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无尽的旷野上，烈烈的风从草尖上掠过，低矮的植物俯倒在地下。
我回家，双脚从植物的根茎旁走过，野果子黑亮，成熟之后流出紫黑色的汁液。野果子小巧玲珑，一串五粒。我摘下一串，取其中一粒塞进嘴里。我用牙齿轻轻地摩擦野果子的皮，野果子的皮软软的，有韧性。我咬破野果子的皮，紫黑色的汁水充溢我的舌尖、牙齿和腮。无边的甜，含着淡淡的酸，灌满我的胸膛。
这是一种土名叫黑芡豆（学名龙葵）的植物，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在村子东边的榆树林枣树林，在野地沟渠边，随处可见黑芡豆膨胀开繁盛的枝茎。蓬松的叶脉下，一簇簇果实由青变黑。青的时候摘来玩，放在用蓖麻秆做的吹筒上，扬起脸吹小青豆。小青豆在吹筒上升起，一寸或半寸，若即若离。
野果子在飞翔，似我的脚离开地面。没有翅膀，小小的飞翔，小小的悬空，我感觉到脱离地面的快乐与惊悚。
此时，世界一片安宁，微风息止，天色明澈，斜阳照在榆树林里。
黑芡豆黑的时候，村庄里的孩子满村满地寻找野果子。从一家家屋后空地到园子里，从侧边的门洞钻进菜地里，在南瓜秧宽大的叶脉下发现一株黑芡豆子棵，翻找糖果一样翻遍它的枝枝叶叶，每一个空隙都不放过，好像黑芡豆把它成熟的果实藏在最严实的口袋里，翻来覆去地找啊找，没有一粒。大失所望之后鼓足勇气继续寻找，那份饥饿中的贪婪，要把土地翻开。
出门我看到一排枣树，枣树旁无序的榆树落着沧桑的老皮。你知道的，枣树结枣子，榆树开榆钱花。果实好吃，花也好吃。
堂屋门一米之外是一株槐树，一米半之外还是一株槐树。两株槐树并排站立，一样高大，一样粗壮，一样满身裂开的皱纹。春天槐树花开，一树的花，弥补了冬天的饥饿，吃不完的，摘下来晒槐花干。
堂屋西北角有一株长枣树，树身细而高，乌黑苍茫，直直地挺立着。
厨房的西南角有一株圆枣树，树矮而壮，半侧着身子往东北方向生长，大多的枝杈都伸到了院子里。仰脸望去，枣树枝层叠交映，枝杈上叶脉稠密，缝隙间可见马蜂的窝巢搭建得精致。在浓绿的枣树叶下，灰褐色的马蜂窝紧紧地咬住树枝，呈倒立状。
马蜂的屋门是朝下的，它们有飞翔的翅，无论门面朝向哪一个方向，它们都来去自如。
春天，屋后一片片银子菜冒出来。银子菜是救命的菜，银子菜也是要命的菜。我的姐姐，喜欢吃银子菜的姐姐，烫死在银子菜淤出锅沿的时刻。
我回家了，姐姐，你在家等我吗？
我没有见过姐姐。也有说是哥哥的，哥哥姐姐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之前——有一个，我的亲人，烫死在银子菜淤出锅沿时。
我心里还有了对她的疼和亲，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回家，我不会忘记喊醒沉睡的姐姐：姐姐，我回家来了。
家的另一个定义是亲人。亲人的定义是血亲。唯独血亲是割舍不去的情。
我回家寻找我的亲人。
我看到父亲在家，母亲在家。他们在院子里坐着，阳光照在父亲身上，照在母亲身上，照在他们银白的发丝上。
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对沉默寡言的人，在旷日持久的光阴里他们如何爱着对方？彼此如何传递生命的讯息？我的母亲腿残，我的父亲耳聋。他们的语言和肢体不需要沟通，他们是人类边缘区域的异类，被排斥和驱逐并虐待。他们亦识趣地躲开尖锐的目光和锋利的言辞，流落到人迹稀少的偏远区域。
回到老屋，我喊父亲，父亲不应。我喊母亲，母亲不应。你们是在五百年前相约离开这里，一起回到尘土里去安眠的吗？为什么留下我，孤独地在这个冷酷的世上寻找亲人？风餐露宿，流落人间。
我想父亲，我想母亲。
我想他们在家等我归来。我想母亲牵着我的左手，父亲牵着我的右手，在光阴里慢慢走。我背着行李出门的时候，父亲送我。我疲惫归家的时候，母亲迎我。我哭泣的时候，父亲抱我。我恋爱的时候，母亲叮嘱我。有一天我跟着亲爱的人离开他们的时候，父亲握着我的手，把我交给那个爱我一生的男人，母亲则躲在远处眼含泪水深情地注视，欣慰又不舍。
不是，他们不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半个人。我只有半个母亲，半个父亲。有时候我想：有半个母亲，半个父亲，我也有父母啊。可是，后来，我三岁时，半个母亲也去了。残破的老屋里，一无所有的家里，剩下半个父亲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小婴儿。
我的家是父亲。不是我在家等父亲，便是父亲在家等我。
我蹲在槐树下等父亲。槐树根裸露出来，我坐在槐树根上，倚在槐树上，夜影一重一重掩上来，我望着榆树林里的小路，聆听着村外的脚步。我想着父亲走在路上，正急匆匆地往家赶。他背着口袋，口袋里装着面。有自行车的时候，骑自行车，我一直想有一辆汽车在他后面，汽车鸣笛，一直鸣笛，他听不见，司机下来，一脸火气。父亲莫名其妙地看着司机，把车子靠边。
父亲在槐树下等我。他抽自己卷的烟叶，用一小块白纸，折一个印，把烟丝撒上，捻住一头，卷起来，用唾沫湿一下，粘住，把捻住的那一头掐去，燃烧，一口一口地抽。天黑了，我的父亲在树下抽烟等我。世界安静，树叶落地，星光辉映，他的心宁静悠远，从不责备这个贪玩的小孩。锅里的饭热了又热，屋子里灯燃亮又吹灭，她还不回来？疯哪里去玩了？
我回来，父亲，我找不到两株槐树，一株也找不到。老枣树一百多年了，还在苍老的时间里，我看到老枣树，看到我的家，看到我的老父亲。
我的父亲没有进过学堂，但他识字。听大伯母说，奶奶看到父亲睡的被窝里有一丝光亮，她掀开被子一看，父亲就着小小的油灯蒙在被子里看书。
没有人知道他怎样认识的字。他已经在读书了。
父亲会打算盘，这是在村子里最高学问的象征。他会打狮子滚绣球，九九归一等。父亲能算出村子粪池旁的那堆粪有多少斤，知道堆在场里的粮食有多重，这些使父亲高大神秘起来。
父亲懂《易经》，深悟其中玄机。村里有一人和父亲一同从师学习，父亲出师，那人一直不得要领。我最后见到那人，已七十多岁，他说起父亲，满脸佩服，他说：你父亲学什么，一看就会，不用老师教的，我是学了一辈子都没有学成。
这点我信。我看到过父亲批卦，他稍一沉吟，笔下就哗哗地写下一片。《易经》博大精深，其卦千变万化，一半是书中学习，一半是自己领悟。能达到登峰造极的人，世上不多。父亲在那些迷魂阵般的卜卦里走了多远，没有人知道。他从未以此为职业，换回一分一文钱。
父亲会纺织。在潍坊织布厂，没有人看懂的图纸，他懂。没有人敢用的铁缯，他敢用。没有人会织的布，他会。条绒布、斜纹布、蜂窝围巾，见过的没有见过的，只要能想象到的，他都会。
他会剪旗袍上的花。任何花样都会。那些裁缝找到他，问他要花样。
他会看天象。他说明天要下雨，果真下雨。他说夜里有雾，雾就起来了。他独自在屋子里冥想，自言自语。
后来他制作了一个东西，代替他的脑子记事。他把那个用硬纸板制作的东西挂在墙上，上面画着图案，写着字。大概是一个可以转动的历书，他用手操作，他说，只要他每天动一下，他就可以知道我哪天回来。那些年我年幼，不关注他的事情，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现在觉着太可惜了。一切想知道的，都不可能了。
世上的事情没有他不好奇的，大到发明创造，小到缝缝补补，从日常俗务到学问研究，他见一样学一样，学一样会一样。我初中读英语，他竟然拿着我的书写出ABC，写出英语短语，那年他已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
父亲的颓废应该从他婚姻的失败开始。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在郎庄，是姑姑村上的。她嫁给父亲那年，年轻貌美。她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一年，便上吊死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上吊。没有一个足以让一个女子死亡的理由让我听说。我隐约记得大伯母和姑姑说起过什么。她们抱怨父亲的脾气，责备女子的绝情。她们一定还掩盖着什么，或者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在那个女子死后被隐藏。
受伤的是我父亲。很多年他没有娶。父亲没有再娶，不仅仅只是怀念那个跟了他一年的女子，我想，有许多我想象不到的原因，使他一直独自流浪。
父亲因耳后长一蝼蛄疮，自己治愈之后付出耳聋的代价。已到中年，父亲和母亲组成了一个家。父亲比母亲大，母亲腿有残疾，一条胳膊也残，母亲只是半个人。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我无法记录。他们在怎样的无奈之下走到一起，也是冥冥中的命运之手把他们连在一起吧？这样两个边缘之人走在了一起，多像两条即将干枯的小河，聚合在无雨的季节，彼此相互支撑，相互在寒冷的人间寻找到一点温暖的火焰。
父亲和母亲，两个在黑暗中摸索着生活的人。他们孕育了三个孩子，只有我活下来。我想念他们，而我从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留下我，是要我看看这个旋转的地球，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变革。我的眼睛即他们的眼睛，我的耳朵即他们的耳朵，我的心跳即他们的心跳。我看到的，即他们也看到的，我听到的，即他们听到的，我感受到的他们也感受得到。
二
父亲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奶奶的娘家在张庙，姓李。家有良田、堂楼、牛马等。
奶奶嫁到门当户对的孙家做媳妇，孙家有良田、牛马等。孙家的屋宇不及李家的堂楼。
有一年奶奶派爷爷到娘家蹭些银两。爷爷沿太行堤河一路向东，经过赵庄，到张庙。我无法想象奶奶娘家到底有多富裕，那时候爷爷从张庙带回了一块烟土，包裹在身后的口袋里。临来曾外祖母嘱咐爷爷一路上要小心，不要让人看见。
爷爷走到赵庄，肚子饿了，在路边包子铺吃包子。卖包子的人和吃包子的人彼此似曾相识，挤眉弄眼定下暗记。他们问爷爷口袋里装了什么。爷爷说是走亲戚给的烟土。这个说啥烟土，拿出来看看，那个说我们都没有见过，让我们见识见识吧。爷爷厚道，没有防人之心，爽快地拿出烟饼给人看。吃完包子，爷爷背着口袋上路。至家，爷爷把口袋交给奶奶，奶奶知道母亲自会给她过日子的用度。打开口袋，奶奶看到只有一块河塘里的污泥，烟饼被换成了污泥块。那块烟土，价值多少？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那样的烟饼叫烟土，大烟做成的饼，曾外祖母拿给奶奶一家过日子的烟饼，可想价值不菲。
爷爷在赵庄被人暗算了。
爷爷奶奶靠娘家接济养大两男两女。
大约从爷爷开始荒废了田土。以我的揣测，从爷爷开始，孙家已经败落。良田荒废，牛马病死，祖上的房屋倒塌。我记得在我家屋子西边的磨房原本是高大宽敞的，石磨，和一头毛驴，隐约在岁月深处显现。后来那磨房漏雨，墙壁坍塌，毛驴也不知所终。
大伯父叫孙建亮，亦忠厚本分。在小孙庄西边的窑厂看窑。
孙庄西南有一个小孙庄。为了区别两个孙庄在称呼上的重复，我们的孙庄叫大孙庄，他们的孙庄叫小孙庄。大孙庄的人大多姓孙，小孙庄里人不姓孙，姓李，和我们的孙姓家族不沾边。
小孙庄有十几户人家，和大孙庄、李集、陈楼、段四、魏楼隶属一个大队。大队部安置在小孙庄西边的一片开阔地里。大队部有养猪场、窑场、卫生室、代销店。窑厂在小孙庄的田地里。荒野间一口大窑隆起，一排排砖坯排列整齐，晾晒着，等待着装窑烧砖。
砖坯是把廉价的黄泥经模子制造而成，没有烧制之前叫砖坯子，一行行摆放在大片空旷的地面上，没有围墙，没有防护的铁网，砖坯摆成花格的墙，整齐、透明又通风。一道道立着，错落有致，砖面光滑，方方正正，深紫色的胶泥和土红色的淤泥缠在一起，使砖坯沉郁丰满，像艺术品一样充满原始的浪漫气息。
大伯父夜里睡在窑厂。坐落在野地里的窑厂随着夜色的临近慢慢变得模糊，那口乌黑的大窑消失在黑暗之后，一行行砖坯在模糊中隐约可见。远处的庄稼一片黑蒙蒙，再远处的村庄完全看不见，黑色的夜把窑厂把村庄沉陷在万籁俱寂之中。
大伯父在窑厂的庵子里躺下。他累了，躺下便闭上眼。隐约中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向他扑来，那庞然大物巨大雄壮，撕咬他的被子衣服和耳朵。他以为是梦中，挣扎着惊醒，他真的看到有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在他身上，舔他的脸，并且用力在他身上做出动作。他妈呀一声欲逃出这个庞然大物的侵犯，他已逃不掉，他的两腿发软，浑身哆嗦。直到这个庞然大物独自离去，他已经昏厥过去。
第二天人们发现他时，他缩在最后一行砖坯底下瑟瑟发抖。
后来人们发现大队部里一头公猪跑了，跑到窑厂，吓到了大伯父。
大伯父受到惊吓后变得神经错乱，他总是看到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向他走来。他逃跑，直到跑到一个严实的地方躲藏起来，还要把脸捂上。一年之后，大伯父在恐惧中上吊身亡。
从孙庄往东，经过赵庄，走十八公里到丰邑，从丰邑往东北大约也是十八公里，到一个叫师寨的小镇。我的姑妈住在师寨，姑妈家姓师。我没有见过嫁到师寨的姑妈。我也不知道姑妈怎么去世的，我听说姑妈四十多岁便去世了。姑妈三个儿子，三个都考上大学。
我记得师寨这个小镇。小时候我去姑妈家，父亲带着我，春暖花开，一路上蜜蜂飞舞，遇到养蜂的人，在路边摆满蜂箱，带着白色遮脸帽的女人在收蜂蜜，那些蜜蜂围绕她，她身上沾满了蜂蜜，她的衣服一定很甜。
我住在姑妈家。我住在姑妈家的时候姑妈还在。我记得姑妈家院子外面有一个树林，树林全部都是梧桐树，大的小的，粗的搂不过来，小的直上云霄。春天梧桐树枝繁叶茂，开满紫色的花，一串一串的，半边天都是花的海洋。春深了，梧桐花落满地，把林子铺上紫色的安静。
我住在姑妈家，我父亲在姑妈家织布。我们一住很多天，仿佛是另一个家。我会在梦中重新回到那片梧桐树下，一边捡起梧桐花一边看到疯了的姑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听说姑妈是疯了。我怎么说姑妈是疯子呢？我听谁说的呢？一定有人给我说过。我不记得谁说过了。但我不敢肯定姑妈是疯子。我似乎还知道姑妈是疯死的。
这些事实都是不可知了。我想去证明这个事实。后来我决定不去了。姑妈已经过世很多年，很多年，我无法计算的很多年。我再求证她怎么过世的还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她怎么过世的又如何？姑妈的离世，不过是那个时代一个短命人必然的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父亲的哥哥早逝，五十多岁。我父亲的姐姐也是早逝，四十多岁。我还想说的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对少年时代的疯子印象深刻。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大伯神经错乱了，我姑妈似乎也疯了。我想肯定地告诉你，在村子里，在孙庄，在上学经过的王堤口、高庄、许庄，或者是周围的村庄：张河、蒋河、李集、陈楼、张土成、张老家……几乎是在每一个村庄里，我都看到过疯子，每一个村庄里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疯子，有多少，我不知道，我不会一次遇到很多的疯子，疯子大多关在家里，也奔跑到路边——只要不是那种脱光了衣服乱跑的疯子，家人是允许他们出去站站的。我遇到的疯子大多是那些安静的疯子，用恐惧的失神的眼睛打量着我的疯子。我不甚怕疯子，只是大人和小伙伴在一起相互嘀咕：那边有疯子，不要过去。而我对疯子是好奇的，总是要靠近了看看他的样子，看后心里难过好一阵子。
那种衣衫褴褛，神情呆滞，头发纷乱的女人，或者是衣衫褴褛，神情呆滞，头发蓬乱的男人。他们衣不遮体，她们鞋不裹脚。他们一脸乌七八糟的傻笑，她们一脸污泥泪痕的怒视。他们在地下睡着，她们在草堆里坐着，把脚伸进草里。他们在羊圈里吃羊的奶，她们在鸡圈里捏起鸡的食物填到嘴里。他们过河淹死，她们在井底打捞出腐臭的身体。他们在大街上流浪被狗咬伤，她们在红薯地里被人扒光衣裳。他们不知道生，不知道死。她们生不如死，死了干干净净。
我对疯子印象深刻源于村子里疯子多到随时可见。疯子是一种正常的存在。大人们谈话的内容常常会说：刘祥家媳妇犯羊羔疯了，麻婆拿银针扎几下，吐几口白沫，眼看哆嗦着要不行，麻婆赶紧咒骂，赶走了阴气，才好。羊羔疯成为除了伤风之外的另一种常见病。
姑妈的疯或许是我臆想出来的。因为我怎么都记不起来谁告诉我这个事情。姑妈的离世是事实，三个孩子在困苦中长大是事实。我还想说的是那些梧桐树。那些梧桐树是姑妈留下的家产，是兄弟三个的。兄弟三个长大，梧桐树也长大，兄弟三个成才，梧桐树也成材。我似乎听说兄弟三个因为梧桐树有了矛盾。
然而我一直记着梧桐树下满地紫色的梧桐花，一地紫色的安静。那是姑妈安静的脸，在地下歉疚而深情地凝望着他们。
郎庄在江苏和安徽接壤的边界上，隔着一条路一块田地，路东是江苏的地盘，路西是安徽的地盘。我的另一个姑妈在郎庄，姓慧。郎庄的姑妈长一张白皙饱满的大四方脸，到我记事时，姑妈已经年老体弱。一双小巧的脚支撑着她臃肿的身体，白白的脸照旧白皙饱满，只是那饱满的脸上遍布纵横的皱纹。然而我在她衰老的五官上还是依稀看到她年轻时的风韵。我相信姑妈是一个美人，眼睛眉毛里隐藏着妩媚，鼻子恰好的圆润，嘴唇薄薄的，常常用来传递情绪。
郎庄慧家也是一大家，后来败落了。姑妈家不贫也不富，而姑妈的优雅仿佛在过一种大家太太的日月。她的生活细致考究，衣着穿戴整齐可体。姑妈育有一子，十几岁夭折，后再无子嗣。要一养女，收留一侄女和一侄子。养女嫁山东一农户人家，侄女嫁给一个教师。侄子读书成才，后忘恩负义，不再回郎庄。
姑妈的侄子家是地主成分，他正在上学，成分高的考学受到限制，为了前途，他过继到姑妈名下。在那个时代，没有子嗣，过继兄弟家的孩子也是人之常情，多了去了。姑妈对他疼爱有加，供他读书上学。后来姑妈年老，他没有尽一份子嗣责任。姑妈无子，老来凄惶。要的养女和养大的侄子侄女都不是亲生，没有血亲的亲情。
大伯父早亡，大伯母带大两个女儿，后抱养一个男孩。我父亲无子，唯独我一个女儿。孙氏家族四个孩子，三家无后，一家有后的，姑妈还早早走了。命乎？惨乎？人间大苦乎？
父亲的亲人越来越少，延续孙家的香火血脉断了。外姓是不算的，师家不算，要来的堂哥也不算。大伯父和我父亲没有亲生的儿子，他们两家绝了后，父亲是绝户头，大伯父也是绝户头。
三
母亲独坐在西窗下，望斜阳泛出橘红色的金光。如镜面一样光滑明亮的光芒慢慢下沉，成为一抹淡淡的幽暗，夜影上浮，朦朦胧胧中，星光闪烁，夜色暗淡，母亲枯坐的身影一日日深陷在无边的黑暗里。
她坐着，朝对霞光，晚对斜阳。看日光从东往西，一点一点移去。从瓦檐下，到红砖墙上，朝霞把红砖黛瓦映照得绚烂凝重，方正的砖石叠压着日光的痕迹，黛青色的小瓦上排列着谁的眼泪？在秋风吹动瓦眼里的蒿草时，母亲的眼角，有泪珠悄然滚落。
一个美貌的大家闺秀，命运赋予她绝美的姿色的同时赋予她绝望的灵魂，那副残疾的躯体，就像美神维纳斯，没有双臂。我的母亲残了一条腿和一条臂。她养在深闺，养在富家，她的幼年，有奶娘娇惯，亲娘疼爱。她的少年，于花圃游园之中嗅花香袅袅，看蝴蝶翩翩飞舞。那时她是天真的，她的天空低落但充满纯真的快乐。那时，她尚不知她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有多少不同，也不知道她的人生将会有多少的苦难和磨折。她在父母的娇惯里任性，在独自的王国里做自己的王。
赵庄西北有一个叫吴庄的村庄，母亲出生在那里。母亲的家族在吴庄是书香门第，有肥沃的土地，有耕作的骡马，有显赫的堂楼。母亲约1934年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她的少年时代是幸福的，没有任何干扰，即使身残，她也会因为良好的家庭而幸福地生活。青年时懂得了身体的缺陷，忧郁开始在她脸上呈现，时局动荡之后，深深的忧戚挥之不去了。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那样的动乱年代怎样心惊胆战地经历内心的挣扎。解放初期，她正青春年华，对于她这样一个家庭的身残女子，会是怎样更加残酷的时局？只会读书的舅舅吓破胆，共产党解放大军到来的消息像对他下了死亡判决书一样，他惊吓而死。母亲一个弱女子会怎样呢？谁又能对她怎样呢？她活了下来，身体成为她活着的理由，也成了她苦难的开始。没有了优厚的物质生活，没有亲人的呵护，母亲独自承受一个人的风雨飘摇的日子。
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怎样走到一起。母亲选择父亲，一定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个男人，要他承诺包容她，养活她，疼爱她。他是一个健全的人，他有健康的身体，足够了。她不计较他的容貌、年龄和脾气，也不计较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父亲呢？父亲怎么选择了母亲？
一次失败的婚姻，他成了不归的游子。父母给他成了一次家，完成了做父母的责任。父母再也没有能力给他成第二次家。民国年间的时势也使他有家不能归，军阀混战，响马流窜，在这个四省交界之处，兵匪难辨。他在潍坊织布，年关回家过年，路遇国民党的兵，钱财全被搜身抢走。在那样的动乱年代，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走到一起。这是个缺乏温情的年月，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靠。
母亲的娘家已经无嫁妆陪嫁给母亲，母亲带来一只乌黑油亮的木箱。这是母亲全部的陪嫁，是母亲唯一的骄傲。母亲是能行走的，她走得不好看，但她坚持以站立的姿势行走到孙庄——这个生疏、贫困的村庄。母亲把那条不能自由伸缩的胳膊伸进嫁衣里，用那条健康的手臂把浓密的长发盘起，她白皙的脸上充满对生命的渴望，她从优厚的家庭走到贫穷的家庭，她没有一丝畏惧。对残缺的身体，她已经坦然，贫的家，她欣然接受。贫的家中那个不修边幅、邋遢的男人，她不厌烦，她嫁给他，心甘情愿，至死不渝。
我相信父亲一辈子都在记忆着母亲的深情。这样一个倔强的女子，从来不叫苦，从来不嫌弃他。跟着他，跟着一无所有的他。在老屋里，父亲找不来吃的东西，母亲等父亲，母亲盼着父亲带来食物，递给她，看她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父亲给我说过一件事。下雪了，茫茫大雪铺天盖地，一天又一天地下，大雪封堵了所有的路口，村庄在大雪中成为一个白色的凸起物，辨不出屋宇，辨不出沟壑，全世界唯有冰雪。父亲出门找食物去了，母亲在家等父亲。她饥肠辘辘，饿得两眼发昏。肚子里有孕育的孩子，她无法忍受，到院子里雪地里去找吃的。白色的雪是唯一的颜色，哪里有食物啊，老鼠饿死雪地里，野猫在墙头上呜呜地叫，声音细弱。我的母亲坐在雪地里，她扒开雪层，在冻僵的地下寻找秋天埋在地下的萝卜。她记得秋天把萝卜埋在地下。她记得地下埋过萝卜啊。萝卜在哪里呢？一定会有的，一定还有没有扒出来遗忘在地下的萝卜。母亲在雪地里找萝卜，透明的萝卜在她眼前飞，那红色的萝卜，从地下长出来，母亲绝望的眼底露出希望的光芒。
父亲踏雪回来，一身雪花一身寒冷。他从地下搀扶起母亲，他几乎是抱着把母亲扶到屋子里。母亲全身冰凉，几乎冻成冰人。母亲眼含泪花，冰水在她脸颊上，她微微一笑说：我记得秋天把萝卜埋在那里的，还没有吃完，我找找，说不定能找到。父亲捂着母亲失去知觉的手。父亲知道母亲在自己欺骗自己。哪里还有萝卜啊，萝卜在入冬时已经找了三遍，早已经找不到了。饥饿的母亲饿了就去找萝卜，萝卜抚慰了母亲饥饿的胃，母亲在寻找中等到回家的父亲。父亲总是能找到食物，一把谷子，半块饼子，几根手指粗的红薯。母亲把谷子放在石碓里砸碎，用箩筛出面，烧稀饭，煮几片红薯。母亲饥寒的身子开始温热，她活着，睁大眼睛看着青青的天无边无际。她不畏惧生活困苦，她活着，只要活着，只要有一口气能够活着，她就睁大眼睛活着。最重要的是她身边一直有一个人陪伴着她，给她找来食物，给她活着的给养。
多年后父亲深情地告诉我：我回来，看到她坐在雪地里找萝卜。她饿得在地下扒坑。父亲深深地陷入沉重的回忆里。他总是觉着愧对母亲。他一直说母亲跟着他没有过一天好日子。
我不记得母亲。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不记得母亲的脾气。更不记得母亲如何疼爱她的孩子。但是我确信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父亲，没有嫌弃过父亲。我肯定我的母亲信赖这个穷其一生都在爱护她的男人。她在生存的底线上挣扎，她相信她的男人不会饿着她，会给她吃的，会给她所有他能够找到的食物，这样足够了。她没有权利要求他干净，要求他衣帽整齐，风度翩翩。他们在生存线上徘徊，有什么资格要求生活得体面？他们没有多余的体力——特别是要用食物换取的体力，他们很多天不洗脸，不洗衣服，打水要到村里唯一的一口井上，要消耗掉身上的力气。母亲知道肚子里的食物不经使用，一使用，那些食物立刻没有了，饿得百爪挠心，像利剑一样在身体里上下穿透。而且唯一的一个土盆被母亲摔碎，父亲没有言语，蹲下把碎片一块一块拾起来，放到屋后的墙根下，垫在雨水冲出的豁口上。母亲知道那是家里一件贵重家什，秋天打了谷子，两斤谷子换一个土盆。母亲摔碎了土盆，他们很多天不洗脸，不洗衣服。父亲说天晴了，他出门打袜子，挣了钱再买一个。母亲知道父亲心里记着土盆。母亲也不言语，只是恼火自己不小心。
母亲怀孕了。她吃不饱肚子，更大的饥饿在身体里啃噬着她。年轻时善耕种的父亲把村子东边的那块田种上小麦。深秋，父亲挖开泥土，母亲跟在父亲身后，把一块一块板结的泥土敲碎。母亲不会做农活，她拿着□头，敲打泥块。母亲像敲打一座山一样敲打泥土。硬板一样的土块，在母亲微弱的力量下慢慢散开，土地那样平整，细心的母亲不放过任何一个大块的泥土，种子有限，要让每一粒种子都遇到柔软的泥土，麦子才会出苗多，出苗一致。
初夏麦子收获了，父亲在麦地里割麦子，母亲会做好饭，用篮子挎着，送到地头。父亲坐在地头吃饭，母亲在麦地里拾麦子。她艰难地弯下腰，对着一穗麦子微笑。金黄的麦子，是岁月珍贵的馈赠。母亲拾起麦子，捆扎在一起，放到平板车上，父亲把麦子拉到麦场，垛成一片金色的海洋。回去的时候，父亲拉着母亲，母亲坐在平板车上，脸上洋溢着欢喜。母亲在车子里和村里人打招呼，说割麦子了，去地里帮忙拾麦子了。母亲是一个不健全的人，母亲做着健全人做的每一件事。母亲的行动缓慢，那条扭曲的手臂帮不了她，还是她的累赘，她要带着那条扭曲的手臂在田地里弯下腰，用那条灵活的手臂捡起麦穗。落雨的时候，她会把成捆的麦子夹在那条伤残的手臂下，一个臂下带回一捆麦子，放到板车上。
有了麦子，母亲就有了粮食。她把麦子收回家一些，用石碓碏碎，在箩里箩出好面。雪白的面粉在母亲面前飞，红色的麦皮剩下，在箩里滤出。母亲用面粉烧了好面疙瘩，父亲一碗，母亲一碗。收获的滋味，在母亲嘴边溢出甜美的湿润。母亲和父亲捧着碗，相互望着，一口一口沿着碗边喝好面疙瘩。好面疙瘩烧得稠稠的，黏黏糊糊，喝到嘴里，感觉到食物贴近唇齿的愉悦，感觉到好面疙瘩滑过舌尖润泽喉咙的舒适。美好的食物，美好的滋味，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到食管到胃，走到哪里都是滑润舒适的感觉。母亲沉浸在食物的滋养里，她看父亲，她感激着这个疼爱她的男人。他用他的体力，用他一天一天的劳动，换来了他们的食物，换来了他们度日的粮食。
母亲的肚子一天天变大，小孩在她身体里动了，推她，踢她，撞她。她按着肚子，触摸着小孩带给她的希望。有孩子了，她的生命多了另外的意义。孩子给了她欣慰，她的生命有了延续，她亦有了重生般的欢悦。
四
母亲要生了。她在床上躺着，她喊父亲，喊他去请接生婆。
村里女人在家生孩子。隔壁容氏是接生婆，矮个子，四方大脸，小小的莲花脚。容氏提着包袱挪过来，她一步挪四寸，从隔壁到母亲的床前，她把挂在正南方的太阳走偏了，她看看天色，看看母亲痛苦不堪的脸，她说：女人都要经这一回，受着点吧。母亲抓住她的手，凄厉地喊：救我，我不能活了，我要死了。
母亲躺在床上，鲜血湿透破布片。容氏按着母亲的肚子，矮小的她双手有力，母亲叫着喊着，她无动于衷。她吩咐父亲烧水，烧一锅开水。接生孩子对于容氏来说是一件平常的事，她摸过母亲的肚子，知道孩子几时能生出来，知道能不能顺利生出。她接生过不顺产的小孩，她累，产妇累，小孩还常常出意外。
父亲烧好开水，她解开包袱，取出里面的盆、剪刀和听筒。她端了盆到锅里舀开水，烫了剪刀和手，滚热的水，她把剪刀放进去，把手放进去。剪刀沉下去，她的手也没入水里。她的手是一副钢手，不怕烫，她面不改色，照旧把手停在水里。这是消毒，把剪刀和手消毒。在村庄，消毒都是用开水，医生打针的针头，也是拧下来在开水里烫一下。容氏烫两遍剪刀，烫两遍手。
母亲生下一个女孩，容氏在盆里给孩子洗了，包在一个布片里，放在母亲身边。母亲疲倦的脸上露出笑容，看着这个健康的孩子，母亲心里所有的阴翳散去，她的孩子是健全的，她再无担心。
父亲给母亲煮了鸡蛋，熬了小米稀饭，买了一斤红糖，放进小米稀饭里。这是乡下坐月子吃得最好的食物了。那年家里养了鸡，小鸡在村子里觅食，东边地里有青草，也有虫子。小鸡吃青草和虫子，也吃路边撒落的谷子。小鸡勤快，每天都下蛋，有母亲吃的鸡蛋，还有余下的鸡蛋，父亲把鸡蛋拿到赵庄集上，卖掉，换回油盐和一包红糖。母亲喝红糖水，身上暖暖的，奶水也充足，小孩天生会吃奶，生下来张嘴就吃。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小孩。
母亲把孩子搂在怀里，她的头抵着婴儿的头，肌肉贴在她的脸上，她睡了。她沉沉地睡去。有了孩子，她的天地更宽，她的心更温和，对父亲的依赖更强。
母亲能做饭能缝补能打扫能带孩子。身残的母亲什么都能干。她干得不那么姿势优美，她干得不那么干脆，她干得不那么快，母亲不停地干着她力所能及的一切。孩子在她怀里慢慢长大，会笑了，会摇头了，会抓猫儿爪了，会喊娘了，会自己站在案板前转圈儿了。行动不便的母亲用一条伤残的手臂和一只伤残的手看护着她的孩子，她的心肝宝贝。她不曾离开孩子，不曾一刻不小心。这个从她心尖坠落的小肉蛋蛋，她每天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她十分的爱，给了她十二分，她还觉得不够。她醒着的时候，她看着她，她睡着的时候，她也看着她。她的心思全部在她身上，她是她的生命。
初夏，村东那片薄地收了麦子，每年收了麦子都是莫大的欢喜。父亲把麦子磨了面，背回家。母亲带着孩子在家等父亲带回麦子面。父亲回来了。他们一起说：有了好面，喝一顿面筋汤吧，再烙几个烙饼。
初夏，雨后的园子里长满翠绿的银子菜，一株株鲜嫩油亮。父亲在园子里掐了银子菜，洗干净了放在碗里。母亲把面搅在盆里，她打了面筋，白色的面筋汤乳液一样细腻。母亲觉着这样过日子也是幸福的。父亲手巧，啥都会干。会炒菜会烙馍，还会纺棉织布。母亲烧火，把面筋汤烧到锅里，这边父亲烙馍。鏊子支在地下，火光从鏊子下面燃出来，屋子里烟雾袅袅，父亲在案板上烙馍，母亲在鏊子下一边烧火一边翻鏊子上的馍。他们的孩子——刚刚会自己沿着案板走路的孩子在一边玩。他们忙着，两个人一个忙着烙馍，一个忙着烧火翻馍。
烧好的面筋汤在锅里。锅底有火的余烬，一定是锅底的余火，在自己燃烧。
那个刚刚会沿着案板走路的孩子，沿着案板走到锅沿上。
锅底的火烧着，温度越来越高。锅里的面筋汤在锅里滚开了。那种黏稠的，糨糊一样的面筋汤冒起淡绿色的泡沫，无数的泡沫在锅盖之下涌动着，气流湍急，越顶越有力。面筋汤从锅盖下冒出来，流到锅沿上，流到锅台上，流到趴在锅沿边上小孩的身上……
孩子的哭声惊动父亲和母亲，他们同时看到身上流满面筋汤的孩子。他们扔下手里的东西，奔到小孩身边。小孩烫伤了。剧烈的哭喊惊动初夏的阳光，太阳也不忍看孩子痛苦地哭叫。霎时间天光暗淡，乌云笼罩，一场大雨倾盆而下。
小孩身上的皮溃烂了，一块块血肉模糊。母亲不敢抱孩子，不敢碰那些受伤的皮肉。
父亲用香油给孩子涂抹受伤的地方。香油在溃烂的地方汪着，那些腐烂的肉鲜红，剧烈的疼变成了麻木，孩子哭哑的嗓子再也喊不出声音，她瞪着稚嫩的眼睛看着这个残酷的世界，她不知道她做错了什么，不知道身体被火烧灼疼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滋味。她不再玩耍，不再吃娘的奶，不吃一口饭，也不喝一口水。她一天天消瘦，一天天憔悴，一天天失去孩子活泼的神气。母亲被吓住了，她一动不敢动地看着躺在床上的孩子，看她的脸色变得暗淡，看她的眼睛不再水汪汪，看她干得长满气泡的嘴张口喊不出一句话。母亲每一天都在收紧那颗提起的心。她看着这个欢蹦乱跳的孩子不能站起来，不能说话，不能哭笑不能吃任何东西。她看着，心急如焚，她束手无策，泪水挂满脸颊，她吃不下睡不着，她觉着这个孩子会把她的命一起带走。她要死了，要和这个孩子一起倒下。
父亲去王堤口中药房买药，熬制医治烫伤的药。他把那些黑色的药膏子抹在孩子的身上，那些溃烂的皮肉在闷热的夏天更深地往里溃烂，脓血不断地流出来，蚊子叮下去，留下繁衍的种子，母亲坐在身边，不停地驱赶蚊虫。没有蚊帐，也没有真正医治烫伤的药。父亲带着孩子去赵庄医院看了，给了涂抹的药膏，打了消炎针，但这些简单的医疗怎么抵得住严重的烫伤的溃烂，加之环境恶劣，蚊蝇猖狂，没有清洁擦洗，没有真正的消毒，感染不言而喻。小孩开始发热，开始昏迷不醒，父亲一次次奔波在医院和家里，他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挽救孩子。
那个时代，生命是弱的，是贱的，是轻易就消失掉的。不是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许多村庄的孩子都会因这样那样一点点小小的不慎失去生命。这是司空见惯的，是寻常如死一只小鸡一样。村庄东南的堤岗上和村子南边的那片阴森森的树林里，经常看见扔掉的孩子，裹着一点布片，横尸在地。远远看到露着的一只脚或者一个黑黝黝的头颅。有时狗会把小孩的胳膊衔到谁家门口，早上开门看到，吓人一大跳。
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因烫伤而夭折了。像村庄所有未成年孩子一样被扔掉。扔掉的小孩用杈子挎着，走到乱死岗上，不声不响地放下，不声不响地回来。人们说这小孩不是小孩，不该成人，花多钱，长更大些，也是诳死鬼，来诳父母的。所以要父母们不要伤心，他来世上是来讨债的，他的债讨完，他便该走了。
父亲和母亲不相信这些宽慰人心的鬼话。谁失去亲人谁知道失去的滋味。他们永远怀念他们的孩子，那个走了的孩子，是他们心底永远的痛。
五
我是父亲和母亲的第二个孩子。
我命硬。或许我命大，我活到现在还安然无恙。我活着是要表明：我的父亲和母亲生育的孩子都是正常的孩子，都是健康的孩子，都是聪明的孩子，都是善良的孩子，都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活的孩子。尽管生活条件苛刻，生活环境恶劣，周围有善也有恶，有清水也有染缸，但是，他们的孩子并不被环境所污染。并不被恶的势力所拖住，他们的孩子都是良善的孩子，都会在浑浊之中出淤泥而不染，在染缸边上不被染黑。这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自立自强的孩子。如果他们的孩子都活下来，都会是这样。我是，他们也是。
现在我要写的是父亲和母亲的第三个孩子。这个要了母亲性命的孩子。
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又怀孕了。十个月不到，母亲孕育成熟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还是容氏给母亲接生，她挎着包袱，包袱里裹着盆和剪刀。她从隔壁的房间里走出来，轻移她的三寸小脚。她一脸从容，从来不慌张，对每一个产妇她都充满信心，以她的经验，没有她拾不起来的小孩，小孩出生是瓜熟蒂落，自然而然，她只是做些辅助工作。但是没有经验的接生婆，手脚不利索，人家是不请的，容氏是村里公认的最会接生的接生婆。西队一个接生婆，请的人少。容氏接生不图钱不图东西，只图好名。生孩子的人家，煮几个鸡蛋给她，算是谢礼。容氏在本家接生，鸡蛋也不吃一个的。接生的事，是最大的事，是最公道人心的事。容氏受到所有人的信赖。
毋容置疑，我是容氏接生出来的孩子。我正常出生，和我一样被容氏接生出世的孩子都在正常长大。
父亲和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怎么会是不正常的孩子呢？母亲难受了一天，容氏陪在母亲身边。容氏不止一次陪在产妇身边一天一夜，两天两夜的都有。村庄里生育都是这样，从疼开始的生育，没有终结，只要孩子不出来。没有人提出去医院，似乎没有人知道去医院。大家都在等孩子自己来到这个世上。
一个生命从母亲的子宫来到这个世上经历怎样的艰辛和怎样命悬一线的危险？村庄里的人，不知道，似乎从来想象不到，也不想知道。他们和她们唯一的作为是等待命运的审判。
容氏是这样有把握，她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命中应该来到这个世上的，每一个女人的命也都是结实的。生育，不就是从一个人身体里拉出来一个身体嘛。经她的手拉出来，拽出来的孩子寻常极了。她会在女人的肚子上反复按压，也会把不正的胎位转正，她能隔着肚皮把孩子的头按压到出生的产道。这是她的经验，是她亲身经历无数次接生体察出的经验。她觉着没有小孩不能来到这个世上。即使是那些胎死腹中的孩子，她也能赶出来。她能胜任这个事，她真的胜任了这个事。在她手中，生的孩子多，死伤的孩子毕竟是少数。这也是正常。没有人责怪她，没有人抱怨她，也没有人不信任她。除了她，没有人能胜任这个事。
母亲和容氏在一天一夜的煎熬中等待。容氏的脸越来越难看，经历了无数险恶之后，这一次她害怕了。母亲呼唤的声音越来越弱，这些任凭命运撕扯的女人在这样的鬼门关从来不知道还有可以救治的医院。她唯独呼天抢地，唯独等待命运把她扼杀。她所有的力气都已用完，她所有的血都淌完。她的肚子已经不再起伏，她的湿淋淋的头发已经冰凉。她不再抓紧容氏的手，不再呼叫：我要死了，不能活了。
容氏在无数次等待中总会看到曙光，这一次，她畏惧了，她一次次摇晃昏迷的母亲：醒醒，你醒醒。母亲睁开眼，看她一眼，又闭上。她要死了，真的要死了。惊天动地都会面不改色的容氏喊我父亲，她告诉我父亲：要不行了，赶快喊人，去城里。
容氏是果断的，赵庄医院都不用去，直接去县城。她接生不了的，赵庄医院也治不了。父亲去喊人，容氏也去喊人，容氏喊她的儿子，一个个都起来，抬出软床，把母亲抬到床上，一干男人在夜色里直奔丰邑。
父亲吓住了。他的魂魄不在身体里，思维不在脑子里，眼前一片空白，神思混乱。他胡乱地奔跑，跟在那些人身后。夜色迷离，看不见前面的路，看不见脚下的沟坎，他走一步跌倒，爬起来再走。他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他整个人都蒙了。这个世界完全变了，他伸开手，要抓住什么，可是，黑沉沉的夜色中，他什么都抓不到，一片乌黑的虚无使他的心扑空。
天色微明时父亲走到丰邑西关，他一直往前走，他知道是往正东的大道，一直走啊，跑啊，要追上前面的那些人。他不知道跌了多少跤，他看不到那些人的影子，他只能往前跑，一个劲往前跑。
他被一个人拉住。是他的侄子，他拉住他，喊他，他停下，一身汗水，浑身冰凉，透过眼帘上的汗水，他看到那群从村庄出发的人，他们都面无表情，默默地站在路上。父亲的侄子告诉他：婶，不行了。
父亲看到那些人，看到那个软床，他一下子都知道了。他疯狂的奔跑已经是最后的发泄，他知道那些飞逝而去的人已经没有多少希望，只是需要那样的动作那样的行为，去抢救一个垂危的人。四十里路，去时的母亲大约已奄奄一息，她在家耽搁得太久了，她的血流尽，她的力用完，她的生命窒息，她肚子里的生命窒息。两条命，在那个偏僻的村庄里因为没有生命的通道，窒息而死。是的，他们是窒息而死。在这个叫孙庄的村庄，在这个叫孙庄的村庄里一个风雨飘摇的老屋里，窒息而死。一条命和另一条命一起停止呼吸。生命在眼前，在活着的人眼前，痛苦地抽搐着，号叫着，伸张开十指，鼓胀开眼帘，嘴巴在发声，眼睛在怒视，脚手在挥舞，这样哀嚎的生命，一个个活着的人，瞪大眼睛，站着看着，忍耐着等待，等待着忍耐，束手无策，不能救治，不能帮助，不能从死亡的边沿拉住她！这是孙庄里一个暗夜里的产妇，两个活生生的人。两个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旁边有更多活着的人，站着看着，游走着。木头一样站着，树桩一样看着。
在屋子里，我的母亲正在生育。她撕心裂肺的号叫鬼一样凄厉。一天一夜，又一天。一个又一个人经过这里，站在这里，知道这件事，相互传说、惋惜、叹息、哀叹，他们在村子里传播开。彼此默默对望，彼此心里充满担忧。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在他们的意识里没有去医院抢救人的思维。迟钝的人，贫困的人，如此愚顽。是的，一切都没有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一切都在情理之中。村人表现出了所有的善良意志。一直到一个人已经奄奄一息，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解决这件事最明智的办法。容氏不知道，我父亲不知道，家族里明理的人不知道。都不知道。最后是容氏知道。容氏知道的时候，晚了。她终于不能凭借她的经验力挽狂澜，她终于知道怎么办。她终于突破最后的防线，去吧，赶快去县医院吧。这是村里人最后的主意。要在最后的时候决断。
没有人不知道生命的重要。母亲死后，全村笼罩在阴翳之中。两个生命的断送，使所有的人都肝胆俱裂，心惊胆寒。全村人，甚至周边村庄的人都来看我父亲，都送来悲悯的安慰。巨大的苦难使村庄浸泡在泪水之中，没有人不洒下同情的泪水，没有人不对着我和我父亲心怀可怜。至于生育之空白，仍旧在继续，死亡，明目张胆地吞噬着村庄里的女人。一年之后，我的一个伯母，和母亲一样难产而死。
六
母亲躺在地下，一张破凉席上放着母亲冰凉的尸体，脸上盖一张黄纸。粗糙的黄纸遮挡住母亲的眼睛，她睡着了一般一动不动。母亲秀美的脸上端庄的鼻子微微耸立着，黄纸上凸显出鼻子的轮廓，若隐若现着那个精致的鼻子。母亲的嘴微张着，似乎在黄纸下轻轻喘息。她的手并拢在身体一侧，双腿也伸直，她完美地躺在地下，她从来没有如此地健全如此地正常，如此地安静又如此地安详。母亲沉入到无限的宁静里，那里有碧绿的草地，和煦的阳光，精美的落地小餐桌上摆满各样果实点心，烧鸡烤鹅和硕大的鲤鱼。母亲席地坐在餐桌边，尽情地享用。不远处，她的孩子穿着白色的礼服，嬉戏着喊叫着，跳着跑着，如天鹅一样幸福快乐。
村里人来辞灵，在母亲入土的前一天。女人在院子外面的路上开始哭，用毛巾捂住眼睛捂住半边脸，哭着走到灵堂下。灵堂下，一边站着一个女人，是年轻的侄媳妇，女人蹲在灵堂下哭，侄媳妇要拉起痛哭的女人。女人哭完，在灵堂下磕头，侄媳妇拿着丧棍，外姓的，要磕头叩谢。孙庄没有外姓，来哭的女人都姓孙，两个侄媳妇不用磕头叩谢。女人们来了一拨又一拨，悲痛在女人们沉重的哭声中更加惨烈。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面对母亲的死亡。我听到村里人说：在母亲没有入殓之前，躺在地下时，我跑到母亲身边，扒开母亲的衣裳，寻找奶吃。
死亡对于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意味着什么？她当母亲是睡着了，像活着时的无数个夜晚一样睡着。母亲任凭孩子在她身上揉搓，撕扯，任凭她怎样抓住她身体上的器官，啃咬她，喝她的血，她都不会呵斥她。醒着的时候，温柔地看着她，睡着的时候，在睡梦里用温爱的目光抚摸孩子。这一次，孩子在安睡的母亲身上，寻找乳汁，寻找那朵如花开放的乳房。这具冰凉的身体，再也不会温热，再也不会盛开那朵柔软的花，再也流淌不出甘甜的乳汁。母爱在孩子的记忆里是那朵水莲花一样的乳房，她不停地掀开衣服，寻找那朵花。她的小手还是那样准确，那样准确地找到母亲的乳房，她的小嘴还是那样贪婪，那样贪婪地吮吸僵硬的乳头。这朵瞬间枯萎的水莲花再也昂不起湿润的花瓣，再也绽放不出甜润的汁水。孩子哭了，在母亲的身体上放声大哭。她不知道这是和母亲的永别，不知道母亲已经在另一个世界陈列为另外的灵魂。
出殡那天，村里的女人们轮番抱着我。她们对这个孤苦的孩子倾注了最深切的同情。村里人都来了，善良的老人不停地擦着眼角的泪水。她们没有忘记要让母亲留下我，找来一条铁链子，把我拴到院子西边的磨盘上。
村子里有一条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家里死了人，要把不过三岁的小孩拴到磨盘上，要用铁链子。这样，死去的人便带不走弱小的小孩。铁链子和磨盘是牢靠的，任凭死者怎样牵挂小孩，怎样想尽办法要带走她的孩子，她也拽不断铁链子和磨盘。
母亲没有带走我。母亲带着她的没有出世的孩子走了。
天黑之后，所有的人都离去。
父亲抱着我枯坐在老屋里。这是一个漫长的深夜，这是一个黑得不见底的黑夜。他搂紧怀里的孩子，失神的眼睛望到世界的末日。他万念俱灰，他的活着等同于死去，他失去了妻子失去了两个孩子，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漫长的黑夜，看不见天空中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光芒。没有一颗星星闪烁，没有一丝光明照亮夜空，怀里这个饥饿的小孩找不到母亲，她哭累了，睡着了，鼻涕眼泪抹在他身上。她的小嘴张着，像小鸟一样需要食物。他会饿死她，他会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像看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死一样。全家人都会死，都会死在他的眼前。他空无一物的眼睛里除了黑暗便是死亡，他呼吸的气息里，除了死亡的气息还是死亡的气息。他嗅到从来没有过的死亡的气息，那么深地，那么迫切地逼迫他不断地呼吸到这种令他窒息的气息。他充满恐惧的思维无数次停顿之后开始咆哮，他的头脑轰鸣，全身轰鸣，每一次轰鸣之后，他要把头抵到墙壁上，猛烈地撞墙，把头撞得咚咚响，疼痛使他清醒，他有了知觉，感觉到怀里的小孩在梦中喊他：大，我饿。她喊出的每一句都是饿，他听到，他的麻木的心脏怦然跳动。他死了，这个小孩怎么办？这个时常饥饿的小孩找谁索要食物。她的不断扩张的胃，唯一的需求是食物。他要给她找到食物，就像他要给他的妻子找到食物一样。他存在的意义是在世上跋山涉水不停地找到食物。像虫蚁，像飞鸟，从植物的缝隙中，从天空的云彩中采得食物。他再一次搂紧怀里的小女儿。这个温热的小孩，她的身体是柔软的，她的呼吸是均匀的，她的睡眠是香甜的，饿着，她也紧紧地抱住他，把脸埋进他的身体里。他的不算魁伟不够宽阔的身体，此刻，在深的夜，在黑得不见一丝光芒的夜里，他是她唯一的依靠。他是她紧紧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这根欲断的稻草倘若消失了，她将真的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亲人了。
父亲斗争了一夜，他苦苦思索了一夜。第二天他两眼发黑，浑身酸疼，喉咙干涩。他说不出一句话，也迈不动脚步。他要倒下，没有一丝力气站起来。他怀里的小孩跑出去了，她蹒跚着，从院子里凌乱的麦草间跑出去。她嗅着食物的气息往前奔跑，她知道别人的家此刻有饭吃，有食物填塞空空的肚子。求生是动物性的，是本能，是不可抑制的强大力量。求生的欲望在她小小的身体里膨胀。她不顾一切地跑出去，她看到红端着碗，碗里有雪白的米。她像动物一样的眼睛放射出需求的哀怜，红给她米吃，给她手里的馍吃。红比她大一岁。红要和她一起玩。红的吃的也是她的吃的。红的母亲看见了，拉住红，到一边去。她有了对大人的畏怯，知道了大人的不友好。
父亲倒下了。他不能养育这个小孩。他没有力气，没有食物喂饱她。最糟糕的是他的精神崩溃了。他看不到希望，没有任何希望点燃他活下去的光芒。他自暴自弃，失望、颓废、得过且过。他觉着一切都毫无意义。他绝望了，不设想人生还有奔头。只是此刻这个小小的小孩是个棘手的问题，他要妥善安置好她，然后一个人无牵无挂，浪迹天涯，流浪也好，无家可归也好。他了无牵挂，一个人过一天少一天，混混沌沌了此余生。他有了把小孩送人的想法。在所有的人家中，在任何一家都比跟着他好过，他不能给她温饱，不能给她家的美满，一个老男人，如何养活这个小小的小孩？在人家家里，有疼有爱，比跟他强一百倍。这样打定主意，父亲找人问到小孙庄一户人家，把我送出去。
我穿上了人家买的新衣服，抱到了人家家。那家有个儿子和我同岁，除了要养大我做女儿，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企图。后来我长大后听到传言，企图是有的，在我十几岁时还多次托人去我家说媒。我父亲已经不再理会他们，而我已经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了。
父亲万念俱灰之后把我送人。我的堂姐——父亲的亲侄女站出来，她是当时的小小乡长，说话有权威。她一不做二不休，到那家，抢夺一般把我要回来。她说：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饭。她对父亲说：这是你的亲人，你唯一的亲人，你还有什么人？
父亲默不作声，任凭侄女责怪。
他后悔了，孩子送人的那一刻他便后悔了。他抱紧回来的小孩，老泪纵横。
七
我一直对五保这个词有抵触。
如果五保前面再加一个小，是小五保。
后来有人喊我小五保。我觉着是奇耻大辱。
那时候，在孙庄，没有人喊我小五保。上学时没有人喊，毕业后做工了没有人喊。人们都知道，我吃五保是理所当然，再正常不过。
流沙一样的岁月中，我会听到有人在背后嘀咕：那个女的，是小五保。是的，我听到了小五保这个称呼。它刺激了我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我的头立刻大了，心里充满厌恶。我要找一个无人看见的地方钻进去。我似乎没有脸在人们面前站着，我周身都是肮脏的、被人蔑视的、丑陋的某种东西。又仿佛是我家上辈子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被揭发出来。任人指责、评论、明着笑，暗着也笑。那样肆无忌惮。
我知道我一直处于人与人之间的最底层。这个事实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寻常日子相安无事，小小的小孩还能在天真烂漫的掩饰里若无其事。只要不被提起，不被揭发出来。我亦能心安理得地吃饭睡觉，毫无心虚之意。亦能和小伙伴一起玩，一起争执。如果在某一时刻，被彰显出来这个事实，我如果正笑着，这笑会僵在脸上，没心没肺的小孩也会突然心情低沉。就像有一根刺，时不时会刺痛一下我。有意的无意的，于我都是不安、胆怯和自卑。疑虑如云，突然间笼罩在我面前。我的天空，阳光霎时冰凉，光明顿失。我觉着了天空的低暗，人们的脸模糊不清，那些笑充满冷酷。
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小孩，早早生长出怀疑的神色和探究人们眼神的心思。警觉的触角也必须时时伸出，试探着外界温度的冷热。
这是我的童年。母亲离去之后，我的周围发生了变化，我清澈的眼睛惊奇地望着这个含混不清的世界，每一个眼含热泪的人都对我充满悲悯的同情，爱抚我，喃喃地说着心疼的话，给我衣服、鞋子和食物。我家堆满了旧衣服，地铺上，囤上，绳子上，都是。地下是鞋子，大大小小，破破烂烂。案板上馍筐里放着各家的馍馍，也有菜。
孙庄的父老乡亲是慈悲的。女人一句句说着：咋过呢，还有这小小孩。她们为我和父亲哀愁着，叹息着。男人们沉默着。他们把我母亲送到泥土里，回来，默默地站着看着一言不发的父亲。
父亲始终一言不发。他们走了。
所有的人都可以袖手旁观，我姐不可以。我姐前前后后思量一夜，她决定给我和父亲申请五保。我姐是干部，她懂政策，她知道国家有政策，对于孤寡老人，国家给养。五保申请报了上去，很快批下来。全村没有异议。人人都觉着这样父女俩有活路了。
我至今没有仔细想过五保的意义。我躲避着个词，这个称谓。不让它在心底存留一秒。自始至终我不承认自己这个身份。我拒绝我的五保身份。虽然我享受了二十二年的所谓五保待遇。我始终认为我不是。不是那个令人尴尬的身份。
1970年的村庄是以生产队为集体的一个大家庭。每一个队的五保由生产队分配粮食，吃全队的平均，不透支也不分红。生产队分东西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有一份。无外乎粮食和蔬菜。粮食是一样的少，村里每一个人都少，我和父亲自然不会多。蔬菜是地里结什么社员吃什么，夏天有茄子辣椒和笋瓜，秋天有冬瓜和南瓜，冬天有萝卜。生产队有吃的，大家都有一份。生产队没有吃的，大家都没有。村里人以挣工分多少决定年底的分红和透支。劳力多，挣的工分多，能够分到钱。工分少的，要往外拿钱。我家不分也不拿。这样我家就分不到一分钱。
那时候，只要队里不给，就什么都没有。柴没有，棉没有，油盐火柴没有。家家都是这样。田野里，沟坎里的草丝都被捡拾走。冬天的大地干干净净，不见一根乱飞的草叶。风是干巴巴地刮，树叶也裹不走一片的。你看不到地里、路上或者某个空地上有余下的东西，哪怕一把柴草。
自留地是命根子。每家多出的用度是自留地里长出的东西，豆子、棉花、蔬菜，也种植一点小麦。然后是家里养的猪、羊和鸡。穷人家是养不起的，人吃的不够，哪里有东西养猪羊。养羊好一点，能割草给羊吃。养鸡也能赚点钱，鸡在地里挠虫子，吃青草，剩点饭渣给鸡吃，鸡饿不死的，还能下蛋。
秋后队里分给我家一些玉米。玉米打成玉米面，拍玉米饼子吃。初冬的时候队里刨红薯，刨好用大秤一堆一堆分好堆，队长写阄，握在手里，一家一家抓阄分红薯。抓好阄，队长记本子上，一个个喊名字分红薯，一人一堆，或者一人两堆。队长在前面走，后面跟一群人等着喊名字。我父亲跟着，我也跟着。喊到我父亲的名字，我跑过去，队长指着地下的红薯点堆：一二三四。四堆，到这里。下一个孙厚志，五口人，十堆。队长大步流星，走得飞快，数得也飞快。一群人像鸟一样跟在队长身后。夜影爬上来，分好红薯的往家运，拉车子，推车子，用担子挑。这时候父亲把自行车改成了平板车，把外带也扒去，直接用钢圈拉。父亲拉红薯回家，我在地里看着。初冬的风瑟瑟的冷，我穿着小棉袄，扣子掉了，风往身子里钻。我把左边的大襟裹进右边去，蹲在红薯边，看红薯，看着一地人像蚂蚁在动。
年底，生产队里剥牛。挑拣那些年老体弱的老牛拉出来剥。牛屋两排，有一个大土院子，院墙矮矮的，院子里栽着拴牛的橛子。满院子都是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去牛屋看剥牛，等分牛肉。小孩在人堆里钻来钻去。满地都是血，溅得到处都是。老黄牛被一群男人拴住腿，拽倒在地下。我不记得是怎样捅死的牛，小孩子看不到，都是大人的腿，围住牛，剥皮，开膛。父亲也分了牛肉，分了一点面，一点油。过年，都有份，都能吃上饺子。
初夏打了麦子，队里也分麦子，一人五六十斤，东队西队都差不多，五十斤或者六十斤。父亲用口袋装着背回来。一年的麦子，在这个时候分，要吃一年，根本不够吃。过了初夏，秋后分的都是粗粮了。
分了麦子，父亲背到磨上，碾磨出面粉，搅疙瘩给我喝。队里还分麦茬。割完麦子，按人口分麦茬，一人两行或者一行，还是要抓阄。分到高的矮的抱怨也无济于事。抓阄，好的差的，按时运摊派。麦茬是一年的柴，拾麦茬的时候，一根一根用铲子把根都铲出来。
生产队里除了留作种子的粮食不分，凡能分的都分给社员。以最公平最无私的办法过着穷日子。没有谁说什么。没有人有怨言。队里过的就这样，家里也就只能这样过。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吃不够，穿不够，用不够，烧不够。队里就这些，都给大家了。不够的那部分，各家自己想办法。
我和父亲吃五保，所吃的便是这队里分给的这些。没有柴烧时，村里人怂恿父亲去队里麦草垛拿，我父亲从来不去拿。没有就自己想办法，把屋梁烧了也不拿队里的。没有吃的时候，父亲出去游走，带着我，给人家打洋袜子、编苇席。
三年或者五年，过年的时候大队里会送来一件棉衣，是那种老蓝色的棉衣。说是救济的。救济的少，他勉强争取来一件。给了，我父亲便穿。我父亲穿那件老棉袄，穿很多年。隔几年给一个老棉裤。厚厚的，暖和。村里人都说：年年有救济，要到大队里去要。他们比画给我父亲，我父亲似懂似不懂，呵呵地笑，从来没有去要过。
我上学的时候，学校减免学费。我上一年级，学费书本费一块二角钱，减免二角钱的学费。二年级一块五角钱，减免五角。学校每年都少给我要一点，都知道我苦，多少减免一些。
那时候，事实就是这样。所谓五保和真正意义上的五保相差甚远。我想说的是，他们这样喊我，我不承认，我拒绝，不是说给予的物质不够多，是这个称呼带着侮辱的意思。我感觉到了耻辱。其实我没有必要这样想，事实是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不要这样的称呼。我宁愿人们说我是生产队里养大的。是队里给的吃的。是的，队里给的吃的。给了我和我父亲二十多年。而且是我们东队给的，是孙庄东队，给我和父亲吃的。后来，土地分开后，1982年，土地分到东队后组八十二人身上，是这八十二人给我和父亲吃的。这时候已经够吃，粮食多了，每年给我和父亲一千斤麦子。
我所要写出的是这个事实，是孙庄的父老乡亲之于我的恩情。与五保无关。孙庄人不喊我五保，喊我姑姑，姑奶奶。在他们的意识里，队里给我和父亲饭吃，是名正言顺的——以五保的名义分给红薯、玉米、蔬菜和牛肉，麦茬、豆油、细粉等。至于真正的五保——包吃包住包穿包病包葬，那是政策上的定义，事实是那时候农村的生活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孙庄的生活是什么样，我和我父亲就享受什么样的待遇。我父亲没有过非分之想，不够的那些，他有办法。
我是在这样的定义下生活，又是在这样的事实里过着。尽管用五保的定义保障着我和我父亲的生活，事实是最穷困的。那些少得可怜的五六十斤麦子一个月就能吃完。从初夏到秋后还有多久？父亲会把那几十斤麦子分好几次磨面粉，磨多了，会多吃，会早早断了好面。磨少了，不够占磨底的。父亲每一次去推磨都说：不够占磨底的。磨底大约要占了半斤或者三四两面。这多心疼。多磨一次就多占一次磨底。大多的日子是胡乱吃，七拼八凑，囫囵度日。
我对五保这个词抵触还和那时候的一个大队书记有关。一个胖胖的人，五官周正，眼睛里散发蔑视人的光芒。他是那样高高在上，那样拒人千里之外。他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对待村里的最底层。我知道他是那样的人。他不理人的样子，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我家的屋不能住了，要倒塌，我找过他。我父亲住院了，没有钱看病，我找过他。他的拒绝和敷衍，他的高高在上的表情和不屑一顾的厌烦，我今生不会忘记。我必须记住他。在我心里，他是权力的魔鬼，操纵着我和我父亲在更难过的日子里挣扎。
关于五保，我想说我不叫五保，不叫。这种含有污蔑性的称呼一直压迫着我。我一辈子都没有释然。背着这样沉重的灵魂桎梏，我向谁索要心灵的平衡？命运的阴影如影随形。可怕的苦难背后，有挥之不去的深入骨髓的耻辱。它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梦魇一样纠葛在深夜的惊恐中。五保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国家给予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的一种生命保护。但是在民间，演绎成为一种歧视，一种对弱势力量的侮辱。现在国家给生活困难的家庭实施低保待遇，享受到低保的人却是那些掌权者和掌权者的亲属朋友。真正生活困难的家庭，却享受不到国家的低保政策。命运的不公一直存在，从古至今，弱者一直弱，强者一直强，弱肉强食，自然规律？庞大的人类，有思想、有理智、能克制的人类，在欺压、迫害和自私自利中，人性变得面目全非。
不公平从降生的这一刻开始注定一个人的卑微和强大，这是命运铭刻在你身上的影子，先于沉重的负重施加在你身上，或匍匐于地永不得翻身，被人耻笑、侮辱、轻贱；或穷且益坚，用毕生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歧视。一个人不能选择怎样出生，但是能够选择怎样活着。我自幼年知道人活着要争气，活出人的样子，绝对不能卑躬屈膝，任人践踏。
八
屋后一片闲地，闲地上有枣树、榆树、苦楝树。
枣树在西北角，靠近地界，是一株长枣树。枣树旁边是一排小榆树，篱笆一样隔开我家和叔家的地。
地北端长一株苦楝树，在堂姐家的土墙根。堂姐家的女儿红把钥匙忘在家里，她从苦楝树上爬过去拿钥匙，我站在树下托她的脚。
地中间也是榆树，手腕粗的、脚脖粗的，歪着的，斜着的，断枝扭曲着耷拉下来。
春天第一朵花是榆树的花。光秃秃的榆树上黑色的花蕾黑玛瑙一样透亮，一粒粒排列整齐，像春天的发卡，别在早春的枝头。那些黑色的花蕾里露出绿色的铜钱，一串串，一簇簇。
父亲在榆树枝上摘榆钱花。
父亲用榆钱花蒸咸窝窝。
大的小的榆树都开花。一朵花蕾开一次花，一棵树，一年只开一遍花。等不到榆钱花老，青嫩嫩的花片刚冒出来便被一双手速速地摘去。榆钱花落入柳条编的小菜篮，落入黒砂盆，掺上玉米面，蒸出黄色的窝窝，窝窝里可见榆钱花。有榆钱花陪衬，生涩难咽的玉米面窝窝多了几分绵软。有时是红薯面掺榆钱花，红薯面质软，呈乌黑色，属于最次食物。红薯面既无营养又没韧度，蒸窝窝是勉强做成。父亲把榆钱花掺进去，味道大变，小窝窝软软的，黏黏的，吃嘴里像粘糕。
我喜欢吃红薯面做的榆钱窝窝。
从榆钱花开始的春天，是饥饿的春天，也是有了补给的春天。摘完榆钱花，榆树的叶长出来，嫩的榆树叶青菜一样柔和，散发出一股让人兴奋的异常芬芳。父亲用红薯面掺榆树的叶蒸窝窝，有点涩，比净红薯面好吃。
当春天的榆树和冬天的榆树一样时，屋后的榆树赤条条地站在春天的风中，春风唤来的花没有了，树叶也没有了，赤条条的树身，赤条条的枝头，一只瘦弱的麻雀站在枝头，傻愣愣地瞧着这个异样的春天。榆树的花吃完了，榆树的叶长出来一点吃一点，每天还有无数的眼睛等在榆树的枝头。
大早上父亲起来走到屋后，他在屋后的榆树旁等新的榆树叶长出来。他慢腾腾地在屋后走，从一株小树走到一株大树，在那排一米多高的篱笆一样的榆树边站住，他看到小榆树的枝桠上冒出一簇嫩芽。春风在他背后，吹醒沉睡的小树。小树芽焕发出青绿的树皮。我的父亲伸手摘下了小树上的榆树叶，握在手心里，然后转身离去。
在父亲转身离去的时刻，身后一个和他一样不高的老头迅猛地窜过来，挥拳打在他的脊背上。
父亲像被蛇咬一样回身，他毫不犹豫地回过去一拳。
他们都知道对方是谁。他们不管对方是谁，只要侵犯了，就要打。
他们扭打在一起。身体的推进撞断了小榆树，小老头大声地吼叫着，谩骂着。父亲吼叫着，谩骂着，连根拔下那些小榆树，对着那个小老头鞭子一样甩去。小老头狼一样冲上去，拳打脚踢。
小榆树倒下一片。没有倒下的，被父亲一个一个拔下来，在膝盖上折断，扔向小老头的脸。
小老头眯缝着眼，仇恨在他的小眼睛里翻滚。他再一次蹦起来，把拳头伸向父亲离去的脊背。
父亲转身，一把拽住他，像抓住小鸡一样把他提起来，向南墙扔。在那个小老头的头即将撞到南墙上时，父亲松了手，把他丢在地下。
父亲背着手向村外走去。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打过我父亲的人。我憎恨这个打我父亲的人。十几年我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我每天从他屋门口经过，上学和下学都看到他，看到他，我心里充满仇恨，也充满恐惧和担忧。
我应该喊他叔。父亲的叔伯兄弟。
九
一天，有人指着一个臃肿的老太太说：这是你大娘。
苏北人称大伯母为大娘。
我们称大伯母为大娘，就像长嫂为母，长兄为父一样，有一种深情。大娘有着比娘更厚重更权威的意义。
在冗长而贫瘠的生存环境里，大娘的含义并非真实意义上的大娘，它被现实扭曲为路边问路人张口即来的问话一样随意，有几分尊重，但无实质意义上的浓浓亲情。
我不关心大娘打哪里来，来做什么。
她与我有什么相干呢？
我瞥一眼，远远地跑走。
瞥一眼，我分明看清楚了她。
她是一个头发干硬花白的老人，宽大略长的脸，浮肿、刻板，脸上没有任何与我亲近的表情。她的眼睛是遥远的，我看不到她眼睛里的光芒。我看到她的手指筷子一样长，她的胳膊腿也极其粗壮修长。脊背很宽，属于那种人高马大型的女人。在她步入老年之后，这样高大的身躯除了笨重之外便是难以负荷的沉重了。
她一直坐着。动动胳膊，动动手。她不停地说话，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她说话的时候，露出嘴里白得发灰的牙齿，牙齿有一点外龇，嘴唇也随之噘起来。
大伯母说话的声音不高，缓慢而轻柔，带着低低的哑音。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她却没有拉住我的手，问我什么。她说出的话，都是我不喜欢听的。她说：聋子不过日子，是败家子，又懒又脏。是说我父亲，她的小叔子。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恨意。
且不管她说父亲不过日子，是败家子，又懒又脏。光听她喊父亲聋子，我已经开始讨厌她。我最忌恨的是谁在我面前说到聋子。
我会从心底冒出一万个巴掌，每一个巴掌都以最快的速度结实地落到那个人脸上。
幼小的我无法反击。羞辱狂烈地撞击着我。
我四五岁便开始抵抗这种声音。它的刺耳，使我蒙受巨大的耻辱，无论任何人，在我面前说到这个词语，我永远不会和这样的人亲近，并且不会尊重她。
我从来没有叫过她一声大娘，或者大伯母。
但是，她却是除了母亲之外我最亲近的人。这是我的家族关系，是一个人身边的环境。
十岁之前我没有见过大伯母，也没有见过大伯。
大伯之于我是零记忆，大伯母之于我是零温暖。
就像我不知道女人之爱一样，我不知道应该有一个类似女人的人爱我。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不知道除了父亲爱我之外，这个世界上还能有第二个人爱我。
大伯母两个女儿，我喊大姐二姐。大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大伯母一直给二姐带孩子。
首羡是一个集镇。这个集镇像首都一样繁华。在首羡上班相当于在首都上班。村子里人语言里流露出的羡慕的光彩，仿佛在首羡上班的二姐是世上最发达的一个人，无所不能。村人不厌其烦地对我说：你二姐在首羡上班，你去找她，让她给你安排工作。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找二姐，也不知道二姐记得不记得我。
我一直没有去找二姐。二姐似乎很多年都不记得我。后来我明确地知道二姐记得我，并且把我记在心上。这样，我也没有要求二姐给我找工作，我感到我也有点“贵口难开”。我暗自抱怨过二姐：二姐这么能耐，从来不想着给我安排个工作。
村人这样嘱咐我是有他们的缘由的，二姐的弟弟，我的堂哥，就是二姐给安排在化肥厂上班的。由此我想到，二姐和我不亲。
二姐在首羡供销社上班，站柜台，撕布。这样的工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最荣耀的工作。二姐之所以能站柜台是我父亲教会她打算盘的。村人让我去找二姐安排工作不无道理的。其实二姐没有无所不能的权利，是人们放大了上班一族的光环。但是那时候能够上班拿工资，吃国家的计划粮，是最优越的生活。
大伯母跟二姐在首羡。带孩子，享福。人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
大伯母幸福不幸福没有人知道。二姐无所不能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一是把母亲接去享福。二是弟弟跟她在首羡读书，高考落榜后立即安排在化肥厂上班。三是外甥女景芝能够连续三年在首羡复习高考，虽然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不知道是大伯母享够了福还是二姐的孩子都大了。大伯母突然回来了。大伯母回来的时候先住在儿子家，大约是给儿子带孩子。
我见到最多的是大伯母在大姐家。大姐住在我们村，在我家后面。
大伯母坐在大姐家厨房里烧火，她坐在一个高板凳上，腰背挺直，伸长胳膊拉风箱。大姐家的厨房是一个深幽暗淡老屋子，最里面支一口大锅，常年煮一锅红薯。大伯母像钉子钉住一般在厨房里一坐一天。遇到人，她会说：我起不来。起来，走不动。她太高了，直到老年都不弯腰。她结实地坐着，坐了很多年。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她重新住到二姐家。
我想说，大伯母和我不亲。她除了指责父亲，从来没有疼过我，也没有尊重过我的父亲。
我结婚的时候，大伯母没有回来。大伯母几乎不算是我的大伯母，甚至普通意义上的伯母都算不上。
婚后我去看过一次大伯母，带着我儿子。她住在二姐家，和二姐的儿子住在一起。我没有见到二姐。大伯母高大的身躯直到老年都没有弯曲。她还是那样笔直地坐着，一身沉赘的肉和一副结实的身架使人看了感到沉重。她和我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说一些毫无亲情的话。她对我的生活仍然是漠不关心，对我儿子也没有表现出过分的亲热。2003年的羊肉汤已经不稀罕。我在那里喝了一碗羊肉汤回来，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直到她死。埋葬她的时候，我去了，我把她送到地里，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我们真的不亲。
我的父亲是兄弟两个，大伯从我记事起便没有了实际的意义。但我还是觉着有什么牵连住我们了。人生下来，总有家族，有支系延续着和睦或不和睦、亲近或不亲近的人间亲情。
十
我家住在最南边，我姐家居中，我哥家住北边。
我家屋后有一片空地，有时用秫秸夹成篱笆园子。园子里有枣树、榆树、槐树和一株楝树。楝树在我姐家的矮墙边，我和我姐的女儿红经常从楝树上爬过矮墙进她家中。
我家有两间土屋，土屋的墙往里掉着土，形成一圈深的窝，似乎那墙要从腰间断下来。我从记事时起墙的下半截就往里凹陷进去，那土屋摇摇欲坠。我和父亲居住在里面，我不知道危险，父亲年年爬到屋顶上补漏的地方。
我姐家的三间堂屋，是半截砖半截土，下面是砖，中间是土，屋顶是瓦，叫腰子墙。这样的房子在孙庄是最好的。我姐家还有两间东屋，也是腰子墙，屋顶排满蓝色的小瓦。西边和南边砌起墙头，围起一个大大的院子。不言而喻，我姐家是富裕的，吃穿用度不愁。
父亲和我姐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状况。父亲似乎耻于向我姐——他的侄女索要食物或者衣物，我姐也以不甚大方的态度对待这对父女。我们彼此关联，也彼此不关联。大多的时候是各过各的。我姐终究是父亲的亲侄女，相距又太近，如果远了，不过问是理所当然，没有苛责，现在，她住在最近的地方，照顾了叔的事情，还要落下不是。因为她照顾得不够周到，因为她的物质生活要比叔的好得多。她没有胸怀让叔和叔的孩子和她一样享有富裕的生活。
在幼年的比较中，我心存微微的抱怨，这抱怨毫无道理。甚至有小小的憎恨，这憎恨也毫无道理。最不可理喻的是我觉着很多耻辱也由于我姐家的孩子让我倍感侮辱。贫穷压倒一切。我姐的儿子比我大三岁，他在我出入他家的时候要翻找我的口袋，寻找我偷窃他家东西的证据。他声色俱厉，威吓我，恐吓我。我瑟瑟如弱猫一般任他翻遍所有的口袋。他少了东西，还会逼供我，逼我承认是我拿了他的东西。这一点，我印象最深。在他极其严厉的逼供中，小小的我知道偷东西的可怕，他家随处丢弃的纸张、书本、铅笔、小刀，对于孩子都是极其有诱惑力的东西，我家没有，但是我从来不伸手拿一张纸片，甚至不敢看他的多得不可计数的小人书。后来，我给他家烧火，在晚上煮红薯，一大锅红薯，要烧两个多时辰，他命令我去烧，烧一次，借给我一本小人书看。
我姐的大女儿也是极其严厉的。眼睛带着蔑视一切的样子，嘴巴噘着，高高在上，鼻子翘着，睫毛翻着，目空一切。她讨厌我，我看得出她带着讨厌我的样子驱逐我。她在家，我不在她家。我怕她的样子，怕她蔑视一切的样子。她的傲慢和目空一切使我很小便知道看人眼色，怯怯地，畏惧地偷偷看她，然后，猫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那时候，她和我说的话不多，她不屑和我说话。她几乎没有和我说过话。我仰视她，畏惧她，有时十分羡慕她。她的高雅气质，她长长的头发轻松地扎在脑后，她举止行动的风度，最令我向往的是她有一个收音机，收音机里播放着《第二次握手》，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听收音机。有时候还会唱流行歌，她跟着哼唱。十分享受。
有一年秋天，父亲在靠近我姐家墙边用秫秸夹了一个厕所。我姐的儿子拦住我，训斥我：这里不能当厕所。谁让你家的厕所在这里的？我怕他，不敢和他对抗。但是我感觉到了莫大的侮辱。受人欺负的压抑和内心的抗拒开始滋生。我恨他，从那一刻开始恨他。这样的恨，是暗暗的存在，是不可逆转的深藏在内心的压抑。被侮辱之后，永远的反抗。多年之后，这些已经像儿时的很多片段一样消失了，而当时的耻辱感，还在记忆里，而记忆又怎样把当初的恨抹去？是岁月把恨抹去。也基于这样的恨，形成了我性格的倔强，形成了对这个世界的另外的一种体会。屈辱感使我不忘耻辱，使我永远记得要坚强，并且从来不会在他面前屈服。我从内心抗拒着他，仇恨着他。
小孩之间的相互交往在平等的基础上没伤害，在不平等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亲疏远近，也不存在辈分之分。他们没有当我是他们的小姨，在亲戚关系上，他们没有一点儿对我的尊重，而且是用小孩惯常的伎俩欺负我。我从小便怀有深仇大恨，感觉到外界对我的欺压。没有人站在我这边，我的孤单，我的孤单个体，被准确无误地欺负着。
在我姐家是这样，在外面也是。是很小的时候的事。在村子里，一个叫小皮的男孩，见了我就欺负我，他总是要把我打哭，无事生非地找茬欺负我。我哭着跑回家，一脸泪水。我要把一脸泪水留给父亲看，在父亲怀里委屈。父亲抱住我，给我擦泪。村子所有男孩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我不会忘记叫小皮的男孩。他无缘无故地打哭我，以打哭我为他高兴的资本。他不敢打别的女孩，他只敢打我。无疑这又是一个仇恨的种子。我恨这个一脸鼻涕的男孩，恨他龇牙咧嘴的坏笑，恨他在我面前伸来伸去的拳头。我总是哭着回家，哭着找我父亲。
村里男孩女孩在小河里洗澡，大男孩大女孩下到河里，我们小女孩小男孩不敢下，就在水边趴着，踢水。我们都知道河里有马鳖，都害怕马鳖钻到身体里。我在河边的浅水里踢水。小皮在我后面大叫：看，看她身上钻了一个马鳖。我呼啦一下站起来，哇哇大叫，小孩都站在我身后看，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小皮还在喊：看，大马鳖，这是大马鳖。
我扭着身子看不到，没有人说没有。我吓哭，一路狂奔着回家，回家找我父亲。
这是一个被捉弄的小孩。这个玩笑一直在记忆里。我飞快地往家里跑，仿佛那只马鳖就在身后。
没有人知道儿时被愚弄的心情，那种偏差，那种挫败的心理，那种永远抬不起头的恐惧，成为我恨之入骨的源泉。成为恨这个世界的理由。恨之后便是反抗。那时候不知道反抗，唯独恐惧。小小小孩的恐惧。
我姐把这个棘手的小孩交给叔后，她不能时刻照管他们。他们过他们的生活。我记得父亲走一步带着我一步，领着我的手，牵住我，像一根线，从来不敢丢开。他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白天走，天黑了还在走。每走到一个村子，小孩在后面喊：聋子来了，聋子来了……聋子的小孩，聋子的小孩……
那时候，父亲的耳朵已经聋了。听到这样的喊声，奇耻大辱在我心里顿然升起。他们公然侮辱我们，用这种热烈的呼喊换取他们的快乐。我感受到可耻的侮辱。我憎恨这些呼唤的小孩。我要把他们砸成稀巴烂。还有那些狗，那些狗跟在我们身后，汪汪汪汪地咬。小时候，我恨狗。我恨那些养狗的人家。他们的狗，一步窜到我面前，对着我猛然要下口，我停住，慢慢后退，后退。那些狗，凶猛地对着我吠叫。
我恨那些欺负我的人和狗。他们以这种欺负助长他们的威风，显示他们的强大。而我永远地把恨的种子埋在少年时代。
后来我发现，我所恨的人是我身边的人，因为有了关联，便有了恨的因由。在生命的过程中，伤害你的人，往往是那些离你近的人。我想说的是我姐家的孩子，因为我们离得最近，有交往，有帮助，也就有了不正常的孩子在一起的顽劣。
现在写下这些已经没有恨。但是这些恨已经造成我性格的孤僻和自卑，从小便在一种扭曲的环境里畏惧着长大，偏偏还是少不更事，任人欺负而无力反抗，没有任何还击的资本。思想还没有成长，只埋下憎恨的种子和记忆里可耻的侮辱。
我一直寻找复仇的办法。我一直想象怎样去报复。对那些我恨的人，我要让他们向我屈服。怀着这样的心态，我不断地努力，后来，我发现我只剩下唯一的方法：书写。唯独书写能够发泄内心的愤慨。唯独书写才能找到内心憎恨的释放点。今天我写下他们，他们或许早已不记得有这些事，他们肯定不承认有这样的事。我不是诬陷他们，绝对不是。我凭借记忆的链条，一环一环拉出来，摆放在我面前。我想理清这些记忆是不是成就我人格的关键词，最后这也是我不得不书写的理由。更是我雪耻的动力。
现在说这些话都过分了。这些含着憎恨和雪耻的字眼，那么刺眼和夸张。儿时的嬉戏，不必那么认真。此刻我清醒的思维告诉我——我太过于当真了。
我反复书写这个事情，这些关于欺负、侮辱、憎恨和雪耻的事情，是因为心念太重。的确是这样，在那时，在我儿时，给我的打击和记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无法忘记。我时刻回忆到这一幕。激起我满腔热血，直往脑门顶。每一次都使我热血沸腾。我过不去这个坎。我写完这些文字也过不去。我会一辈子在这些记忆里激愤。可想少年的事件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可想我在少年时是随时随地地受到凌辱，那些小孩，那些狗，那个叫小皮的男孩，还有我姐的儿子，他们在我儿时，摧残着我的自尊，我的恨不是没有原因，我的恨是因为苦难的降临，把我推至万劫不复的苦海里。
十一
现在，我姐留给我一个僵死的惨白形象。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殡仪馆。躺在鲜花中的她是一副空壳，枯瘦如柴。她的眉毛、鼻子、嘴巴还是活着时候的样子。人死了，这些面部的形状不会改变。我还能认出她。她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在病中度过。她总是有气无力，蹲着，坐着，站不起来。她六十几岁便死了，死于淋巴癌。我没有去看她。她死后家人给我通知。
我记事起她一直身体虚弱，不太能干活，她不停地生育小孩。脸色苍白，四肢修长，脖子上的皮稀松地下垂。第四个孩子叫香，第五个孩子叫喜。那年她大约四十岁了，头发白了许多，脸黄黄的，说话有气无力，还不停地抽烟。
她坐在那座门朝东的屋子旁抽烟，门口是一条丁字路口，出门朝东是通往枣树林的路，往南是我家，往北是我哥家。枣树林南边是榆树林，北边是厚山家的园子。我姐家的猪圈在厚山家园子边上。我姐家的老母猪下小猪仔了，我姐边抽烟边看着小猪仔。小猪仔从猪栏里窜到园子里。我姐嘴里叼着烟，贪婪地抽完最后一口，把烟蒂在身后的墙砖上摁灭，扔掉。她去赶猪仔。
我姐和厚山的母亲还是发生了口角。我姐张开胳膊，摊开手，无辜又气愤地说：看看，你们看看，小猪都卖完了，她还对着门骂。
厚山的母亲早年守寡，一个人养大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有心机有魄力。园子被糟蹋不是一回了，猪圈也砌在地界上，虽然没有过界，滴檐水的间隙都没有留，是太会算计了。这个又不能明说，讲理也讲不出。看到园子里有新糟蹋的痕迹，她破口大骂。骂猪不通人性，骂猪不吃人粮食，骂猪还是骂人？谁心里不明白？
我姐不畏惧。她不停地摊手，不停地露出无辜的表情。厚山的母亲说：不是你家的猪，你招啥腔？猜屈骂不屈，不是就不怕骂！
“你们听听，她对着我家的门骂还是她的理。”
一回，我姐家的狗吃了桂花家的鸡。没有人能证明狗吃了鸡。我姐不承认。桂花的父亲一怒之下，追赶上狗，提起狗腿活活把狗摔死，然后开膛破肚，取出小鸡。
小孩子围在现场看剥狗。血淋淋的小鸡从狗肚子里剥出来。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姐没有理。我姐说：狗吃鸡，是常理。
人们笑我姐不讲理。证据确凿了，还护着狗。
我姐家院子西边是长在家的地。关系也不好，阴死阳活的。和长在是一个老爷爷的，和厚山也不出五服，桂花那边也是一个家族，远了一点。
我们是窝里斗。每家都在斗。兄弟翻脸，姐妹疏远。
要让一窝窝小孩子吃上饭，要让日子不断炊烟，柴草要争，地界要争，树要争，树叶也要争。
有一年我姐家在东边那块有坟墓的地里栽薄荷。挖好一行行沟，把薄荷栽到沟里。我姐支使我去栽薄荷。说薄荷是药材，能卖钱。
天阴阴的，我们蹲在地里栽薄荷。薄荷的味道青幽幽的，一地都是薄荷的味道。栽完薄荷，手上身上都是薄荷味，走到哪里都闻到薄荷的气息。
薄荷栽上不长，几个月过去还是那么小。
那块地是盐碱地，白亮亮的，栽薄荷也不长。后来那些薄荷也没收，枯死在地里。我姐想着那些薄荷长大能当药材卖钱。
我姐烟瘾大，派我去大队代销店买烟。给我一角钱，买八分钱一包的火炬烟。剩两分钱，有时候买一盒洋火，不买洋火的时候，她说：剩下的钱，你买糖吃。一分钱买两块糖，我不舍得买，常买两分钱的洋油，晚上点灯用。
有一年分枣，是我父亲分的。所有的枣都下好，父亲把枣分成两堆，我家一堆，我嫂家一堆，没有我姐家的。
我姐不敢要。
我嫂说我父亲是公平的。
按道理我姐是嫁出去的人，孙庄没有她的枣树。我姐习惯了视孙庄所有的物质都是她的，从小习惯下来的，嫁人后没有离开孙庄，孙庄的树、土地、房屋等，怎么可以不是她的？她不答应，心里有占有欲。
分枣没有我姐的份，我嫂抓住理，在村子里到处说她的理。
十二
我姐带我去许庄吃大席。
许庄是我姐真正的家。
我姐的丈夫是家里老大。当过海军。我姐家屋里挂着他的照片，穿着白色的海军装。照片上没有笑容。平常见了人，先微微一笑，再说话。说话声音很低，也温和。父亲喊我臭妮，他也喊我臭妮。我和他二女儿红相差一岁，在一起玩，他喊红和喊我臭妮，一样的口吻。有一年从赵庄我们一起步行回家，在路上我问他：有专门教写作文的大学吗？他说：有，长大了可以专门学文科。我觉着我喜欢读书有希望了，偏门也不可怕了。
他是我信赖的人。
后来知道我写作，他说：把你家的情况写出来，就是一本好书。
我记住了他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我姐领我去许庄，是他的家。我认得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和姐妹。他母亲是一个清瘦干净明亮的老人，白白的肤色，一脸细密的皱纹，眼睛鼻子嘴巴都长得十分紧凑又得体。他的姐姐和妹妹和他母亲的面貌一样。一个姐姐在我们村上，一个在陈楼，一个在大吴庄。他弟弟也有几分神似他母亲，比他母亲的面貌要开阔些。他的一个弟弟在王沟派出所当所长。那时候，派出所所长是高级官员。传说他弟弟清廉又耿直，是个好官。好官总是不长寿，他弟弟英年早逝了。他弟弟死的那年轰动了半个丰邑。我第一次听说心肌梗死。在早上上班的路上，死在出村的堤岗上。
他弟弟的孩子结婚、妹妹出嫁。我姐必带我去吃大席。目的就是去吃。不光吃，还要带回来。在路上，我姐低声对我说：看到桌子上上馍你就往口袋子里装，知道不！装回家，你好吃。
吃大席先上菜，一碗一碗用托盘端上来，上来一个抢一个，小孩都下手抓。桌子上的菜抢得精光，菜汤也喝光了。旁边有大人在说：把菜水喝了，菜水里有油。你看那上面油多厚。小孩听话，大人说喝菜水，都抢碗里的菜水。
在开始上馍之前，大老执先喊话：我警告大家，谁都不许装馍。
大老执脸绷着，眼瞪着，煞有介事。
馍端上桌，一只只手伸过去，一把抓两个三个，尽可能多抓。右手抓，递给左手，左手在桌子底下，偷偷地塞到口袋里。
装馍的大多是小孩。小孩没有廉耻，不怕人看到。
我姐坐在我旁边，用胳膊肘捣我，暗示我装馍。
大老执就在我前面，一眼就看到我。我怕他看到，伸几次手，拿了馍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不敢装口袋里。
我姐看了几次桌上的馍，看一次还在，再看还在，眼看大席快结束了，我没有装一个馍。她不甘心，趁人不注意，拿馍塞我口袋里。就在大老执眼皮底下，我姐不管，这个馍必须带走。
大老执看到了我装馍。大老执看到了很多小孩装馍。看到看不到，大老执都不会从口袋里翻出来。监视和管理是他的责任，真少了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当真。都是穷，都是吃不上饭。谁吃不是吃。东家浪费点，正常。
装馍回家时心里充满成就感，像获胜的战利品。到家掏给父亲，父亲收起来，头一天不给我吃，第二天肚子里的大席消化完了，再吃装回来的馍。
大席上的馍是白面馍，纯白面的，一点儿黑面黄面不掺。
有一回装馍回来，不想吃晚饭睡了。吃罢大席，棒子面馍吃不下去，黑窝窝头也吃不下去。都说吃一顿大席饱三天，但我半夜醒了，肚子咕咕叫。我对父亲说想吃大席上的白面馍。父亲起来，掰一小块给我，只一小块。
我在被窝里吃，吃着掉着渣。父亲告诉我，用手接着，馍渣掉被窝里硌人。
我睡得迷迷糊糊，只往嘴里塞馍，馍渣掉了，没去接。
父亲伸手去接，接一会儿，让我张大口，把馍渣倒进我嘴里。
十三
我姐家屋檐下放两口缸。一口缸里腌咸菜，一口缸里盛洋油。两口缸一个在屋门西边，一个在东边。
村庄里没有谁家有一缸洋油。我姐家有。
咸菜家家都腌制，红萝卜，萝卜疙瘩，腌一缸一缸的。咸菜缸上倒盖一个用坏的旧铁锅，下雨不淋水。咸菜缸不能久封闭，有一股呛鼻的酸味。盖住几天，要打开盖晒晒。夏天雨水多，说淋雨水就淋了。淋了雨的咸菜不经腌，生蛆腐烂。
咸菜是一年的菜。一年到头，一天三顿。调咸菜，炒咸菜，一手拿一个咸菜疙瘩，一手拿窝窝头，一顿饭就下去了。咸菜叫“就头”，是引诱，引诱难以下咽的食物进入肠胃，是食物的引子。唯那一丁点儿别样的味道，是饭食的点缀。
一缸咸菜一年吃不完下年接着吃。缸是那种半人高的大缸，敦实地立在院子里。几乎家家都有。我家没有。
我家没有咸菜。没有菜吃的时候，父亲去我姐家捞咸菜。他不讲话，直接到缸里捞咸菜。咸菜捞出来洗洗，切成手指粗的条，捏着吃。一顿饭一根。父亲一根，我一根。父亲烧稠稠的糊涂，糊涂即是稀饭，又有别于稀饭，像粥，又不是粥的做法。只是把水烧开，多搅些面，比一般意义上的稀饭稠些。也是村庄文化的独特叫法。土里土气的名字，总不及城里人说喝稀饭文明。
糊涂里多加入熬头，比如小米大米，绿豆黄豆花生等。那时候没有大米花生，有豆子，父亲抓一把黄豆，放水里淘一下，飘出几片碎豆叶豆梗，滤出去，倒锅里煮。豆子难熬，要细火慢煮，煮好搅面，是黄色的玉米面。在锅里慢慢熬，熬煮中豆粒一粒粒浮游到锅边上。父亲舀碗的时候，用勺子把锅边的豆子舀给我。有时糊涂稀稀的，豆粒不在锅边，整个锅里都是。父亲也有办法把豆子舀给我，他拿勺子在锅里轻轻地并快速地转几下，游兵散勇般的豆粒一下子被他呼唤过来，全都在勺子下升腾，父亲的手极快地按下勺子，一下子打捞上来。那些豆子听他口令一般，几乎一粒不剩地都舀在我碗里。父亲更多时候把糊涂烧得稠稠的，在碗里一块一块的，一口喝一个窝，捧着碗，转着圈喝，有一粒豆子喝进嘴里，快乐地咀嚼着，幸福无限。豆子是引头，提味，把胃口吊起来。
喝一口糊涂，咬一口咸菜。咸菜咬得多少，和碗里糊涂搭配，糊涂多，少咬一点咸菜，糊涂少多咬一点。咬住一丝咸菜，舌尖上有一丁点儿意思即可。一顿饭，一条咸菜，基本上是喝完糊涂也吃完咸菜。
春天，青黄不接。咸菜也到了最后的时期，经过一冬天，缸里的咸菜不多了。有时候父亲不去捞咸菜，我去。我趴上缸口，把手伸到缸底才能够到咸菜。咸菜水稠稠的，漂着一层白色的盐。我捞到咸菜，捏一捏咸菜，感觉一下硬不硬，捏到软的，丢下，再捞。软的咸菜已经腐烂了，像熟透的瓜，一层一层脱落。再后来，腐烂的咸菜也捞走，好歹有点咸味。我姐说，咸菜都捞完了。
剩下的咸菜水，炒菜的时候，舀上一点，菜里不用放盐。咸菜捞完之后，咸菜缸还在，咸菜缸旁边的洋油缸无精打采地立着。
洋油是稀缺物。我去代销店打两分钱的洋油。两分钱一端子，刚刚好一墨水瓶。夜里吃饭照一会儿明，睡觉照一会儿。后来我夜里写字，洋油用得多了，一墨水瓶用不了几天。有时夜里点灯，没有油了。父亲到我姐家洋油缸里舀洋油，灌一墨水瓶，用几天。洋油缸大大的，一直用不完。我姐家那么多洋油，是用不完的。我从来不想我姐家怎么那么多洋油，仿佛她家就应该洋油多，咸菜多，还有白糖和高级的床。而我家就应该没有床没有咸菜洋油和白糖。
洋油多，后来也用完了。一天夜里去灌洋油，洋油缸里没有洋油了，缸里落着树叶，树枝，还有一只死老鼠。黑夜里灌洋油，什么都看不到，灌了一墨水瓶树叶子和洋油渣渣。第二天看缸里，灰色的死老鼠成了黑色的死老鼠，不知道死了多久，泡发了。
没有洋油的时候，父亲把吃饭的碗倒扣在案板上，倒上几滴豆油，从棉袄里或者被子里撕开一个小口，拽出一缕棉絮，捻成粗线，粘上豆油，放在碗底上，做灯芯。划根洋火，点着，屋子里灯亮了，外面的黑夜越发幽深。
十四
红的糖瓶在我姐家堂屋当门的八仙桌子上。八仙桌上面的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墙下的桌子放着毛主席像，墙上的像是纸张的，桌子上的像是陶瓷的，雪白的瓷，晶莹闪光，瓷像上的毛主席直视前方，威仪凛然。八仙桌上还放着卫的糖瓶子，瓶子里装着半瓶子白糖，白糖里放着一把勺子。
红踮着脚尖够不到糖瓶子。我姐伸手把糖瓶子拿下来，递给红。红打开糖瓶子，抓住汤勺柄，一勺一勺吃糖。雪白的白糖，像瓷一样白，像瓷一样明亮。糖在红的嘴里咯嘣嘣响。我听见红嘴里牙齿间咬碎糖的声音。
我站在三十多年后的一天下午还是能听到红咬碎糖的声音。那时候我站在我姐家堂屋里某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我睁大眼睛看红用那种长柄的不锈钢汤勺舀糖，长柄汤勺，不锈钢，白糖，白糖瓶子，这些在寻常人家见不到的东西，在红怀里抱着——有时红会抱着糖瓶子到院子里吃糖。她天生的嫩白的皮肤红润光滑，没有一颗雀斑，而且眼睛明亮嘴唇细腻。她是那样健康，幸福、娇气、愉悦的模样陶醉在独自的快乐之中。
我如此近距离地看红一勺一勺地吃糖。她在我视线之内，她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她独自吃糖。她在唯一的世界里，津津有味地吃糖。我们毫无关系。我们毫不相干。
我却那样神奇地感觉到糖的碎裂，糖碎裂的时候发出的声音，然后是糖融化在舌尖上，唇齿间。糖的甜，在我的味蕾上发出强烈的反应。它破空而来，冲破我的封闭的想象的防线，在我的唇齿间荡漾。像荒芜的大地长满青草，我陶醉在红一样的甜蜜中。
那是看见的糖，雪白雪白半瓶子，隔着透明的玻璃瓶，糖的光亮，熠熠生辉。红的神色那样自如，她吃糖竟然像我吃红薯面窝窝一样开口合口都那样自如，糖的味道是不是会和红薯面窝窝一样？我知道不是。糖是糖，红薯面窝窝是红薯面窝窝。我是说，红吃糖像吃饭一样随便。我是说红家有那么多糖，瓶子里永远是半瓶，永远吃不完的半瓶。
红吃糖吃得最泼辣的一次是吃得满嘴满脸满身都是。鼻子上是糖粒，腮边是，额头上是，脖子里是，褂袖子里是，棉鞋上是。雪白的糖粒，水晶一样闪闪发光。红拍着手上的糖粒去洗手。汤勺掉在地下，汤勺上的糖掉在地下。红把糖倒在案板上，一把一把抓着吃。抓着吃不过瘾，或者抓着吃麻烦，红把糖全部倒出来，低下头，用嘴咬着吃，像喝水一样往嘴里吸，后来动作慢下来，用舌头舔。
我姐一点也不责怪红。红的爸爸过来，扶起歪倒的糖瓶子，拍打着红身上的糖，抱着红去洗手洗脸，还换了新的衣服。
那些糖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
在泥土的地下，糖慢慢融化。我闻到泥土里糖的气息，红的褂袖子里，糖豆粒一样滚下来。
红继续每天那样吃糖。干吃，白嘴吃。吃饭也吃，一勺一勺放进汤碗里。米饭碗里，糊涂碗里，疙瘩汤碗里，甚至菜碗里。
我不知道红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糖。我不知道我家为什么没有一粒糖。
在我幼年的意识里，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本来应该这样的。就像天必须有阴晴，有黑夜白天，有寒冷炎热，有饥饿贫寒。
一回红在厨房里吃饭，要在米饭里放糖。我姐对站在一边的我说：去把桌子上的糖瓶子拿来。
我知道自己没有听错，飞一般跑向堂屋。在那张放着毛主席像的桌子边，我像红一样踮起脚尖抱住糖瓶，我抱住冰凉的糖瓶，我怀着仰慕一样的心情抱住糖瓶，我那样小心，那样紧张，那样隆重地抱住糖瓶子。在我转身离开的一瞬间，糖瓶子从我怀里毫无防备地掉到地下，糖瓶子和糖四散开去。
我不知道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收场。
那个美丽的糖瓶子里那些雪白的糖，在地下，刺亮我的眼。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的脸吓紫了。
我扭身大步跑开。
很多天我不去我姐家，看到红也躲开。
十五
我哥是那种软弱的人。大伯母没有儿子，要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并不是那种刚强的男子汉，是木讷的，老实的，又软弱无能的。
我不记得我哥小时候的事情。我对他没有怨恨。他一直跟二姐在首羡读书，读到高中，没有考上大学，二姐给他找了一个在化肥厂上班的工作。
我哥结婚后，有了小孩，从那时候，我和他有了接触，有了记忆深刻的事情。这时候我已经稍长大些，十几岁，能干活，能看小孩。
我嫂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第二个还是女孩。我哥是抱养来的，在孙庄这个以姓氏为核心的大家族里，他受到排挤，偏偏又生女孩。我哥并不觉得怎样，他是那种一副认命的样子，任欺侮的样子，任压迫的样子。他的软弱使他对被藐视不放在心上。他感觉不到压力，对周围的事情无动于衷。我嫂精于心计，有胆识有智谋，她不甘心被人轻视。她要挺直脊梁做人。她拼命干活，想尽办法再生小孩。在村庄，没有儿子就没有话语权，没有站立的地儿。没有人把你放在眼里，连蚂蚁都不如。蚂蚁还要躲一躲，顾忌一下被蜇住了，对于我哥，村里没有人顾忌他。
没有人帮助我嫂。在孙庄，她是孤立的。和她一个娘家的有两家，两家也时常不和她交往。本家族欺辱她，处处设置障碍，故意刁难她。她如在四面楚歌中。我嫂不顾一切，按自己的想法做事。大约她太精于心计，得不到宽容，也可能是她被孤立得太久了，人人都想再一次把她往更深处推。她和我姐也不和，时常争吵。关于房屋，我嫂住的房屋我姐说是给她儿子盖的，让我嫂还回房子。我姐一直拿房屋说事，压制她。我嫂说谁家结婚没有房屋？我哥的婚事，大伯母没有操持，是我姐操持的。这里面是说不清的。大伯母没有钱，我姐后来大约不甘心了。还是我嫂做了让我姐不满的事情？我姐和我嫂不和，一直闹矛盾，一直说不清。外人不知道内幕，只看到吵架。
我嫂处在深水中，时常呛水。那时候我听她的话，觉着都是他们的错，是我姐的错，村里人的错，家族人的错。我没有怪过她，一律听她的话，听她说的，都是对的。而且时时帮助她。刚刚能抱起小孩时开始给她带小孩。时常到地里给她干活。她的活我当是自己的活。我父亲也给她干活。夏天打麦子，我父亲上到麦草垛上给她垛麦草。我们天天给她干活。干完活，我父亲回家做饭，我还给她帮忙烧火做饭，她做好饭吃饭，我回家吃饭。她使唤我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一般。
那时候我父亲身体还好，我也有力气。我姐有活也喊我父亲，喊我。因为干活，两家相互说对方的坏话。我相信我嫂的，相信她的话。她说谁是坏人，我相信那人是坏人。她说我姐不好，我相信她说的不好。我是那样信服她。这个信服，有我自己的弱点，我太听话了，实在是一个乖得过分的孩子。
还有一个原因，家族里最有权威的后营的母亲告诉我：你要听你嫂的话，她是正根，虽然你哥是要来的，但他是正根，以后你要靠她。老许（我姐）靠不住，她是亲戚，不是正根。
我不懂这些话的深意，但我听了这些话，至于靠她什么，我不懂，我觉着她的话是真理，是人人必须奉行的真理。
这里面有着世俗的一面。她所说的依靠我嫂，意思是我家没有男孩，以后我出嫁后，所来往的人唯有我哥。因为是最亲的，按次序排列他最亲近。虽然他是抱养来的，但是他的位置在。
我确信了这条真理。那么小小的年纪，我介入了这样的人世纷繁。
我加倍地投靠到我嫂的麾下。所有能干的活都干，割麦、拾棉花、栽红薯、拉粪、拉播种机、锄草、洗衣服、烧火……看小孩不必说，她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儿，豆芽一样。我学做服装，给她的小孩做。那时候，小孩也是可爱的，一个一个喊我小姑姑，喊的和亲姑姑一样。我们在干活上已经不分彼此，她有活，我必不可少地去干，我父亲也去，像干自己的活一样。
这样继续了几年。我稍大，住到她家。女孩子，有了自我保护意识。我感觉到了这点，她也意识到我不能再和父亲一起住在老屋里，老屋不安全，门都没有，女孩，大了。她要尽嫂子的义务，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这个小女孩跟着她南地北地干活、看孩子，全村人都知道。
冬天，我、小三和二平睡在她家堂屋西间，南墙是羊，北墙是一张小床，小床前是一口大缸。夏天，我和大侄女二侄女一起睡在堂屋里的小床上。我睡在外面，床帮边上，一翻身就是地下。小床和我哥我嫂睡的里间隔着一道秫秸夹的槅扇。秫秸缝透过来里间的灯光，也透过里间的争吵。我哥和我嫂在里间打架，我听到撕扯，吓得不敢出声。我哥从来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没有强壮男人的一面。有一回他们打架，我哥恼了，说什么都不行。他认了死理，十条牛也拉不回来。他在床上呼呼喘气。我嫂子软了，跪在地下，求他。透过秫秸缝，我看到她弯曲的洁白脊梁，听到她饮泣的哭声。
为了要男孩，我嫂的尊严彻底丧失。有一次我听到木讷的我哥说：你不知道，比拉一天平板车都累。他嘴里塞着玉米面馍，唇边沾着馍渣，鼻子上涂着灰一般暗淡的日光，眼睛看着地下，声音含糊。我嫂翻眼看看他，继续喝自己的糊涂。在吃饭时，我看到我嫂给我哥煮了两个鸡蛋，避着孩子的眼，给我哥吃。我嫂怀孕了，老三又是女孩，生下来送到亲戚家去养。送到我嫂的姐姐家，在新杨集。我嫂的姐姐是一个比我嫂温顺的女人，笑眯眯的，和我嫂长的模样一样，个子比我嫂矮一些，性情比我嫂坦然，不如我嫂刚毅。她不带小三，她的二女儿二平带小三。二平有性格，把小三带得像自己的孩子。二平才十二岁，是个大孩子，也是个小妈妈。喂奶粉，换尿布，洗衣服，都是二平。后来小三回家，三岁了，到处跑。她不在家，非要去新杨集，找二平，哭叫连天，嗓子都哑了。我嫂没有办法，把二平叫来，在她家带小三。
我和二平小三睡在堂屋西间的门板搭的小床上。夜里二平把小三小便，我点亮灯，灯在我床边的缸上，缸上放一木板，木板上放一个煤油灯，用墨水瓶做的灯在我床边散发出煤油的气息。我划亮火柴点着灯，二平从被窝里拉出小三喊她：小三，醒醒，醒醒，尿尿。
冬天，二平披着袄坐在床上，把小三尿尿。床前放着尿盆。小三迷迷瞪瞪地小便，哗啦啦的响声之后，二平把小三拖回被窝，她们睡下，我伸出缩在被窝里的头，把灯吹灭。窗口下的那头羊，昂着头，看到这一幕，它一声不响。小三一夜小便两到三次。她能吃能喝能睡，健康得像小猪。
我上初一那年，在许庄上，一路上有六里路，要早起上学。每天不知道天到什么时候，常常起得早，走到学校天还不亮。我嫂每天夜里喊我起床，屋子里乌黑，喊我早了。她喊我，我便起来。我起来要给小三拿窝窝头。小三醒得早，她饿了。我嫂一遍遍喊我，我困得死，强睁开眼看看天，不知道天到什么时候，黑蒙蒙的，有一丝微光在窗口上。她喊我起床。我不想起。喊一遍不想起，再喊。外面黑乎乎的，又冷。可我不得不起，我怕她。我穿上盖在被子里的棉袄，穿上棉裤。就着窗口的微光，我摸索着下床。我起来，开门要走的时候，我嫂喊我：馍筐里的窝窝，给小三拿一个。我摸索到馍筐里，摸到一个窝窝。窝窝冰凉，硬硬的，在黑夜里更黑。这时，我也饿了，也想吃一个窝窝。我摸到两个窝窝，不敢拿一个吃。我只拿出一个，给小三。小三在被窝里醒着，等我递给她窝窝。
我去上学了，黑夜里的路在黑夜的田野里，路上没有一个人，我和云一起去。蹲在云家门前喊醒云，等云起来，揉着眼上路。我们都不知道天到几点，村庄里没有钟点，我们不会看星星。云的母亲每天都说：鸡还没叫，去得早，天冷啊。我们不管，起来了就去上学。
我一路上都想着小三在被窝里啃窝窝，窝窝多香，多好吃啊，我怎么不拿一个呢？我怎么不敢呢？真的想吃，饿，肚子时刻饿。饿得觉着胃要和脊梁骨贴到一起。一路上都懊悔。可是我就是不敢。我怕我嫂。我怕这是偷。我知道偷可耻。到我上初三时，寝室里偷馍吃时常发生，每夜骂声不绝。那时的学生不是因为思想前卫而恬不知耻，那时的学生是人性之本能。偷者和骂者皆然。
十六
我嫂终于生了小男孩。我嫂扬眉吐气了。她阴郁的脸上放射光彩，笑口常开。我侄子小名叫四，是我嫂的宝贝。她几乎不喊我带孩子，她自己带。初夏带麦地里去，秋天带棉花地里去，初冬带红薯地里去，春天在堂屋门口做鞋，小四坐在她鞋筐里，玩线团，玩鞋底。
周一到周六，我上学，星期天我嫂喊我下地干活。我哥在化肥厂上班，下班也干活。出羊圈，出猪圈。把羊圈猪圈里的粪拉到地里去。我嫂拉车，我和我侄女一边一个给她推车子。有时候她用绳子一头拴在车把上，另一头套在我肩膀上，让我在前面拉稍子。村里人看到，说闲话：“拉粪！小姑姑。”“上劲，小姑姑！”他们和她们不招呼我嫂，招呼我，别有用意。看不惯，愤愤不平。只是不好言说。我嫂脸色不好看，回到家告诉我：妹妹，你看到没有，多坏。看到你给我干活都难受。以后，你别干了。
我说：谁爱难受谁难受，管他们干嘛。
我照样给我嫂干活。我铁了心和她好。我记住她是正根，我要靠她，依靠她。我也知道，我没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她是我的亲嫂，我侄女侄子，都是亲侄女亲侄子。我哥也是亲哥，他老实，不会说话。但他心里从来没有外待我，我知道的。我一直记得是我哥给我家拉电灯。村子里都拉了电灯，我家还点煤油灯。我哥说，我给你把电灯拉上，拉一个灯泡，两间屋都亮。是我哥拉上的线，电线从我家枣树西边经过，我哥上到枣树上接线，又搬梯子站到屋山上，从墙上的洞口把线拉进来。电灯亮了，黑黝黝的屋子里空荡荡的，灯光照到墙边，照到地下那些破烂的家什上。灯光是新的，我哥是真心对我好的。我哥太老实了，他老实得没有任何主见，即使心里有，张口也说不出来。结结巴巴就算了，吞吞吐吐就完事了。我嫂气他不争气，人前人后受蔑视。
我嫂四面楚歌。我嫂和我姐不和。我姐住在她家前面。左边和右边是远点的亲弟兄俩，和我哥和我是三服上的叔伯兄弟。右边是哥，左边是弟。亲弟兄，也打架，也不和。我嫂在他们两家中间，和右边关系处的是血仇，和左边处得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不如坏的时候多。再往左边一个是娘家的，也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不如坏的时候多。后来干脆不相往来。我嫂后面是一个水塘，水塘后面是路，路北也是一个娘家的，女的白白胖胖，外号叫发馍，男的黑黑瘦瘦，外号叫窝窝头。和我嫂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不如坏的时候多。
我嫂说：孙庄没有一个好人，除了叔以外。妹妹早早找个好人家跟人家过去，脱离这个鬼地方。我不语。我知道孙庄的人都对她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对她不好。我觉着村里人对我都好，除了那些小孩。大人都好，都同情我，见了我都说：这是个苦孩子，比黄连都苦。我听出这是好话，不是坏话。我还看到她们脸上愁苦的样子，因为我的苦，她们也跟着难过。我嫂心强，心性高，她天不怕地不怕，哪里怕孙庄的人。她打小也没有母亲，不过她有姐姐，有哥哥。两个哥哥，一个杀猪，一个剥羊。她姐姐性情温软，她和她哥哥一样性硬。她不怕那些围攻。东边战争完了，和西边战。前面战罢，战后面。我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多纷争。
放学后，我看到侄女在哭，我哥温温地蹲在地下，我嫂眼睛血红，要迸出火花。满脸是愤怒。我害怕了，不敢问，伸头看看回家的路。我嫂家女孩多，左边右边都是两个三个男孩。特别是左边那家，男孩大。我侄女受气多。我嫂不甘心，要骂。骂多了，便打。大人出来，动起手。动手我嫂更吃亏。吃亏也不怕，头发撕得一簇一簇的，在脚底下踩到泥土里。我嫂的头每一回都被按住，我哥在一旁不敢上。三个孩子哭成一团。大侄女抓着骂着喊着。后来动静大了，庄里的人过来拉开。人们把我嫂推回家，我嫂骂，那边便喊话：再骂还揍你，就揍你骂人。还因为地边打架，因为树叶打架，因为猪羊鸡狗猫，先骂架后打架。和一个娘家的不和大约是因为说了什么话，知根知底，说话说漏嘴，传来传去，就传到耳朵眼里，就相互都说出各自的坏说，有一说成二，有五说成六，多了，就骂，先隐藏着骂，后来挑明了骂，只是骂，这样的仗打不起来。骂也不骂难听的，只是相互诽谤，说出格的事和对不起人的事，谁比谁更不会做人之类的。
我嫂常说做人难，跟一个没有用的男人更难。我哥唯唯诺诺，吭哧不出什么话。我一直没有想通我嫂为什么和所有的人都处不好关系。后来和我也不好了。我在她家干活的时候，带小孩的时候，还算可以。我嫂没有给我脸色，也没有为难我。后来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有了敏感的心，还是我嫂变了对我的态度。在小时候，除了那次她吃饭我看着，我想吃，她不给我吃，我觉着她异样可怕。那时候，我小，只是怕她，还没有觉着什么。后来我怕干活，躲避过她，她总是能逮住我，拉我去干活。也没有觉着她不好。就是怕她。我上初中后，有了灯课，冬天晚上上完灯课从许庄走六七里路回到家，点亮灯，看看锅里父亲给我留着汤，还热乎着，我舀一碗，喝了去我嫂家睡。
从我家到我嫂家，有一条直往北的小路，经过我姐家门口。我姐家关门了，村子里所有人家都关门了。村子里，在许庄上中学的女生只有我和云，另外几个是男生，住在村子南面。整个村子都是一片宁静，冷风吹着路边垛着的秫秸，秫秸叶子哧哧啦啦地响，我姐家的猪圈在秫秸那边，一窝小猪在圈里卧着，老母猪听到我走过时，哼唧一声。
走到我嫂家门口，我推她家的门，门是木板门，两扇。推左边一扇，紧紧的，推右边一扇，也是紧紧的。我的心立刻凉了。我从门缝往院子里看，看我嫂睡觉的那个房间的窗口，没有一丝灯明。
我站着站着，意识到我嫂是不想给我留门。我经不起这样的别有用心。我那时候已经学会脆弱——自尊脆弱。我感觉到冷遇之伤。泪珠要掉下来。黑的夜无声无息，没有时间记录，只有黑夜无声无息。冷风吹来吹去。
我站到不能再站。情绪发泄完毕，泪珠抹掉。我张口喊，张了又张，小声地喊：嫂——像怕惊着了夜的静。
我嫂没有听见，夜风掠走了我的声音。
我再大些声喊：嫂——拉长了声音。像口哨一样，我的声音顺着门缝飘进院子里。
我嫂还是没有听见。
我再大些声：嫂——！
我嫂听见了。她没有答应，点亮了灯。
她披着袄，穿着秋裤弯着腰出来开门。开完门，弯着腰跑回屋。
冬天，天冷。下雪了。下一场又一场，地冻着，树冻着，秫秸上的雪冻着。我嫂给我留门，也不给我留门。每夜，我推门的手怯懦着，不情愿地举起，轻轻地推。我要试探她，试探她留给我的门。我要小心地自问：留门了吗？我的手在受刑罚。捉摸不定的一道门，把我困在深的夜。
我不知道我嫂是何意。我觉着我心里难过，很难过，难过得控制不住，总是要落泪。泪水在我脸上滑落，落到风里。黑夜里没有人知道。
那年，我十三岁，心里有了难的念头，这样的念头一出来，就想哭。是人为制造的冷落，这样的冷落，足以打垮所有的自尊。
我嫂在拒绝我。她不愿意让我睡在她家。她故意不给我留门。我明白了这一点。我突然觉着我要拿一个主意。我决定不回她家去睡了。她这样做的目的也是让我自己走开。她不能明着赶走我，于我，她不怕，她怕舆论。
夜里我不去我嫂家睡。我跟云睡、跟毛蓝睡、跟凤梅睡。村里的女孩对我好，她们的母亲同情我，她们也同情我。大人不管小孩，我去谁家睡，白天说好，夜里她们留门给我。云和姐姐一个床，姐姐在赵庄上高中，周一到周五住在赵庄，云的姐姐住赵庄的时候我住在云家，她姐姐周六回家住时，我去凤梅家睡，也去毛蓝家睡。
我嫂没有喊我，也没有问我住哪里。
我们之间有了芥蒂。我还是小孩，不久就不伤心了。我嫂还喊我干活。我还去给她干。我怕她。我逃不开她。她是我的依靠。我在孙庄的依靠，在将来。我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意思。依靠又是什么意思。我听话，我听那些好心人的话。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人做事，告诉了我一句，我听一辈子。
我和我嫂一直相处着，直到我离开孙庄。后来回去，因为一些事情，也是贫穷惹的祸，我们终于成了陌路人。
十七
姨姥姥家在张小楼。母亲去世后，父亲经常带我去张小楼。经过张河，王半截楼，曹庙，经过一片幽深神秘的柳树林，到姨姥姥家。
父亲把我留下，他走了。
姨姥姥面目温和而慈善，白皙的脸瘦小干净，一双眼睛扑朔迷离，深藏着困苦岁月里挥之不去的爱意。特别是她的声音，软软的，细细的，柔柔的，每一声都像是天籁的呼喊，像微风一样轻轻地拂过我心间。许多年后的梦里，我听到她呼喊我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柔细，惊醒我思念的梦境。不知不觉，泪湿双颊。
姨姥姥家一排六间坐北朝南的瓦房，对应瓦房的是院子南面的两间厨房和一间过道，土墙蓝瓦，屋顶上耸立着一杆高高的烟筒。院子西边是羊圈，大绵羊长一身蓬松的绒毛，天热的时候把羊腿绑上，按在地下剪羊毛。院子外面的路边养着一只肥大的膘猪，用围栏围住。姨姥姥每一次端着猪食去喂猪的时候，整个人趴在围栏上才能把一盆热乎乎的猪食倒进食槽里。
厨房里一口带着烟筒的大锅支在屋子正中，烟囱像一根粗壮的柱子通向屋顶。姨姥姥坐在锅灶下烧火，左边是木质的风箱，一拉一推发出呱嗒呱嗒的声响，随着风箱的声响，锅膛里的火冲出来，映照在姨姥姥的脸上，她带着一脸的祥和，一脸的宽厚，一脸的平静，永无休止地坐在那里烧火，火光映红她的脸膛，她似乎变得妩媚动人了。风箱不停地响着节奏缓慢的曲子，炊烟在屋顶上袅袅升上蓝天。锅里的饭熟了，姨姥姥站起来，烟雾蒸腾在厨房里，姨姥姥像一团轻盈的烟雾一样在锅前移来移去，她手脚麻利而轻快，看上去总是那样轻手轻脚，总是那样不费力气，一切的慌乱和匆忙，一切的喧嚣和吵嚷，都止于她沉静的脚步和委婉的话语间了。那么多人的饭桌，那么多人的吃喝拉撒，姨姥姥似乎是慢条斯理地就做得井井有条。
三姨会贴一种很大的锅饼，家里人多，和了一盆的面，三姨在锅前把面一块一块扯开，在手里反复地旋转，直转得那锅饼像小孩的脸那么大了才贴在锅沿上。三姨贴的锅饼大而薄，面和得柔软筋道。姨姥姥会烧火，大火细火分寸掌握得极好。锅饼出锅，一只只像烙饼一样薄而圆，一面柔韧，一面焦酥，吃在嘴里香而细软。
我和五姨睡在堂屋东边的大床上。床是老式木床，床帮上雕飞鸟鱼虫的那种老木床，床前有脚踏板。舅舅是一个巧人，会木工，懂建筑，一家人又都是勤劳善做的本分人，家境算是殷实人家。五姨便有许多我羡慕的衣服，我们俩个头差不多，姨姥姥拿五姨的衣服给我穿。我喜欢五姨的一双波利斯袜子，袜子在床前柜子上的一个筐子里。波利斯袜子透明清凉，是我从来没有穿过的。那双袜子在床前诱惑着我，我偷偷地穿在了脚上。我从来不敢在别人不允许的情况下用别人的东西。我很害怕，怕五姨发现，怕姨姥姥问我。一天两天，没有人问我袜子的事。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我不安的心释然了。在这个家里，没有谁把我当外人，五姨的鞋子，内衣，都给我穿。
姨姥姥一家人喊我孙大。姨姥姥每喊我一声，我觉着那声音是亲得让人掉眼泪的称呼。她的声音从隔着绸缎帘子一样柔软的地方发出来——孙大，睡去吧。我应着，走过宽宽的庭院走进堂屋里间。木床上铺着枣红色条纹粗布单子，草绿色豆腐块粗布被子，折叠得整整齐齐。我钻进去，粗布被子浆过的面粉的气味在鼻息间氤氲，被子边硬硬的，摩擦间略略地疼。家织布的气息在我记忆里留下深深的烙印，每次临睡前，仿佛那硬硬的被子角还会摩擦我的腮。
姨姥姥在村后池塘边上种了一片西瓜，西瓜地头搭一庵子，庵子里铺一张床。我和五姨在庵子里看瓜。我们睡在那张小床上，透过庵子三角形的小门看到西瓜地里的绿花条的大西瓜，瓜秧爬满了地，苍绿色的瓜秧在太阳下泛着点点白光，一个个安静的西瓜悄无声息地长大了，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像乖巧的孩子一样蹲在瓜地里。西瓜熟了，姨姥爷在瓜地里摘瓜，他会把最早结的那枚瓜拿到庵子里切开给我们吃，他说是旱地里的头茬瓜，长得慢，最甜。瓜地边种了南瓜，南瓜结得金黄硕大，黄昏，姨姥姥扛着大南瓜回家，朦胧的夜色笼罩了她的身躯，她走进村子里，和夜色融合在一起。她晚上烧南瓜稀饭，掏出南瓜籽，一粒粒洗干净，在太阳下晒干，用油爆了给我们当零食吃。
住久了，有一天突然想父亲了。我独自走出姨姥姥家，在村后的路上等父亲来接我。村后的路边是粗壮的柳树，柳树皮爆裂开深深的皱褶。我用手摸着柳树的皮，把手指伸进柳树的皱褶里，从一棵树转到另一棵树，我离村庄越来越远了，我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我眼里含着泪，遥望路的尽头，看不到父亲的身影，觉着父亲不要我了，他把我放在这里，再也不来接我了，我心里空落落的，想哭。
姨姥姥来找我。她拉着我的手问我：孙大，想家了？我低着头，泪水哗哗地流下来。姨姥姥领我回家。她拉着我的手，像拉着越飞越远的风筝，她温润的声音在我耳边：孙大，咱回家，回家。她的手软软的，细细的手指握紧我的手指。白晃晃的阳光照在她的背上，她的背有点驼。
父亲终于来接我了，骑着他的生锈的自行车。姨姥姥为我和父亲做了饭，我们吃过饭再走。走的时候，姨姥姥拿出一串布鞋，一只一只拴在一起，挂在父亲的车把上。
我坐在自行车的前车杠上，布鞋挂在车把上。一路上土路颠簸，车前的布鞋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我们到家了，回到我们一无所有的家。父亲把那串布鞋拿下来，放在屋子里，一屋子灿烂的阳光照在那串布鞋上。那串布鞋有冬天的棉鞋，秋天的单鞋；有大的，有小的；有新的，有旧的。
那些布鞋穿了好几年，有鞋穿的岁月里，小脚丫没有受磨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