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白，对中国诗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文学史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他在中国诗歌史上杰出的贡献之一，是在绝句创作上获得了惊人的成就。在那短小精粹感人至深的绝句当中，七言绝句，尤为擅场。他那璀璨耀目、光华四射、才气横溢的七言绝句，堪称古今独步。历代著名的诗论家，对于他的七言绝句，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指出：“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他还在《全唐诗说》一书中，引用了李攀龙太白五七言绝句，“实唐三百年一人”的评语。清代的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中，把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推为有唐一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作之一。虽然他们对李白七言绝句非常推崇，然而对李白七言绝句的特色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则语焉不详。以后的李白研究者，对他的七言绝句，也没有作过详尽的分析和评述。本文仅就李白七言绝句的评价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衡量一个诗人在创作上获得的艺术成就，不是看他在创作上与前人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而要看他在创作中有哪些创新和特异之处？这些创新和特异之外，是否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打开了新的局面？以及，他的诗中出现了哪些独辟蹊径丰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的美的创造？读者从中可以得到哪些新的启示与美的享受？阅读好的诗歌，读者能够与诗人共享再现的生活乐趣，分担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激起他感情的波澜，从而走进诗人所创造的为别人没有发现过的艺术境界。
李白七言绝句的特色之一，是在创作上不假雕饰，感情真率。因而这些小诗自然活泼，富有生活情趣。他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一诗中，赞扬韦良宰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实这是李白的夫子自道，可以看作是他在诗歌创作上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境界。他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上，努力遵循这一创作原则。在自己的某些诗篇中，也确实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准和要求。因此，用这十个字评价他的某些诗作，是十分确切的。
李白七言绝句之所以感情真率，是因为他在写诗时，不是为了应酬，不为作诗而作诗，而是为抒发不可遏止的感情，他的诗是他在特定环境特定时间情感的真实纪录。当他挥毫落纸时，创作欲就如冲开了感情闸门的河流，美好的诗的语言破喉而出，颗颗珠玉，连贯而下。他的许多闪光诗篇，情绪饱满，清新自然，活泼可爱。《赠汪伦》就是这样动人的诗篇：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此诗两宋本、缪本题下俱注云：“白游径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酿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又《一统志》云：“桃花潭在宁国府径县西南百里，深不可测。”此即李白赋诗的背景。
汪伦或慕白之诗名欲与结交，知李白嗜酒，因常酿美酒以待白。
而调境不羁之李白，或不以为意。他将离开径县桃花潭时，也未与汪伦话别。当他乘舟欲行时，汪伦却赶来送行。诗人有感于汪伦今日之送行，又念及往日酿酒待己的厚意，惜别之情不李白诗歌艺术论能自已，遂就近取譬，写出了卓绝千古的诗篇。王琦注引唐汝询语曰：“伦一村人耳，何亲于白，既酿酒以候之，复临行以祖之，性固超俗矣。太白于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所以调绝千古。”“景切情真处，信手拈出”，就是它“调绝千古”的原因所在。
诗人捕捉住一时的灵感，因而诗句自然流走，仿佛脱口而出，信笔写成，实则凝聚着诗人深切的感情，倾吐了诗人肺腑之言。李白七言绝句往往不是直抒感情，而是通过景物的描写，使情寓景中。这样就能使感情含蓄蕴藉，深蕴不露，醇厚而真切。清代诗论家王夫之在论到诗中情与景的关系时说：“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就是”写真景物、真感情者夕：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对他的前辈诗人孟浩然非常尊敬，他在《赠孟浩然》一诗中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他对孟浩然何等仰慕和尊敬！唯其他平日对孟浩然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因此在送别时才能写出这样感人至深的诗篇。此诗一二两句写送别的地点时间以及被送者将去的地方，三四两句则通过景物的描写倾吐诗人对孟浩然依恋不舍之情。孤帆破浪而去，渐渐消失在夭边，人去江空，何日重见。诗人虽然没有直接写出黯然伤神的情绪，但碧空长江都仿佛流动着诗人的无限惜别之意。
刘永济先生在评这首诗时说：“行者已远而送者犹伫立，正以见其依恋之切，非交深之友，不能有此深情也。”又说：“善写情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者不贵质言，但将别时景象有感于花？者写出，即可使诵其诗者，发生同感也。”（《唐人绝句精华》）别景寓离情，正是这首诗特别感人的原因。
以上这两首送别诗，纯是作者心底惜别感情的真实流露，没有一丝常见的赠别诗那种庸俗的恭维与世俗的应酬。诗人就当时当地的实际环境，发抒自己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但仔细推敲，诗人也并非纯任夭然，无所修饰，而是非常注意技巧，表现了高超的艺术匠心。比如，他赋诗时，特别注意对象的身份。汪伦是村民，文化修养可能不很高，而诗人表达的感情又必须使他理解，因就眼前桃花潭水之深，比拟送行者感情之厚，天然巧合，不留修饰的痕迹。且用了散文的白描手法，行文自然流畅，明白如话。孟浩然是著名的诗人，对于诗歌当然有很高的欣赏能力，李白赠他的诗，情寓景中，含蓄蕴藉，切合他的身份和审美情趣。可见这两首诗，虽然仿佛脱口而出，信笔写成，实则并非率尔操瓤，也不是妙手偶得，而是经过认真的艺术构思写成的。正因为锤炼至炉火纯青，所以才精巧而不露痕迹，这正是诗人高人一着的地方。
率真纯朴，感情深挚，是李白七言绝句在抒情上的主要特色之一，诗人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是他赤诚的性格在诗中的自然表现。“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可见其胸襟的坦露。李白自小好游侠，豪放不羁，傲视公卿，“不屈己，不干人”，狂放纵酒，乐观而自信，“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他有这样的性格，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诗如其人”，这是不能勉强的。
李白七言绝句的特色之二，是诗歌的意象雄浑，气度豪迈，境界开阔。明代唐诗研究者胡应麟说：“太白七言绝，如杨花落尽子规啼、朝辞白帝彩云间、谁家玉笛暗飞声、天门李白诗歌艺术论中断楚江开等作，读之真有挥斥八极、凌属九霄意。贺监谓为滴仙，良不虚也。”李白热爱祖国，热爱大自然。二十多岁后，就开始游历祖国壮丽的山河，一生足迹所及，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有开阔的胸怀，表现在诗中才有开阔的境界和奔腾的感情。《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等，都具有这种特色。而《早发白帝城》，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道：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诗注家一般认为是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从白帝返江陵时写的。它将祖国雄奇壮丽的山河与诗人遇赦后的愉快心情，浑然一体地表现出来。诗中所写的景物，均为实景，并非浪漫夸张之词。《水经注·江水》：“有时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加疾也。……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交绝。”对此，“太白述之为约语，惊风雨而泣鬼神矣”（《唐诗选脉会通》）。这种船行三峡，瞬息千里，若有神助的情景，与诗人遇赦得还、绝路逢生的喜悦心情，得到了恰当的集中的表现。正如一些评论者指出的，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飞越”（《桂馥《札朴）；“两岸猿声一句，虽小小景物，插写其中，大足为末句生色。正如太史公于叙事紧迫中匆忙入一二闲笔，更令全篇生动有味。故施均父谓此诗走处仍留，急语仍缓夕，乃用笔之妙”（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此诗于雄快奔放之中，寓爽朗得意之情。气魄雄伟，气度开朗。读了此诗，精神为之一振。
李白的七言绝句描写优美壮观的自然风景，能使自己的审美认识融入壮丽的山河之中：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前者诗人写庐山飞流直下的瀑布，通过夸张的手法和精巧的比喻，写得雄奇壮丽；后者写天门山附近一段的长江景色，展现出一幅山高水远的风景画。这两首诗写的都是客观景物，但却似有无限的生命力。诗人不是冷静的拍摄景物，而是以无限喜悦的心情，带着欣赏的态度，描绘了两幅图画。诗里跳跃着诗人的形象思维：瀑布疑是银河，青山竞上对出，都附丽有作者的想像色彩。作者用这种主客观融合统一的笔法，把瀑布的态势和峰峦的精神写了出来，诗中的山水，是山水的动态，因此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李白七言绝句的特点之三，是独抒机杆，不拘一格，极富独创性。历代许多评论家，给予李白七言鸽句的独创性很高的评价。“李若飞将军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王稚登《李翰林分体全集序》）；“李太白之诗，务去陈言，多出新意”（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这些评语。是就李白整个诗作而言的，但按之于他的七言绝句，也是很贴切的。
作为抒情小诗的绝句，最忌字重、意重以及其他形式的重复，但李白在一些诗里，却存在着字重、意重，以及地名连续出现的现象。这不仅不是他绝句艺术上的瑕疵，反而增强了这些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
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李白诗歌艺术论前者“一杯”一词重复三次，后者“一”、“三”两字各重复三次，但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丝毫不觉其重复。王晓堂云：“作诗用字，切忌相犯，亦有犯而能巧者。太白诗一杯一杯复一杯反不觉相犯。夫太白先有意立，故七字六犯，而语势益健，读之不觉其长。”（《山禺阳诗话）其所以“犯而能巧”“语势益健”，是因为“先有意立”，也就是说，只有重复强调，才能恰切地表现出诗人与幽人开怀畅饮的心情。同样，《宣城见杜鹃花》一诗之妙，也是因为诗人意在笔先，微妙地传达出自己倾听杜鹃啼叫时的实际感受，有一字一顿之妙。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
《陪族叔刑部侍郎及中书贾舍人游洞庭五首》之一杨慎云：“此诗之妙不待赞，前句云不见，后句云不知，读之不觉其复。此二不字决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之扣拘耳。”（《升庵诗话）｝其实这还不仅是修辞上的流畅与否的问题，“不见云”说明了江山寥廓，江天无极，才引出了“不知何处”，前后呼应。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短短的一首诗，出现了五个地名。对此，王世贞评日：“此是太白佳境，二十八字中有峨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峡、渝州，使后人为之，不胜痕迹矣，益见此老炉锤之妙。”（《艺苑危言）王世愚曰：“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为绝唱，殊不厌重。”（艺圃撷余）金献之云：“李供奉《峨眉山月歌》五用地名字，古今脍炙。……天巧浑成，毫无痕迹，故是千秋绝唱。”（《唐诗选脉会通》）一般地说，诗中堆垛很多数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字、人名、地名，会有碍于写景抒情的鲜明生动，自然流畅。杨勃在文中喜欢堆砌古人的名字，被人讥为“录鬼簿”；骆宾王写诗，数字用得较多，被人称为“算博士”。李白在此诗中连用五个地名，而没有人笑他“开路单”，反倒击节赞赏，拍手叫好。
这不是后代评论者不公，而是因为此诗正如王世惫所说：“作诗到神情传处，随分自佳。”（《艺圃撷余》）它恰当地写出了当时的境况，创造出优美的艺术境界，给读者以美的享受。这五个地名都消融在自然景色和作者的行止动态之中，成为诗的有机部分。读者非但不觉得生硬呆板，还觉得真正写出了峨眉山月的特有风光。
其次，绝句要求韵调谐合，意境统一。李白写的一些绝句中，打破了这种成规，却取得了意外的效果，使诗歌别有风韵和情趣，增强了艺术表现力。譬如《越中览古》：
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抵今唯有鹤鸽飞。
一般的七绝，转折点都放在第三句。此诗前三句却一气直下，直到第四句才突然转到反面，急急收煞。使当年的繁华与今日的萧条形成强烈的对比，行文虽戛然而止却余味无穷。对这首诗，沈德潜谓“其格独创”，查慎行赞其“章法独创”。此诗的独创之处，在于注意运用收放开合的艺术手法，用昔日的繁华，反衬今天的衰落，以今昔盛衰之感，启示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又如《苏台览古》：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抵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此诗则着重写今日之春光，以暗示昔日繁华之衰歇。虽然也是写今昔变幻，但涵意又比前诗进了一层，往者已矣，来日可追，给人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感觉。《越中览古》、《苏台览古》这两首咏史绝句，对中晚唐咏史绝句的盛行起着开导引路的作用，在杜牧、李商隐、温庭绮的一些咏史绝句里，可以看到受李白这两首绝句影响的痕迹。
英国18世纪著名的诗人杨格，在论述独创性作品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成为天才特征的不能规定的优美和没有先例的卓越，存在于学问的权威和法则的藩篱之外，天才者必须跳越这个藩篱才能获得它们。”（《试论独创性作品》，袁可嘉译）李白七言绝句取得如此高超的艺术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创作上不迷信任何权威，敢于打破已往的陈规陋习，跳越旧的“法则的藩篱”，敢于大胆地创造，为着诗歌艺术的完美而不断追求，终于创造了前人无法达到的意境，这种艺术上的勇气，值得后人很好学习。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页）李白的七言绝句之所以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对七言绝句的发展，有着新的、独特的贡献。
李白对于七言绝句的贡献之一，是他把七言绝句这一诗歌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在文学史上站稳了脚跟，并灌注了新的血液，使其获得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从而扩大了这一诗歌形式的影响，由此被人们沿用而经久不衰。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珍视。
众所周知，早在唐朝初年，七言绝句就开始形成和发展，并且陆续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引起了诗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人们的注意。然而初唐的七言绝句，艺术表现上还没有臻于完境。王士祯说：“七言，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这就是说，七言绝句成熟于盛唐，而李白、王昌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王氏对李白在七言绝句上的特殊功绩，肯定还是不足的。我们知道，不论是初唐，抑或是稍早于李白的盛唐著名诗人孟浩然、与李白同时的王维、高适，以及稍后于李白的岑参，都写了一些有名的绝句，受到文学家普遍的好评。然而就其创作数量来说，都是不算多的。就以流传至今的七绝作品说，孟浩然有六首，高适有十二首，王维有二十四首，岑参有三十五首。四个人中，岑参的七言绝句最多，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较后、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已为广大诗人喜用有关。
李白有七言绝句八十八首（包括存疑的在内），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诗人创作的数量。杜甫绝句的量大，但绝大部分是他入川以后写的。因此可以说：开元，夭宝年间，是七言绝句的成熟期。王维、王之涣、贺知章、王昌龄、李白等，都是当时写七言绝句的圣手。他们或独自讽咏，或此唱彼和，或前后推许，共同推动了这一诗歌形式的发展。若论七言绝句之擅场、贡献之巨大，首推李白和王昌龄。王昌龄的七言绝句艺术水平是很高的，足可与李白抗衡而平分秋色。胡应麟认为他们两人七言绝句的成就，难分优劣，这个评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就诗作的取材和反映社会生活来说，王昌龄的诗作多属宫怨、闺怨、边塞以及发抒迁滴之感的诗篇，不及李白诗作反映社会生活深入而广阔，这是由李白丰富的社会阅历和自由豪放的性格所决定的，也是王昌龄无法企及的。
初盛唐七言绝句，大都是抒发诗人一刹那的感情，作品内容多是描写宫怨、闺怨、边塞、游历、闲适、应酬之作，或抒李白诗歌艺术论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情，内容比较狭窄。无可否认，抒发个人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生活内容，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不仅具有独特的生活感受，真实地反映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思想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人类一些共同的要求和愿望，引起了历代众多读者的爱好和共鸣。
但这些作品毕竟以描写和发抒个人感受为主，这就大大限制了对社会生活更深入更广泛地反映，缺乏重大的社会价值。李白的七言绝句，有些是直接描写当时重大的政治活动，能够较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安史之乱中，他以这一重大的事件为背景，写了《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东巡歌》两个大型组诗。直接反映了安史之乱的动乱现实，描写了皇帝、大臣、文人学士以及全国人民在这一动乱中的精神状态。对这两个组诗的评价，是有分歧意见的。有的人认为《上皇西巡南京歌》是粉饰现实的。
这种看法是表面的，他们没有看到诗人在歌颂言词后面所作的揭露，其中既有痛贬，也有讥讽。“胡尘轻拂建章台，圣主西巡蜀道来”；“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这不都是很辛辣的讽刺么！唐玄宗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抛掉了广大国土和人民，苍皇逃到成都避难。他也不思恢复国土，却急于在成都搞安乐窝。“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林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石镜更明夭上有，后宫亲得照娥眉”等诗中，处处把成都和长安对照，是有深意的。他把成都的宫延生活写得越是繁华，对唐明皇的贬责也越是严厉，从而揭露了这位逃难夭子的思想是如何腐朽、昏馈。
在《永王东巡歌》中，诗人的政治态度是明确的。“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南风一扫胡尘净，西入长安到日边”等诗句。都可以看出他对唐王朝的忠诚。诗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中多次称永王为“贤王”、“帝子”，而称玄宗、肃宗为“二帝”，措词极有分寸。诗人始终把李磷摆在诸侯王的位置，他不仅没有怂恿李磷称帝，而且对他萌发的称帝野心，微婉谨慎地进行规劝。他希望李磷臣服李亨，用兵北向征叛，这种心迹在诗中表现得是一目了然的。后人在这方面对他的指斥是不公正的。李白用七言绝句组诗，反映安史之乱的动乱现实，是成功的，这就大大地开拓了七言绝句反映社会生活的领域，这也可以说是李白对这种短小的诗歌形式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李白对七言绝句的贡献之三，是他写了许多绝句组诗，也包括上面提到的两组组诗。组诗的出现，大大地扩充了绝句的容量，增加了绝句反映生活的广度。他的绝句组诗，在艺术上有许多特色，这对以后诗人的绝句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第一，李白写的七言绝句组诗数量多，除上文提到的两组外，还有《横江词》、《陪族叔刑部侍郎哗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送外甥郑灌从军》、《别内赴征》等。这些组诗，分开来可独立成篇，合起来意若贯珠。杨慎云：“太白《横江词》六首，章虽分，意如贯珠。俗本以第一首编入长短句，后五首编入七言绝，首尾冲决，殊失作者之意。”（《升庵诗话》）“章虽分，意如贯珠”，这虽就《横江词》说的，对其他组诗亦适用。
第二，李白写的七言绝句的组诗规模宏大。譬如，《永王东巡歌》共十一首，《上皇西巡南京歌》共十首。象这样规模宏大的组诗，在擅长七言绝句的王维、王之涣、王昌龄、岑参的集子中，都没有出现过。可见，这也是他的思路比别的诗人高超的地方。这在当时诗坛，堪称独树一帜。
第三，李白写的七言绝句组诗形式多样，有的组诗纯是七言绝句，有的则是七言绝句与长短句混合组成，如《横江词》就是。组诗形式不拘，视其内容而定，需短则短，需长则长，运李白诗歌艺术论用之妙，存乎一心。
李白集中七言绝句组诗的大量出现，既保持了七言绝句短小精捍的艺术形式，又解决了七言绝句反映生活容量小的矛盾。
这对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推进。
对于李白的七言绝句，历代评论者也时有微词，意见并不统一。论到七言绝句的时代风尚时，王世贞有个著名的论断。他说：“七言绝句，盛唐主气，气完而意不尽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气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时代优劣也。”《全唐诗说》叶燮在《原诗》中则说：“斯言为能持平。”又说：“然盛唐主气之说。谓李则可耳，他人不尽然也。”可见，李白的七言绝句，被认定为盛唐“主气”派的代表，则是确定无疑的。按照王世贞和叶燮两人的论断，合乎逻辑的得出：李白七言绝句有“气完而意不尽工”的毛病了。那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盛唐七言绝句主气，中晚唐七言绝句主意，这是诗歌创作的时代风尚。这种风尚，既有社会原因，也与文学本身的承继和发展有关。所谓主气，就是诗人感情和夭才的最充分地表现，是诗人气质在诗中淋漓尽致的表露。盛唐时代，国力强盛，诗人对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他们以自豪的心情在纵情歌唱。在他们的诗中洋溢着爱国主义情绪，饱含着青春向上的盛唐气象。而在艺术上，勇于冲破传统的清规戒律的约束，极大地发挥夭才与独创，内容的充实与形式的完美都是空前的。这样健美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他们有时对诗歌意境美的追求有所忽视，然而它却活泼自然，天真烂漫，犹如出水芙蓉，带有夭然的姿韵。李白作为诗国的李白七言绝句艺术探微代表，盛唐诗坛的骄子，才气尤为特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写七言绝句这种抒情小诗，一挥而就，发抒一时的真实感情，是用不着雕琢的。他不是为作诗而作诗，也不必刻意求工，此正是他在艺术创作上不拘人拘物而获得的特别成功的地方，胡应麟在《诗蔽》中说：“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
李攀龙认为李白的七言绝句“盖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顾失焉。”（《转引自《全唐诗说》）唯其他写诗是“兴会标举”、“不用意得之”，因而在他的七言绝句里，才充分地表现出诗人自己的个性，有着诗人独特的兴致、情趣、韵调，自然、活泼、天真，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臻于“气完”的境地。主气确实是李白七言绝句的特点，而“意不尽工”则未必是值得指责的。因为在诗歌创作上，“主气”与主意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如果刻意求工，过分地不适当地寻求完美的表现形式，则必然失掉诗人本来的兴致和情趣，写出来的诗，则可能索然寡味。因此，“意不尽工”还是诗人在创作中处理“主气”与“主意”矛盾时不失为较好的一种结果，此其一。
“主气”，重在表现自我，有浓郁的主观感情色彩。“主意”，重在描写客观，诗人把自己的感情隐蔽在客观事物描写的背后，令人不易体察。前者是“有我之境”，后者是“无我之境”，诗人抒写的侧重面不同，顾此必然失彼，很难做到两全其美，此其二。何况，“意不尽工”，也不一定是艺术上的瑕疵。诚然，意工是许多诗人竭力所迫求的，然而“意不尽工”却是普遍存在的。这在古今中外杰出的文学家的得意之作中，都是难以幸免的。成功的艺术创造，必然伴随着某些不足之处，这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这些不足之处，需要留待后世的作家逐步加以补足，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如果诗人在创作时刻意求工，则不免留下斧凿的痕迹。因而盛唐诗人宁愿追求气格的完整、韵李白诗歌艺术论味的悠长和兴象的玲珑，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气韵天然，不可凑泊”，而不去刻意求工，不让才气听受形式的束缚，这是不应受到责难的。
胡应麟对李白的七言绝句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指出其缺点，他说：“李词或太露”，这倒是符合实际的。李白某些七言绝句的词句，过分直率，不够含蓄，难免有点粗浅，诗的韵味也不足。譬如：“去年别我向何处？有人传道游江东”（《东鲁见狄博通）；“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贯酒与君倾”《送韩侍御之广德令》等等，就有这个毛病。但也必须指出，有些诗是特定环境的特定产物，是诗人一时感情的真实流露，他是心有所感，情有所迫，下笔立成，一挥而就，至于是否粗浅。他在创作的当时是不会去多加考虑的。有时，单句摘出，未免粗浅，但放在全篇中看。却又并不觉得粗浅，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原载《古典文学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5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