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年是汉灵帝刘宏的光和六年。
提起汉灵帝刘宏，在历史上也算位“名人”，不过这个名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名人效应主要是负面的。但凡读过三国的没有不知道这位仁兄的，这都要感谢罗贯中先生。拜这位明代小说家所赐，汉灵帝的“光辉事迹”得以历经千年仍被人们“传颂”，被一代代的三国迷津津乐道。
汉灵帝刘宏如此“出名”，却没几个人羡慕，这是因为他之所以被后人牢记只不过是出于教育的需要，而他只是个反面典型。后来的王朝，宫廷教师们教育皇家子弟特别是那些淘气顽皮不听话的，都用这位仁兄的荒唐事迹做例子，再不学好就像他一样。
汉灵帝很有名，却没几人愿意学他。
作为历史上昏君的代表，汉灵帝刘宏继承了以往昏君的光荣传统，前人有的毛病他一样不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创新，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表现出不甘人后的“奋进精神”。
这位仁兄的荒唐举动具体表现如下：
驴车自驾游
汉灵帝刘宏十二岁即位登基当上皇帝，虽然政治上只是个任人摆布的傀儡，但在生活待遇上，享受的却是真正的帝王标准。美酒佳人自然不在话下，凡是那个年代能够有的娱乐，刘宏都尝试过了。虽然一千多年前的汉代不像现在娱乐活动这么丰富多彩，但刘宏在自娱自乐方面相当有天赋，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天才实力。
在汽车还未出现的时代，马车的地位也就相当于汽车，和今天一样，不是谁都坐得起马车的，特别是高档的豪华马车。车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一点，古今通用。
在汉代，马车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制，不同身份使用不同等级的马车。车是不能乱坐的。
身为皇帝，帝国没人比刘宏的级别更高了，只有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车而不必担心触犯帝国的典章制度。当时最流行的是四匹马拉的豪华马车，相当于现在的宝马、奔驰。刘宏很喜欢马车但他更喜欢自驾，不用驾驶员（赶车的），这在帝国高级干部特别是皇帝里面也算是个另类了。
自驾马车的感觉虽好，但时间一长刘宏也玩腻了。
一天，刘宏突发奇想，把拉车的马换成了驴，这以后刘宏就每天驾着驴车在皇宫里四处奔驰，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很快，驴车就替代马车风靡京城，成为无数时尚贵族男女追捧的对象，一时之间，平时不起眼的驴子身价倍涨，成为人们争相抢购的对象。
正当京城到处弥漫着驴车扬起的烟尘时，汉灵帝刘宏对驴车又失去了兴趣。宦官们为了哄皇帝开心别出心裁，将狗打扮一番，给狗戴进贤冠、穿朝服、佩绶带，摇摇摆摆地去“上朝”。
太缺德了，这明摆着拿大臣们开涮。让人跟狗一起上朝，创意“很好”但很明显大臣们不买账。不要紧，皇帝买账就行！汉灵帝刘宏看狗穿着朝服一摇一摆走进来的滑稽相，忍不住大笑：“好一个狗官。”
对宦官们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文明”挑衅行为，大臣们虽然一肚子气，也知道是那帮死太监的主意，但看着皇帝玩得高兴，满朝文武虽感奇耻大辱，却敢怒不敢言，只好吃哑巴亏。
虽然皇帝锦衣玉食，不愁吃穿，但也并非没有遗憾，正所谓得不到的往往是最好的。皇帝刘宏贵为天子却很羡慕老百姓可以随便逛市场，熙熙攘攘热闹的市场对自幼长在深宫的刘宏有着非凡的诱惑力。
贵为天子，刘宏没法像老百姓一样在街上跟人家讨价还价。毕竟皇帝是有身份的人，但有身份的刘宏偏偏就喜欢讨价还价的感觉，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刘宏在宫里学着外面也开了个市场，一切都模仿正规市场，外面有的这里都有，而且更豪华、更气派，什么布店、米店、鲜鱼店、裁缝店，而且还有加码，珠宝店、古玩店也都开了起来，而且里面的古董、珠宝都是真货。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施工，图纸上的市场终于矗立在大汉天子的皇宫里！有了市场，还得有人，总不能到菜市场去拉人。不过，这难不倒天才的刘宏，刘宏让宫女和宦官打扮成客商、小贩、买东西的顾客，跟刘宏不同，大部分宫女、宦官都有生活经验所以表演起来也是惟妙惟肖。
在刘宏版的市场上，大街上热闹非凡，各种“小商小贩”在路边大嚷大叫，叫卖声、讨价还价的吵嚷声此起彼伏，刘宏还让宦官扮成市井无赖打架斗殴，搞得跟真的一样。刘宏本人也夹杂其中扮演顾客跟“商贩们”'讨价还价，乐在其中，在这里刘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刘宏同志整天忙于自己的“业务”，对于皇帝的业务——朝政自然不怎么上心。
皇帝不上心，但上心的大有人在。
外戚和宦官为了争权斗得不亦乐乎。各派势力你争我夺，轮番上台，群魔乱舞，整个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
中央乱成一团，地方上只有更乱没有最乱，可算没人管了，那还不抓紧搂，搂钱！此时帝国的官场各种明规则、潜规则大行其道，能上位的，都是有背景有靠山的，不是官宦子弟就是哪个当权派家里的七姑八姨以及二大爷隔壁的婶子的小叔子的表弟等。
正所谓朝廷有人好做官，这帮孙子仗着自己有靠山，到了地方拼命搜刮民脂民膏，有关系的靠关系，没关系的想上位也可以拿钱——花钱买官。相比于那些靠关系的，花钱的这批人搂起来更狠，羊毛出在羊身上，人家也有成本，当然要收回来，而且还要有盈余，千里做官只为财，理解理解。
这帮人虽然很能捞钱，但相比于皇帝刘宏，只能算小角色。
汉灵帝刘宏更能捞钱，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公开的。要不那些花钱买官的怎么上位？这是一个有很大潜力的市场。我们不能不佩服汉灵帝的市场眼光，他看到了商机并抓住了。从此滚滚财源就进了刘宏的小金库。
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有皇帝大人做榜样，各级官员本着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原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尤其是那帮花钱买官的，为了早日收回成本，更是加班加点，节假日也不休息，奋斗在捞钱发财的工作岗位上。
皇帝和官员们吃了个猪脑肥肠，搂了个盆满钵满，可怜的还是老百姓。所有的负担最后都“恩赐”给了百姓，虽然老百姓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但百姓们还有向国家缴纳赋税的“权利”。
赶上这么个年月，想安居乐业那是比较奢侈的，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事实上很多人的生活水平还达不到温饱。老百姓的日子本来就难过，偏偏托浑蛋皇帝的福，今年水灾、明年蝗灾、后年旱灾，尽管收成不好，但官府的赋税必须交，不然贪谁去。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只好卖儿卖女，或者成群结队到外地乞讨流浪，这些流浪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流民。
大灾之后有大疫，这似乎已成为惯例，吃不饱肚子交不起税已经很惨了，还要承受瘟疫的痛苦，怎一个惨字了得。
老百姓没钱交税自然也没钱看病，得了病也只能自生自灭地等死，饿死的、病死的比比皆是，通衢大道、乡间田野到处可见倒毙街头的尸体。一些尸体很快会被野狗分食殆尽。苦难中的百姓期盼救星，“救星”真的出现了。
乱世出英雄，民间的各色人物不甘寂寞，第一个跳出来表演的人就是张角。
江湖骗子——张角
张角，河北巨鹿人，早年是个混混，游手好闲，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学了点“道术”，看到世道混乱，觉得机会来了，带着兄弟张宝、张梁开始出来坑蒙拐骗，弄点井水、河水，自称是包治百病的符水、神水就敢给人“治病”。
“神水”虽说治不死人但也治不了病，但好在是免费的，也吸引了不少人。一些用了符水的人感觉自己的“病好了”（其实就是心理作用），开始给张角免费做广告，张角的名气越来越大，全国各地很多人慕名前来找他治病。这些人回去后把张角的事迹也传播到全国，越传越神，把张角说成扁鹊转世，拿他当神仙。
张角利用机会到处传教收徒，还给自己的教取了个名字“太平道”，派自己的徒弟到各地发展徒众，其组织有点类似今天的传销，一个人骗一群人，一群人骗一大群人，就这么通过群众方式到处忽悠。经过十几年持之以恒的忽悠，张角终于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当然主要是在民间，他的徒子徒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人数有几十万。
张角闹腾了这么多年，闹得动静这么大，说朝廷不知道，鬼都不信，但从皇帝到大臣再到地方官都很“忙”，忙着捞钱，哪有工夫管这种“闲事”，张角这个大混混可谓生逢其时，赶上这么个没人管任意胡闹的黄金时代，不闹出点成绩来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张角抓住时机拼命扩大“公司”规模，徒子徒孙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张角的摊子铺得越来越大，他自己觉得有必要重新组织一下以便于更好地开展坑蒙拐骗业务，当然最主要的是张角这时候已经不满足于做教主了。教主虽然风光毕竟不如皇帝，张角手下有了几十万人，于是乎他老兄的上进心升级了——俺也要当皇帝，正所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张角觉得该是玩真格的时候了，他把全国各地的“分公司”编成三十六方，一方相当于一个军的编制，大的有上万人，小的也有七八千，方的头领相当于朝廷的将军。
张角经过“推算”甲子年（184年）起事是个好日子，比较吉利，所谓择吉日都是骗人的，说穿了其实是他心里着急当皇帝，因为他“改组公司”的这一年已经是183年了。作为有志中年，张角兄要求进步的心情那是相当迫切的。
但造反毕竟是件大事，而且从事传教工作这么多年，张角是很懂得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的，凭借多年组织群众活动的经验，张角把自己的几十万徒子徒孙都动员起来，猛造声势，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的不满情绪，准备大干一场，派人到各地宣传自己的“革命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同时还派人到京城洛阳和各地州郡的官府大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字，用来做识别的记号，到时候起事凡是写上“甲子”字样的就是首要的攻击目标。
张角发出准备起事的命令，各地的头目闻风而动，其中以邺城的马元义等人最积极。应该说，张角的徒弟们的传教工作做得实在到位，连皇宫里都有他们的信徒，而这些信徒的身份比较特殊——宦官，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着实不容易。
要知道，这些人整天待在皇宫里除了休假根本不出去，但无孔不入的太平道兄弟们仍然排除万难，成功地做通了宦官们的思想工作，让这些朝廷大权在握、飞扬跋扈的宦官们也成为自己的教众，把这帮人拉下了水。这就不能不让人佩服太平道兄弟们的忽悠能力。
东汉一朝，特别是桓帝、灵帝这两位仁兄在位的时候，宦官仗着皇帝撑腰手握生杀大权，朝廷上下遍布亲信，他们想让谁升官就让谁升官，想让谁倒霉就让谁倒霉。满朝文武偶尔有几个对他们不满的也很快被收拾了。除了不怎么管事的皇帝，掌权的大太监已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既有权又有钱。
这些人是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皇帝宠着、百官听话，吃穿不愁，要什么有什么，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不知足，还要蹚这股浑水，真不知道这帮人是怎么想的。即使造反成功，张角上位，最多也就是换个老板，待遇上很难有更大的“进步”了，但这些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加入造反队伍，着实让人感叹。
底层百姓的反叛情有可原，这帮锦衣玉食的家伙也跟着凑热闹，只能说，张角的这帮徒弟们忽悠的本领实在太大，这也充分印证了那句话，一切皆有可能。
积极分子马元义到处串联，重点就是宫里的宦官们，马元义为了搞串联多次潜入洛阳，跟皇宫里的内线接头探听消息获取情报。
皇宫是皇帝待的地方，这里是帝国的心脏，全国各地不论发生什么事，最后都要汇报汇总到这里，这里是信息总站也是取得情报的最佳地点，朝廷有什么新动向，作为皇帝的亲信，宦官们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详细的信息然后再通过交通员马元义迅速把情报传给教主张角。
邺城到洛阳这条线，马元义已经跑过多次，轻车熟路，不过，这一次他的使命非同以往，因为这次是来真的，他特意找到皇宫里的内线中常侍封谞、徐奉告诉他们教主已经决定明年（184年）正式起兵，具体的日期是3月5日，让他们做内应，到时候与混入京城的教徒们里应外合，全国各地的分教同时起兵响应，一举消灭东汉政权。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京城内外，全国各地的教徒都在紧张地准备，最紧张忙碌的要数教主张角本人，造反也不容易啊，从决定起事的那天起这位仁兄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忙着各种工作，听汇报作指示，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张角兄自从定了起事的日子（这日子是他亲自算过的，据他自己说是黄道吉日）天天看皇历，盼着这一天早点到，同时向祖师爷（他认定的祖师爷是黄帝和老子，当然这是他单方面的意愿，并没获得人家的同意和认可）祷告，希望一切顺利，千万别出事。
但正应了那句话，怕什么来什么，怕出事偏偏就真的出了事。
184年1月开春，出事了。
张角的一个叫唐周的大弟子突然反水，向朝廷上书举报张角，说这帮家伙要造反。唐周曾经是张角的死党亲信，张角干的那点事，他都参与了，是核心成员，或许是内部分赃不均或许觉得跟着张角这样的江湖骗子没前途，总之，深受张角信任的唐周义无返顾地投入了朝廷的怀抱。
朝廷得到消息如获至宝，按照唐周提供的材料顺藤摸瓜往下查，许多潜伏多年的都被抓了起来，唐周在太平道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组织内的人很多他都认识，这就方便了抓捕行动，对于唐周来说，在外人看来很神秘的太平道在他眼里没有秘密可言，很快资深交通员马元义就被捕归案，审讯完毕就在洛阳给车裂（也就是五马分尸）了。
接着，京城负责社会治安的司隶校尉等有关部门开始闻风而动，按着掌握的线索开始在京城内外展开大搜捕。从宫廷侍卫到普通百姓，过筛子一样往出筛，这么一筛还真筛出不少隐藏很深的太平道徒，抓了好几千人，京城天天抓人，天天杀人。与此同时向全国各地发出海捕文书，捉拿张角等人。
张角听到风声，知道大事不好，不能再按原计划行动了，张角紧急召集教里的骨干头目们开会，会上大家一致决定提前起事。
184年2月，张角派出使者到各地分教传达命令，立即起兵，所有教徒一律用黄色的头巾包头，旗帜也用黄色，总之就是一码黄，历史上把张角的队伍称黄巾军，当然朝廷的叫法是黄巾贼。
一时之间，各地教众闻风而动，纷纷抄家伙跟官军干上了，一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为了生存也纷纷入伙，张角带着队伍四处转战，攻城拔寨势头很猛。
张角亲率冀州黄巾军主力，从2月到4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横扫黄河以北，所到之处攻必取，战必克，如入无人之境。先后攻克广阳（今北京房山）、安平（今河北衡水）、甘陵（河北邢台）、广宗（今河北威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等冀州平原城市。
地方官军实在太菜，多年不打仗，地方部队已经成了养老的地方，操练就是走过场，很多人的年龄都已经可以回家抱孙子了，当官的不是靠关系就是有背景，有真才实学凭真本事挣饭吃的人寥寥无几，这样的军队，靠他们围剿黄巾军只能是痴人说梦。
张角的黄巾军所到之处烧毁衙门抢府库，把地方官和官军打得抱头鼠窜。黄巾军之所以这样威风，倒不是他们有多厉害。毕竟之前大家都是靠天吃饭种地为生的庄家人，武林高手不是一天练成的，短期的突击培训效果有限。农民武装黄巾军能打胜仗只是因为他们的对手更不会打仗。
打了几次胜仗，占了若干城池，张角的胆子也壮了，还给自己封官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弟弟张宝被封为地公将军，弟弟张梁被封为人公将军。很有点过日子的味道，当然了，在汉朝的文件档案里你是找不出这几个古怪的将军名号的，道理很简单，这是人家张角自创的，拥有发明专利权，侵权必究。
平时懒散的官军欺负欺负老百姓打个把土匪还可以，突然遇上成千上万手拿各式武器拼命的人，只能现出原形抱头鼠窜。
每当官军遇到大股黄巾军，程序一般都是这样的，远远地看到一片黄，确定是敌人后，集体向后转，开始奔跑，所谓转身然后前进，转进是也。黄巾军一路上碰到的都是“转进”的官军，所以也没打几仗，顺风顺水地一路走一路抢。
当官的带头跑，谁还有心思打仗。于是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在黄巾军即将出现的地方，大小官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大家都顾着逃命，官比兵跑得快，兵比黄巾军跑得快，所以黄巾军一路攻城拔寨，可实际上根本没打几仗，你要说这帮人厉害，我还真没看出来。
当然黄巾军除了烧官府抢“银行”（官府存放金银布帛的仓库）之外，也干了些好事，攻打了一些为富不仁的地主庄园，那年头地主家（当然是大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家丁和围墙岗楼，住宅修得跟军事要塞似的，为的就是防止那些穷疯了的老百姓来抢粮。这些违章搭建的碉堡岗楼对付一般的老百姓是管用的，但在人多势众的黄巾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三下两下就给平了，粮食嘛，当然分给了穷苦百姓（一小部分），剩下的做军粮。
得到实惠的老百姓更踊跃了，纷纷加入黄巾军，跟着黄巾军有饭吃，这就是很多人的朴实理想。官逼民反，老百姓但凡能吃上饭也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造反。
朝廷被打得晕头转向，张角却没有抓住机会。虽然接连获胜但张角缺乏战略头脑，他在冀州起兵，朝廷一点准备也没有，如果这时张角能集中主力南下，趁官军兵力分散，洛阳周围的布防还没有完成，迅速渡过黄河直捣京城，东汉朝廷也就提前关门了。
但张角考虑不了那么远，他只顾眼前能多抢点，几个月的宝贵时间白白浪费在河北平原上，没有及时南下抢占战略要地邺城，也没有派兵支援颍川的另一支黄巾军主力，黄巾军虽然人多但兵力高度分散，张角没有及时集中主力，导致各地黄巾军实际上处于各自为战、孤立无援的境地。
张角的愚蠢给了东汉朝廷反击的机会。
事情越闹越大，地方上镇不住了，只好向上反映，层层上报到中央，这下皇帝也终于慌了，连忙把大臣们都找来，开会，商议对策。
皇帝看着手下的大臣首先发问：“大家都说说吧，食君之禄为君分忧，在座的各位都是拿着优厚俸禄的公卿大夫，现在国家有难，你们得替朕拿个主意。”
话刚出口，时为北地太守的皇甫嵩说话了：“陛下，现在情况紧急，臣以为应该解除党禁，让那些被禁锢的党人出来为国家效力（党人的问题比较复杂，简单地说就是跟宦官们对着干的士大夫群体，因为得罪宦官，这些人终生不能当官）；国家连年灾荒，国库里也没钱，镇压黄巾贼需要整训军队，招兵买马，样样都要钱，请您把内库的钱拿出一部分救急吧；还有您在西园养的那些马，平常精心喂养，现在是派上用场的时候了。”皇甫嵩是本书的重要人物，接下来还会出场。
汉灵帝听了皇甫嵩的一番话，哑口无言。他本想让文武大臣们出力替自己分忧，没想到皇甫嵩一上来就拿自己开刀。解除党禁倒没什么，解就解呗，但让自己掏腰包用自己的私房钱（内库是皇帝私人储蓄所，这些钱主要是皇帝自己零花的，但数目相当可观，尤其是对于喜欢卖官敛财的汉灵帝，内库比国库还有钱）去平叛，多少有点舍不得。
左右为难的汉灵帝看了看站在自己身旁的中常侍吕强，问道：“你觉得皇甫嵩说得有理吗？”虽然东汉的大太监没几个好鸟，都是些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垃圾人渣，但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同样是大太监，吕强还比较厚道，同情党人，见皇帝问到自己，赶忙回答：“党锢这么久了，人心不平，很多人都对朝廷有不满情绪，而且这些被禁锢的党人都是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要是他们跟张角串通一气，那就麻烦了。您应该先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贪官以平民愤，赦免党人让他们为国家出力。”汉灵帝听了连连点头，马上下令解除党禁赦免党人。
当然了，吕强虽然厚道，但让皇帝出私房钱的事也没提，在皇帝身边多年，太了解这位兄弟了，在他面前千万别谈钱，谈钱伤感情！
打仗需要军费，这个钱还是大伙出吧！这个大伙当然不是文武大臣，而是老百姓。
在这次最高国防会议上，做出了如下部署：
河南尹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加封慎侯，率领左右羽林军、五营（中央精锐部队）驻防洛阳近郊的都亭，制造兵器负责首都安全。
同时在全国各地的险关要隘设置八校尉领兵驻守：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轩辕、旋门、孟津、小平津。
作为帝国最精锐部队的中央军主力全面出击！
北中郎将卢植率领中央军一部负责围剿教主张角的大本营，也就是黄巾军本部；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率领中央军一部外加地方军负责围剿颍川黄巾（除了张角在河北活动，闹得最欢的就数颍川的黄巾了，所以也成为政府军的重点“照顾对象”）。
皇甫嵩（？-195年），字义真，陇右安定朝那（今甘肃镇原）人，度辽将军皇甫规的侄子。父亲皇甫节曾任雁门太守。皇甫嵩是如假包换的将门之后。关西出将，这话一点都不假，看这一家子就知道了，从父亲到儿子都是武将而且还是名将。
皇甫嵩从小苦学学骑马射箭，练就一身本事，凭着父亲的关系被“举孝廉、茂才”。汉灵帝公车征为议郎，一路升到北地太守。
朱俊（？-195年），字公伟，江东会稽上虞人，地道的南方人，幼年丧父，靠着母亲贩卖布匹为生。朱俊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汉代提倡孝道，长大后被推荐到县衙门做了书吏。光和元年，被任命为交趾刺史，南下平叛，不久以军功封都亭侯，征为谏议大夫。及黄巾起，公卿因为他此前的军功都推荐他领兵挂帅，被任命为右中郎将，参与平叛。
兵马分派完毕，各路将领领兵奔赴各自负责的战场。
帝国军队的战斗序列
秦汉时代，皇帝拥有对全国军队的统率权，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东汉将全国军队分成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三大体系。
中央军最强，驻守京畿，发兵必须有皇帝的虎符，是皇帝直接可以控制的直属战略机动部队，也是危急时刻皇帝可以依靠的最后力量。中央军从士兵到将领都经过层层选拔精挑细选，特别是领兵的将军一般都是皇帝的铁杆亲信，不是亲信你不敢把部队交给他。
大部分时间，中央军的职能都是对内的，有时候内部的敌人比外部的敌人更危险，历次宫廷政变，谁掌控了中央军，谁就稳操胜券。中央军驻防京畿——这里是帝国的心脏，掌控了中央军也就控制了京城，控制了京城也就控制了皇帝，而控制了皇帝也就控制了整个帝国。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皇帝还是存心谋反的人都清楚，所以对中央军的争夺历来都是政治斗争的焦点。
中央军的人数并不固定，大体维持在5万到10万人。
同是中央军，内部也是有等级的，根据与皇帝的密切关系远近，又分为三个层次，即禁卫军、宫卫军、和首都城卫军。
皇帝住的皇宫自然不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皇宫和处理政务的三公九卿的衙门可看作宫府，整个首都就是“城”。
中央军依照分区防守划出各自的防区也就是各自的等级。禁卫军的士兵级别最高待遇也最好，这在当时是一个让人眼红心热令人羡慕的好工作，士兵被称为“郎”，“郎”是年轻威武的男子，特别是武士。在汉代成为“郎”那是相当值得赞誉的。成为郎不仅要本人仪表堂堂文武兼备，更需要一定的家庭背景，有时候还要花大笔的活动经费才能成为一名郎官。
郎官中地位最高也是最荣耀的是“羽林郎”，羽林郎源于秦代的“外郎”和“骑郎”，由崇尚武功的汉武帝首创。西汉对外征战都是以中央军为主，领兵的将领也多是从中央军中选拔，作为中央军精锐的羽林郎更是皇帝的宠儿，汉朝的许多名将都出身羽林郎。
东汉的羽林郎有固定编制，定员128人，每个人都是全套最好装备：优良的战马、精制的铠甲、锋利的兵器。
羽林郎作为皇帝的贴身卫队，每天都要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保护皇帝的安全，而且还是帝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官的人才储备库，挑选的标准那是相当严格，宁缺勿滥。
羽林郎的下面是“羽林左右骑”，“羽林左骑”800人，“羽林右骑”900人，这些人全都是从大西北与匈奴接壤的六郡子弟中选拔出来的精锐骑兵，皇帝出行时负责护卫。
再下面就是“期门郎”1500人。期门郎主要是步兵。三支部队合计大约3000人，虽然人不多，但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不仅善战还具有一定的指挥能力，每个士兵都是储备军官，一旦需要完全可以以这些人为基干以十倍百倍的规模扩大部队。
这3000人全是最忠诚的勇士，他们会为保卫皇帝战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此外还有一些文职郎官，比如侍郎、郎中。这些人是皇帝的顾问，比如侍郎，主要侍奉皇帝起居和随时解答皇帝的咨询，比较有名的是“黄门侍郎”，即侍奉于黄门的武士，起初都是由正常男人担任，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才开始有宦官染指，简称“黄门”或“小黄门”，他们直接成为宦官集团的武装力量。
“郎”的长官是“光禄勋”，列位九卿之一，掌握几千精锐禁卫军。光禄勋的权势似乎很大，但精于政治的中国古代政治家是不会轻易把这样一支精锐部队交给一个人而不有所牵制的。比如黄门武士就只听宦官的指挥，侍郎一类战斗力有限，真正的三郎部队直接受皇帝本人指挥。
“郎”们和平时保卫皇帝，战时也要远征，出征的三郎部队，领兵的大将称“中郎将”，有“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等名号，最著名的就是防御匈奴的“使匈奴中郎将”。
“中郎将”不属于“将军”，但等级待遇及尊贵程度，往往比杂号“将军”还要高。皇甫嵩、朱俊、卢植还有董卓这些朝廷里最能打的几个将领都是以“中郎将”的军衔率领中央军精锐出征的。
禁卫军之外，就是宫卫军，汉代称“卫士”，卫士离皇帝远多了，甚至有的一年也难见皇帝一面。这些人主要负责守卫皇宫，帝国各个重要部门（例如武器库）等，还有在城外守卫皇家陵寝以及皇帝的行宫。
卫士的人数，西汉时较多，有南宫卫士和北宫卫士两大体系，东汉编制有所缩减，不超过三郎部队。东汉的卫士有向警察转化的趋势，算是早期的武警部队。卫士的最高长官是“卫尉”，卫士之尉，二把手是“执金吾”，专门负责京城及周边的治安，卫尉也是九卿之一，虽然等级一样，但实际权力比光禄勋要大。
宫卫军之外，就是最外围负责保卫都城的京师卫戍部队。西汉称“京师南北军”，有南北两军，以北军实力最强，东汉索性把南军裁撤专门强化北军。北军是中央军三层防御部署中最外的一层，也是人数最多的一层。以10万中央军计算，郎和卫士不超过1万，剩下9万多是北军。在中央军中，三郎部队都是职业兵，士兵的地位级别高，相当于现在的士官，而北军的士兵就是普通的农家子弟，训练装备只是一般的标准，跟特种兵装备的三郎部队不是一个层次。
在部队的设置上，最高决策者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的，让北军跟三郎部队互相制衡，三郎部队人数有限但都是以一当十的精兵，北军的单兵战斗力不如三郎部队，但有人数优势，两军的战斗力大致相同。总之，一旦其中有一支部队叛变，完全可以利用另一支部队压制抵抗，争取时间等待外部援军。
北军的士兵称“卒”。待遇装备低于卫士，卫士又低于郎。战功优异者可以晋升卫士或郎。
“郎-卫-卒”三级体制，也是一种竞争激励制度。功能上，如果说郎是禁卫军，卫士相当于武警，那么卒就是正规军，北军有完备的兵种，标准化的建制，成熟的训练指挥系统，除了拱卫京师外，战时出征。汉武帝首先使军队建制标准化，定制为八营，每营设校尉，其次使兵种完备化，除了传统的步兵、骑兵、车兵外，专门增建或强化了新兵种。
到了东汉，北军标准配置简化为五营，列表如下：
步兵营——传统步兵
屯骑营——传统骑兵兼中军指挥核心
越骑营——轻骑兵
长水营——重骑兵
射声营——弓弩兵
北军除了作战标准建制的五营之外，在洛阳各城门有城门营，设城门校尉，专责护卫京师。在洛阳南北8处关隘有守关营，设守关校尉。
根据秦汉的军衔制度，营的将官称“部尉”“都尉”或“校尉”，后来主力作战营多称“校尉”，“部尉”和“都尉”倾向指特种兵部队。
北军日常训练由校尉负责，作战时设将军，由将军统领一营或数营出战，战事结束将军即撤销，各营又重归校尉管理。从这点上说，校尉无论日常还是战时最亲近士兵，汉代校尉跟士兵长期驻守在一起，形成了比较密切的官兵关系，对部队的掌握远比将军要强，校尉是比较有实权的。
东汉末年的军阀，大部分是校尉出身，反而何进、皇甫嵩、朱俊、段颖这样战功累累的将军，被废被杀，实力脆弱。至于董重这样靠外戚身份当上的骠骑将军，虽然地位崇高，但无力调动手下各营校尉，最后轻松被围捕也就不足为奇了。
下面介绍地方军。和中央军相比，地方军的特点是分散，地方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又不能威胁到中央。
汉代每郡设郡都尉，太守掌兵，都尉只是副手，建制为一营，但必须是小营，人数有定制，一般不超2000人，内地的一些不重要的郡往往不设营，而设坞，坞的兵员就更少了。每县有县尉，县令掌兵，县尉副手，县之下有乡，乡之下有亭，都各有长尉。
东汉末年，地方混乱，为了镇压乱民，州刺史往往也有了兵权，同时刺史改称州牧，州牧已经军阀化，能拥有好几个营的兵力。
除了地方军，就是边防军。这些军队主要驻守在北方边境。一般太守直辖边防军，其中重要的战略要地，如右北平郡，太守的兵力甚至超过万人，编制为2至4营。在特别紧要的地段，朝廷还专设校尉，带领一营或数营兵马，如“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有著名的“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动辄可以调发两三万人马，其实力已经不亚于内地的大将军。
除此之外，还有属国都尉，负责统率投诚的游牧骑兵。东汉末年战事频繁，特别是进入三国，都设有“将军”统领边防军，著名的“征镇安平”，以征字等级地位最高，军力最盛，根据方位，有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四征，其次四镇四安四平，根据情势而随时设置。其中征字将军以攻为主，镇字以防御为主，安字平字是安抚平叛为主。边防军比地方军实力要强盛的多，而且兵力集中便于调动，因此随着局势演变，边防军反叛或反戈一击的事也屡有发生，魏国后期数次反叛都是寿春地区的镇东或征东将军所为。
在中郎将们领兵出城的同时，官职最高的大将军何进却只待在洛阳不动窝，而其他人也没有任何异议，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之所以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出在何进的身份上。
因为何进是皇帝大人的大舅哥。自然打仗不需劳他大驾，评功劳却总是“排头兵”。
何进字遂高，荆州南阳郡宛县人。本来就是个杀猪卖肉的屠户，如果没有意外也就只能一辈子过他的小康生活，但意外还是发生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被选入宫，不久当上了贵人，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哥哥的何进沾了妹妹的光，成为皇帝的大舅子也发达了。
大军派出去了，汉灵帝的心也踏实了些，专等着前线的战报了。
火爆的京城楼市
外面的事安排妥当了，但有汉灵帝这样的活宝和无法无天的太监，想消停过日子是没指望的。
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什么功劳没有，就因为皇帝宠信，寸功未立却全都封了侯。汉灵帝还有事没事跟左右说，张常侍（指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指赵忠）是我的母亲！
浑蛋到这个份儿上实在让人无语。张让和赵忠也成为最得宠的两个大太监。
皇帝的“爹妈”，自然没人敢惹。太监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这些人权势熏天，把国家折腾得乌烟瘴气，利用皇帝的宠信收贿受贿，任命亲信，买官卖官，朝廷官员有什么事不是先请示皇帝而是先请示几位公公，谁有什么难事都找几个公公帮忙摆平，当然忙不是白帮的，那是要送钱的，经过多年的“勤奋工作努力创收”，几个大太监都成了全国巨富。
有了钱自然要改善生活提升生活品质。
首要的就是改善居住环境，太监们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繁华地段买房置地，比赛似的竞相盖起豪宅，你盖三层，我就盖五层，你的院子三千平，我的就得五千，你花一万两黄金，我就要用两万两。在太监们的努力下，京城的豪宅犹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带动了京城房地产业的发展。这些豪宅的华丽程度跟皇帝的皇宫有一拼，别忘了这些豪宅的主人上班的地方就是皇宫，人家装修就是照着皇宫的标准来的。不过，这些事是瞒着皇帝干的，在大家面前可以高调，但在皇帝大人面前还是低调一些好。
一次，皇帝大人突然心血来潮要登永安台看风景，这里地势较高，不仅可以俯瞰整个皇宫还可以看到洛阳的街市。这可吓坏了皇帝身边的几个太监，要是让皇帝看见自己的豪宅，那就不好玩了。
为了不让皇帝看到自家的豪宅，太监们煞费苦心：“天子不能登高，登高会惊动百姓，对陛下的江山社稷不利啊。”这么个荒唐的理由，但凡智商正常的都不会信，但汉灵帝属于不正常的那种。所以他信了，从这以后汉灵帝再也不敢登高远望。豪宅的主人们终于安心了。
但好脾气的汉灵帝也有发火的时候，马元义被抓后，这位兄弟架不住酷刑什么都招了。中常侍封谞、徐奉勾结黄巾军的事也都被抖了出来。这下汉灵帝火了，把大小太监、宦官都叫来，集中训斥。
汉灵帝指着跪在下面的黑压压的一群宦官骂道：“你们平常总说党人如何如何坏，让我下令把他们禁锢，现在黄巾贼作乱，人家党人冲锋在前替朕分忧解难。倒是你们，深受皇恩，大难临头，却勾结反贼，你们自己说，你们该不该杀！”太监们被骂得狗血淋头，一声也不敢吱，只是一个劲地磕头认罪。
不久风头过了，太监们又开始蠢蠢欲动，这次他们下手的对象是自己的同事——太监中的异类吕强。既然你不跟我们“玩”，那就不能留你在世上了。
赵忠等人整天在皇帝面前说吕强的坏话，说吕强如何勾结党人、如何议论朝政，说得有鼻子有眼。更狠的还在后面，赵忠还揭发吕强经常一个人背着别人读书，当然赵忠不是要夸吕强爱学习，而是因为据赵忠说吕强读的书是《霍光传》。
霍光在那个时代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是一个绝对敏感的话题。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位前朝名臣，干的最出名的事就是废立皇帝。
这招够狠！果然，皇帝一听就火了，没事读《霍光传》，还勾结朝臣，吕强你到底想干什么！汉灵帝马上派中黄门去抓吕强。
吕强得到消息知道大事不妙，但也没地方逃，天下都是皇帝的，又能逃到哪儿去！吕强知道这都是赵忠等人搞的鬼，事已至此只有一死了，一起工作这么多年他太了解这帮人的手段了。
吕强决定自己了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吕强发出最后的怒吼：“我死后，大乱必起，大丈夫忠心报国，岂能再受狱吏的侮辱。”吕强自杀了，这就是正直太监的下场。
有时候，并不是洁身自好就能超然世外保全自己。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在大部分时代都是如此。
宦官们的胡作非为还是让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看不下去了。
事实证明，有种的人还是有的，侍中河内人向栩就是个有种的人，向栩向皇帝上书，在奏章中揭发张让等大太监的恶行对这些挖苦讽刺。张让等人的消息相当灵通也不含糊，马上反击还贼喊捉贼，硬说向栩勾结张角是内鬼。这真叫不要脸了，刚刚被皇帝骂，此时就觍着脸说别人。但汉灵帝刘宏偏偏就是个糊涂虫就信这帮人，不久之后向栩也被关进黄门北寺狱，很快就死于狱中，死因不明。但谁都知道是谁下的黑手。
向栩倒下了，郎中中山人张钧接着上。张钧上书皇帝痛骂赵忠、张让等十个大太监，说张角之所以能煽动乱民造反，就是因为十常侍的父兄子弟在地方上巧取豪夺鱼肉百姓激起众怒引起的，百姓有冤没处申才铤而走险，只有把十常侍斩首示众才能平息民愤。
汉灵帝看到张钧的奏章直接拿给张让等人看，吓得这帮人马上跪地磕头并表示愿意捐钱充作军费。皇帝大人到没生他们的气反而对尽忠直言的张钧大发雷霆：“张钧这个疯子，竟敢污蔑我爹我妈，这还了得。”手下人听出了领导的意思，纷纷上书说张钧就是张角的内应，他们是一伙的，张钧是他们在朝廷的内应，皇帝看了很满意，很快张钧也被捕入狱，不久也死于狱中。这就是做忠臣的下场。
朝廷里混账皇帝和他“爹妈”的事，先说到这，接下来还要说黄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