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是端午。
两千年前的风风雨雨一刹那间近在咫尺——
屈原在汨罗江畔趻踔而行吟着《天问》，从容不迫而气势如虹，那最后的背影深深地印刻在中华民族那部悲怆的史册上。
其实，屈原无意去作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且与楚王同宗，社会为他准备的道路自然是从政，辅佐君王，命运注定他要成为一个政治家。不过，屈原颇有文学天赋。少年时代，他曾创作一首《橘颂》：
后皇嘉树，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不终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原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晏子春秋》）橘是一种扎根南方水土而不能迁徙的植物，屈原以“受命不迁”颂橘，显然是有所为而发的。春秋战国时期，纵横之风极为盛行，那些巧舌如簧的游说之士有高官厚禄则留，否则另择其主，朝秦暮楚，腾说而取富贵，干谒而致卿相。
楚国这样的策士不在少数，以致“楚才晋用”成为屡见不鲜的现象，最著名有伍子胥出任吴国大夫、范蠡出任越国大夫、文仲出任越国大夫……屈原从小熟谙本国本族的历史，有着很深的乡土之情和民族观念，决心像橘一样不离本土，力抗此风。屈原独以幼橘大加赞颂，是很切合自己当时年龄的。由此可见，《橘颂》正是少年屈原的自我写照和人格宣言！
果然，这株橘树很快长大成材了！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传》）。至于屈原究竟是什么时候出仕的，史籍对此一无记载。据笔者推测，也许是在楚怀王九、十年间（公元前320、319年）。当他在司马迁《史记·屈原传》中被叙及时，虽然还只二十二三岁，却已担任了地位仅次于国相（令尹）的“左徒”之官。
屈原走上政坛究竟是楚怀王发现的，还是家族推荐的，现在难以得知。许多学者根据楚国的历史惯例和屈氏家族的地位分析认为，屈原从政是家族推荐在前，楚怀王赏识于后。但是从性格来看，屈原也有可能自荐。
检阅历史，我们发现楚怀王当政前期并不像后期那般糊涂，而是一位雄心勃勃、颇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他破格提拔屈原担任左徒，为屈原实现从少年时代就怀抱的理想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屈原的理想是什么？两字便可概括：美政。美政理想的核心就是民本思想。他在《离骚》的结尾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可以说，美政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政治目标，也贯串在他诗歌中，统率他创作的灵魂。他在诗歌中始终要求楚王体察民生的艰难，了解民心的向背，关心百姓的疾苦。
毋庸置疑，这是屈原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芒四射的时期。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传》），显得那样聪颖明睿、潇洒自如。最重要的是，屈原精通历史、“明于治乱”，富于革新锐气。许多研究者都推测，屈原很可能在此期间促成怀王实施了一系列“朝政改革”。这次改革包括“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光大先祖“功烈”“及前王之踵武”以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标等内容。而楚怀王，也因急于有所作为，欲与西方的强秦、东方的齐国争雄，对屈原的主张十分支持。楚国的朝政由此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气象。
三十多年后，当屈原徙倚于汨罗江畔，即将怀石自沉而作《九章·惜往日》一诗时，追述起这一段改革生涯，仍不免热情激荡，充满了无限的依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以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这正是对屈原深受楚怀王信任，为改革朝政而与楚怀王朝夕密商，君臣相得，法度严明，国势日见振兴景象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项重大决策，显然也是洞察战国局势变化的屈原促成的，那就是毅然改变楚国的亲秦外交，而与东方的齐国结成共同抗秦的联盟。“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吞灭诸侯，兼并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刘向《新序·节士篇》）关于屈原这次使齐的具体时间和内幕，史无明载，但是肯定在左徒任上。
屈原生逢战国后期，此时各国诸侯正进行着一场最后的拼搏，统一中国的欲望在各个君王的心中愈发强烈。
秦、楚两国在长期争霸中日渐兴盛起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一跃成为强国；而楚国由于吴起变法的搁浅，国力相对落后。于是，战国纷争的态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条根本对立的外交方略，由此在有识见的策士、谋臣中酝酿成熟。一条是秦之张仪提出了的“连横”之略，即以秦为主角，自西而东联合“横”国，逐个击破关东六国，以实现天下的统一。一条则是魏之公孙衍等提出的“合纵”方略，即自北而南联合“纵”国，共同抗击咄咄逼人的“虎狼之国”（《史记·苏秦传》）。按照战国谋士的判断，“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刘向《〈战国策〉序》）。在当时条件下，足以与强秦抗衡的，只有齐国和楚国，因而以齐、楚联盟为基础的合纵方略，最终将遏制强秦之东进，并导致楚（或齐）之称王天下。现实的严酷则要求楚齐两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虎视眈眈的秦国。
尽管楚、秦长期和亲，但据《韩非子·内储说》透露，秦惠王曾派出许多“侏儒”到楚王身边卧底，暗地勾结楚国贵族，刺探机密，就证明了这一点。倘若楚国长此亲秦而不知变，将自己的命运绑在秦国的战车上，其前途便不堪设想。值得注意是，齐王四年（公元前320年），“迎妇于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秦、齐缔结姻亲关系，可见两国关系之好。可以说，秦、楚、齐三国当时处在十分微妙的“三角恋爱”关系上。秦之所以这样，本就心怀鬼胎，其实是想拉一个打一个，从而各个击破，乃至独霸天下。
屈原当然洞察了这一潜在危险。在任左徒期间，他就力排众议，提出了转变外交方略，与秦断绝外交关系，而与齐国结成联盟的重要主张。如此一来，楚宫上下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除了令尹昭阳、大夫尹昭睢及大将屈匄等朝臣外，大多亲秦的贵族宗臣激烈反对屈原的主张。从后来秦之《古文苑·诅楚文》透露的消息推测，反对派中的头面人物，很可能还有权势煊赫的楚怀王叔父。他们联合起来向楚怀王施加压力，并将主张联齐的屈原视为仇敌而急欲除去。屈原的处境由此变得岌岌可危了！
好在雄心勃勃的楚怀王是支持屈原的。当反对派气势汹汹进逼楚怀王时，他即以凌厉的手段镇压了一批宗亲大臣，甚至将对抗他的叔父也拘囚起来，打入了“冥室椟棺之中”（《古文苑·秦诅楚文》）。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屈原终于接受楚怀王的委托，东使于齐，签署了联合抗秦的盟约，实现了楚国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转折。
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结成“合纵”的韩、魏、齐、赵、燕、楚六国，共推楚怀王为“从（纵）长”，浩浩荡荡共击西秦。但楚怀王指挥不力，各国又不齐心协力，秦国迎战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五国军队败走。楚怀王的举棋不定和软弱无力，暴露无遗。尽管这次以楚怀王为首的六国联军被秦军打败了，但是毕竟挫伤了秦国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楚国威望，并且争取了齐国这一最为重要的盟国。也就是这次联合攻秦的翌年，秦国打败赵魏两国，齐国战胜韩国，秦、齐逐鹿中原，秦国自然成了楚齐的共同敌人。可以说，楚齐联盟就更加巩固了。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一度睡卧的楚国雄狮，终于在内政外交的大变革中奋起了。作为楚怀王的重要辅臣，屈原雄心勃勃，准备推行变法，振兴楚国。
二
检阅屈原的“文学遗产”，我们不难发现他不是纯粹的法家。他主张行德政、讲仁义，可是法家反对讲这些；他颂扬尧舜，主张继承传统，可是法家反对效法先王；他推崇先贤，可是法家鄙视圣贤……可以说，屈原既非醇儒，亦非纯法，他在儒法两家中各取自认合适的部分，自我体系。因而，说他是儒法结合，倒还较为接近。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屈原这样的美政思想，也曾遭到一些非难。有说思想保守的，有说不及秦法变革彻底的，有说属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的……其实，这些非难恰恰脱离了战国时代和楚国社会的实际。诚然，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但是他的成功在于符合秦国僻处关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连年争战的特殊形势。秦法苛酷的一面更不可取，当时就遭国民的痛恨。车裂商鞅，秦人不怜，就是明证。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仍然推行秦法，自以为奠定了万世基业，不料二世而亡。
楚国地大物博，境内民族众多，若是一味严刑峻法，不讲仁政，恐怕用不着秦来统一，楚人就先把自己的王朝推翻了。应该说，屈原并非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从政治国的经验，其民本思想是希望国富民强安居乐业，免受敲诈勒索、颠沛流离之苦。他虔诚地渴望国富民强，有着卓越的政治眼光。
然而，楚国的政坛却存在着两种不同战略思想和眼光。以王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为代表的政治保守势力顽固地左右着楚怀王的决策。由于对土地的贪婪而背弃盟国齐国之后，楚国的国运从此走向低谷。以屈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实施政治体制改良。当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受到威胁时，两种势力便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
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强，是兴旺还是衰亡，有无完备的法制是很重要的。早在楚悼王时，吴起就曾推行“明法审令”（《史记·吴起传》），取消贵族的特权，结果不但本人死于非命，变法也中途流产，政权依然把持在那些贵族集团手中，导致国势日危。屈原明知改革举步维艰，但他依然旗帜鲜明地表示：“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九章·惜往日》）贤明的政治，需要贤明的人才来实行。可是，楚国执政者多为奸佞，他们只知道追逐一己之私，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排斥迫害贤明人士。吴起事败身亡，就是惨痛的教训。因此，屈原极力主张：“举贤而授能”，只有让德才兼备的人士来治理国家，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在《离骚》和《九章》等诗歌中，他列举了商代的伊尹和傅说、周初的姜尚、春秋时代的百里，论出身，这些人不是奴隶臣俘，就是贩夫走卒，但是由于碰到商汤、武丁、周文王、秦穆公、齐桓公等贤君明主提拔重用，终成大业。所以，他希望楚王也像这些贤君明主一样，打破世袭的传统，不拘一格，任人唯贤。
读《九章·惜往日》，我们可知，楚怀王曾委托屈原立法、执法。屈原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进一步变法，集中国家的重权，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楚怀王便将修订法令法规的大事全权委托屈原。这就是所谓“秘密事之载心”的原因。
本来，屈原身居高位就已引起靳尚等人的嫉恨，加上楚怀王又把起草宪令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他，这更让靳尚之流眼红了。何况，屈原起草的宪令定然少不了有损他们利益的内容。一旦屈原的主张得到楚怀王的“钦定”，付诸实施，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们无法正面对抗楚怀王，便决定先把屈原摆平。于是，早就“争宠而心害其能”的靳尚在这紧要关头就不得不撕下最后的面纱赤膊上阵了——
靳尚和屈原官位相等，他想争得楚怀王的宠幸，心里嫉妒屈原的才能。楚怀王让屈原制订法令，屈原起草尚未定稿，上官大夫见了就想（按照自己的政见）改动他的稿子，屈原不同意，他就在楚怀王面前谗毁屈原说：“大王叫屈原制订法令，大家没有不知道的，每一项法令发出，屈原就夸耀自己的功劳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做的。’”楚怀王很生气，于是疏远了屈原。
以上记述见于《史记·屈原传》。但从情理上说，对屈原一向倚重的楚怀王这时竟然为一件事、一句话便改变态度，似乎令人难以理解。屈原被楚怀王疏远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司马迁认为，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是因为同列争宠害能，属于官场内部斗争，所以他在《史记·屈原传》中记录了“夺稿事件”。然而，司马迁的解释毕竟很不完满：楚怀王对屈原的信任不是一天两天，几句谗言就击中要害？显然进谗决不只是一次一人，何以这次独能得逞奸计？何以偏偏在屈原制定宪令时进谗生效呢？
所谓变法，说白了，就是变换权力，也就是把偏于守旧的旧有贵族手中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权力夺取过来，一部分集中到君王手中，一部分重新分配给锐意变革的新兴的利益集团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王无不通过变法加强自己的权力。如果一场变法不仅不能加强君王的权力，反而把他从权力的岗位上拖下来，那他会怎么办？毫无疑问，他将立即终止变法，对法令的制定者或疏、或逐、或囚、或杀。尽管这场变法有益于国家，尽管这场变法有益于自己，他也毫不手软。
屈原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仔细检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楚王族三姓（屈、昭、景）中，屈氏势力最大，地位最为显赫。楚国重大的内政外交活动，几乎都有屈氏人物出场。而地位极高的左徒一职，常为屈氏垄断。春秋末期，楚王室分支逐渐发展，对屈氏的权力不能不加以防范和限制，所以，在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屈姓亮相出台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不过，屈氏势力仍在。楚怀王时，军界有大将屈匄、屈景，政界有屈盖，加之屈原又任左徒，并且负责起草宪令。一旦屈氏有所不忠，楚怀王极有可能被赶下台去。靳尚、子兰之流深知楚怀王心理。说屈原泄密，也就是暗示泄给了屈氏；而诬蔑屈原自矜其功，则直接点出屈原已经危及王权的威势。楚怀王为保自己的王位，立即终止变法，疏远屈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果只有楚怀王疑忌这一方面的原因，屈原也许还可以对付，还能等待时机，尽释嫌疑，东山再起。可是，还有来自另一方面的攻击，屈原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
屈原是在屈氏一族的扶植下登上左徒之位的，族人将他推上全族最高的官位，自然希望他为本族谋取利益，最低限度也不要损害本族的利益。可惜，变法的矛头所向将要使包括屈氏一族在内的集团利益受损，这就让他们大失所望了。屈氏家族反对变法有史为证。此前，吴起出任令尹时曾就变法问题去征求屈宜臼的意见。不料，屈宜臼坚决反对说：“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有余而继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说苑·指武》）接着，指斥吴起变法为淫佚之事，随后奔魏。至于屈原重新制定宪令，屈氏一族反应如何，虽无史料记载，也可推知大多数人是反对的。这样一来，屈原的变法无异于被釜底抽薪了。有此内外夹攻，屈原焉能不垮？
平心而论，屈原的改革起初固然有楚怀王的信任和支持，但是除此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同志”了。翻开《离骚》，我们发现他曾培养一些支持者，但是他们都在邪恶势力的高压下纷纷变节了；即使楚怀王，也是一个信谗亲佞的昏君。屈原无可奈何，“哀众芳之芜秽”。可以说，在这事关楚国兴衰乃至存亡的改革中，屈原是个孤军奋战的独行侠！
三
屈原被疏不久，支持他联齐抗秦且颇有作为的令尹昭阳也随之下台，由亲秦派的景鲤接任。一场由屈原发动的朝政改革，从此中断了。于是，楚国的政局便急剧地发生了逆转。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你不奋发图强，别人就来吃掉你，一个紧紧窥视楚国内政变化的强秦开始把手伸过来了。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惠王遣张仪诈骗楚怀王，只要断绝与齐之盟交，即愿归还楚国商於（今河南淅川）之地六百里。楚怀王大喜，即遣勇士北上辱骂齐王于廷，逼使齐国断绝了与楚国的联盟。而当楚使至秦索取偿地时，张仪却改口说：“当初只说归还楚地六里，哪来的六百里？”楚怀王气得七窍生烟，贸然发兵进攻秦国。秦国立即给予迎头痛击。楚军大败，损兵折将八万多人，大将军屈匄和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多人被俘，汉中被占。眼看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楚怀王更加恼羞成怒，调集全国兵力孤注一掷，结果又是溃败。更有甚者，得悉楚军倾巢出动对付秦国，国内空虚，韩、魏两国竟然趁火打劫；齐国因楚国单方面绝交而怀恨在心，不肯派兵援救。楚军东西受敌，兵力捉襟见肘，只好鸣金收兵。
连遭惨败，楚怀王这才有所悔悟，忙请屈原出山再使齐国，重修旧好。由于楚怀王不久前的背信弃义，齐国早怀怨怼。因而，屈原此次使齐处境极为困难。但是屈原凭借自己的外交才华和一腔热忱打动了齐王，恢复了邦交。
听说屈原使齐，秦国便知大事不妙，立即派人使楚表示：我们愿把汉中之地分出一半还楚言和。刚吃过亏的楚怀王恨死了张仪，便对秦国使者说：“我不要汉中，只要你们把张仪送来解我心头之恨！”
张仪早已摸透了楚怀王的脾气，大摇大摆地来到楚国，马不停蹄地贿赂靳尚等人。于是，靳尚等人立即找楚怀王说：“如果我们杀掉张仪，就会得罪强大的秦国……后果不堪设想。”接着，靳尚又去挑拨郑袖：“您马上就要失宠了！”郑袖莫名其妙。靳尚又说：“秦王非常器重张仪，而大王要杀他，秦王将以上庸（今湖北竹山）之地馈赠楚国，还要送来美女来赎张仪。大王得到上庸，尤其秦国美女，您不就要失宠了吗？我看您不如去劝大王放走张仪算了。”听了这话，郑袖日夜纠缠着楚怀王撒娇啼哭：“要是您杀张仪，秦国必然报复。您把我们母子迁居江南，免得秦兵将来作践我们！”就这样，楚怀王又被这帮小人迷惑，不但释放了张仪，而且以礼相待。张仪趁机劝楚怀王与秦和好。楚怀王竟又背齐合秦，并娶秦女为妇，与秦结成了“姻亲”之邦。
再说，屈原使齐回国，听说楚、秦建交，知道自己的心血又白费了，又气又急。他责问楚怀王：“您为什么不杀张仪？”楚怀王这时方知自己再次上当，噬脐莫及，连忙派兵追杀。可惜，张仪早已逃之夭夭。
张仪没有杀成，和亲应当终止吧？不知是他好色，还是他怕秦国说他言而无信，楚怀王还是和秦国联姻了。
外交政策的反复无常，不仅使楚囯遭受了韩、魏诸国的连年讨伐，而且导致秦军更加肆无忌惮地乘隙进犯。楚怀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01年），秦囯联合齐、韩、魏三国大举攻楚重丘（今山东茌平），大将唐昧殉国；楚怀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00年），秦复攻楚，斩杀士兵二万，并杀大将景缺。楚怀王不得不与众臣紧急磋商，命令大夫昭应奉送太子入质于齐以求援助……
在这一段风雨飘摇的危难时期，屈原却始终没有在史籍记载中露面。许多研究者推测：他很可能由于坚主联齐抗秦，而被旧贵族党人排斥在外，继续担任着“三闾大夫”的闲散之职，根本无权参与朝廷议政。眼睁睁地看着楚国如帆落桅折的航船，随时都有触礁而沉的危险，自己却不能为它排难解危，屈原怎能不感到焦心如焚？
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这危险终于降临楚国；而屈原也为此遭到楚怀王放逐。
事情是由秦昭王的一纸来书激起的。在连续三年军事进攻楚国以后，秦昭王忽然一变常态，致书楚怀王建议“和解”，并约请楚怀王到秦之边境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好会”。
这显然是一次居心叵测的凶险之会，然而楚怀王身边的大臣，如子兰及权臣靳尚，慑于秦之淫威，纷纷劝说楚怀王赴会。在这批亲秦的贵族眼中，保持自身的财货、权位，远比国家的安危重要得多。他们全都乐观地断言：“秦昭王毕竟顾念与我大楚的姻亲关系，岂能将事情做绝？只要大王赴会，楚秦之和便指日可待！”
消息传来，屈原顿时惊呆了。他清醒地估计到，“武关之会”其实是个可怕的陷阱，楚怀王若从大臣之议赴会，定遭不测！一旦楚怀王遭秦挟持，楚国的命运便不堪设想。“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深切的忧虑，促使屈原作出了非常的举动，他竟不顾楚怀王不准他参与朝议的禁令，毅然赴阙强谏，从而与亲秦的子兰和靳尚等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于这一次冲突，《史记·屈原传》作了如下记叙：“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记叙虽然过于简略，但是屈原与子兰等辈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情状，仍可于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受到。
可叹的是，在这一场关乎楚怀王安危、楚国命运的谏争中，屈原还是失败了。而且据屈原后来所作的《天问》一诗中，有“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之句推测，屈原强谏楚怀王不从后，很可能激于忠愤之情不能自已，而说过断言怀王将丧命于秦之类的激烈言辞。这便给子兰等辈抓到了攻击、中伤的把柄，并最终触犯了喜怒无常的楚怀王，所以《史记·屈原传》记楚怀王入秦后的屈原处境，又有“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之语。也就是说，由于屈原不顾个人安危，强谏武关之会而触怒楚怀王，终于被“放流”了！这放流的地点，据《九章·抽思》所述，大抵就在远离郢都（今湖北荆州）的汉水之北。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率领扈从刚入武关，就被秦国伏兵包围擒拿，押往秦都咸阳。秦昭王逼令楚怀王签署盟约，将楚之巫郡（今四川巫山）、黔中（今湖南常德）割让秦囯。楚怀王暴跳如雷，拒不签约，由此被软禁于咸阳。
消息传到郢都，楚宫上下一片混乱。为了避免被秦要挟，大夫尹昭睢急赴齐都，坚请齐王放回人质之太子熊横，立为楚襄王。秦昭王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史记·楚世家》）。
楚襄王二年（公元前279年），楚怀王乘隙从咸阳逃出，取道赵国以求归楚。赵惧秦强，不敢接纳。楚怀王转道奔魏，却被秦师追及，死于西河。秦人不敢泄露杀害楚怀王的消息，乃谎称楚怀王“发病”而死，第二年才归还灵柩。郢都军民素服迎柩，恸哭之声震于城郊！这噩耗当然也震撼了放逐汉北的屈原。他的神思也一度出现了某种迷乱状态：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既惸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忘兮，原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原径逝而不得兮，魂识路之营营。（《九章·抽思》）
他现在吟诵的，还是放流汉北不久所作的《九章·抽思》。那是在他“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史记·屈原传》）的痛苦夜晚，一次次在汉北“狂顾南行”中，吟成的惨怛诗行。而今在痛苦迷乱中吟来，更觉字字含悲，句句蕴泪！
按说，楚怀王之死应该震醒楚襄王；屈原谏“武关之会”而遭放逐的冤屈，也应该得到昭雪了。
然而，楚王朝的旧贵族势力，特别是阴险狡诈的子兰和靳尚绝对不会放过屈原。子兰早在楚襄王初立时便取代昭鱼担任了令尹。当楚怀王客死归葬之际，郢都军民于伤悼之中纷纷要求：追究子兰当年怂恿楚怀王赴会武关的罪责。这本已使子兰火冒万丈。又听说屈原在汉北，竟也拒不服罪，还激烈地指斥他误国害君、败坏朝政的行径，更使他怒不可遏！子兰当然明白：倘若屈原在此刻重返朝廷，必将使他处于难堪的境地，最好的办法就是来个恶人先告状，让屈原永无重见天日之期，他子兰才能高枕无忧。于是，他想到了谗害屈原的最好人选，那就是巧舌如簧的靳尚。
靳尚当然更不希望屈原重返朝廷，何况又有已经担任令尹的子兰授意，更加有恃无恐。他深知楚襄王骄横懦弱，根本没有报仇雪耻之志，而是抓住郢都群情怨愤之机借题发挥：“屈原当年咒骂先王，本就罪不容诛；而今听说气焰更加嚣张，在汉北鼓动百姓，攻击大王您‘信用奸佞，置父仇国耻于不顾，有违万民仰戴之望’。观其用心，岂不是要翻当年之旧案、取大王之位而代之？”
昏庸的楚襄王最怕的就是动摇自身的王位。听了靳尚的谗言，楚襄王勃然大怒，当即下令：不准屈原再涉江夏一步！
四
官场政治的波涛很快就将屈原彻底掀翻了。邪恶势力犹如洪水猛兽冲垮了屈原正直与善良的堤岸，也冲毁了他那颗悲怆的政治雄心。
屈原被迫离开楚国的政治中心郢都。他的全部政治理想遭到了最无情的扼杀和迫害，并被永远拒之门外，流浪于汉水、湘水和沅水一带。在长期流浪生涯中，他仍十分关注楚国的命运，写下了《离骚》、《天问》和《九歌》等光照千秋的诗篇，尤其《离骚》，反映了诗人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每读一行诗句，我们仿佛登上一级台阶。我们与诗人同呼吸、共命运，体会着两千年前那场悲剧的开幕和尾声，那悲壮浓烈的氛围。
可以说，屈原的悲剧与其历史局限性是紧紧相连的。他死心塌地地忠于与之有着宗法联系楚王朝，永远无法解脱，即使死去，也是如此。他在《离骚》中表现着自己“九死犹未悔”的执著的信念；他在《悲秋风》中袒露自己感天动地的忧伤……他对自己遭受放逐始终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许多疑惑，屈原反反复复地叩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懵懵，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这些是关于天文地理的，体现了诗人对科学的勇敢探索精神。
关于古代神话，屈原往往问得耐人寻味。譬如关于神女女歧——
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
继而，针对鲧禹治水的传说，屈原提出疑问——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鮌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鉴于“凤凰在茹兮，鸡鹜翔舞”（《九章·怀沙》），屈原诘问现实中的楚王了——
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
这就是《天问》！他在问天——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屈原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和“什么”，其深度、广度，正如鲁迅所言：“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不过，他对宇宙万物的造成、运行和因果进行了广泛的拷问，但这除了有助于抒发内心的苦闷之外，对自己的疑问是无所帮助的。
于是，屈原去向卜官请教：“我是应当忠厚朴实呢，还是应当虚与委蛇？我是应当自食其力呢，还是应当求取功名？我是应当直言不讳呢，还是明哲保身？我是应当另择明主呢，还是应当恭维小人？我是应当清清白白地做人呢，还是猥猥琐琐地混事？我应当是与骏马并驾齐驱呢，还是应当跟驽马亦步亦趋？我是应当与鸿鹄比翼呢，还是与野鸭争食？哪是凶呢哪是吉？何去何从？世道浑浊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被弃不用，瓦罐声大如雷；谄媚的小人位高势重，贤明的忠臣却位卑言轻……唉，不说了，谁能理解我的忠贞呢？！”
卜官回答：“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事物总有它的不足之处，智慧也有局限，神明也有行不通的地方。只有凭着自己的本心，做符合你心意的事情。我的龟壳蓍草实在解答不了你的这些问题。”（参见《卜居》）
于是，屈原去和渔夫对话：“这世道浑浊不堪了，唯独我还保持清白；所有的人都迷醉了，唯独我还清醒。可我竟被放逐了！”渔夫莞尔而笑：“圣明之人不会执著于身外之物，而是随机应变。既然世道污浊了，你为什么不跟着搅浑水呢？既然世人迷醉了，为什么不跟着喝美酒呢？”屈原说：“刚洗过头的人，帽子有灰肯定要掸；刚洗过澡的人，衣服有垢肯定要洗。我怎么能以清白之身忍受污浊的世俗？我宁愿投江葬身鱼腹，也不愿被世俗腐蚀！”（参见《渔父》）
君王和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最优秀的分子和最高形式，我忠君爱国，为什么还被放逐呢？
屈原遍经询问仍找不到心灵的支点，他从少年时代树立起来的信念轰然倒塌，竟把自己的生命推向了虚无的深渊。当所有的道路都通向绝望与悲哀之后，当他与神灵的对话全被封死之后，当他听到秦军攻破郢都之后，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价值。于是，他以死的方式义无反顾地抛弃了这个肮脏的世界，纵身跃入了波涛滚滚的汨罗江中。
汨罗江翻腾着……
汨罗江呜咽着……
江水带走了那具羸老衰弱的身躯，却把诗魂留在楚国大地上。
屈原就这样走了！
从此，那正义的追寻和纯净的歌声便在汨罗江畔悄然歇息了。
这一年，有人说是公元前278年，有人说是公元前277年，有人说是……
这一天，有人说是农历五月初五，有人说是农历五月十五，有人说是……
然而，这很重要吗？
从此，中国每一条江在农历五月初五沸腾了。
锣鼓喧天，鞭炮齐名，龙舟竞越，粽子纷飞……所有的中国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同样喊声，呼唤着一个伟人。
多少粽子撒下去了，蛟龙在每年这个时候饱餐之后就不吃诗祖的尸体了吗？
多少龙舟划过去了，是谁抢先将诗祖的魂灵从江中打捞上来了呢？
屈原还是走了……
汨罗江仿佛变成一枚鼓槌般的惊叹号。而屈原那渐去渐远的背影似乎一下子定格成一个黑色的问号。
这个问号永远打在中华民族的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