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哈迪船长那条漂亮的游船“独立号”上预定了一个舱位，准备乘这艘船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去纽约市。如果天气允许的话，邮船将于六月十五日启航。十四日那天，我登船去我的特等舱做一些安排。
我发现打算乘这艘船的旅客特别多，而其中女士的数量又远远高于平常。旅客名单上有几位老熟人。我兴奋的看到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的名字也在其中。对这位年轻的画家我怀着一种至深的友情。他曾是我在C大学时的同学，在校期间我俩经常在一起。他具有天才们所拥有的那种禀性，既愤世嫉俗、多愁善感但又热情奔放。由于兼备了这些奇怪的特性，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一颗非常热烈而真诚的心。
我注意到有三个特等舱的门号卡片标有他的名字。再看旅客名单，我才发现他是为他的妻子以及他自己的两个妹妹预定的座舱。特等舱非常宽敞，每舱有上下两个铺位。当然这些铺位窄得只能睡下一个人，可我仍然不能明白为什么这种关系的四个人需要订三个特等舱。那段时期我正处于一种忧郁的心情，这种心态使人对寻常小事也是异常好奇。现在我不无羞愧地承认，当时我对他多订一个特等舱的目的进行了各种各样无礼而非常荒谬的推测。然而这事与我毫不相干，但是我还是执拗地绞尽脑汁想解开这个谜。最后我终于得出了一个推论，而这个推论促使我惊异自己为什么没能一开始就想到这个谜底。“这当然是为仆人订的，”我自言自语道，“我真是个白痴，竟然没有早一点想到这个如此明显的答案！”于是我再一次仔细地看旅客名单——可我从名单上清清楚楚的看到，并没有仆人与他们同行。尽管事实上他们本来打算带上一位——因为名单上原来写有“仆人”字样，但是后来又被划掉了。“哦，一定是额外有行李，”这下我暗想到“一些他不愿意放进货舱的东西——某种他希望放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啊，我明白了——大概是一幅画——就是他一直在和那个意大利犹太人尼科利洛讨价还价的那副样子。”这一推论令我很满意，于是我暂时打消了我的好奇心。
怀亚特的两个妹妹我都很熟悉，她们是一对非常聪明可人的小姑娘。他的妻子同他结婚不久，因此我从未与她见过面。不过他经常在我面前谈起她，而且是以他通常那种富有热情的语气。他把她形容成一个超凡绝世的美女，既有智慧又有涵养。所以我非常渴望能与她邂逅。
六月十四日，就在我登船的那一天，怀亚特一家也要登船去看舱。船长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所以比原计划多在船上待了一个多小时，目的是希望趁机结识那位新娘。但不一会便听到这样一个解释：“怀亚特夫人偶染风寒，要到明天开船的时候才能上船。”
第二天来临了，我正从我下榻的旅馆去码头，这时哈迪船长碰见我并且对我说，“鉴于一种情况，”（一个笨拙但却实用的辞令，）“他认为‘独立号’得推迟一两天才可以启航，待一切准备就绪，他会派人来通知我。”这事我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时正刮着强劲的南风。但由于“那个情况”无从得知，所以我尽管竭尽全力地打听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只能回到旅馆，无聊地忍受我心中的焦躁。
几乎整整一个多星期都没有收到我所期盼的船长送来的消息。但最后终于有了消息，我随即动身上了船。船上挤满了旅客，一切都处于启航前的忙乱之中。怀亚特一家比我晚十分钟到达。登上船的正是那两个姊妹、新娘和画家本人——后者当时正处于他习惯性发作的愤世嫉俗的抑郁当中。不过我对他的脾性早就习以为常，所以并不是特别在意。他甚至没向我介绍他的妻子——这一礼节被迫由他聪明而且可爱的妹妹玛丽来完成，她三言两语匆忙为我和那位新娘作了番相互介绍。
怀亚特夫人很严实地蒙着面纱，而当她撩起面纱向我还礼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是十分的诧异。不过我本来应该更加吃惊才对，但长期的经验早就已经告诉我，当我那位画家朋友纵情谈论女人的美丽可爱的时候，不能过分地盲目相信他那些热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每当美成为谈论的话题，他是多么容易翱翔于那种纯粹的理想境界。
其实，我不得不认为怀亚特夫人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如果不说她长得绝对丑陋，我认为离难看也差不了多少了。然而她的衣着颇有优雅的趣味——因此我相信，她迷住我朋友的心凭的是她更加永恒的智慧和心灵之美。她只同我略为寒暄了几句就马上随怀亚特先生走进了船舱。
我刚才那份好奇心又一次被点燃了。没有仆人随行——这已经不言而喻。于是我期盼那件额外的行李。稍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抵达码头后，运来了一口长方形的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多时东西。箱子刚刚上船我们就扬帆起航，转眼间就平安地驶过港口的沙洲，离岸驶向宽阔的海面。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个箱子是长方形的。它大约两英寸半宽，有六英尺长——我观察得非常仔细，尺寸貌似恰好如此。这种形状非常特别，我一看到它就暗暗为自己推测准确而得意。读者应该记得我已得出的那个推论，我那位艺术家朋友这件额外的行李应该是画，或者至少说是一幅画。因为我知道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协商。而现在从箱子的形状便可以看出，它装的绝对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一件复制品。一件由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绘制的《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暂时被尼科利洛所收藏，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了。所以，我认为我心中的疑点已经得到充分的解释。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偷偷发笑。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怀亚特对我保守他艺术方面的秘密。但是他这次明显是想瞒着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画偷偷运到纽约，而且希望我对此事毫不知情。我决定早晚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是有件事使我大为不快。那箱子没有被放入多余的那些客舱。它被人抬进怀亚特住的舱内并被放在了那里，几乎占据了舱内的全部的地面——这无疑会使画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极其的不舒服。尤其是用来在箱盖上写字的沥青或油漆散发出一种浓烈的难闻气味，是我异常讨厌的气味。箱盖上用大写的字母潦草地写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此面向上，小心搬运。”
一开始我只是意识到那个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妻子的母亲，但之后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统统视为是一种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虚。我自然能肯定，那口箱子和里面装的东西都绝对不会比我这位厌世嫉俗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大道的那间画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开始三四天天气都非常好，尽管全都是顶头风。因为我们刚离岸不久风向瞬间由南转北。好天气使船上的旅客起了不少兴致，大家都乐于互相交往。不过我必须排除掉怀亚特和他的两个妹妹，因为他们行为拘谨，而且我禁不住认为他们对其他人都显得很无礼。怀亚特的行为我并不感到十分在乎。他情绪很低落，甚至比平常还抑郁的多——事实上他一直都是愁眉不展——可我早已习惯他喜怒无常的癖好。但对他两个妹妹的行为我却很不了解。在航行的很多时间她俩都把自己关在船舱内，虽然我多次的相劝，可她们肯定拒绝与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触。
怀亚特夫人倒是很容易相处。这就是说她喜欢聊天，而爱聊天在船上就是最好的介绍信。她很快就与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热火朝天。而且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她还非常露骨地向男人们卖弄风情。她把我们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我说“逗”——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就发现怀亚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和人共笑。先生们也很少谈起她，但是女士们不久就宣布她是“一个相貌普通、毫无教养、俗不可耐但心肠非常好的女人。”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怀亚特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场婚姻。财富便是一般的解释——但我深知这压根儿不是答案。因为怀亚特曾经告诉过我，她既然没有带给他一个美元也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希望。他说他“结婚是为了爱情，仅是为了爱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的爱”。我不得不承认，一想到我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就感到无尽的说不出的困惑。也许可能他当时正在发疯。除此我还能怎么认为？他是那么的高雅，那么明智，那么讲究，对瑕疵有那么一种细微的直感，对美有那么一种敏锐的鉴赏能力！自然，那位女士显得对他特别多情——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这时她会非常可笑地左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怎样说，右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如何讲。“丈夫”这个字眼貌似总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话来说——总是“挂在她的嘴上”。与此同时，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亲爱的丈夫以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方式在躲避着她，他很多时间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舱里，其实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人住着那个特等舱。随便他的妻子在大舱的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地按她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消遣。
我从我的所见所闻得出了结论，由于命运莫名其妙的捉弄，或者是因为一些突发的奇思狂想，导致这位画家娶了一个完全配不上他的女人，也许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对她彻底生厌。我打心眼里觉得他很可怜——但由于上述的原因，我不能原谅他在《最后的晚餐》这件事上对我保持的沉默。因此我决定对他施行一系列的报复。
一天他来到了甲板之上，我照从前的习惯挽着他的一条胳膊，和他一道也站在甲板上来回散步。然而他心中的忧郁一点也没减退（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非常自然）。他的话很少，即使开口也依然闷闷不乐而且非常勉强。我冒失的说了一两句笑话，他也尝试挤出一丝微笑。可怜的家伙！当我想到他妻子，我真想知道他是否有心思强颜欢笑。最后我壮着胆子开始了致命的一击。我决定针对那个长方形的箱子来一番巧妙暗示——刚好让他慢慢察觉我压根儿不是他那个小小的滑稽把戏的笑柄，或者说不是他的受骗人。我的第一番话就像是一座隐蔽的炮台猛然开火。我说起了“那口箱子奇特的形状”。在我说话的时候，我狡黠地冲他发笑，会意地向他眨了眨眼，还用食指轻轻戳了戳他的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