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七律少，这是客观事实。对其创作七律少的原因，则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概而言之，大致有三：
其一，认为李白不善七律。过去讲格调者，多持此说。“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
（贺贻孙《诗筏》）“李白不长于七律，故集中厥体遂少。”（《柴虎臣家诫》）其二，认为李白不愿作七律。今人讲李白诗，多持此说。
“他所以只有很少儿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格律与李白个性、创作方法有扦格。他要尽力发挥“壮浪纵悠，摆去束缚”的表现能力，而“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
其三，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李白不善七律、不愿作七律、反对作七律诸说，都是为李白现存七律少寻找原因的。我以为以上诸说，都未能真正揭示李白创作七律少的原因所在，且与李白创作实际不符，因而很难使人心悦诚服的。要揭示李白创作七律少的真正原因，必须将其放在盛唐诗歌创作的总潮流中来考察。七言绝句与七言歌行发展到感唐，已臻于成熟阶段。当时名家辈出，蔚然成风。李白以其天才卓绝的创造与极为卓越的创作成就。将其推了历为李白七津少一辨史的高峰，在文学史上矗起了巍巍的丰碑。而七言律诗，在开元、天宝年间，仍处于摸索试验阶段，当时浪漫主义创作思潮盛行，诗人很少有人愿意在形式上下功夫。因此诗坛七律创作的成绩甚微，李白也不例外。诚然，七律在初唐沈、宋手里，其格式已大体定型。然一种文体的酝酿与成熟，需要长期的创作试验。在中国文学史上，七言诗创作成熟远在五言以后，而七律格律严，难度大，所以直到盛唐，其格式仍未能定型而划一。
当时有些人写的七律，格调类似于七古。或者可以说，从初唐到盛唐，仍有人以七古的笔法写七律。沈俭期《龙池篇》、崔颖《黄鹤楼》、李白《鹦鹉洲》等，都留有古诗的痕迹。就以李白写的七律而论，也多有认为是古风者，毛先舒日：“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
（毛先舒《诗辩抵》）管世铭云：“崔颖《黄鹤楼》，直以古歌行入律。太白诸作，亦只以歌行视之。”（管世铭）《读雪山堂唐诗序例》）汪师韩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汪师韩）《诗学纂闻》）方谷云：“太白此诗是效崔颖体，皆于五六加工，尾句寓感叹，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
（方谷《温奎律髓》）认为李白《鹦鹉洲》是“七言古风”，当以“歌行视之”气，是离开了当时七律创作的实际水平，用七律定型后的格律要求，评价当时的七律创作，是不合。适的。认为《鹦鹉洲》“可古可今”、“未甚拘偶”。即此诗介乎古诗与律诗之间，反映了当时诗坛七律创作的实际情况。是颇有见地的。谈到七律的发展史，赵翼在《匝北诗话》中有一段极精僻的论述：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拒步中。即用津。亦宝五言，而七言孔七；一匕言亦多绝句，而津诗犹少。故《李太白集办七幸气三李白诗歌艺术论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对属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为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
然犹多写景，而未及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籍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
赵翼所说的《早朝》诸作，作于乾元元年。而杜甫所谓“遥知对属忙”，则在乾元二年。可见七律的成熟与发展，是在乾元以后。这从现存唐诗也可以得到证明。施子愉先生曾就《全唐诗》中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的作品加以统计，制成表格。（施子愉）《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据该表统计：初唐七律计72首，盛唐七律300首，中唐七律1848首，晚唐七律3683首。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从这个统计看，初盛唐七律总数为372首。仅杜甫七律就有151首，而其中130首写于居成都后，就时代说，已跨入中唐了。除过杜甫在居成都后创作的七律外，初盛唐七律总数不过240余首，为中唐七律的七分之一强，为晚唐七律的十五分之一。可见，初盛唐七律以总数谈，简直少得可怜。盛唐名家的七律，据粗略统计：李白12首，杜甫在760年前21首，孟浩然4首，王维26首，崔颖2首，李顽7首，高适7首，岑参在760年前7首。从以上统计数字看，不论就创作总量或占全集比例说，李白七律都偏少一点，但不很悬殊。不能由此得出李白不善七律、不愿作七律或反对作七律的结论。放在七律创作尚不盛行的这个特殊历史环境看，以上诸说则不攻自破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