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文化成就
一
本章主要介绍中国古代的四种文化成就：文字、天文历法、医学和诗歌。你不妨猜猜，对于帝国的兴衰，这四种文化哪一个的影响力最大呢？影响力大小的顺序和上面的顺序是一样的：文字最重要，其次是天文和历法，再其次是医学，最后是诗歌。我们也按照这个顺序来介绍。
先说文字，为什么说文字是最重要的呢？文明的本质，是信息，是知识。试想，我们现代人的生理状态和古人差不多，我们不比古人更聪明或者更有力气，为什么我们比古人更文明呢？就在于我们掌握的知识。就像电脑文件需要硬盘来储存一样，知识也需要一个载体。在没有文字的时代，这个载体只能是人的大脑。知识的积累只能靠原始人的口口相传，积累不了多少就达到了人类大脑记忆力的极限。因为这个限制，文明最多发展到原始部落的程度就会止步不前。文字不需要借助人力就可以永久保存信息。文字的出现，相当于给一台只有256K内存的电脑外挂了一个有无数空间的硬盘，有了文字，文明才能够无限制地积累发展。反之，如果失去了这个硬盘，那人类文明就如同被格式化了一般，要从这宇宙中消失了。所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人类文明。
甲骨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在甲骨文之前，也许还有更古老的汉字，但是因为书写的材质不易保存，所以就没有保留下来。“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简称。商朝人很迷信，在进行国家大事之前要先占卜，问问神仙是什么意思。有一种占卜方法是在龟甲（常用的是龟的侧腹甲，而不是背甲）或者兽骨（常用的是牛的肩胛骨）上钻出小孔，用火烧烤。因为热胀冷缩的缘故，甲骨上会烧出裂纹，古人就根据裂纹的形状来判断凶吉。有时，古人会把所问的问题、占卜的结果、占卜是否应验等内容写在甲骨上，在甲骨上打上孔，用绳子串起来作为档案保存。这种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中国最老，但不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前面在讲青铜文明的时候说过，苏美尔文明在各方面都要比中国更古老，文字也是一样，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埃及的象形文也要比甲骨文更早。和甲骨文同一时期出现的，还有“金文”。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是铸造而成的——先制造一个空心的模子，然后把熔化的青铜汁浇到模子里，冷却后就造好了一件青铜器。古人先在模子上刻上反着的字，铸好的青铜器上也就带有相应的文字了。古人又称青铜为“金”，所以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
作为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很不实用，写起来太麻烦了。那个时候，只有极少数人才会写字，全国连本像样的书都没有。到了西周的时候，终于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中国人开始用毛笔沾着墨水，在竹板和木板上写字了[9]。竹筒是圆的，人们只能在平面上写字，所以古人要把竹子削成窄窄的一片，一片上只能写一行字，这样的竹片称为“竹简”。一根竹简上能写的字太少了，写一段话需要很多根竹简，古人就用绳子把这些竹简穿起来，连成一排，叫作“册”，“册”就是竹简时代的书。“册”是个象形字，是一排排竖着的竹简用横着的绳子穿起来的样子。古人在竹简上写错了字，用刀把错误的地方削下来再重写。所以“删除”的“删”字，左边是一个代表一排竹简的“册”，右边是一个代表刀的“刂”。
除了竹简，古人也把木头削成片写字，称为“木简”或者“木牍（dú）”。竹简和木牍合称为“简牍”。我们今天还习惯把文稿称为“文牍”，把书桌称为“案牍”，把篇幅太长的文章称为“连篇累牍”。除了简牍外，古人还在丝织物上写字，称为“帛书”。帛书写完之后卷成一卷，称为“卷”。今天我们还用“第一卷”“第二卷”来编排图书。帛书书写容易，可是太贵了，所以当时最流行的书写方式还是简牍。
简牍的出现虽然在历史记载上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简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廉价的书写工具。它的出现使中国人第一次有大量的书籍可以阅读，可以自己想写点什么就写点什么。读书变得容易了，读书的人也就多了，因此出现了中华文化的第一次大爆发，史称“百家争鸣”。下一章我们要讲到的孔子、老子及诸子百家，他们的出现也与简牍有很大的关系。
简牍的普及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前面说过，一个君主要想直接统治面积广大的领土，就需要许多官僚来帮助他。关键是，作为官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才行，起码得会读书写字。在简牍出现之前，读书的成本太高了，怎么也不可能靠甲骨文来培养一大批读书人。而且官僚机构运作还需要大量的文件往来——如果要都通过口头管理地方事务，没有签字，没有印章，行政命令光凭传话人的一张嘴，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国家不就乱套了吗？大量的文件往来，就必须要有廉价、轻便的书籍，这也只有出现了简牍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只有简牍的出现，中国才可能产生足够大的官僚机构，西周时一个个村子一般大小的国家，才有可能兼并成大国。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廉价书写方式的出现造就了人类文明第一次大爆发：在东方是简牍——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在西方是莎草纸——古希腊文明。印刷术的发明造成另一次爆发：在东方是宋明儒学；在西方是文艺复兴。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信息传播的新变革：互联网。在一个小小的手机上就能阅读超过人类最大图书馆的海量资料，这是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们正处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中，这场变革还未停止。
简牍是中华文明得以昌盛的根源，在我们今天的话语里，还可以见到很多简牍的痕迹。庄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他夸一个叫“惠施”的人学问大，说惠施的书能装满五辆车。这个典故就是成语“学富五车”。这五车著作，就是用简牍写的。简牍体积大，能写的字有限，五车书还不算夸张。要是用纸写的五车书，那就太夸张了。把“简”用绳子连在一起叫作“编”，所以“编”字有“把文字连在一起”的意思。今天，如果有人把很多现成的文章合在一起变成一本书，就说这本书是他“编”的。“韦编”是用皮做的“编”。有个成语叫“韦编三绝”，说孔子读书太用功了，反复读书，把连接简牍用的皮绳都磨坏了好几次。还有个成语叫“断简残编”，用来形容残缺不全的文字。
最后，我们再回来说说文字。迄今为止，人类积累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记录的。这就意味着谁掌握了文字，谁就能借用全人类的知识。在历史上，掌握文字的大多是上层人。文字和上层社会，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古代，学习文字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金钱，往往只有生活优越的人才能做到。反过来，知识等于力量，掌握知识的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因此可以获得更为优越的社会地位。
纵观整个人类史，只要是文明昌盛的社会，知识分子的地位都比较高，备受尊敬，中国也不例外。在古代，读书人拥有免徭役、免税、见官不跪、不挨板子、有资格穿特殊的衣服等等特权。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时间待在学校里，不停地学习、读书，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从浅薄的意义上说，是因为学知识可以增加我们的能力。能力提高了，单位时间能生产的价值也就提高了，我们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在所有正常的文明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都高。从更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读书为的是把人类唯一的家底——无数天才积累了几千年的知识攥在自己的手里，变成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让自己变强大的最简单的办法。
二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知识保存在文字里，因此那些掌握了文字的读书人，他们也可以为劳动生产做出极大的贡献。比如历法。我们今天使用的日历、月历、年历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研究历法的成果。年、月、日可重要了。我们说过，农业是国家生存之本。农业又是一门靠天吃饭的工作，特别依赖天气时节的变化。翻耕、播种、收割等等农业劳作必须在一年中正确的时节里进行，否则就会徒劳无功。浪费力气事小，耽误了时节，来年就要闹饥荒了。所以制定历法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一件事。
制定历法的基础是天文学。古人的历法是根据天象变化来制定的。有经验的观星者可以通过群星的位置来判断当天的季节、日期。演义小说里，夸某个厉害的将军时常说他能“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下识地理”我们理解，能认识地理地形才能打好仗。这“上知天文”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古代缺少计时工具，懂得了天文，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准确的日历。能计算日历，就能估算农业的收获时间，知道部队什么时候能有粮食吃了；能预测天气变化，就能预知会不会进入雨季，部队会不会冻着热着。这些信息对战争胜负来说，自然是至关重要的。
在古代，迷信和科学常常混为一谈，很多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都附加了一些神秘元素。前面说过文字的重要性，因为文字重要，中国人逐渐认为写字会产生某种神秘的力量。比如古人在祭祀典礼上把写了字的纸张烧掉，认为纸上的字就可以让天上的神仙看到。再比如中国人喜欢挂上“福”字、“喜”字，认为可以因此得到好运气。
历法也被神秘化了。古人认为，历法不仅可以指导农业生产，还能指导人们的一言一行，这就是我们今天俗称的“黄历”。黄历中写着每天“宜”做什么，“忌”做什么，要求百姓按照黄历的指导安排每天的生活，这是农业社会崇拜历法的遗风。人类通过观星来决定历法，因此观星术也被神秘化，认为能预测未来。比如演义小说里常有“夜观天象，掐指一算”来预测吉凶的情节。西方也是一样，西方人也相信吉日和凶日，还产生了专门靠观星来预测凶吉的技术——占星术。有了现代化的统计学，今天我们很容易证明各种符咒、黄历、占星术都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但是就像远古时代“巫”“医”不分一样，在古代，有很多迷信是和科学知识混在一起的。在迷信的习俗下面，掩盖着古人对大自然永不停歇的探索。
类似的还有中医。说到中医，要先澄清一个误会。在我们现在的语境里存在两种医学：“中医”和“西医”。好像两者在医学史上的关系是并驾齐驱的，只是地域不同，东方人就适合中医，西方人就适合西医。这么想就错了。其实，我们俗称的“中医”和“西医”有本质不同。中医是我国的传统医学，西方也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过去西方人相信放血疗法，认为人生病了放点血就好了。其他民族也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藏医、蒙医、韩医等等。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过去那种靠个人经验、猜测想象的传统医学太不可靠了，应该采用更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医学。这个采用科学方法的医学，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西医”，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现代医学”。
现代医学对应的，是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民族的传统医学。现代医学和之前所有民族医学有本质的不同。所以，所谓“西医”和“中医”，并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差别，而是“现代科学”和“中医传统”的差别。假如我们认为现代科学更好，相信现代化的生活比原始生活更好，我们就不难承认，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传统中医：我们今天看病，再也离不开B超化验X光、打针输液抗生素，谁都不可能一辈子只靠号脉吃草药来治病了。实际上，我们今天正规医院里的中医已经全面科学化，拥有现代化的诊疗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正规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医生都要经过全面的西医训练，已经和传统的中医有很大的差别了。
但是，中医也并非靠的是臆想和迷信。“神农尝百草”虽然是个神话传说，却反映了古人积累医学知识的方式：靠的是不断地尝试。什么中药能治疗什么疾病，是靠无数医生和病人亲自试出来的。因而今天的科学家们在中医的药典中，还能发现很多宝贵的结论。针灸也是这样。虽然今天的科学家没能发现经脉存在的证据，但是针灸治疗对于某些疾病的确能起到效果。扁鹊治疗太子疾病的故事，即是中国人早期使用针灸术的例子。
注意，“针灸术”并不只是用针扎穴位。完整的针灸术分为“针法”和“灸法”。针法是平时常见的用细针扎穴位，灸法是把艾叶等草药点燃，用烟熏烤穴位来治疗，今天已经比较少见了。
三
文字有助于承载知识，天文历法有助于农业生产，医学能够延长人的寿命，增加生活质量，这几种文化成果对文明昌盛、国家繁荣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诗歌艺术对国家的兴衰又有什么好处呢？孔子认为，诗歌是有好处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事君，多识语鸟兽草木之语。“兴”“观”“群”“怨”指诗可以表达情感，“事父”“事君”意为可以孝敬父母、忠君做事，而且，学诗还能学习知识，识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特别推崇“礼”和“乐”这两件事。下一章我们会讲到孔子的“礼”，这里讲讲“乐”。孔子说的“乐”，指的是一种官方指定的，品味高雅的音乐。孔子认为，“乐”的功能是感染人的情绪，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如果人人都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世界不就很美好了吗？国家的管理成本不也降下来了吗？所以，一定要提倡高雅的“乐”。
孔子的观点并非空想。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主旋律”歌曲，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在采取军事化管理的场所，“乐”的感染效果更为明显：慷慨激昂的革命歌曲每天长时间播放，人们的精神状态因此有很大的不同。在服务、中介、推销等压力比较大的行业里，每天早晨都要播放励志歌曲，跳集体操，喊口号，这也是在用“乐”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精神状态。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诗歌艺术呢？越能洗涤心灵的作品，艺术价值就越高呢？不！如果按照孔子的标准来看“乐”，那些最能教化风俗、洗涤人心灵的诗歌，就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诗歌。但事实恰好相反。
孔子亲自编写的《诗经》里，其中《大雅》一章是描写周王室贵族的雅乐，是《诗经》中最高雅的部分。那么，请你现在背诵《大雅》中的诗句，你背得出来吗？你举手问老师，让他背一个，看他背得出来吗？别说老师了，今天全世界都没有多少人会背《大雅》，连读过的人都不多了。
文学史上能流传下来的，被大众传唱的并不是《大雅》这样的“主旋律”，而是那些歌颂生活、赞美爱情、崇尚自由，甚至是嘲笑礼教的诗篇。“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靡靡之音啊；“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亡国哀声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在嘲笑礼教啊。
反倒是这些诗句，才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它们的艺术价值才是公认最高的。问题出在哪儿呢？礼教、道德的目的是要求人们遵守规矩，本质是要束缚人。而艺术之所以吸引我们，是因为在艺术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追求无限的自由。所以礼教和艺术，本质上是矛盾的。
在古往今来的各个社会里，艺术家大多是怪异、和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人。欧美国家风气自由吧？可欧美国家有很多追求稀奇古怪的艺术家，外国老百姓也看不惯他们的行为，也把他们当神经病看。更不用说那些要求人人都整齐划一的集权社会了。纳粹掌权之后，第一个迫害的就是作家、艺术家。屈原就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艺术家。屈原是战国时候的楚国人，他并不姓“屈”，而是和楚国国王一个姓，是楚国的贵族。前面说过，在分封制时代只有贵族才能当官，屈原因为出身好，一开始也在楚国当了不小的官。问题是，屈原是一位天生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做不好官的。要想成为艺术家，就必须在精神的某一方面达到极致，毫不妥协，这样作品才能与众不同，才能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政治不同，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一个人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哪怕是最有权力的皇帝，有三个普通人上来一起揍他，也能把他揍死了。政治家之所以拥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别人肯同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需要互相妥协。
艺术和政治，一个是极致的理想主义，一个是极致的现实主义。作为艺术家的屈原，注定搞不好政治。屈原因为和楚国朝廷政见不合，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最后只能离开朝廷，成为一个无处依附的隐士。偏偏屈原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那时还没有“中国”的概念，屈原爱的是楚国，而不是包括战国七雄在内的整个中国——他虽然被迫离开朝廷，但是一直关心着楚国的安危。可是就在他流亡的这些年里，楚王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楚国的处境一年不如一年。屈原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把自己的情怀寄托在作品中。屈原最著名的作品《离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来的。后来秦军大兵压境，屈原眼看楚国无法避免亡国的命运，于是跳到汨罗江里，以身殉国了。《离骚》是屈原最有名的文学作品之一。这里要注意，《楚辞》并不都是屈原写的。《楚辞》是汉代人编辑的一本诗歌集，收集的是有楚地风格的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是屈原的作品。
现代人歌颂屈原，很多人歌颂的是他的爱国精神，这在我看来有些跑偏了。屈原的“爱国”，和我们今天的爱国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称秦、齐、楚这些诸侯为“国”，其实它们是诸侯国，是由周王室分给诸侯的私产，如同大地主把土地分给了小地主。当时的普通百姓对于诸侯国的感情，就如同农民对于地主的感情，尽本分而已，并没有无条件的热爱。春秋战国的时候，经常有这个国家的读书人到另一个国家当官，这个人并不会被世人骂为卖国贼，收留他的君主也不会对他有疑心。这都是因为当时诸侯国并不存在真正的爱国主义。没错，屈原是爱楚国，但屈原不是作为楚国百姓来爱楚国，而是作为贵族——利益集团的一份子来爱楚国。与其说他爱的是楚国，还不如说他爱的是自己的本家宗室。所以我认为，屈原的所谓“爱国”和今天的爱国不是一回事。
屈原诗作的魅力不在于爱国，而在于达到极致的浪漫主义情怀。在屈原的时代，文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诗经》——由孔子收集整理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既有民歌，也有宫廷乐曲。作为中国文学最早期的作品，《诗经》的总体风格是比较朴实的。这就像一个人在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讲的都是最直白、最朴实的话一样。比如《诗经》的第一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非常浅显的大白话：漂亮的姑娘呀，小伙子喜欢你。
屈原的诗作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前面说过，艺术最大的魅力是可以不受现实的束缚，肆意幻想无限的可能。屈原的作品想象力极为丰富，上至九天，下潜五洋，实现了精神世界的极致自由。他的诗篇气势宏大，描写天上的神灵、地下的亡魂，用大自然的万物来比喻自己的情志。当时的人们看到他的诗篇，惊叹“哇，人竟然还可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好莱坞大片，惊叹“哇，荧幕上竟然还可以有这样的画面”，所受到的震撼感觉是类似的。
沿着屈原的方向，中国文学走出了一条浪漫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将来还会有曹植，有阮籍，有李白，有许许多多的天才，他们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增添了无数的魅力。
但有些人不认同他们。前面我们讲“礼制”，讲道德的时候，一直在讲如何提高社会的生产力，在讲道德如何节约国家的管理成本。现在这帮艺术家们倒好，讲的都是什么自由奔放、无拘无束，没给国家建设贡献点儿力量吧，他们还破坏道德秩序，还给国家帮倒忙了！如果把“国家强盛”当作衡量对错的标准，那么除了那些能弘扬道德，或者能让劳动者稍事休息以便更好地投入劳动的文艺作品外，其他的艺术品都不应该留下。
一切都为了物质生产，这种看法其实很有道理：人类从无到有，百姓从贫到富，战争从败到胜，国家从弱到强，这一切都离不开物质。谈物质才是最实际的，仅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幻境里，这不就是阿Q了吗？然而，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不仅掌握物质，还拥有精神世界。没错，任何人都离不开物质，离不开金钱。我们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让自己所爱的人不受风吹日晒之苦，在这繁华盛世中保持一丝为人的尊严；才能在朋友受苦受难的时候不是假惺惺地说几句“没事，有我呢”，而是实打实地帮人家解决问题；才能在父母生病住院接到缴费单的时候不会一边打电话四处哀求一边跪在地上揪自己的头发。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有金钱。生活在物质世界，人永远是不自由的。一者，人的能力有限却欲望无穷，任何人都要品尝欲壑难填的痛苦，忍受梦想难以实现的无奈。再者，世上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物质，无论多么强大的人，都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富有、永远健康、永生不死，任何人都会面临即将失去一切的绝望。唯一能超越这些现实束缚的，是可以肆意妄想的精神世界。
一个人不需要生在大富大贵的家庭里，不需要卑颜屈膝地依赖别人提携，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只要他肯读书、肯听音乐、肯思考，就有可能实现精神自由。
屈原是自由的，李白是自由的，每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都可以是自由的。刚才说，我们学习书上的知识是为了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其实只是读书最低等的作用，而高等的作用，是通过文艺作品感受古今中外无数天才们自由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自己的精神自由。这才不枉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