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陪母亲做化疗是在11月。这让我和她有机会以一种崭新的方式谈及家人和每一件事。
几天前母亲发来消息，告诉我就诊的时间和地点。我们约好的见面地点是东五十三街区纪念医院的门诊部。在街对面有一家书店，要是我去早了可以去那里逛逛。想买零食的话也可以去逛莱辛顿大道，那有很多小吃店。母亲告诉我门诊部有椒盐卷饼和全麦饼干，她觉得没必要买零食。我搭电梯上了四楼，打算在母亲到来之前占个位置，因为她喜欢坐椅子更甚于候诊室后面的长条沙发。
医院就像一个车间，专门制造干扰，总有人突然出现，让你一会做这个一会做那个，叮咛、询问、检查、提醒……第一次陪母亲来就诊，我们都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去面对。在母亲抽完血后，我们去了治疗室，那是个小房间，让我想起几乎一伸手就够得到天花板的学校宿舍。隔几周，医生会进行问诊，其余的时间只需要抽血和做化疗。母亲在治疗室的时候，会有一名护士来询问有关治疗方面的问题，也会尽量让她舒服一些（例如，问是否需要在手臂下放个枕头，是否需要毯子，是否需要再来点果汁）。接下来她会问母亲在医院登记的基本资料，如姓名、出生时间等。在我看来找血管打针像是一种酷刑，之后会有另一名护士确认患者身份和使用的药品。
当然干扰远不止这些。尤其在最初的时候，除了志愿者、研究人员，负责收集参与研究同意表的工作人员也都会时常过来问个不停。母亲是个不喜欢被打扰的人。我习惯在早上八点给母亲打电话，这个习惯保持了好几年。我不是每天都打，不过大多数时候都会打。她和父亲都有在接听电话时，同时再接听第三个人的来电的习惯。就算是这样，她也会觉得很烦躁。有时候我跟她电话正讲到一半，之前保留的通话突然断掉，她会很烦躁地说：“完了，我还有另一个电话呢。我都忘了。”
我也讨厌被打扰，虽然我有时会打扰到别人。我经常会把其他人说的话忽视掉，抢着讲自己的故事。我觉得我的故事更有趣，更精彩，更重要，因此常常忘记他人的故事也可以让我受益匪浅，值得不断琢磨。母亲则恰恰与我相反，她很少打断别人，更不会对别人的故事妄加菲薄。她更愿意做个倾听者，然后提问，她不会提一些问题敷衍了事。（比如，你在凤凰城待了几天？）她提的问题常能够让对方说出自己的很多感受，如从中获得了什么，哪些人令其印象深刻，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当我第一次陪母亲到门诊部时，母亲已经来过两次了，她与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已经熟到能点头打招呼了。有一个她特别喜欢的护士，一下子就能找到血管，另外两名护士则不行。另外，她似乎有些不太在意那些干扰。
那天早上，我感觉特别烦躁，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尽量不去想那些事。当你身处与癌症奋战的一群人中时，还抱怨工作上的烦恼显得很奇怪。于是我和母亲安静地坐着。
“你其实不必陪着我，威尔。你要忙的事太多了。”
“我想陪在你身边。”我说，“当然你想独自待着的情况除外。”
就是那一次，母亲说她正在看华莱士·斯特格纳写的《终得安全》。那本书陪着我飞越全世界，当时却还原封未动。我说这次我一定会看。
“如果我们总在同一段时间看同样的书，就有些像一个读书会了。”我补充道。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传统读书会，但母亲从未参加过。
“你没有时间经常去参加读书会！”母亲说。
“我有时间读书，况且我们总在谈论书。所以如果我们读的书相同，又一起讨论，这不就是个读书会吗？”
“读书会不是都会带些东西吃吗？”母亲问。
我大笑道：“那我们就组建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不吃东西的读书会吧。”
在举办第一次读书会活动时，一般大家相互间会讲一讲童年的故事。我对母亲提到这点时，她半信半疑，并面带微笑，然后我要求她把童年故事跟我讲一遍。我从未直呼过父母的名字，所以很难写出“玛丽·安1934年出生”（而不是“母亲1934年出生”）这样的句子。当然，那时她还没有做母亲，还只是少女玛丽·安。
玛丽·安那位美丽而忧郁的母亲生下她和弟弟两个孩子，她是美国人，不过在巴黎长大。他们的父亲很英俊，经营着家族的纺织生意。在他年轻时把生意转手了，卖了个大价钱。大家都说那是一桩非常不幸的婚姻。他们的婚姻在维持了三十年后，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母亲很少提及她的童年，这是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母亲说她的父母彼此怨恨很深，因此她下定决心，如果她幸运地拥有自己的家庭，绝不会对任何事产生抱怨。玛丽·安最初在公立小学上学，中学就读于纽约上东区著名女子学校。在那里，母亲与她的毕生好友结识，也受到了米尔德丽德·丹诺克的启发。
丹诺克的小名叫米莉，她喜欢大家这样叫她。她是一位戏剧教师，也是一位当时有名的舞台剧和电影演员，学生们无比爱戴她。后来，她还在百老汇演出过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扮演威利的妻子琳达·洛曼的角色。1951年她在同名电影中出演同一角色，并获得了奥斯卡提名。玛丽·安醉心于舞台剧。她看过米莉的那次表演，认为那是她看过的最令人兴奋和感动的一次演出。在米莉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她下决心要做一名演员。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学校教育内容，她们之前闻所未闻。女校长告诉玛丽·安和她的同学们：除了结婚生子之外，人生还可以更美好，女人可以做任何她们想做的事。这些话她们以前从未听说过。
当时大多数人和教育机构都不会这样说。即使在玛丽·安上哈佛女校期间，在她去哈佛纪念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必须戴着白手套待在楼上的座位区里，跟男人们一起坐在教堂的长椅上是不被允许的。这让我想到我们住在剑桥的时候，母亲总是坚持坐在楼下的长椅上，而且一定要在最前排，那时还觉得奇怪呢。
这些我以前差不多都听说过了。当母亲和我坐在治疗室迎接另一个“干扰”到来时，我想让她再多说一些别的。
“好吧，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呢？”
“嗯，说一下你那时候最喜欢的书吧。”
“什么时候？”
“在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
“《少女妙探》。我看了很多这一系列的书。我特别喜欢女侦探这个构思。”
“还有别的吗？”
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飘》。”这可是个有趣的事，我从来不知道母亲喜欢《飘》。“我爱惨了这本书，现在仍然那么喜欢。”母亲又补充道。
“还有其他的吗？”
“赫尔曼·沃克的《初恋》。”
在母亲去世之后，我才开始看《初恋》，因此不知道书里描写了一个犹太姑娘，她想要当演员，在一个夏季剧场里邂逅了一位作曲兼指挥家，并与他陷入热恋。赫尔曼·沃克是纽约人，1915年出生，写过好几本深受大众瞩目的畅销书，其中包括获得了普利策奖的《凯恩舰哗变》，以及《战争风云》等。《初恋》像《飘》一样，营造了一个复杂的故事世界，让读者欲罢不能。书中的女主角，天真无邪，可爱得让每个人都期待她能够找到真爱，获得事业的成功，生活美满幸福。事实上，《初恋》里的玛乔丽在故事开头比《飘》里的思嘉丽可爱多了。她起初的名字是玛乔丽·摩根施特恩，后来自己改名为玛乔丽·莫宁斯坦，因为这更像个艺名，不那么充满了犹太味儿。
我能够理解母亲那代人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那是外婆生活的时代，是美国，甚至整个世界即将发生巨变的前期。沃克笔锋一转，把玛乔丽的生活从纽约的犹太家庭转到更为令人沮丧的戏剧舞台，之后又转到法国和瑞士。在瑞士，玛乔丽与一个协助受迫害的犹太人逃离欧洲的男人相识，并爱上了他。这个人物的原型似乎是瓦瑞安·福莱，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曾是国际救援组织早期的核心人物之一，母亲也曾为这个组织工作过。
像《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作者胡赛尼一样，沃克也是极受读者喜爱的当代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总能令人回味无穷，读者看书时，会情不自禁地进入故事中。这两位作家对于写记叙文尤其擅长，题材集中在现代话题。两人因循旧式的写作方法，令家庭背景不同、年龄相差很大的读者也都喜欢听他们讲的故事。《初恋》写到了同化、反犹太主义还有女权。故事的结局是苦涩的，玛乔丽很令人失望，也让众多读者为之叹息，不过我认为这个结局代表着沃克对玛乔丽成长环境的批判，这才是他想表达的重点。书的结尾，玛乔丽最后让大家的期待落了空，这个结局的设计带给读者的震撼，远比让她成为大明星大得多。
我看得出，年轻的玛乔丽身上有玛丽·安的影子。大学暑假期间，玛丽·安与几个朋友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夏季剧场，那是一个被称作“高地”的地方。这个美丽的姑娘长着一双活泼的棕色眼睛，常面带微笑，人见人爱，很快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在那里她结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朋友，友谊也得以巩固。在我小时候，母亲常会回忆起在高地的时光，每次都说一些高深的话，脸上虽带着笑容，但里面夹杂着顽皮和忧伤。十五岁那年我也去了夏日轮演剧场做学徒，母亲亲自开车送我到和其他四人合住的宿舍。在途中，母亲说希望我能够像她一样尽享在剧场的快乐时光，之后她又用告诫的口吻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别人误会你。”我总觉得这句警语颇有深意，虽然我一再追问，母亲却不再谈起。
说到学校母亲就滔滔不绝，她讲了许多上大学时发生的事。她谈论最多的是她怎样疯狂，与鲍勃·查普曼教授相爱。他英俊非凡，魅力无边。鲍勃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伯克利大学任教，二战期间曾被派驻摩洛哥和法国，担任海军军官，还与菲茨杰拉德夫妇的女儿斯科蒂谈过恋爱。他还曾是一位剧作家，和一位朋友一起为百老汇改编了《比利·巴德》，1962年为同名电影改编了剧本，那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作品。
母亲对鲍勃的爱得到了回应，不过因为鲍勃是不婚主义者，他们只能是精神上的恋爱。鲍勃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母亲，然后这些人也成了母亲的朋友。母亲和父亲订婚后，把父亲也介绍给鲍勃，父亲与鲍勃一块工作了十多年。他们一起管理哈佛剧场，彼此交流对马丁尼酒和明信片的看法。同时鲍勃还是我姐姐的教父，基本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家的一员（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在鲍勃面前，我们从来不敢相互争吵或者恶语相加）。在我们认识的人中，鲍勃是最聪明的。他博览群书却从不扬扬自得，对他人常充满强烈的好奇心，让身边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既是聪明人，也看过很多书。隔几天他就会来我们家吃顿晚饭。我们也曾一起去北非和亚洲旅行。2001年，他突发严重的中风。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和我飞去佛罗里达州陪在他身边。鲍勃享年八十一岁。
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面对鲍勃已经离开我们这一事实。每一天我们都会谈到他，回想以前的事，想象他对某本新书、某件事会做出何种反应。即使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也依然会一直留在那些深爱他的人的内心深处。这就像一本你特别喜欢的书，不管你上一次读它离现在过去了多久，它都会一直陪着你。在我和母亲谈到鲍勃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不久母亲去世后，我能否像谈论鲍勃一样和别人这样谈起她。
趁着休息的空当，我试图把话题从鲍勃和沃克转移到她的夏季剧场上。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母亲说。她不准备告诉我太多。如果她不想让别人知道一些事，她是绝不会透露半句的。
也许高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只是因为母亲想独自珍藏那段时光。
我知道的是母亲喜欢《初恋》。关于她与玛乔丽在哪方面相似或不一样，那是她个人的隐私。
我们默默地坐了片刻，倾听着周围的动静。有个输液的人要去洗手间，他拖着输液架路过我们所在的小治疗室，却碰到了隔间的窗帘，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母亲的点滴还需要两到四个小时才能输完。我想起了水刑，这种古老的刑罚，让受刑者深受苦等每一滴水落在额头上的时刻的折磨，因承受不住而发疯。打点滴应该不会让人那么痛苦。母亲对我这种对比感到不悦。这种不高兴的表情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父亲和哥哥喝下三杯马丁尼后吵吵嚷嚷时；她跟妹妹一起买鞋时，因为母亲讨厌购物，而妹妹每次买东西时都会左挑右选拿不定主意；在我说了奇怪的话或说话不分场合时。
因此我马上重新转换话题到书本上，开始谈论大卫·哈伯斯塔姆的《最寒冷的冬天》以及接受他采访的退伍老兵们。“妈妈，你知道吗？愿意与自己的家人谈论朝鲜战争的老兵基本一个也没有。这是我从别人那听来的。他们的子女和孙子辈也说这是头一次听到父亲和祖父提起战争。我还听说有的老兵将这本书直接拿给自己的子女和孙子辈看，他们还是无法说出口。”
“这也体现了书的一个作用。书对我们的诉说有所帮助，让我们在不愿谈及自身的时候，可以聊聊书。”
我们坐在那儿继续探讨。母亲表示她确实认为个人生活纯属隐私部分。她觉得秘密对于现实生活并没有任何用处，也不值得好奇。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并非太少。她认为一个人要对自己的私生活保密并不需要任何理由，从哪一方面来说都如此。她甚至觉得即便是政客也该有自己的隐私，除非他们是伪君子。要是对别人的过去一直抓住不放，那么永远也不会找到足够数量的正直且有趣的人来干活了。
母亲也确信有好秘密。如果你为别人做了件好事，又不想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感觉对你有所亏欠，你就不会让他知道。我想到了母亲在哈佛授课时教过的一位学生。他曾是一位剧作家，怀揣美好的理想，以为得到了游览欧洲的奖金，而实际并没有这笔奖金，不过是母亲匿名给他的，以便让他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这次旅行，这也许会改变他的一生。我把这件事写出来，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几年之后，这个学生知道了真相，他去查都有谁曾获得了这笔金额不菲的旅行奖金，结果发现只有他一个人。
我和母亲正在聊天的时候，一个社工拿着问卷走过来，问：“玛丽（玛丽·安是母亲正确的名字，但他们一直叫她玛丽。我觉得很惊讶，让我更惊讶的是母亲一直没让他们更正这个称呼），有时间做这个问卷吗？”他们正在做一项研究，想了解母亲是否适合作为研究对象。
“当然有时间。”母亲说。现在离化疗至少还有一个小时。
“太好了。”问话的女子二十多岁，穿着简单的裙子，搭配一件V领毛衣。她的脸瘦削，态度热情，看起来很友好。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开始进行解说，一副熟练的样子，“我们在做的这项研究，对象是处于第四期癌症阶段，且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他们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其他器官或全身，其心理健康与支持系统的调查……”
当这个年轻的社工解释说参与调查的病人会被分成两组时，我的注意力开始分散。一组病人接受心理咨询，另一组则没有。调查会在治疗开始和结束阶段进行评估。他们还希望能和病人的家属进行沟通。母亲需要把表格拿回家，填好后签字，父亲也需要签字，愿意参加调查的其他家庭成员也需要签字。接着她又问了几个问题：母亲信仰的宗教（基督教）；她祷告的频率（每天）；是否觉得幸福（是的，虽然身患癌症这件事她不喜欢）……母亲的回答让她情不自禁地笑了，但难免有点紧张。
“好吧。”母亲在她离开后说，“这可真让我惊讶，我猜你爸爸肯定也会惊讶的。”
“关于调查？”
“不。我已经处于第四期癌症阶段了，我过去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