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前人已多有研究，但从文学角度研究其“太史公曰”者还不多见。笔者愿在这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一
抒情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艺术特征之一。《史记》“太史公曰”虽属序赞史评文字，严格地说还不能算是文学作品，但它却同样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它对传记正文中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或褒扬，或同情，或憎恶，或慨叹，皆激情滚滚，笔墨酣畅，闪耀着作者的思想火花，渲染着浓厚的艺术氛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太史公曰”中为数最多的是对人物的褒扬和赞美。有的歌颂先圣先贤，如《孔子世家赞》；有的歌颂明君贤相，如《孝文本纪赞》；有的歌颂仁人志士，如《魏公子传赞》；有的歌颂爱国英雄，如《廉颇蔺相如传赞》。从对这些人物的褒扬赞美中，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愿望，同时也造成了强烈的抒情气氛，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云：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李广是汉代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一生身经大小七十余战，功勋卓著，威震敌国，然而却不得尺寸之封，最后还被逼引颈自刎。作者对这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是深刻同情的。这段赞语就用一种优游唱叹的笔法，将作者对李广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无限钦敬、无限惋惜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对于一些功过参杂的历史人物，作者往往是爱恨交织，褒功贬过。在《项羽本纪赞》中，作者既歌颂了项羽“将五诸侯灭秦”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也批评了他“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功伐”、“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等错误，特别是批驳了他的宿命论观点，指出他“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虽然还没有看到项羽失败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残暴不仁，以及他分封诸侯所造成的天下分裂局面，背离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在这段赞语中，司马迁确实是激情滚滚，感慨系之，写得纵横跌宕，感人至深。
作者对那些严刑峻法、残暴不仁和阿谀取宠、利欲熏心者流，往往表现出极为憎恶之情，给予有力的讽刺、鞭挞和批判。在《老子韩非传赞》中，他批评韩非“其极惨礉少恩”。在《商君传赞》中，他批评商鞅“其天资刻薄人也”。在《李斯传赞》中，他更鞭挞李斯，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对他“被五刑死”，并无同情。
作者对世态炎凉、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等社会现象，又往往表现出愤世疾俗的感慨。在《卫康叔世家》中，作者最后写道：
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这里对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现象感慨系之。在《扁鹊仓公传赞》中，作者针对“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的现象，发出了“美好者不祥之器”的慨叹，充满了愤世之情。与自己的身世遭遇相联系，司马迁对炎凉的世态更加痛心疾首。在《平津侯主父传赞》中，作者写道：“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汲郑传赞》更为突出：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在这字里行间，都洋溢着作者愤世疾俗的情绪，使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叹，不能不受到其情绪的感染。
《史记》“太史公曰”中应该说还有直接述志一类。《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在这段“太史公曰”中，司马迁直接抒写了自己的远大志向和事业理想。他决心要成为第二个孔子，完成一部像《春秋》那样的“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伟大著作。
总之，《史记》“太史公曰”的抒情性是很强烈的。或在陈述的文字中寄寓褒贬，或借议论抒写爱憎，或夹叙夹议，情理相生，或直抒胸臆，表情述志，无不表现出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同时，这感情又是真正从肺腑流出，因而非常真切感人。
二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表现在人物传记上。《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在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向读者展现出一道丰富多采的历史人物的画廊。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主要是通过传记正文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塑造出来的。但是，作为《史记》人物传记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太史公曰”虽然主要是以史评为主，但对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仍然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上文已述，《史记》“太史公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这种抒情的笔调，鲜明的倾向性，往往能使所写人物更加鲜明和生动。如《屈原列传》在叙述了屈原的事迹和不幸遭遇之后，作者借“太史公曰”的形式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这种浓烈的感情色彩对于塑造屈原这个伟天的爱国主义诗人的形象无疑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主要是对传记正文中所写人物进行评价和议论。而这种评价和议论，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能起到揭示其主要性格特征的作用。如《孝文本纪赞》以一个“仁’字评价孝文帝；《伯夷传赞》以一个“义”字评说伯夷；《李斯传赞》言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孟尝君传赞》说孟尝君“好客自喜”；这些都有助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可谓有“点睛”之妙。
有的“太史公曰”在评说人物时，往往运用对比衬托等手法，这也有助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孔子世家赞》拿孔子与“天下君王”作对比，指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通过这种对比，更见出孔子形象之高大，影响之深远。《游侠传赞》言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这就使其状貌、言语与威望、名声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进而突出了他的形象，给人印象很深刻。《春申君传赞》说：“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耄）矣！”通过前后对比，突出了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显示了其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再如《魏其武安侯传赞》同时评说几个人物，使之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这类例子是很多的。
个别“太史公曰”偏重于补述人物事迹，描写其形貌等，这能使所写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如《淮阴侯传赞》就补述了这样一件事：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这件事表现韩信少有大志，补充了正文之不足，进一步丰富了人物的性格。《留侯世家赞》补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项羽本纪赞》补写项羽“为重瞳子”，这些对塑造人物的生动形象也起有一定的作用。
三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虽是一种序赞史评文字，但大都写得章法多变，文势迭宕。或长或短，或前或后，或感叹，或议论，或叙事，或说明，或夹叙夹议，结构曲折，或直写胸臆，气势磅礴，往往千姿百态，不拘一格。
首先，这些“太史公曰”非常轻便灵活。虽也有一些较长的篇段，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近600字，但一般说来都写得短小精悍，在百字左右，最少的只有20余字，如《佞幸传赞》。这些“太史公曰”大多在篇末，但也有在卷首的，如表中的序和《儒林传序》等。一般说来，一篇只有一条“太史公曰”，但也有两条的，如《循吏列传》、《酷吏列传》等，也有没有“太史公曰”的，如《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其次，《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往往手法多样，文笔富于变化。有的“太史公曰”是以议论为主，可以看作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如《商君传赞》：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这段赞语在内容上有失偏颇，但从写作艺术上来讲，它有观点，有论据，有论证，有结论，结构严整，逻辑严密，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议论短文。再如《酷吏传序》、《吴太伯世家赞》、《伍子胥传赞》、《韩世家赞》等，都是以议论为主的短文，都从某一角度提出和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从而深化了传记的主题。
有的“太史公曰”是以抒情为主，如《屈原贾生传赞》等，前文已经谈及，不再重复。
有的“太史公曰”是以叙事为主。如《秦始皇本纪赞》，在引录贾谊《过秦论》之前，基本上是概述秦国发展壮大的历史。《赵世家赞》是叙述赵国为秦所灭前夕国君更替的有关情况。《循吏传赞》是概述几个循吏的突出事迹。当然，在这些叙述中，是寄寓有作者的主观倾向的。
也有的‘太史公曰”是以说明为主。如《五帝本纪赞》：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实际上就是一篇言简意赅的说明性短文。文中表明作者对有关史料作了考订、分析，并到有关地区进行过考察，得出古文《尚书》和不被儒者们重视的《五帝德》、《帝系姓》等书所记载的材料接近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他以严肃审慎的态度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综合与研究，选择了他认为是信实可靠的部分，写成《五帝本纪》，放在全书的开头。
当然更多的“太史公曰”还是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叙事、议论、抒情结合在一起，更富于艺术感染力。试读《孟尝君传赞》：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这里有叙事，有议论，有作者的感情色彩融注其间。叙事简明扼要，为议论提供依据，文字也显得生动活泼。议论虽只一句，但观点鲜明，批评之意露于笔端。再如《樊郦滕灌传赞》：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这里虽也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但咏叹味更浓。
另外，《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往往章法多变，结构灵活。这突出地表现在一些人物合传的赞序中。在这类赞序中，有的只着重评说一个人物，如《廉颇蔺相如传赞》，但大多是要同时评价几个人物的，其结构又往往不拘一格，很少雷同。有的采用纵式结构，对合传中人物作综合评述，如《张耳陈余传赞》、《樊郦滕灌传赞》等。有的采用横式并列结构，分别评说几个人物，如《循吏传赞》、《鲁仲连邹阳传赞》等。有的采用先合后分的手法，如《管晏传赞》，先从读管仲书和《晏子春秋》谈起，引出作管、晏合传之由，然后对二人分别评赞。也有的采用先分后合的章法，如《老子韩非传赞》，先分别评说老子、庄子、申子、韩子，然后又合起来说他们“皆原于道德之意”。有的则采用分分合合、分合交叉的结构方法，如《魏其武安侯传赞》，其结构最为曲折绵密。应该指出，作者在采用同一种分合手法的时候，其章法也不一致。如《循吏传赞》、《鲁仲连邹阳传赞》、《卫将军骠骑传赞》，都是用分别评说传中人物的手法。但《循吏传赞》以叙述为主，对传中所载五个本法循理之吏，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其突出事迹，不加任何评论，语言精练，句式整齐。《鲁仲连邹阳传赞》虽也分别评说传中人物，但以议论为主。《卫将军骠骑传赞》虽将卫青和霍去病分开来评述，但重点放在卫青上，对霍去病只附带提及，一笔带过，同时对卫青的评述又全是借用苏建的话，苏建的话又具有叙事性，且话中有对话，非常生动别致。
四
《史记》“太史公曰”在语言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简洁生动，朴质真切。如《滑稽传赞》：
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这里每句话慨括一个人物，可谓简洁。同时，每句话中都有人物形象在，有人物的动作描写，所以又显得很生动。有些“太史公曰”还借助比喻去说明道理，评议人物，如《田单传赞》：
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这里连用三个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奇正还相生”的用兵之道。同时，作者在这里谈论用兵之道，也正是为了突出田单善于用兵的特点。
《史记》“太史公曰”的语言不仅简洁生动，而且质朴、流畅，显得很真切。它注意引用民谣、谚语、格言、警句等，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李将军传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王翦传赞》），“长袖善舞，多钱善贾”（《范睢蔡泽传赞》）等。这些语句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史记》“太史公曰”的语言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句式灵活，叙述句、感叹句、设问句等多种句式，“盖”、“岂”、“哉”、“乎”、“矣”、“邪”、“耳”等多种语气词，交替运用，给人一唱三叹之感，增强了抒情色彩和咏叹意味。如《伍子胥传赞》：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这里用了4个感叹句，3个反问句，用了“矣”、“哉”、“乎”、“夫、“邪”等语气词，咏叹抒情色彩是非常浓厚的。
随着内容的不同和作者主观情感的变化，各篇中的“太史公曰”在语言风格上也有差异。有的气势雄壮，如《滑稽传赞》；有的轻捷明快，如《循吏传赞》；有的冷隽深刻，如《李斯传赞》；有的低徊哀怨，如《屈原传赞》。以叙述为主的篇段往往是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以议论为主的，往往曲折纵横，严实缜密。
综上所述，《史记》“太史公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着一定的作用，短小精悍，活泼多姿，简洁生动，朴质真切，有着较浓厚的文学特色，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借鉴。
（原载《渭南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