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得住寂寞才能“千里走单骑”
《南方周末·名牌》：中国的文学和作家在历史进程中总是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眼下的状态却不太让人满意，您怎么看？
陈平原：英国著名小说家福斯特有一本小书，题为《小说面面观》。其实，无论谈天还是说地，“面面俱到”是做不到的，这只是表达一种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的意愿。你问我当下中国的“文学生态”，我首先反问，你想谈的是哪一个角度的“文学”？由作家及批评家构成的文坛，主要目标是推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由教授及学生构成的大学，主要功能是培养好读者以及有创作潜力的年轻作家。至于文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则五花八门，不管你有没有创作才华。
很多人感叹当下中国“文学”的落魄与寂寞，这种描述不太准确。作为一种精神探索，文学创作本就不该太热闹，作家应该耐得住寂寞，方才可能“千里走单骑”。文坛没必要整天锣鼓喧天，冷清一点并非坏事。眼下的“文学活动”，组社团、提口号的少了；谈销售策略、关心版税收入的多了。换句话说，有关“文学”的“活动”，日渐从精神层面滑向物质层面。在一个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时代，这好像很容易理解。在我看来，要想“振兴文学事业”，关键在于提振公众阅读文学作品的热情和品位。
《南方周末·名牌》：您对当下中国遍地开花的各种文学评奖活动似乎不太以为然，为什么？
陈平原：我并不反对政府、企业或文化机构出资，奖励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作家或优秀作品，我担心的是，这些热闹的评奖活动吸引太多的目光与注意力，以至本末倒置，变成一种文人、商家与官员互相勾兑的社交场合。评奖若公正、高雅且有远见，对于文学事业的开展，是能助一臂之力的。但即便如此，催生伟大作品的土壤及动力，不太可能是这些。好作家不为获奖而写作，设立文学奖项的主要目的是文化宣传与普及。媒体的积极介入，对提升作家的知名度及作品的销售量会有帮助，但操作不当，很容易演变成为另一种“名利场”。说实话，好作家与好学者一样，主要活动空间应该是书斋，而不是聚光灯下。
《南方周末·名牌》：说到“文学奖”，这里的“文学”，是指小说、诗歌等特定文类，还是指修辞、想象力或表达能力？
陈平原：按照今天中国大学里通行的“文学概论”，所谓“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文类。可这是晚清以降才形成的思路，你要是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曾授予英国哲学家罗素（1950年）、政治家兼历史学家丘吉尔（1953年），你就明白这“文学”的边界并非牢不可破。我所理解的文学，就是准确地、优雅地、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生活阅历、情感体验、独立思考和想象力。可以是诗歌、小说、戏剧，也可以是书札、语录、史著，完全可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只要是很好地使用语言（而不是色彩或音响），就可能是好的文学作品。我相信随着时代变化及科技发展，各种跨类、跨界、跨媒体的写作，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也可能涌现伟大的作品。
《南方周末·名牌》：从精英教育和培育角度看，文学最大的益处在哪里？身为精英，究竟怎样有选择地进行阅读？
陈平原：谈论读书，有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提倡经典，贬斥烂书，希望大家都能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有效的阅读。如果不这样，拿到什么读什么，连广告、马经、天气预报、列车时刻表等都不放过，那实在浪费时间。至于林语堂所说的兼读最上流与最下流的书，虽说不无道理，但操作起来不容易。第二，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公众认可的好书不一定适合自己，媒体再三鼓吹的，也可以置之度外。不太受外界的干扰，独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然后思接千古，与之展开深入的对话，这点很重要。第三，主张多读无用的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文学”如何“教育”
《南方周末·名牌》：您曾说，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恰如其分的“文学教育”。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及转型中，“文学教育”有何得失？
陈平原：传统中国文人的写作，虽有润笔一说，但并非固定收入。因此，除非落魄江湖，一般读书人不会追求成为专业作家。不管有无行政才能，读书人都梦想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当官。最散漫的苏东坡，或者“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也都并非以写作为生。吟诗作文，在古代中国，主要是一种个人兴趣与志向，职业作家的出现，与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
与作家的职业化关联的，是文学教育的专业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教育，但宗旨及途径很不一样。在传统书院中，“诗文”乃所有读书人都必须修习的课程；至于小说戏曲，则不登大雅之堂。现代中国大学将“文学”作为一个专业，设置了相关的院系及科目。此举使一小部分人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文学”，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很多读书人从此远离“文学”。这一文学专业化的大趋势，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
《南方周末·名牌》：在中国，“文学教育”很容易对应“中文系”的职责。关于“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引起很大的争议，您怎么看？
陈平原：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一样，名作家并非本国语言文学系刻意培养出来的。文学创作对天赋、才情及阅历有很大的依赖性，这使得大学课堂很难“依法炮制”。说白了，不是不想培养，而是培养不了。一定要做，某些具体的写作技巧是可以传授的，但“训练班”出不了大作家。中文系能提供给学生的，只是有关文学的知识、修养及趣味。因此，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语言、文学、古文献等领域的专门人才。换句话，中文系的工作目标是培养有文学修养及写作能力的研究者，而不是诗人或小说家。
《南方周末·名牌》：精英范式的培养很难用一代或两代人完成，就此而言，从基础抓起显得很重要。从为下一代编选教材到选取读物，您有何建议？
陈平原：我参加过中小学语文课本的编写，但很快便逃离这一“神圣的事业”。原因是，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青少年的知识背景及阅读兴趣。大学教授若不经过一番认真学习，洞悉孩子们在每个年龄阶段的接受能力，是没办法编出合适的教材的。单从文章好坏着眼，忽略了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这样的教材不能用。同样道理，现在很多家长根据自己的趣味，要求孩子学这个、学那个，甚至盲目地让小孩子背很多古诗文，我不觉得是好事。因为，一旦压力过大，养成逆反心理，效果很不好。学文学，本该很有趣，弄得苦巴巴的，坏了胃口，日后很难调整过来。不敢贸然闯进这一领域，因此也就没什么好建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立场
《南方周末·名牌》：您是中国俗文学学会的会长，如今的流行文学，是否可归类为俗文学？为什么那么精英的五四新文化人，会热切关注俗文学？
陈平原：“俗文学”与“流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简单地说，前者主要来自民间，生产者与消费者很难区分，往往是无名的集体创作；后者则是作家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刻意生产出来的。流行文学的商品属性非常明显，制作者以获利为首要目标；俗文学则不见得。
五四那代人之所以关注俗文学，是有精神性追求的。眼光向下，既是思想立场，也含文学趣味。提倡俗文学，比如征集歌谣，在五四新文化人看来，既可以达成对于“贵族文学”的反叛，又为新文学的崛起获取了必要的养分。这一论述思路，含真知灼见，也有自作多情的一面。比如，从歌谣中寻找新诗发展的方向，这一努力就基本上落空了；至于以“刚健清新”的民间与“陈腐浅陋”的文人对峙这一二元对立的思路建构起来的《白话文学史》，今天看来也是遍体鳞伤。
《南方周末·名牌》：您写过《千古文人侠客梦》，作为北大教授，您为什么要研究武侠文学？
陈平原：关于武侠小说作为“成年人的童话”，如何构成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阅读热潮，我在好多地方谈及，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武侠情结不只是体现在小说中，诗文、戏剧、影视等，也都有很好的表现。从司马迁到金庸，历代文人都有如此情怀，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这里只想提醒一点，将中国人热衷的武侠小说，与英国的侦探小说和日本的推理小说对照阅读，能明白很多道理。
《南方周末·名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纯文学”或者“先锋小说”，如今也被认为是“彻底解体”。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您怎么看当下中国文学创作中，“先锋派”成为一个空壳？
陈平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的立场，如今受到了很多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立场，单从是否“先锋”立论，似乎不够妥当。就像跳舞一样，走三步退两步，未尝不可以。如何在特立独行与市场需求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这也是一种探索。
某种意义上，读者的趣味决定了作家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今天的读者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读者明显不同。同样读不懂，后者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努力去思考、去弥补；前者则毫无精神负担地扔掉。什么著名作家，什么精神探索，统统不买你的账。以前的作家有自信，作品很小众，根本卖不出去，也依旧昂然挺立。现在写书的关心版税多少，读书的先问是否畅销，再决定读还是不读。这种氛围明显不利于大胆的、离经叛道的艺术探索。这一点，书画家更明显，见面谈的多是自家的画价。
《南方周末·名牌》：换一个话题，您曾提及“在中国，很长时间里，文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对于都市生活的迷恋，在城乡对立的论述框架中，代表善与美的，基本上都是宁静的乡村”。当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超乎寻常的快，文学家的视野是否也会随着移动，以求与现实生活合拍？
陈平原：作家的创作，明显地与自家的成长经验有关。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写作者从小就生长在城里，根本就不晓得乡村为何物，因此，都市文学将成为日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这完全可以预期。对比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文学进程，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问题在于，文学创作需要积累，不仅你自己的经验，还包括前辈作家的影响力。相对而言，整个中国的文学传统，确实更偏向于乡村或山林。大概需要两三代人的感受、消化与磨合，才会有大量活色生香的城市生活及人情世态的精彩呈现。另外，我对今日中国农村之颓败与凋敝，抱有深深的同情。我相信，不管是已经融入城市，还是依旧迷恋乡土，很多作家都会有同感。这极有可能催生出一批质量上乘的挽歌式的关于中国农村生活的作品。
诗歌乃大学之精魂
《南方周末·名牌》：文学的生产与传播，贯串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但另一方面，文学又很有时代性。对于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文学的社会角色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陈平原：借用《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话，那就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但你这个题目太大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的。不妨换一个角度，从文类的升降，看文学如何回应时代风云的变幻。梁启超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表面看是一句空话，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从此得以凌驾于传统盟主诗文之上，促使中国文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风云激荡，既体现在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更积淀为审美感受与艺术形式。
《南方周末·名牌》：可是您写过一篇文章，谈“小说的世纪”已经结束了。这和一般人将文学复兴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小说家身上相去甚远，为什么这么立论？
陈平原：那篇文章题为《小说霸主地位受到挑战》，我说的是“小说的世纪”已经结束，不是预言“小说”这一文类即将死亡。原文是这样的：“展望新世纪，小说的文坛霸主地位将受到很大挑战。从世纪初知识者为‘改良群治’而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到世纪中政治家别具慧心地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线，再到世纪末，小说为取悦受众而努力与影视结盟。小说在20世纪的命运充满戏剧性。但不管是被捧还是挨骂，文学总算被全民所关注。这一好运，下世纪恐怕难以维持。”
是小说家高行健、莫言而不是哪位中国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本身是有偶然性的；但以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崇敬与迷信，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起码在中国，“小说”这一文类会更加走运。单就读者接受面以及“生存能力”而言，四大文类中，小说最为强势；即便没有政府、大学以及基金会的支持，著名小说家也能靠市场自立。戏剧主要活在舞台上，剧本并不是唯一性；散文的边界很宽，也有能够纵横四海、兼及文学内外者。唯独诗人，在当下中国，基本上不太可能靠版税来支撑写作。因此，我当初表彰“爱美”的文学，或称“非职业写作”，心里想的主要是诗歌。而且，诗歌在所有文类中是最具先锋性的，诗人对于语言的讲究，远在小说家或散文家之上。
《南方周末·名牌》：文学形式多种多样，一般人都认为，当下中国，诗歌被彻底地边缘化了。可您去年写文章，称颂“诗歌乃大学之精魂”。为什么？
陈平原：我是从教育学的角度，痛感当下中国大学校园过分浮躁与功利，认定读诗是一味不错的良药。我当然知道，大学生们走出校园，绝大多数不会再理会诗歌了；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在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的校园里，与诗歌同行，是一种必要的青春体验。因痴迷诗歌而获得敏感的心灵、浪漫的气质、好奇心与想象力、探索语言的精妙、叩问人生的奥秘所有这些体验，都值得大学生们永远珍惜。
（初刊《南方周末·名牌》2013年第11期，原题《请读无用之书：对话陈平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