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我所在的公司年初开会，大谈转型。某手机公司的大佬说，在风口上，母猪也能上天。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进入生活，时代变了。过去，我是不屑于或无动于衷于这种变化。村上春树说，只看死了三十年以上的作家写的小说。我也持经典阅读的态度。时下流行的一概不理。但是深究细想之下，时代切切实实地变了，写小说应该也要变了。没有标准的小说做法。我原来崇尚的那种宏阔幽深的小说做法，似乎跟不上节奏了。你不能用一成不变的思维来思考。
现在企业有个标准，谁不跟互联网挂钩，谁就是传统，必将落后时代。我们做小说的，的确要想想，要给大脑松土。在鲁院的一个讨论会上，有位同学说，孔子驾牛车周游列国，那牛车就是他的述言立世的平台。言语间，真理在握，极不屑于网络文学。媒介方式虽是工具，但也改变了思维。孔子固然伟大，VIP收费阅读也伟大。
现在的叙事节奏讲究短怪快，要YY，要搞笑，要离奇，要死人，且死得残酷。怪力乱神，越乱越好。就像影视剧，不管是什么题材，你定要套上爱情和搞笑这两条，所有的古典小说人物都有了恋爱对象，爱情大于一切，必有一个会插科打诨的无厘头角色——娱乐至死嘛。雅极则俗，俗极则雅。纯雅会成为模式，庸俗也会。当庸俗成了唯一模式，我于是又不屑一顾了。这篇小说还是传统小说，最早却以网络面貌出现，2007年入围深圳的一个网络大赛，虽未斩获，但得到了评委萧夏林老师的赞赏。那时我是一个刚出道的不折不扣寂寂无名的毛头小子，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他拿给朋友策划出版，中间有了变故，终未成行。2010年经朋友徐东推荐和马牧野编辑，小说在《宝安日报》连载。马编是北人，与小说里众多人物同姓，他说仿佛走进了故乡的马家屯。2013年1月15日下午接到花城出版社编辑老师的电话，拟出我的小说，就是现在的《春天万物流传》。那时叫《清明》。这小说写于2007年，掐指来算要用掉六根手指。在此感谢上面的师友。
这些年，越来越意识到干写作这行的悲剧性。它似乎被时代的潮流抛弃了。一个作品完成与读者见面，这过程叫熬。你须有超常的耐性，要静静地等，不声不响守在那里，不怕沉到底，即便出版了，你还要静静地等，你一急，就没法更好地继续。同时也感谢这六年的延宕，能让我现在有机会以成熟的心态去完善它。从2007年到2013年，无论写作的心境和趣味都已不同，以现在对小说的看法和做法，如从头再来肯定不是这样。当时以为自得的东西，今天再来看它就顿感惭愧。现在来修改，对语言和细节从头重新捋了一遍。尽管是细节的改动，却也耗了不小精力。啰嗦的地方剪掉，简陋的地方再添两笔。反复斟字酌句，整个相当于重写一遍甚至多遍，修改的过程是痛苦的。其时数事叠加，精力不济，工作之余连续熬夜，有时改得想吐。不无自怜地说，改得我脱了几层皮，几层头皮。有的地方总也不满，直到现在，也不敢说满意。我认同前辈的一个比喻，修改有如在泥人身上搓泥，总也搓不完。
作家毕飞宇有个感慨，“我很在意短篇小说的调性，在我的小说主张里，没有调性就没有短篇。可是，什么是短篇小说的调性呢？我其实也说不好。唱歌的人都知道，任何一首歌都有它的调式，E调或者F调。”不惟短篇，长篇中篇也是如此。每个小说都有个调，如果是从中硬插一手，或者改头不改尾，跑调了便成作品致命的伤。六年前，我是那样写的，六年后，我还得照那样的气息和调性来修改。我曾在塑胶厂待了三年，车间里注塑成型的塑胶品，在出模之后如需返工，顶多是批批锋，擦擦油，再矫正一下细微的变形度，这一切只是在局部细节上调整，如果还不合格，只有报废重来。对这个作品而言也是如此。全部推翻重写，仅是一个企图。大刀阔斧有大刀阔斧的难度，精雕细琢也有精雕细琢的挑战。我想它大致接近我所要的模样了，可以拿出手了而不至让自己羞愧。希望下一个作品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出版之前，编辑建议给原作改一个名字。绞尽脑汁想了十多个名字，中间我曾钟意《重返巴别》这个名，巴别是变乱之义，其义结合精神现状读者应自知。又认为西化风格与原作不妥，最终定名为现在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回乡的故事。高潮自然是最后的那场洪水。这洪水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可惜我只能表现它的七分之一。乡土作家需要脱离故乡才能构建乡土概念。我在深圳构思遥远的故乡。一千八百万名外来人员有一千八百万个故乡。再加上，中国文学大半是从乡土出发的。我寻思，这主题早已被他人写过多遍，我这个故乡有何存在意义。我想，这里是城乡结合部的现代进程的片段，放弃部分传统的做法，尽量加入一些现代元素。
就现代化进程而言，中国所有的故乡都是千篇一律的，流行风吹入，年轻人出走。逢年过节我们又从遥远的城市回来，带来一些新鲜，用Iphone，追时尚，哈韩哈日，崇尚美国大片，看港产警匪片、武侠片，喜欢拖沓造作的情感肥皂剧，消费观念和处世态度也迥异于上一辈。年轻人自以为豪，老一辈却看不惯，哀叹或嘬着牙骂这个世道。
时下把这个叫城市化。了解城市化，有一个出发原点，有一个目的地，还有一个所谓的“人的城市化”。简单的统计公式是，从事非农业的城镇人口除以人口总基数，就是城市化的一个指标。在我看来，城市不是容器，而是一个像筛子的分数符号，合适的立在分子上，不合适的筛到分母里去。分子也罢分母也罢，关键在于年轻一代是否真的在城市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坐标，是否真的理解城市文明。在老家他们一身时髦，被视为新生代，但是城市管他们叫“农民工”或“外来工”。他们的未来会怎样呢？二十年后，城市榨干他们的青春，这些分母绝大部分只有回到土地，他们还能适应原有的乡土生活和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吗？出发点和目的地终将丧失。几十年后“两不靠”的他们，究竟该往何处去。谁来安顿这些灵魂。谁会给他们答案。这问题对下一个百年进程又将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呢。也许是我庸人自扰。这年代没事一边凉快去。不凉快的人于是要饮冰了。前辈的小说家说，小说不负责给答案。我认为，问题就是答案。
新旧碰撞的时代，故乡遂成高度热议的伪美的命题。七年之后，小镇又起变化。有的地方七年前是小说，七年后成了现实。当然反言之，也能找到反例。我也像小说中的马新华一样，在深圳干上了内刊编辑。马新华是一个迷惘的人，无奈的人。我也是。马新华离乡时，人们在叫“蛇蛇蛇！”于是蛇年计划了出版它。
2014年2月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也祭奠过去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