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人口有效控制和经济快速发展两大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跨越。
第一节 新中国人口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发展处于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二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人口发展逐步走向有计划、可控制的平稳增长时期。这两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区别，不仅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上，而且还表现在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
一、人口总量的发展
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把中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平，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1949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的八年，人口净增1.05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二）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
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三）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平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八年净增人口1.57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致使人们开始不断进行反思，但在究竟如何对待的问题上仍存在着很多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在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行动。因此，以上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建国后人口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
（四）人口有控制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使人们认识到人口控制已迫在眉睫。中国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人口由无计划、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有计划、可控制的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中国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相当可观。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超过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的净增人口。
（五）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
（六）人口平稳增长阶段（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和完善，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高出生率得到控制，并持续稳步下降。1991年人口出生率为19.7‰，2008年降至12.1‰，13年下降了7.6个千分点，并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从2000年开始，年净增人口低于1000万，中国人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二、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
（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阶段
20世纪50年代，面对人口增长过快的态势，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指出，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1953年的《农业发展纲要》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错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计划生育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生率急剧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现了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计划生育被搁置。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这段时间，由于只在部分城市试点，广大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因此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20世纪70年代初，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人口发展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邓小平指出，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1980年，党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兼任国家计生委主任。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了“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的人口政策。1982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1月写入新修改的宪法。1984年，党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对生育政策作出了必要调整。这一时期的计划生育虽有波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2.17，接近更替水平。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口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在人口、资源、环境三者关系中，人口是关键。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从1991年开始，中央连续15年召开座谈会，总书记、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专题部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1997年后，陆续将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和水利等工作纳入其中，更名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一阶段的计划生育工作成效明显，1993年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10‰以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
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后，国家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同时积极推进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转变。2000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今后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此前后还颁布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修订了地方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全面纳入法制化的轨道。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也陆续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2004年，国家启动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历时两年，研究成果为国家制定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了重要支撑。“九五”和“十五”期间，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
（三）统筹解决人口问题阶段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为认识和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决定》的发布表明，做好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着。
第二节 我国的人口现状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知，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的总量为13.4亿人，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净增长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是0.57%，即5.7‰。与上一个十年相比，1990～2000年，我国人口净增长1.3亿，年均增长率是1.07%，也就是10.7‰。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约5600万人，这表明我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得到了较好的执行，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的控制。
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这次人口普查是在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后进行的首次人口普查，对于摸清人口国情，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至关重要。
（一）总人口
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300人。
（二）人口增长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时）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三）家庭户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0.34人。
（四）性别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五）年龄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为222459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3.36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
（六）民族构成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8.49%。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6537177人，增长5.7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7362627人，增长6.92%。
（七）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19636790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87985979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519656445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8764003人（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上升为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上升为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上升为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下降为26779人。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54656573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减少30413094人，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下降2.64个百分点。
（八）城乡人口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九）人口的流动
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86075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59423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26652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6995327人，增长81.03%。
人口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反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人口总量、结构、素质和迁移流动等数据，不仅揭示出我国人口的基本状况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也彰显了党和国家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提升人的素质、统筹城乡发展的不凡进程。
人口的普查数据反映出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也面临着一些矛盾和挑战。一是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加快，二是流动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三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偏高，这些都会给我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因为人口问题非常复杂，影响也非常深远，所以我们要根据人口变化的趋势更加深入科学地研究人口变化的规律，在这个基础上未雨绸缪、统筹考虑，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积极应对人口发展带来的新挑战。
二、我国人口现状的基本特征
进入21世纪的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人口城市化、非农化水平的加速，与此相应的人口问题也凸显出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人口增速减缓，生育率持续保持较低水平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增长速度也在不断减缓。20世纪末，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20世纪70年代，我国大致每年净增人口2000万，20世纪80年代每年净增人口约1600万，20世纪90年代每年净增人口约1300万。而进入21世纪后，每年净增人口已经下降到不足1000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进入低生育率时代。按照这样的增幅，从13亿达到14亿人口，需要13年时间，即2017年达到14亿。
庞大的人口数量一直是中国国情最显着的特点之一。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但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作用，当前和今后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年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照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3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受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中国迎来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
庞大的人口数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方面影响，在给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给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
（二）未富先老，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
在人口增速减缓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共约1.77亿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8.87%，共约1.18亿人，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平均为5.8%，发达国家比重平均为15.9%。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比重相比，我国的8.87%明显偏高。据预测，到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64亿，占总人口比重的16.1%，80岁以上老人达2200万。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对未来社会抚养比、储蓄率、消费结构及社会保障等产生重大影响。
预计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老年人口将以每年3%～4%的速度递增，且成为21世纪人口老龄化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总数将达到4亿人，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支撑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也在不断增加，养老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如何解决“未富先老”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将是十分严峻的挑战。
（三）城市化水平提速，城镇人口大幅增加
在人口总量增长趋缓的同时，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城镇化水平只有17.9%。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这十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2010年，发展中国家城镇人口比重平均为45%，发达国家比重平均为75%，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略高。
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特大城市人口尤其显着。上海、北京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规模都已经超过1500万。
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加剧了人口与城市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比如，人口高密度聚集，不仅导致交通拥堵，城市效率降低，也对城市居民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另外，如何使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居民融入城市，给他们以市民待遇，进而体现社会公正。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如何对人口进行合理调控，无疑对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提出严峻考验。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非农化水平也在不断上升，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非农业水平只有20%左右，绝大多数就业人口聚集在第一产业，呈现典型农业社会特征。而到2005年，非农化水平达到54%左右，全国就业人员7.5亿人，有4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中至少有1.3亿农村就业人员从事非农产业。
与此同时，也有一系列因素影响非农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比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等。我国目前只需要2.2亿农业劳动力就可以支撑对农业生产的需求。“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如何将绝大多数的农民转移出来，成为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成为城市居民，这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四）流动人口大量增加，促进了城乡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的流动和迁移空前活跃，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和迁移。今后一二十年还将有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动力，同时又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制约和挑战。
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增长81.03%，比2000年增加了1亿人。第六次人口普查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占的比重增加，内陆稍微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占的比重在下降。由此说明，更多的人口从内陆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这种趋势反映了人口流动和经济格局是协调一致的。人口的迁移既促进了人口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满足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又提高了人口流出地区的收入水平，改善了人口流出地区的发展条件。因为流出去以后工资还要汇回来，这是一个双赢的事情，所以流动人口的增加，沿海发达地区人口所占比重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中国经济活力在增强，也促进了城乡更加均衡地发展，东西部更加均衡地发展。
（五）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从人口素质的一些指标看，中国居民的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的素质在不断提高。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文盲率下降，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二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大幅度上升，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这非常形象地体现了我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进步，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
（六）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就业压力日趋严重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按16～64岁的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口的峰值。出生率长期持续的下降，已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2000～2010年，中国19～59岁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0.93亿，年均增加930万。即使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十年过后也将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要多出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目前全国每年能够提供的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00万，就业岗位的供给与需求相差100多万，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对生产性人员特别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巨大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普通高校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形成结构性失业。
我国劳动力素质不高，是影响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的瓶颈。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47.6%，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荒。作为制造业的大国，我国还处在世界产业分布链的低端，这种状况也需要改变。着力提高人力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已经成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国际竞争力，确保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必须在继续挖掘未来十几年人口数量红利的同时，进一步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力发展高中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变化的劳动力队伍，不断提升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而且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将更加沉重。全国7.5亿就业人员，从事第一产业的3.5亿中至少还有1亿多需要向城市转移，向非农产业转移。我国就业压力将进入新的高峰期，并对改革、稳定和发展形成巨大的影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失业问题将长期困扰21世纪初叶的中国。
（七）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短期内难以消除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出生性别结构的重要指标。在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为103～107。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基本形势如下所述：
1.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升高
1982年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出生性别结构开始失衡。此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快速持续上升，1990年升至111.14，2000年达到116.86，2010年进一步攀升至118.06。
2.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而攀升
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均显示了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2005年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较低；第二孩升高到143.22，严重偏高；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严重偏离正常值。显然，多胎生育存在人为选择孩子性别的现象。出生性别结构失衡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结构性的，也是深刻的和长远的。
从人口变动的角度看，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将带来如下主要问题：
一是对女性生存权利的侵害。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是中国构建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政治方针，攸关社会安全和社会和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且持续升高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女性出生人口相对于男性出生人口的不平衡以及低龄女童非正常的高死亡率水平，是对女性生命权和生存权的侵害，是对人类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损害。
二是难以逆转的社会经济后果。女性是直接的生育者，肩负人类繁衍生息和永续发展的重任。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女性数量减少，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影响人口长期持续发展，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
同时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加剧，说明刚性重男轻女的观念因素，狭小生育选择的政策因素和通过B超等技术选择性别的市场因素都没有从根本上和大范围的得到改变和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将演变为男性可婚人口过剩危机。有学者估计，1983～2010年，中国已经出生的男婴比女婴多出了4100万，今后还将增加。通常情况下，人口性别比一定程度的失衡是可以通过婚龄差来调整的。但若失衡严重，其后果必将导致婚姻市场挤压，由此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并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三节 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三种人口再生产的类型。第一种是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以及相应的人口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它和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相联系，表现为人口平均寿命短，世代更替迅速，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第二种是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农业经济相适应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其特点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第三种是与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其主要特点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
一、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过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化，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
（一）由“原始型”向“传统型”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许多恶性传染病得到控制，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同时，社会的安定也给生育提供了较好的环境，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人口出生率一直居高不下，导致了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即由旧中国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进入了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横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的前三个阶段、两次生育高峰期。
（二）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和不断加强，出生率开始不断下降，死亡率继续稳定下降，人口再生产类型又出现了新的转变。这一阶段，人口死亡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由1971年的7.3‰逐步降低到1977年的6.9‰，以后死亡率一直保持在7‰以下的水平。人口出生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的30‰左右，到20世纪80年代下降到20‰左右，进入20世纪90年代，出生率继续降低，到2010年已降到12.13‰。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人口就开始了向现代型的转变。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人口已完成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第二次重大转变，进入到现代型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二、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特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再生产类型的重大转变，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生的。特别是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并非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面临着世界上最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最复杂的人口形势，但在政策调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包括稳定和完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养老保障机制，对群众生育观念和性别平等观念进行宣传倡导等，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长期以来我国人口的低生育水平证明，中国这种政策调控和社会发展双管齐下的方式是十分成功的，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从“高、低、高”向“低、低、低”的转变。
速度快、周期短，是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显着特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提高、死亡率和生育水平的缓慢下降而逐步实现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自然转变过程。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二次转变，表现为生育水平由高到低的转变。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转变同样体现了速度快的特点。20世纪70年代前，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一直较高，1949～1969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8，出生率为33.8‰，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生育水平开始迅速下降，1972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5.0以下，到1977年，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3.0以下，出生率下降到20‰以下。20世纪末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8左右，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之快，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奇迹。
三、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它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成因
人口规模控制和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加快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进程。人口老龄化本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由于中国生育率下降较快，因此，老龄化的来临也就比较快。无论是人口总量的继续扩大，还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对未来的中国都是严峻的挑战。而且，人口数量控制与人口老龄化还是一对矛盾。人口数量控制越严格，人口老龄化速度越快，老龄化状况越严重。如果放弃人口控制政策，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会因此而减慢，但是生育率会反弹和上升，人口总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在卫生保健等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人口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特别是低年龄人口比其他年龄人口死亡率有了更大幅度的下降。而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因此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962～1970年，中国创造了迄今为止历史上人口年增长速度的峰值水平。
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状与特点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现状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型的人口结构。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大
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2亿，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3%，占亚洲的38%。
（2）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来势猛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速度十分惊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将达到11.92%，比2000年提高4.96个百分点，届时每8个人中就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2020年以后老龄化程度继续提高，到21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5%。
（3）超前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达时期出现的，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同时，由于老龄化速度慢，允许其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准备和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生育率急剧下降造成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即“未富先老”，薄弱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在未来50年，根据联合国预测，我国老年人口增长将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平缓加速增长阶段。2000～2028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从2000年的不足1亿增加到并超过2亿，平均每年增加近400万。第二个阶段是急速增加阶段。2028～2038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由2亿增加到并超过3亿，平均每年增加1000万。第三个阶段是基本平稳阶段。2038～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由3亿增加到3.2亿人，平均每年增加150多万。
我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最为严重的时期大约是在2025年以后，其理由有三：一是，届时老年人口将会在巨大规模的基础上迅速增长；二是，届时老龄化发展的速度最为迅速；三是，届时人口年龄负担比将进入上升时期。但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行动必须从现在开始。
第四节 我国人口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未来几十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也是人口安全的高风险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我国人口发展取得的成就
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到来，有效地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飞跃。
（一）人口数量有效调控，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
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少生了近4亿人，使总人口达到13亿延迟了4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在20世纪唯一达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并将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提早半个世纪实现人口零增长，对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人口规模在经历了急速扩张后，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不仅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在人口基数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人口规模的净增量也逐年缩小。20世纪70年代初，每年人口出生数高达2700万，人口净增量每年高达2000万以上，而到现在，每年出生人数降到1600万人左右，人口年净增量已经降到700万～800万。人口规模的这种减速增长，既大幅度减轻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人口压力，又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国年轻一代人均教育资源的占有量。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我国人口抚养比下降1/3左右，创造了较长时期的人口红利期，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4以上。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其他国家，人口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8.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2007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400美元。从改革开放前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上升到74%。据测算，如果不搞计划生育，人均GDP也就只有1800多美元。
（二）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
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减缓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40年左右的人口抚养比相对较低的黄金时期，增强了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庞大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重压，为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发展环境、拓宽发展空间创造了最为宝贵的客观条件。几百年来，特别是近100年来，巨大的人口规模像一个沉重的包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一直以地大物博自豪于世界。确实，从总量上，中国的众多自然资源储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实的自然资源大国。但是，当用人均指标衡量时，它立刻就成了资源贫匮的落后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既成了中国的突出国情，又成了中国追求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
据测算，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的资源环境将面临更为沉重的压力，人均耕地、森林、水资源、能源等将比目前减少20%以上。
（三）人口生存和发展状况明显改善，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顺利
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8岁提高到目前的73岁，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5岁以上的国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从4.5年提高到8.5年，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到了18.1‰，孕产妇死亡率降至36.6/10万。在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中，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最快的国家，由1990年的第一百零五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八十一位。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跨越，人口优势顺利地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为世界人口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负责任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使世界60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探索出计划生育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路子，为减贫事业提供了新思路、新途径。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5亿减少到1500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扩大人口发展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我国在国际人口发展领域的影响力显着增强。
二、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
尽管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增长时期，未来20年人口增长速度还将进一步减慢，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增长的惯性作用，人口总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保持增长态势。按目前生育水平预测，到2020年，人口总量将达到14.3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2年前后，达14.7亿左右。人口总量过大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控制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占全球1/5的庞大人口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制约前提，也左右着世界人口总体发展趋势。未来十几年，中国人口仍将以每年净增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加，还将呈现出“低增长率、高增长量”的发展态势。
（二）人口素质总体不高
人口素质总体上有明显改善，但与现代化发展要求相比依然差距较大，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存在深层结构性缺陷，如出生人口素质、身体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社会信誉等亟待提高。一是人口健康素质较差已成为影响人口安全的重大挑战之一。目前，每年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畸形儿出生，地方病患者在6000万左右，全国残疾人总数达8296万人，其中智力残疾人达554万，不健康人群总体数量庞大。全国每年出生缺陷发生率4%～6%，每年出生缺陷实际发生数约为100万例。二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制约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3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入学率和升学率大幅度提高，但是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刚刚达到8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5465万人，距离发达国家乃至某些发展中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三是人口道德素质不容乐观。由于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加之受传统的私有观念、封建残余思想和西方腐朽没落思想的影响与侵蚀，社会上部分人群失去理想、信仰支撑，造成理想信念动摇、信仰危机、伦理失范、道德滑落、诚信缺失、社会责任感淡漠等现象。
（三）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居高不下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在2020年前后，15～59岁的人口有9.3亿多，15～64岁人口有10.1亿多，9亿～10亿持续时间较长。目前比较严重的问题和矛盾：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继续增长和就业问题。出生率长期持续的下降，已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是未来1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仍处在缓慢增长阶段，10年过后也将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二是劳动力供需之间的不匹配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对生产性人员特别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巨大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普通高校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越来越困难，形成结构性失业。
就业始终是中国政府长期面临的压力，人不能就业就不能安居乐业，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
（四）老年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数量多、老龄化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的特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20年将达到11.2%，到本世纪40年代将达到峰值3.2亿人，占总人口的22%。
随着多年来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们健康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将急速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重度老龄化。老年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龄化程度还将继续提高。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的，而中国的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时间差。庞大的老年人口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老龄社会加速发展，给社会保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困难。
（五）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1年为109，只略高于正常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继续偏高，2000年提高到116.86，2010年提高到118.06，严重偏离正常范围。导致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异常偏高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其特点如下：一是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程度不断加剧；三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地域范围有逐步扩大、偏高程度普遍加剧态势；四是城乡出生性别比均失衡，但农村比城市更为严重；五是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就越不正常。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异常偏高已经形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危机，势必对今后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婚姻、家庭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别结构失衡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将会日趋显现和加剧。由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也将会是长期的、持续的。性别比失衡可能引发由性罪错导致的犯罪率的升高，给社会安全造成危害，如果再与吸毒和艾滋病等结合起来，将有可能成为对中国公众生命安全的极大威胁；对婚育和家庭稳定形成挑战，影响社会稳定；对社会性别关系造成不良影响；部分男性婚姻成为不可能，他们将会孤老终生。
（六）流动迁移人口持续增加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出现了以市场为主导、以发展型迁移为主要形式，规模空前的产业转移和城乡区域流动。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可知，全国流动人口达2.2亿，主体是生育旺盛期人群。未来二三十年，是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全面加快、人口迁移规模最大、活跃程度最高的时期，将有3亿左右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人口在960万平方千米国土上进行迁移与分布，将成为综合影响我国未来一个时期整体及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生态建设、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动力，同时又是对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制约和挑战。流动迁移人口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基础设施、自然环境以及政府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能力构成沉重的压力。
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庞大，改变了传统的人口格局。从流动人口问题表面看，是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是人口自身的发展问题。事实上，流动人口问题的背后是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问题，是城乡统筹和谐发展问题，是社会稳定、公平正义和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做好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布局，是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问题，必须切实抓好。
（七）贫困人口结构趋于多元
现在贫困人口不仅存在于农村，而且存在于城市。农村贫困人口现在有2148万，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因其他原因返贫的还不在其内，也就是说，农村低收入人口还有3550万左右，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城市虽然有了低保，但是生活仍然面临很大困难的有2241万。随着城市建设加快，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群体即失地农民，现在失地农民已经达到4000多万人，等于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
（八）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日趋尖锐
我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我国人均水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森林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8，主要矿产资源拥有量为世界水平的1/2。现在中国的生态环境局部恶化的态势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国是世界上土地沙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沙化土地、荒漠化土地分别为173万平方千米和263万平方千米，分别占国土面积的18%和27%。现在每年仍平均以3400～3600平方千米的速度发展。总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国情将长期存在，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这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
此外，由于现行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意愿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生育水平还比较高，任何政策偏差和工作失误都可能导致生育水平的反弹。同时，人口总体素质还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人口总量与资源环境的尖锐矛盾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制约，人口分布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这些都会对我国未来的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三、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总体思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将迎来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素质总体不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人口流动与迁移更趋活跃，人口发展处于数量、素质、结构及分布各要素相互交织、综合作用的历史时期。
总的来看，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从长远来看，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人口问题是发展问题
人口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坚持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人口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人口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统筹解决，要在继续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大力提高人口身体、教育和文明素质，调整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分布等结构，使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变动和发展相适应，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制度创新，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和持久的动力源泉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世界第120位。按现有的需求水平，我国的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在2亿吨的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十四位。
以基本国情为依据谋划未来发展，要求我们既要适度的调控人口增长，又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统筹处理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一是，稳定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生育率应该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其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预计2020年，人口总量要达到14.3亿人，2033年前后达到峰值15亿左右。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现阶段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必须保持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紧紧抓住三个关键点：重点在农村，难点在流动人口，关注点在人口“大”省、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较“晚”省份和流动人口较“多”省份，加强分类指导，抓重点促全局。
二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生产方式上实现双资源优化组合，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节约利用物质资源，形成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并重的产业结构。在消费方式上倡导适度储蓄、适度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在分配方式上，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不断完善分配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科学把握人口因素变化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
科学把握人口因素变化对于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积极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保持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是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的重要目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人口结构特征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庞大，劳动力资源充足。按16～64岁的人口计算，2016年将达到9.9亿人口的峰值。2050年为8.7亿人，比2000年还要多出2800万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
从市场能量规模看，我国人口总量大、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快的增长阶段，内需潜力巨大，必将成为较长时期内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强大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8～200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排名首次进入前30位。拥有快速增长、规模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是我国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一个保障。
四、当前我国人口工作的主要任务
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五项战略任务，即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稳定低生育水平，首先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现行生育政策是几经调整并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政策，必须继续坚持，这是实现人口控制目标的重要保证。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遏制生育水平反弹的苗头，关键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坚持依法行政、思想政治教育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
（二）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为4%～6%，全国每年有80万～120万例出生缺陷发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我们将加强部门合作，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探索推行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努力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出生人口素质是国民素质的基础和前提，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一项重要任务。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强化政府责任，加强出生缺陷预防和干预能力建设，全面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与医疗保健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密切配合、优势互补，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学知识，倡导科学婚检，开展婚前、孕前、孕产期、产后服务，努力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和实际发生率。加强艾滋病预防和监测，对感染艾滋病的孕产妇，要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阻断母婴传播渠道。开展婴幼儿早期教育、强化独生子女社会行为的教育和培养。
（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严重偏离正常值范围，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严重隐患。对此，必须高度关注，强力遏制。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注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持续攀升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持续时间过长，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扭转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趋势难度很大，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违法行为。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严惩对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
近几年，在全国开展的“关爱女孩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我们将全面总结经验，加大男女平等和文明生育观念的宣传教育力度，制定和落实有利于女孩健康成长和妇女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开展优质孕产期保健服务，坚决打击和查处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通过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切实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势头。
（四）完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
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既为城乡发展创造财富、注入活力，也给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带来巨大挑战，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实现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低生育水平长期稳定。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口登记制度。解决流动人口在就业、就医、定居、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逐步将进城务工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保护其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缺乏手段的状况。
完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应做好人口发展功能区规划工作，提出人口合理分布的政策、对策建议，研究制订推动人口有序转移、加快城镇化进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探索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带动人口转移的具体路径和模式。根据城乡一体化格局发展的要求，解决好人口与城镇布局之间的关系。加强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建立流动人口优质服务体制机制，使流动人口享有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形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一盘棋”格局。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我国“未富先老”、老年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决定了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积极、健康的应对老龄化的路子。在农村，集中了全国70%的老年人口，养老成本相对较低，可考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以社会保障为依托的田园式养老方式。加快建立广覆盖、补贴式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对最需要保障的计划生育家庭老人给予优先优惠。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逐步提高农村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在城镇，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对赡养和照料老人的独生子女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对老人给予适当的护理补贴。同时，积极发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知识和经验密集型产业，发展适合老年人特殊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市场，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参与社会。
妥善解决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任务相当艰巨。人口老龄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的二三十年，应建立社会和家庭相互配合的、适宜的养老保障体系。
中国老龄化呈现速度快、规模大、未富先老等特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逐步凸显。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安全网，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农村，以计划生育家庭为突破口，建立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险制度；在城市，逐步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
总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的发展形势不容乐观。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人口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础上，着力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
30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人口众多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推动改革、谋划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要以这一基本国情为根本依据。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只有从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等问题，实现人口自身发展的协调，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发展的协调；必须坚持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发挥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实行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必须坚持国家指导与群众自愿相结合，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必须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