几年前听别人说的：十字军东征时，一个英国士兵将医生开的处方放在伦敦一家药店，然后就上了战场。后来他被俘虏，又被释放，谈了恋爱，并在波斯居住了三十年。最终他回到英国。归国后，他在口袋里发现了处方的收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伦敦那家药店还在营业，柜台后面依然是同一位药剂师。他把收据递过去，药剂师看了一下，说：“还没配好呢，你五点钟后再来取药吧。”
实际在这个笑话里还出现了鞋子和修鞋匠，但我没讲。母亲听完很给面子地笑了。虽然她一直认为我说的笑话并不好听，但出于礼貌都忍受了。唯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我小时候曾迷上说双关语。
从理论上讲，在开始化疗时，医生就会给楼下的处方室打电话，等我们做完化疗，药就应该备好了。但通常总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不会顺利拿到药。这是因为医疗保险的缘故。或者是额度到达上限，拿了一些药就不能拿另一些药；或者开的药属于管制药品，需要某个人签字才能拿走。母亲拿了一盒又一盒的药，有刺激胰腺的，有治疗呕吐的，有缓解疲倦的，有治疗失眠的。药品的价格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母亲有时不需花一分钱，有时却全要自付。这其中没有什么逻辑可言，因为总有意外情况发生。
母亲很淡定。无论需要她支付的账单金额多高，或者医疗保险能替她支付多少，她总会对我或自言自语说：“这不公平。那些付不起费用的人得怎么办呢？”
母亲一直关心全民健康保险的问题。她受益越多，就越觉得不公平，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好药的。每次去药房拿药都会忍不住谈论或嘲讽咒骂政治。
一天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个女人，大概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整洁但价格低廉的衣服，戴着黑框眼镜。直到她摘下眼镜，我们才发现她在哭。母亲与她交谈，语气温和。在我看来这是常事。母亲总会与每一个正在哭泣、身处痛苦或悲惨境遇中的人交谈，完全不加思考。母亲经常说：“如果他们不想谈论，他们会跟你说的。但你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我们发现这个女人并不是给自己拿药，而是给她母亲拿药。她母亲的医疗保险处在“甜甜圈”中间的空洞里，政府已经为她支付了几千块，现在她必须自己付几千块，之后政府才会再次支付（想象你在吃甜甜圈，按直线去吃，先咬一口，中间是空洞，只有经过了空洞才能再吃上一口）。母亲当时还处于吃着“甜甜圈”的状态，这个女人的母亲则处于中间的空洞里。
这时我手机响了，我走出大厅接听电话。当我回来的时候，母亲坐在椅子上等着拿药，而那个无力支付药费的女人走掉了。
“妈妈，你是不是替那个女人支付药费了？”
“没付多少钱。”母亲有点尴尬，因为她的小动作被识破了，“不要和你爸爸说。”
拿到药后，跟平常一样，她没有坐出租车回家（公交车站就在我们家附近，完全没有必要打车）。于是我陪她一起等公交车，那路公交车能到达她家门口。
母亲在感恩节前还需要做一次化疗。我非常喜欢感恩节，因为过感恩节会吃馅饼、唱歌，而且不用费尽心思准备礼物。感恩节对于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长大的人来说是件大事，集所有节日于一身。因为以前移民停留于此处，并就近定居。而在波士顿附近长大的人认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巨大的（比如冬天、运动会、龙虾等），这个城市以“中心”自居，好像是“世界的中心”一般。我还小的时候，认为这一切都是真的，当我发现还有人住在巴黎、柏林、东京等地方后大为惊讶，而纽约人对波士顿人的说法根本不屑一顾。
我是1962年在纽约出生的。我父亲在费尔柴尔德出版公司工作。那家公司出版物从《女装日报》到《药品新闻周刊》，品种众多。父亲曾在寄宿制预科学校里学习，是那里的第一个犹太学生。他二战后期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湾外的一艘军舰上服役。之后，他又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最终在广告业有所成就。母亲的祖先则出身于17世纪移民到美国的富裕犹太家庭。后来他们与那些转信基督教的犹太人，甚至完全被同化到庆祝基督教节日的犹太人结了婚。父亲的家世背景不好，祖父是德国犹太鼓手，在内战期间来到美国，之后在纽约下东区以销售蔬菜（以卖土豆为主）维持生计。这个地区的名声很臭，马丁·斯科塞斯曾有一部电影《纽约黑帮》，就揭露了这一地区的生活。祖父的家族蔬菜生意越做越大，整个销售渠道都得以戏剧化的方式扩张，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祖母是拉脱维亚人，对我的父亲以及两位姑姑颇富感染力，她把他们送进了最好的高中以及大学读书。
父亲与母亲在父亲的一位朋友拜访时相识，初次约会父亲就向母亲求了婚，而母亲也点头同意了。就在订婚几个月后，1959年他们结了婚。那年父亲三十一岁，母亲二十四岁。
父亲后来跟我聊天时说，现在回想他的求婚，觉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议。他对母亲一见钟情，而他并不确定母亲会不会选择他作为人生伴侣。他们在康涅狄格州举行了一场基督教形式的婚礼。作为一位严守教义的犹太教徒，祖母必然会反对这件事情。母亲听从了一位好朋友的建议，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为了父亲能够与鲍勃·查普曼一起管理哈佛剧场，在婚后第七年，父母决定全家从纽约搬到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66年，我四岁，哥哥五岁，妹妹还没出生。我们与朱莉亚·查尔德成了邻居，因为我们在她住的那条街租了栋房子。三年前，朱莉亚写的《掌握法国菜的烹饪艺术》得以出版，开始受邀参加当地电视节目。我很喜欢告诉别人，万圣节时朱莉亚会给上门要糖的小孩子烤十字面包。这或许是真的，也或许不是。
在我们小时候，母亲就喜欢读书给我们听。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们都会听故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人。母亲固执地认为我们不应该听同一本书，虽然我只小哥哥18个月。我们每个孩子都有权利选择晚上要母亲读的书。我第一喜欢的书是曼罗·里夫的《爱花的牛》。这本书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讲述了一个经典故事，主角是一只热爱和平的牛（因为希特勒痛恨这本书，曾下令将其烧毁）。我第二喜欢的是克罗格特·约翰逊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阿罗有支彩色笔》。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艺术方面特别有天赋的孩子，以自己的想象力和一支彩笔勾画出美景以及奇遇，最后脱离困境的故事。我哥哥对莫里斯·桑达克的新作《野兽国》非常痴迷。因为哥哥从书中迈克斯的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当妹妹长大一点，开始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时，她最喜欢的是桑达克的《厨房之夜狂想曲》。她喜爱书中的主人公，以及有点喜欢笑闹（还有点危险）的面包师。母亲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丽迪雅·斯通的《粉红驴子布朗》，这本书出版于1925年，讲述了两个无法说话但懂礼貌的小孩的故事，他们一起照顾一匹小马。这本书的内容甜蜜得过了头，就算是我们很小的时候也难以承受。
在化疗室治疗期间，我问母亲是否记得有一天晚上，她忘记了给我讲故事。当时我可能十一岁或八岁，我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自己躺在床上，父母的说话声从楼下传来，派对还在进行中。哥哥已经睡着了，他不介意那天晚上有没有人给我们讲故事。我早刷了牙，爬上了床，等着母亲来给我们每人念一个故事。可母亲没有来。我生气地听着玻璃杯的碰撞声和闹哄哄的说话声。
楼下的人们笑得越大声，我等的时间越长，我越伤心。我感到孤独极了，还感到被抛弃了。我连睡衣都没穿，穿上拖鞋就跑下楼去找母亲，我觉得她肯定是不再爱我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忘记过给我讲故事。我听到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那么开心，我更加气恼。
后来，我大哭起来，惊动了所有的客人。母亲跑上楼来，哄了我十多分钟，还向我承诺一切都没有变，我才平静下来。
“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我问母亲。
“亲爱的，我怎么会忘记呢？”母亲回答。
我和哥哥刚认字的时候就开始自己看书了。有时候，母亲和妹妹看图画书，父亲则会为我们读一本书的某个章节。父亲喜欢伊恩·弗莱明的《飞天万能车》和罗尔德·达尔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我们也喜欢。
在我们家，如果不想去扔垃圾和收拾屋子，那么看书是躲避这两项家务的锦囊妙计。就像中世纪的教堂为人们提供庇护一样，书本为我们提供了即时的保护。只要你钻到书本里，就没人来打扰你了。虽然做了错事时依然会受到责罚，不过书本能起到延缓处罚的作用。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只有真的专注于书本才管用，如果只装作认真读书的样子可是不行的。
我想到和父母之间最初谈论的话题基本都与书有关，比如：为什么那个人搞不懂费迪南就是不愿意打仗？为什么飞天万能车的车牌号是GEN11？据父母的理解，他们给出的答案是：人可以变得很坏，但也可以学着不变坏，自己要有一个分辨能力。
每个周末父母都会花很多时间在看书上，有时整个周末都在阅读。有些父母自己完全不看书，却要求孩子多读书，对此母亲感到难以理解。这令我想到曾经听过的一件事，一位丹佛的新闻播音员曾在主持节目时，以无比严肃的口吻说：“我不看书，不过我喜欢书。”
我曾经是个只喜欢待在家里的孩子，看书、画画，待在房间里与最好的朋友一起聊个不停，话题涉及书、某个事件、电影等。我哥哥也是一个书痴，但他并非只读书，还擅长运动。
九岁时，我就沉浸在J.R.R.托尔金的《霍比特人》里无法自拔。在去摩洛哥度假时，我看了这本书。当时我发着高烧，体温有四十摄氏度，摩洛哥医生给我开了他仅有的药品——纯吗啡。高烧和药品让我开始迷乱而兴奋。在丹吉尔古城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看《霍比特人》，最后昏迷过去。一杯又热又甜又好喝的薄荷茶放在床边。从海上吹来的微风，那雪白的墙壁，都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还记得那个英俊的，时不时进入房间照顾我的摩洛哥人。更重要的是，我记得我能够想象出的最变幻莫测的书——《霍比特人》。过了几年，我才发现我记得的只有一半是托尔金的《霍比特人》的内容，另一半不过是我当时因高烧而神志不清的大脑的狂想。
那次病愈以后，我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魔戒》。在哥哥看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时，我则痴迷于托尔金所描述的中土世界。我们对哪个系列的书更好争论不休，有时争论的焦点特别极端。哥哥喜欢鲍勃·迪伦，我喜欢约翰·丹佛，我们会争论他俩谁更厉害。我们还喜欢争论两支球队谁会获得冠军，他支持利物浦队，而我支持曼联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坚信托尔金与路易斯难分高下，只是个人喜好不同还有竞争的缘故。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托尔金和路易斯都曾在牛津大学执教，两人还是好朋友。
“我始终认为这很有趣。你哥哥喜欢纳尼亚系列，而你却对托尔金系列的书爱不释手。我想这或许是你哥哥喜欢纳尼亚系列中基督教的暗喻，而你对那些毫无兴趣的缘故。”母亲这样说道。
后来我发现路易斯极力否认他的书里含有基督教寓言，而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托尔金却声称他的书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这真是一种讽刺。在此之前，我一直把托尔金系列当作完美的无神论著作。
母亲那天做完化疗时，我们并没有马上离开治疗室。感恩节前一周我们没有交换新书，也没有定下来要一起看哪本书，只能聊以前看过的书。母亲说：“同时喜欢托尔金和路易斯的人，我好像从来没遇见过。似乎每个人都只喜欢他们中的一个。”
“你喜欢哪个呢？”我问母亲。
“我喜欢路易斯，但我和你哥哥都非常佩服你对托尔金那么喜爱。我们也很喜欢纳尼亚系列，但你完全对托尔金着了迷。你说的话多与比尔博·巴金斯有关，我几乎以为他成了咱们家的一员了。你还改用古体字，甚至名字都用古体字。直到你学书里面的人抽烟时，我觉得必须出面制止了。因为你当时才九岁。”
“你没有痴迷过什么书吗？”
“经常的啊，比如诗歌，还有《飘》。自己正忙着准备的戏剧我也痴迷，尤其是跟你父亲结婚不久，还住在纽约那段时间的戏剧——彼得·谢弗的《家离恨天》，哈罗德·品特的《看房者》。在为一出戏剧忙碌时，它也确实能深深吸引你。即使搬去剑桥市后，我也经常怀念那段日子。”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母亲认识父亲之前，她为制作人艾琳·塞尔兹尼克工作（塞尔兹尼克的儿子是母亲的大学同学，他当的中间人）。在结婚前以及婚后第一年，母亲为制作人弗雷迪·布瑞森和他的演员太太罗瑟琳·罗素工作。有一件趣事母亲常兴致勃勃地提起，一次她被派往巴黎，因为罗瑟琳·罗素不慎将皮草和珠宝落在那，母亲得把这些东西穿戴在自己身上带回来，她必须脸不红心不跳地通过海关，这样稽查人员才会相信那些东西是母亲自己的，才不必支付额外的关税。
母亲从大学毕业起就在伦敦戏剧学校纽约分部做了管理人员，连怀孕期间也坚持工作，直到我们搬去剑桥市。
搬家后，母亲又重新求职。她之前有选角和为戏剧学校筛选学生的经验，成了求职的敲门砖。她对哪些人适合什么职位的判断能力，让她获得了在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办工作的机会。她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先后任罗德克利夫学校招生部主任，同时兼任哈佛的招生部主任，最后被任命为副院长，负责招生及财务支持方面的事宜。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守门人”（筛选学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母亲不为贿赂所动（虽然我们不会浪费鲜美的伊朗鱼子酱，也不会拒绝刻着“你会接受贝拉”字样的幸运饼干。贝拉是本地一家中国餐馆老板的女儿），对于威胁也无动于衷。曾经有人闯进母亲的办公室，拿着一把枪威胁母亲说，如果不录取他的孩子就把母亲杀死，最后，那人的孩子没被录取，贝拉倒是被录取了。
父亲和母亲都要工作。和今天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孩子相比，几十年前出生的我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偶尔才有交换生和毕业生来家里略微管管我们。我们上钢琴课、足球课、戏剧课。我们也有脚踏车，骑着它准时出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属于放养型的孩子，放学后啃块饼干，然后跑得无影无踪，到晚饭时才出现。到了周末，母亲和父亲在客厅各自看书，而我们可以选择坐下来看书，或者选择自动消失。
电视我们想看多久就看多久。不过当时只有三个电视频道，而白天播放的节目经常不值得一看。所以我们或者到处疯跑，或者去看书。
我的母亲是职业女性，我的同学的母亲很少这样，但母亲从未把自己当作职业妇女。她既是位母亲，也是位职员，不过如此。“不会有职业男性这种说法。”有一次母亲对我说。她总是尽量参加我们学校的演出或者体育活动。“我认为人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摆脱不快乐。如果父母不快乐，孩子的处境就会很糟糕。要是你想去工作，那你就去工作；要是你可以不必工作，而且你也不想工作，那你就不用去工作。”
“你从来不会内疚吗？”
“从不。”
在“带孩子上班”兴起之前，母亲已有了自己的理念——带孩子一起干活。母亲经常安排我们帮她做各种工作，如帮忙整理入学申请材料。在母亲看年龄、SAT分数、性别之前，先看申请人的个人简介，这样就能对申请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但是其他妈妈对你出外工作认同吗？”
“嗯，有一部分妈妈认为我肯定会忽视你们。你还记不记得，你哥哥曾经在自己的便当盒里放些狗饼干做午餐，你和你妹妹也这样做过。我估计是其他孩子的妈妈让学校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咨询过儿科医生，狗饼干不但不会对你们的健康造成任何影响，还可能有利于你们牙齿的发育。而且，我觉得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我做得不对。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许多人都在做有趣的事。”
回想那个时候，我许多朋友的父母的生活都精彩纷呈。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单独的社区。住在那里的人都与哈佛、麻省理工或布兰迪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父母时，想到更多的不是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而是他们和这些大学的关系。我们对他们的爱好也非常清楚，比如，谁喜欢画画，谁喜欢做酸奶。
我们目睹了社会上的许多纷乱：电视机报道越南战争，哈佛广场发生了暴乱；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的遇刺。我们通过同学的哥哥姐姐知道了所谓草案和民权运动，还有一些社会热门和时事，以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晚餐时的聊天以及《生活》杂志也是我们了解其他信息的途径。
书籍成为人们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们相识的每户人家，客厅里都放了一个书架。在父母的朋友和我们朋友的父母中，都有人在写书。每个人都在看每月俱乐部推荐的同一本书。爱德华·斯泰肯出版了一本收录世界各国摄影作品的集子，叫《人类大家庭》，著名诗人卡尔·桑德堡为其作序，成为每个咖啡桌的必读书。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夫妇们》，以通奸为主题，备受争议，成为每对夫妇的枕边书。每个人都有一本约翰·F.肯尼迪的《当仁不让》。奈欧·马许、阿加莎·克里斯蒂、厄尔·斯坦利·加德纳的书，列入每个悬疑小说爱好者的必备首选书目。列昂·由芮思和米切纳是受人们特别关注的作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出版后，马上成了每家的必读书。
有时我感觉母亲想鼓励我们阅读那些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书。她会故意指出因为年龄太小一些书我们看不懂，这反倒刺激了我们更快地阅读这些书。在我十岁时，我就读完了《马尔科姆X自传》。母亲说得对，我读那本书的时候年龄太小了点，后来再读一遍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以前漏掉的部分。之前我只记得书中对宽大的西装的描写。我们自己也发现其他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读的书。大约我十一岁时，埃丽卡·容的《怕飞》出版了。我对书里描写的情节感到既震撼又着迷，就像《性爱宝典》一样。我们经过一番搜寻，发现我父母没有这本书，但朋友的父母有，但他们把书藏了起来，以至于那些捣蛋鬼和我们只有通过翻箱倒柜才能找出来。
我们总是会在吃晚饭的时候讨论正在读的书。我读了保罗·里维尔的一本精彩的文集，又兴致勃勃地读完埃丝特·福布斯的《自由战士》。书中讲述了一位做银匠保罗·里维尔学徒的人，在他手被烧伤之后发生的故事。后来我又找到这位作者替保罗·里维尔撰写传记《保罗·里维尔和他生活的世界》，该书1942年获得普利策奖。这本传记我看了整整11遍，每次读完就在书页上做个标记，好像囚犯记录被囚禁的日子一样。
在吃饭时我会央求我的哥哥妹妹：“你们快来问我和保罗·里维尔有关的任何事情，随便什么都行！”当他们不想问时，母亲会大胆地问我问题。遗憾的是，从前知道的关于保罗·里维尔的事情，除了最基本的事实部分，还有1/3首郎费罗歌颂保罗伟大事迹的诗歌，其他的我现在全忘了。我曾建议母亲把重读埃丝特·福布斯写的传记作为读书会的书目，那么我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我读过这本书已多达十二次了。”她温柔但坚定地拒绝了，说她从小到大早就听腻了里维尔的事。
小时候，我还看过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的作品《血染雪山堡》《纳瓦罗要塞的火炮》《链上的傀儡》。幼年时阅读的书，我记得的内容很有限，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链上的傀儡》中一句描述的话：“从他搭乘的飞机降落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已经身处荷兰。”
我尤其喜欢麦克莱恩写的那些只要拥有适当的团队，做任何事都能成功的书。团队中也许有人背叛你，但你能够及时发现并克服那些困难（如恶劣的天气、可怕的海难），最终实现你的目标。不过付出的代价也会很高。
你的某个好哥们儿在故事中丧生，你会感到万分悲痛，但故事不会就此停止。因为所有的故事并非只牵涉你，还有更伟大、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比如与纳粹的斗争。1941年到1946年麦克莱恩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因此有关二战题材的作品也是他写得最棒的。
在九点上床睡觉时间过后，我会打开手电筒看好几个小时的书，重读里维尔的故事或麦克莱恩的书。母亲显然知道，不过她从来没有因此责备我。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母亲为了应付一切而疲惫不堪：三个孩子加丈夫，一座经常需要打扫的房子，一份需要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重要工作，时时刻刻的咨询以及频繁的会议。一位善良的爱尔兰老奶奶为了帮母亲的忙，曾在下午照顾妹妹，每周还为我们做一次美味的肉卷。可怜的墨菲太太之后中过风，但仍在继续帮忙照顾妹妹。我以前常常把在剑桥市居住了十四年后，我们全家又搬回纽约的原因，归于母亲不忍心告诉墨菲太太她做的牛肉卷难以下咽，已经不像当初那么美味了，而我们也一样没法再忍受，毕竟每周把一整块不能吃的肉卷丢进垃圾箱太浪费了。
母亲被那些没有尽头的责任击败的那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哥哥、妹妹和我坐在厨房里，我一边吃麦片一边担心上学的事；哥哥和妹妹正在斗嘴。已经快到我们该出门的时间了。母亲下了楼，看起来很苦恼，这可并不常见。我想要告诉她一些事，于是试着引起母亲的注意。
我看着母亲在水龙头那接了杯水。萨里（我们的英国猎犬）躺在地板上。母亲把一个药丸塞进汉堡包里，然后把汉堡包塞进了萨里的嘴里，抚摸它的脖颈让它吞咽下去。接着母亲洗干净手，又拿出另一个药丸，吞了下去。
我跑过去想和母亲说话，还未及开口，母亲睁大了眼睛，然后说了一个我从未听过她说的词，接着又说：“糟了，我刚刚吃了一片驱虫药，我的避孕药又给狗吃了！”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母亲陷入慌乱之中。然后她打了一个电话，知悉狗没有事，她也一样。她只是多驱了一次虫；狗的卵巢已经切除了，也不会生小狗。
但回想起来，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并非是母亲急匆匆地去干什么，而是她安静地坐着，在客厅中央，头顶上方一幅保罗·詹金斯的画作，色彩绚烂。壁炉里点着火，她的膝上盖着一条毯子，她的双手则伸出毯子外捧着一本书。我们也想跟她还有父亲一起坐着，安静地看书。
回想以前的感恩节，以及母亲确诊为癌症后的第一个感恩节，我们感到生活确实变化很大，现在只关心母亲治疗的事情。治疗的第一天以及后面的一两天，母亲一般感觉还不错，再往后感觉就不那么好了。她从妹妹的一位专门从事临终护理的朋友那得到她的新信条：“制订计划，然后逐一达成。”母亲总是强迫自己完成订下的任何计划，无论是否能够做到。
对朋友和家人的电话、信件，每天她都尽量进行回复。她每天几乎都会与哥哥、妹妹和我谈论彼此的近况，谈论筹划阿富汗图书馆的进展。才华横溢、魅力无穷《纽约客》记者大卫·罗德愿意加入进来，母亲对此非常高兴。机会很难得，他正计划写一本关于阿富汗的书，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阿富汗，这再好不过了。
治疗的副作用是患癌症后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罗杰曾告诉母亲，说她会感到痛苦万分，甚至可能倒在浴室地板上无法起来，只能痛苦地躺在那。不过事情还没有太糟糕。只是母亲无法吃东西和喝水，因为口腔的疼痛，甚至连开口说话都成了难题，而这些都让她感到疼痛和难以忍受。腹泻、便秘和无边无际的疲惫也伴随而来。若只是血红细胞数很低，通过输血能缓解，但大多数时间母亲只是感到疲惫而已。化疗让她吃东西没有味道，因此维持体重需要不停地抗争。
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奥赖利医生一直对母亲照顾有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她能够理解很多医生不理解的情况，像痛到极致的口腔疼痛，一个早上需要跑厕所五到十次，这些情况跟癌症一样需要治疗。从根本上来说，对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进行治疗是一种临终关怀——减缓癌细胞的扩散速度，保障病人的生活质量。所以，奥赖利医生每次见到母亲都会询问一次，使她能够尽量了解母亲疼痛的程度（相对于“疼痛”这个词，母亲更喜欢用“不舒服”），以便在用药上做出相应调整。
感恩节对母亲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这一天我们都会邀请那些相识的不能回家过节的人到家里大肆庆祝一番。在剑桥市居住的那些年，经常有伊朗人和巴基斯坦的学生来我们家吃感恩节大餐，还会在家里住一周。母亲可能由此开始对那个地区感兴趣。母亲与难民一起工作之后，我们家的客人中又多了一些刚刚从波黑来纽约定居的家庭的成员，或者从炎热的利比里亚不远千里来到寒冷的纽约的学生们。
但这次，母亲张罗感恩节的庆祝活动有些困难。因此，我的朋友汤姆和安迪说可以在他们家吃感恩节大餐。无须父亲和母亲做什么，只要去用餐就可以了。
感恩节那天早上，母亲给我打来电话。
“我今天感觉不太妙。”她说。她预计无法去吃感恩节大餐了，要看身体情况如何。前几天她状态不错，听了两场音乐会，连着工作了几天，与朋友见了面，回复e-mail，还有了食欲，现在则因为身体不适让她感到沮丧。
距离母亲确诊已经过了两个月，对于病情会如何发展根本无法判断。一切就像股市的动荡一样。股票指数下跌时，可能是大涨之前的小调整，也可能是大跌的前奏。那天母亲感觉不妙，或许是由于化疗的关系，也或许是由于癌症恶化了。即使事情看起来有所好转，我们也无法确定事情的发展趋势。或许会有天大的好消息，比如肿瘤缩小了；也可能会是股票玩家说的“死猫反弹”。这个比喻用来形容那些希望出现的假象，生动却残忍。变好还是崩盘？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忐忑不安地等待母亲下一次扫描的结果。
母亲被无法预知的结果弄得狂躁不安。她希望自己对好或坏能有更大把握，与“感觉糟糕的日子”相比，她心里对“感觉不错的日子”大为感激。她尽量及时更新“威尔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新闻”博客，在发布坏消息时总是用“希望”来淡化它。自然更新时是母亲口述，我打字。
当和母亲或家里人聊起这个博客时，我不会提及母亲是个隐性写手这件事，害怕这会让她感觉到什么。她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你为什么不这样写？”然后她从我的角度写下几段文字，我“复制”再“粘贴”，最后用这些文字更新了博客。
那个感恩节的早上，母亲感到不安，因为忘记寄慰问信给一位父亲刚去世的教堂朋友而不安。
“妈妈，我觉得她肯定会理解的。她知道你病了。”
“没关系，我刚刚写了一封。我认为，身体不舒服不能当作忘记其他人的借口。”
到了感恩节那天，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但她还是坚持让父亲、我和大卫去参加朋友家的庆祝活动。她说自己在家喝点汤就行了。我们从不会对母亲的决定有异议，这次我们也听从了她的意见。
那个晚上我们在朋友家尽情吃喝，开怀畅饮，愉快极了。大卫和我给父亲打了车回家，我们则步行几条街回公寓。这像是一场母亲离世之后的感恩节，虽然每个人都试图否认这一点。到了家，大卫去睡觉，我独自坐在客厅里，一直待到外面灯光都熄灭。
我不让自己沉浸在真正的悲伤里，所以我为生活中的琐事忙个不停——忙于工作、付账单、送衣服去干洗、写e-mail。然后我想歇一歇，让悲伤将自己环绕，但我做不到。在我闲下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一直很难过。但在等待天亮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法一直处于悲伤之中。我为大卫·哈伯斯塔姆去世而流的眼泪，为休·格兰特的浪漫喜剧《真爱至上》流的眼泪，为麦克莱恩书中众多我非常喜欢的人物去世而流的眼泪，都远远多过我得知母亲已是癌症晚期时流的，都比为母亲流得多。
天亮了，熟悉的声响从公寓门外传来，是送报员投递《纽约时报》的声音。我开了灯，开始找我那本《霍比特人》。我想知道这本书还能否让我陶醉，还能否让我读时沉迷。
我很快找到了那本书，随手翻开一页进行阅读。距离第一次看它到现在大概过了40年，书里的世界神奇般地再现了：霍比特人的屋子、银汤勺、符文、兽人、小矮人、蜘蛛……看了大约20分钟后，我偶然读到了一个情节：在黑暗的森林中，霍比特英雄比尔博与他的小矮人同伴们互相走散了。
比尔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像疯子一样呼唤同伴的名字。他似乎也听到同伴们在呼唤他。“但他们的哭泣声越来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又过了一会儿，哭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很快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他一人在无声无息的黑暗中。”
“比尔博面临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不过很快他决心已定——等到天亮，在天亮之前无论做什么都解决不了问题。”托尔金又写道。
第二天，母亲说她感觉好些了。
母亲做化疗之前，我们在等候区等待，坐在常坐的椅子上。我对她讲了感恩节那天的晚餐情况，说大家都很希望她能在，我则一直在想她。我没有提到我独自坐在黑暗中的事，那多少有点阴暗的成分。我讲到我又开始看《霍比特人》，它仍然有种强大的魔力吸引着我。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母亲问。
“我想是因为这本书描写了人类，或者霍比特人，在自己毫无所觉的情况下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从某方面来说，我认为这本书与麦克莱恩的作品很像。”
“我也花了点时间思考。”母亲说，“你父亲那天能出门我很高兴。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如果他陪在一旁肯定会觉得很烦。那天我看了几页书，内容是关于人们如何在毫无所觉的情况下发现了自身的力量。”
“哪本书？”
“《禁忌祈祷书》。”母亲回答。
“蒂蒂安？”
“不，威尔。”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好气又好笑，她微笑着补充道，“除此而外，蒂蒂安的书名是《一本公祷书》，而不是《禁忌祈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