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著作中，也偶然有一些引诗的现象。如《国语·晋语》二引《暇豫歌》：“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左传·襄公十七年》引《筑者歌》：“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孟子·离娄章句》上引《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引用《诗经》中诗句的现象更多一些。但是，与先秦散文著作相比，《史记》引诗则更为普遍。或引传中人物的即景作歌，或引民间歌谣，或引《诗经》中的诗句，引诗已经成为《史记》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史记》的这些引诗在作品中究竟有哪些作用和对后世有什么影响呢？本文试图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史记》引用传中人物的诗歌共有20多首。这些诗歌主要是用以抒写传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对于刻画他们的鲜明个性，塑造他们的生动形象，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项羽本纪》描写楚霸王项羽被困于垓下的情景时写道：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是一种多么悲慨淋漓的场面啊！特别是歌声的插入，与当时的情景描写、气氛渲染密切配合，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其歌辞又是那样的苍凉悲壮。宋代朱熹《楚辞集注》卷一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这首流传千古的《垓下歌》，既表现了项羽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又抒发了他兵败垓下时缠绵悲壮的情绪，从而突出了英雄的末路，展现了英雄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对于塑造项羽这个盖世英雄的悲剧形象，无疑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倘若没有这首歌，而让项羽在寂寞中溘然长逝，那么，项羽这个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形象肯定将会黯然失色。
《高祖本纪》在写刘邦平定黥布叛乱后回归故乡时也引了刘邦的一首歌。司马迁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的：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刘邦在富贵还乡欢宴宾朋父老之时，却忽然唱出了一首慷慨伤怀的悲壮之歌，这在叙述上可谓大起大落，波澜起伏，气氛浓郁，引人入胜。同时，这首即景作歌，也真实地表现了刘邦当时复杂的心理情绪。一方面是回顾自己在风起云涌的秦末汉兴之际，戎马倥偬，东西转战，入咸阳，灭项羽，平定割据势力，建立汉帝国，如今威加海内，衣锦还乡，可谓志得意满，豪情无限。而另一方面是眼前诸侯不断背叛自己，开国功臣已被杀戮殆尽，汉家帝业尚未巩固，亟需良臣辅助，猛士共守，因而不免忧虑重重，悲从中来。宋代刘辰翁《班马异同评》说：“自汉灭楚后，（韩）信、（彭）越、（黥）布及诸侯将诛死殆尽，于是四顾寂寥，有伤心者矣。语虽壮而意悲，或者其悔心之萌乎！”很显然，这首《大风歌》的插入对于表现刘邦的复杂心理，塑造他丰满而生动的形象，也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刺客列传》写荆轲入秦行刺，“（燕）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明代董份说：“荆轲歌易水之上，就车不顾，只此时，懦士生色。”《史记评林》引。孙月峰说：“只此两句，却无不尽，慷概激烈，写得壮士心出，气盖一世。”《评注昭明文选》。
《史记》引用传中主要人物的诗歌还有一些，对于刻画人物的鲜明个性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伯夷列传》引《采薇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磋徂兮，命之衰矣！”伯夷和叔齐是封建社会中所推崇的两个高尚守节的典型。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在这首诗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他们志行高洁，不慕富贵，临君位而相让。他们对神农、虞舜、夏禹时期的敦朴禅让之道非常向往和怀念，反对周武王进军讨伐商王朝，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臣易暴主。因而，武王灭商后，他们义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薇而食。在君臣争夺篡弑之世，他们感到命运衰薄，四顾茫然，决意以死守节。再如《屈原贾生列传》引屈原的《怀沙》诗。这是《史记》引诗中最长的一首。在这首诗中，屈原反复抒写了自己身披美德才华却处于被流放处境的痛苦怨恨之情和誓不改变美好节操的坚定信念，批判了楚国内部党人专权误国、“变黑为白”、“倒上以为下”、“非俊疑杰”的黑暗现实，从而表现了自己祟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贵品质。这对屈原这个伟大形象的塑造无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史记》中还有些传记是引用了传中次要人物的诗歌。这些诗歌的引用，不仅有助于表现传中次要人物的思想性格，而且对传中的主要人物也往往能起到衬托的作用。如《孔子世家》中引楚狂接舆过孔子时所唱的一首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这首歌既表现了楚狂接舆的避世隐居思想，同时也反衬了孔子居乱世而思治的进取精神。再如《孟尝君列传》引冯驩初客孟尝君时的《弹铗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长铗归来乎，出无舆。”“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这首歌既表现了冯驩以三歌三求考验孟尝君，锋芒不露，稳健持重的个性特点，同时也衬托了孟尝君真正礼贤下士、不耻下交的高贵品格。还有《吕太后本纪》中所引的赵王友歌：“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这首歌在表现赵王友怨愤情绪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揭露了吕后迫害王侯的残酷，是塑造吕后形象的不可或少的一笔。
二
《史记》中还引用了许多民歌民谣。这些民歌民谣的引用，增强了《史记》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特别是对于批判上层统治者的丑恶和现实社会的黑暗，反映广大人民的爱憎起了很好的作用。《齐太公世家》中有这样一段：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适（嫡）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
这一段中所引的《莱人歌》，就揭露了齐国最高统治者内部骨肉相残的残酷性，讽刺了齐景公的昏庸，对群公子出亡，不能参与景公丧事和国家三军之谋，表示了怜悯和同情。《淮南衡山列传》载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首民歌揭露了汉文帝和淮南厉王之间的一场矛盾斗争。《田敬仲完世家》写齐王建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建“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齐人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意思是说，齐王建葬送齐国，被秦流放到共地松柏之间的荒凉之所，这完全是他自己用人不明，听信奸臣和宾客之言所造成的恶果。这首民歌讽刺了齐王建的昏庸，抨击了齐相后胜通敌卖国的罪行，表现了齐国广大人民的爱国精神。《魏其武安侯列传》在记述将军灌夫与豪杰大猾相交通，“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时，引用一首儿歌说：“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这首歌批判了灌氏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罪恶，表现了颖川人民对灌氏的憎恨和诅咒。在《外戚世家》“褚先生曰”中也引用了一首民歌：“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这首民歌对卫子夫一人为皇后，其弟卫青并四子皆得封侯、贵震天下的不合理现象，给予了揭露和讽刺。这些民歌的引用，大大增强了《史记》作品的人民性和批判精神。
《史记》所引民歌也有对统治阶级的某些开明政策持歌颂态度的。如《曹丞相世家》所引的《画一歌》：“萧何为法，耩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这首民歌就歌颂了汉初统治者所施行的“与民休息”政策。汉初所施行的这种修明法度，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政策，在当时对人民有一定的好处，对于国家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也有积极的意义。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护这种政策，称颂施行这种政策的统治者，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史记》所引民歌中，这一类歌颂性质的民歌数量极少。
三
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这就是所谓“赋诗言志”。《左传》记载人物赋诗70余次，《国语》、《战国策》记载的赋诗次数更多。《史记》接受《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影响，在人物的游说、劝谏、辩诘、应对言辞中，也引用了不少《诗经》中的诗句。这些诗句的引用，对于增强人物语言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往往起着积极的作用。例如《春申君列传》中写春申君使于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春申君恐此“一举兵而灭楚”，“乃上书说秦昭王”。春申君在上书中反复说明了“伐楚不如善楚”，亲韩魏不如仇韩魏的道理，很有说服力，最后终于使秦昭王“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这封上书之所以能够说服秦昭王，固然是由于全文有理有据，论证有力，问题尖锐，发人深省，但其中《诗经》中诗句的引用也不无积极意义。在这封上书中，春申君三次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第一次引用了《诗经》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诗句，说明“始之易，终之难”，“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的道理。第二次引用了《诗经》中“大武远宅而不涉”的诗句，说明“楚国，援也；邻国，敌也”的道理。第三次引用《诗经》中“跃跃毚兔，遇犬获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诗句，说明秦昭王“信韩魏”的错误。这些诗句的引用，恰与上书中的论题紧扣，说理简明，比喻生动，可谓是这封上书的点睛之笔，为这封上书增色良多。《滑稽列传》中写东方朔且死时谏汉武帝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这段谏辞由于引用了《诗经·小雅·青蝇》中的诗句，增加了严肃性、生动性和说服力。因为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奉《诗》为经典，所以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就增加了严肃性，容易使人信服。同时这几句诗又运用了比兴手法，用“青蝇”喻谗人，用“营营”比谗言，用“止于蕃”比喻谗人之处朝中，借以引出下面的议论，就显得很生动。而下面的议论又紧扣前面的比喻，说明“恺悌君子，无信谗言”的道理，因为听信那无休止的谗言，将会导致“交乱四国”的恶果。引用这样几句诗，就使得“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的忠告落到了实处，因而它是生动感人、富有说服力的。东方朔平时多诙谐滑稽而不实，但这几句话被汉武帝称为“善言”，可见武帝听了这段谏辞后是有所感动的。
有的人物言辞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是为了借重古圣贤之言行来表明某一事理的。如《周本纪》写“穆公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进谏，其谏辞中就引用了《诗经·周颂·时迈》中“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的诗句。而这诗句据上文所言乃周公旦之颂辞。大意是说，要收藏起兵器，从此不再用兵，我将以美德施于天下。祭公谋父的谏辞就是借重周公之颂辞，从而去阐明“先王耀德不观兵”的道理，劝阻“穆王将征犬戎”之事的。《周本纪》还记有厉王“好利”，亲近“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进谏厉王一事。芮良夫的谏辞引用了《诗经·周颂·思文》中“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和《诗经·大雅·文王》中“陈锡载周”的诗句。而这诗句是叙述周始祖后稷和周文王布利赐福于“烝民”，以载成周的事迹的。芮良夫以此先祖、先王事迹为论据，去进谏周厉王，就显得很有说服力。
另外，《史记》“太史公曰”也有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的。如《孔子世家》“太史公曰”引用了《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诗句，借以比衬孔子形象之高大，表示自己对孔子的仰慕之情。这对孔子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
《史记》中的引诗在《史记》行文中恰如散金碎玉，往往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了《史记》作品的文学色彩。
《史记》中的引诗在艺术上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普遍地运用比兴手法，往往含蓄蕴藉，意味隽永。上文我们已经谈及《史记》记言中所引《诗经》中的诗句多用比兴手法，增强了人物语言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其实，《史记》所引传中人物的诗歌或民间歌谣，也具有这个特点。刘邦的《大风歌》就运用了比兴手法，“大风起兮云飞扬”就是比喻秦汉之际群雄竞逐，天下大乱的政治形势。荆轲的《易水歌》也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写景起兴，借以引出“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凉之音。《孔子世家》中还载有一首孔子哀悼子路的诗歌：“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孔子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子路的死比作“太山坏”，“梁柱摧”，既形象生动，又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无限哀伤和惋惜之情。《留侯世家》中也引有一首刘邦的《鸿鹄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通篇将太子刘盈比作“鸿鹄”。由于刘盈得到了众大臣和商山四皓等人的支特和帮助，刘邦欲废之而不能，所以说是“虽有矰缴”，也无所可施。《淮南衡山列传》所引的那首歌咏淮南厉王的民歌更是运用了比兴和对比的手法。傅瓒注《汉书》曰：“一尺布可缝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广而不能相容也。”全诗借尺布斗粟之微，以对比四海之富，以贫贱骨肉之和睦，来对比帝王兄弟者之相残，可谓讽刺辛辣。然而又暗用比兴，不明白说出，让读者玩味其意旨，可谓意趣无穷。《晋世家》所引的士蒍的《狐裘歌》“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也是运用比兴手法，以“狐裘蒙茸”比喻晋国的混乱，从而引出“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的忧伤。这些比兴手法的运用，无疑增加了《史记》行文的艺术感染力。
《史记》中的引诗还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其中有不少引诗都能与当时的情景描写密切配合，渲染出浓厚的抒情气氛，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项羽本纪》中的《垓下歌》，《刺客列传》中的《易水歌》，都写得羽声慷慨，苍凉悲壮，渲染了一种浓郁悲凉的气氛，以至笼罩全篇，使整个传记都显得更加悲戚动人。《高祖本纪》中的《大风歌》也起到了这种渲染气氛的作用。这些引诗已经不仅仅是整个传记作品中的小插曲，而是起到了“主题歌”的作用。《史记》中的其他引诗，虽然还没能起到这种“主题歌”的作用，但作为一首小插曲，其抒情效果也是明显的。如《宋微子世家》中引有箕子的《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据《宋微子世家》记载，“箕子者，纣亲戚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箕子“乃披发佯狂而为奴”。“周武王伐纣克殷”后，“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乃作《麦秀之诗》。可见这首诗是一首即景抒怀、伤悼故国之作。其情感伤哀怨，真挚感人，以至“殷民闻之，皆为垂涕”。这首凭吊故国的哀歌，无疑为这篇传记增添了感人的悲剧色彩。
《史记》中的引诗在形式上可谓自由多样，轻便灵活。有些诗歌由于年代较早，所以采用的是古老的四言体，如《夏本纪》中所引的虞舜、皋陶的几首诗。有些引诗采用的是以六言为主，掺以五言、七言乃至八言，参次错落，舒卷自如的骚体句式，如《采薇歌》、《垓下歌》、《大风歌》、赵王友歌，以及《河渠书》中所引汉武帝的《瓠子歌》等。《史记》所引民歌的形式更加自由，大都是不拘一格的杂言体诗歌，如《莱人歌》、《民为淮南厉王歌》等。《史记》引诗除屈原《怀沙》篇幅较长外，一般都比较短小，《齐人歌》、《易水歌》只有2句，《大风歌》只有3句，《垓下歌》也只有4句。在《史记》行文中，引入这样一些形式自由多样、短小精悍的诗歌，不仅不会有累赘之弊，反而会增添作品的韵律感和灵动之妙。
五
《史记》引诗还起着保存文学遗产的重要作用。许多古人诗歌和民歌民谣，因为《史记》的引用才得以流传到今天。这种保存文学遗产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更重要的是，《史记》引诗对后世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汉初年班固的《汉书》首先接受了它的影响，开始更多地引录诗歌和民歌。《汉书》引诗在传记文学中对于塑造人物、渲染气氛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苏武传》引李陵的《别歌》，《外戚传》引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歌》等。但是，班固主要是将诗歌作为一种历史资料收录到《汉书》中去的。这不仅表现在《礼乐志》对《安世房中歌》等诗的大量收录上，而且还表现在一些人物传记引诗大都缺乏去粗取精的功夫上。如《韦贤传》引录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等，虽然对于表现人物的性格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篇幅冗长，形式呆板，难免给人一种累赘之感。因而我们说《汉书》引诗主要是起到了保存诗歌遗产的作用，而其引诗在传记文学中的价值则远远低于《史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后汉书》、《三国志》等历史著作，《西京杂记》、《汉武帝故事》等古小说，也都相继接受了《史记》引诗的影响，分别引用了大量的诗歌。如《西京杂记》卷一引汉昭帝的《黄鹄歌》，《后汉书·列女传》引蔡琰的《悲愤诗》，《三国志·陈思王传》引曹植的《责躬》、《应诏》诗，《汉武帝故事》引汉武帝的《秋风辞》等。但这些引诗在作品中的文学价值都没有超过《史记》。到了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唐宋文学散文，才将这种引诗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唐以前的历史散文和古小说著作，引用的诗歌还大都是作品中人物的创作或民歌，而唐宋时期小说、散文中所插入的诗歌则大多是出自小说、散文作者本人的自撰。小说散文作家在结撰故事、编制文句时，为了表达主题、抒发激情或者渲染气氛的需要，往往随手创作一些诗歌插入其中。这样插入的诗歌更符合小说、散文作品的整体构思，因而在作品中发挥着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如苏轼《前赤壁赋》中写苏子扣舷而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歌声的插入使全文声调为之一宕，进一步推进了感情的波澜，与箫声相和，渲染了一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抒情氛围。这首歌可以说是全文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唐传奇和宋元话本中的有些诗歌未免有炫耀文采之嫌，有些甚至是俗套、滥调，不如《史记》引诗之恰切，这也是常见的情况。到明清章回小说的出现，诗词的插用才发展到一个更为纯熟的阶段。《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中所插用的诗词，可以说已成为整部作品中的精华。作品的主题内涵，人物的性格命运，抒情韵味，往往是通过几首诗词体现出来。不理解其中的诗词，甚至就很难理解全书的主旨和人物。总之，《史记》引诗，到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散文和小说，到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唐宋文学散文，一直到明清章回小说，逐渐形成了我国小说、散文创作中往往诗文并用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的形成，虽然和诗歌这种主要文学样式的强大渗透力密切相关，但从它发展形成的脉络来看，《史记》引诗的深远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综上所述，《史记》引诗对于刻画人物的鲜明个性，塑造人物的生动形象，加强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增强人物语言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增加行文的艺术感染力，保存珍贵的诗歌遗产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后世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在阅读、研究《史记》时不应等闲视之。特别是我们应该继承在《史记》引诗影响下所逐渐形成的我国小说、散文往往诗文并用的优良传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
（原载《商丘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