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发展一般分为西汉初年的骚体赋、汉武帝以后的散体大赋和东汉后期的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散体大赋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但其体制是在何时何地如何生成的，学术界却很少有人谈及。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
一、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在梁国的兴起，昭示了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
西汉初年，骚体赋在南国兴起，代表作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其特点是内容上以抒情为主，主要抒写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情调凄恻哀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虽尚铺陈但篇幅短小，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多用语气词“兮”字。但到汉景帝时，梁国却开始出现了一些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其体制明显与骚体赋不同。
当时梁国的国君是梁孝王刘武。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刘武是汉文帝次子，和景帝同母，其母为窦太后。刘武初封为代王，后徙为淮阳王，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又徙为梁王。当时，梁国“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都城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为天下要冲。景帝初年，吴楚七国作乱，“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由于梁孝王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有大功，加之为窦太后所溺爱，因此蒙受朝廷“赏赐不可胜道”，以至梁国“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由于梁孝王广招人才，又爱好文学，所以枚乘、邹阳、庄忌等俊逸之士离吴游梁，被视为上宾；辞赋大家司马相如也宁愿放弃朝中的郎官之职，来到梁孝王门下；参与唱和的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梁孝王很注意奖掖文士，提倡辞赋，一时间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于是辞赋之风在梁国逐渐兴起，进而形成了颇具影响力的梁园作家群体。《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这段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梁国辞赋创作的盛况。
从现存作品看，当时梁国辞赋创作多为写景咏物的小赋，这主要有枚乘的《梁王兔园赋》、《柳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公孙乘的《月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等。这些作品或歌咏兔园（又名东苑，后人称梁苑或梁园），或在兔园忘忧馆所作，应该都是汉景帝时期梁孝王“筑东苑”以后的作品。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些写景咏物的小赋与汉初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已经有了诸多变异，明显具有向散体大赋演进的趋向。例如枚乘的《梁王兔园赋》：
修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道，临广衍。故行于昆仑之垦，芴兮有似乎西山。西山隑隑，激扬尘埃。蛇龙奏，林木薄，游风踊焉，虚谷应焉。纷纷纭纭，腾踊乱云。枝叶翚散，柯条纠纷。溪谷沙石，涸波沸日。车骎骎兮，连连辚辚。音发绪兮，菲菲誾誾。扰兽鹍鸡，蝭蛙鸧鹒，密切別鸟，相继哀鸣。
若乃附巢比翼之傅于列树也，欐欐若飞雪之重弗丽也。西望西山，山鹊野鸠，白鹭霜鹘，鸇鶚鹞鵰，守狗戴胜，翡翠鸲鹆。枝巢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啄尾离属。翱翔群熙，交颈接翼，阙而未至，徐飞翋（左羽+右沓），往来霞水，散漫没合。疾疾纷纷，若尘埃人间白云，穷之乎莫殚，究之乎无端。
于是晚春早夏，邯郸、襄国、易涿之丽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与杂遝而往款焉。车接轸而驰逐，轮错毂而接服。腾跃之意未发，嬉游之欢方洽。心相扶夺，气怒不竭。羽盖繇起，被以红沫，濛濛然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长剑闲焉。左挟弹，右执鞭。日移乐衰，游观西园。复其所次，顾锡从者。从容安步，斗鸡走马。俯仰钓射，烹熬炮炙。极乐到暮，乐而不舍。
逮及春郊，采桑之妇袿裼错纡，连袖方路。芳温往来，便娟盼顾。已而歌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佳容兮不能归。桑萎蚕饥，怅望奈何！”
首先在内容上，这篇小赋主要是叙写兔园的山石林禽之胜及丽人游子的嬉游射钓之乐，与汉初骚体赋的抒写忧怨之情明显不同，而与散体大赋的铺写豪华生活，极力描写各类事物比较接近。其次在句式上，这篇小赋与骚体赋明显不同。贾谊《吊屈原赋》云：“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作品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多用语气词“兮”字，具有唱叹意味。而《梁王兔园赋》虽然仍以韵语为主，但很少用语气词“兮”字，句式富于变化。如：“若乃附巢比翼之傅于列树也，欐欐若飞雪之重弗丽也。”“于是晚春早夏，邯郸、襄国、易涿之丽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与杂遝而往款焉。车接轸而驰逐，轮错毂而接服。腾跃之意未发，嬉游之欢方洽。”这种句式已经明显散文化，或者说是散韵结合，与后来散体大赋《七发》中的语句并无二致。再次在结构上，《梁王兔园赋》层层铺写事物，描写非常精细，这与骚体赋明显不同，而与散体大赋正相类似。实际上，像《梁王兔园赋》这样的作品，除了篇幅较小以外，已经具有了后来散体大赋的一些基本特征，或者说已经是一种新体小赋。在当时梁国赋坛上，枚乘所作的《柳赋》、《笙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公孙乘的《月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等，也都是这类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体制上与《梁王兔园赋》相近。这正显示了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
二、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在梁国的正式生成
枚乘的《七发》是汉赋发展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体制的正式生成，这早已是学术界的定论。枚乘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后上书谏阻吴王谋反，吴王不纳，遂投奔梁孝王，成为梁国辞赋的代表人物。枚乘在梁国的辞赋作品，有《柳赋》、《梁王兔苑赋》2篇，已无异议，而《七发》是在吴国所作还是在梁国所作，尚有争议。主梁国所作者，如《文选·六臣注》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主吴国所作者，如清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
我们认为，《七发》是枚乘在梁国时所作，主要理由如下：
1从辞赋的发展来看，《七发》当写于梁国。枚乘在吴国时，辞赋还囿于南国一隅，流行的是抒情的骚体赋，不可能出现像《七发》这样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散体大赋。现存比枚乘略早的贾谊的作品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枚乘到梁国后，辞赋之风北移，新的人文自然环境使辞赋境界大开，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大量出现，然后产生像《七发》这样的散体大赋的条件才渐趋成熟。
2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七发》应该是写在梁国。《史记》、《汉书》都有枚乘在梁国作赋情况的记载。《汉书》的记载较详，其《枚乘传》云：“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这说明枚乘是梁孝王时期梁国最著名的辞赋家，理应写有非常著名的作品。而《史记》、《汉书》都未载枚乘在吴国的作赋情况，这说明枚乘在吴国时主要是“为吴王濞郎中”，在辞赋创作方面的成就还不够高，不可能写出《七发》这样的佳作华章。
3《七发》是一篇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作品。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说七事以启发楚太子。很明显，作品中的“楚太子”就是作者所要讽谏的对象。从作品中“太子方富于年”之句看，《七发》所讽谏的“楚太子”不指吴王刘濞，而指梁孝王刘武。“太子方富于年”，意指太子正值盛年，未来的年岁尚多。这与吴王刘濞的年龄相距甚远。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刘濞反时，曾自云“寡人年六十二”。枚乘在吴时，刘濞也当有50多岁，称“方富于年”，殊为不妥。而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据《汉书·外戚传》载，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公元前188年），刘武生年当然更晚。刘武卒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享年不过40岁左右。其“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时，不过30多岁，正值盛年。
4从作品中“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等描写“楚太子”享乐生活的句子来看，《七发》所讽谏的对象亦当为梁孝王。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刘濞因吴太子入朝被皇太子打杀而怨望朝廷，称疾不朝，谋作乱。后景帝即位，议削吴，吴率七国诸侯起兵于广陵。当时吴王刘濞遗诸侯书中有云：“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可见，吴王刘濞为蓄积国力谋反，并无过度享乐之事。因而说《七发》是劝谏吴王刘濞，这“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诸语就有些不着边际。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刘武“东西驰猎，拟于天子”，确实有“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情况。因而，《七发》若是劝谏梁孝王，才算对症下药。
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枚乘《七发》当作于梁国。
另一篇赋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司马相如在梁国时著有《子虚之赋》是没有问题的，但司马相如游梁时所著《子虚之赋》是不是现存的《子虚赋》，目前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论。今存《子虚赋》和《上林赋》，最早收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和《昭明文选》也相继收入。《史记》、《汉书》皆作一篇，至《昭明文选》始分为两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收录该赋前有一段记载：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根据这个记载，有人认为，《史记》下文所收应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是另外一篇，《史记》没有收录。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史记》所收虽为一篇，但已包括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昭明文选》将《史记》所收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很有道理的。《子虚赋》是相如游梁时所作，《上林赋》是后来的续篇，即“天子游猎赋”。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史记》所收该赋，前半篇假托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言诸侯游猎之事，有头有尾，已可独立成篇，且与《史记》上文所载相如游梁“著《子虚之赋》”、“乃诸侯之事”等语相吻合。司马相如不可能有另外一篇《子虚赋》。而后半篇恰恰又是借亡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描写更为宏丽，与上文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
2《史记》言“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恨不能同时，这说明《子虚赋》是一篇重要作品。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写作《史记》时，《子虚赋》决不会亡佚，理当收录。同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未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这段话明显是针对《子虚赋》和“天子游猎赋”两篇加以解释的，并非单指“天子游猎赋”一篇。同时也表明，司马相如在续作后篇时，紧扣前篇作了通盘构思，因而前后两篇显得首尾衔接，以致我们今天可以作为一篇来读，司马迁也将它们放在一起收入《司马相如列传》中。
3今存《子虚赋》，即《史记》所收前半篇，明显有司马相如游梁时写作的痕迹。这篇赋虽先借子虚之口盛推云梦，宣扬楚威，但先扬后抑，只不过是为后面乌有先生夸耀齐国作铺垫，其全篇之意旨明显是在宣扬齐国的声威。而这齐国实际上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乌有先生夸耀齐国时有“游孟诸”一语可以为证。孟诸是古代薮泽名，其地正在西汉梁国都城睢阳附近。其实梁孝王时梁国为大国，“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其疆域与历史上的齐国地域有交叉之处。可见《子虚赋》中的齐国正是暗指当时的梁国，《子虚赋》的创作主旨也正是要宣扬梁国的繁荣富庶和国势声威，因而这篇赋无疑是司马相如在梁国时所作。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艺术形式上明显受到了枚乘《七发》的影响，在铺陈夸张的描写方面比《七发》更进一步，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之一。
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体制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正式生成。这应该是汉赋发展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意义之深远自不待言。
三、散体大赋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生成的原因
散体大赋在汉景帝时期的梁国生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汉景帝时期，梁国优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散体大赋的生成提供了条件。
梁孝王自幼享尽荣华富贵，也为保卫汉室江山立下了大功。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他在梁国大兴土木，以国都睢阳为中心，依托自然景色，修建东苑，也叫兔园或梁园。《史记·粱孝王世家》载：“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西京杂记》卷二也记载称：“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苑。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州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太平御览》卷一五九引《图经》亦云：“梁王有修竹园，园中竹木天下之选集，诸方游士各为赋，故馆有邹、枚之号。又有雁鹜池，周回四里，亦梁王所凿。又有清泠池，有钓台，谓之清泠台。”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当时梁国非常富丽，特别是梁园中的离宫别馆，雕龙画凤，金碧辉煌，几乎可以和皇宫媲美；睢水两岸，竹木连绵数十里，各种花卉应有尽有，飞禽走兽品类繁多。梁孝王经常在这里狩猎、宴饮，大会宾朋。一时君臣遇合，相得甚欢，诗酒唱和，其乐融融。这种和谐宽松的政冶环境和人际关系，幽雅富丽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与屈原在楚国被流放、贾谊被贬滴长沙的情形截然不同，因而梁国文士写起辞赋来自然不会再去抒写忧怨之情，而势必会转为以写景咏物、描写贵族豪华生活为主。抒写内容上的变化，自然会导致辞赋体制上的变革，因而汉初流行于南方的适合抒写忧怨之情的骚体赋，逐渐被以写景咏物为主的新体赋所取代。而梁国的辽阔疆域，梁园的富丽宽广，梁孝王君臣出猎场面的壮观，宴饮的侈靡，外在物质的丰盈，生活的丰富，可供状写的景物众多，势必会促使结构宏伟、篇幅宏大的散体大赋应运而生。梁孝王死后，司马相如等梁国辞赋家逐渐为朝廷所罗致，汉帝国国力更加强大，山川更宏伟，都市更繁华，宫殿更巍峨，林苑更宽广，物产更丰饶，狩猎场面更壮观，宴饮更侈靡，就使得汉赋的题材有了更大的开拓，体制更加宏巨的《上林赋》等作品就产生了。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人文自然环境的变更，会促使辞赋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变革。
第二，西汉梁国其地域为春秋时期的宋国，这里是孔子的祖籍，庄子的故里。孔子的儒家文化，庄子的美学思想和散文风格，势必会对梁国辞赋的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枚乘《七发》说：“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筭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枚乘将庄周和孔子等人的学说视为“要言妙道”，正是这种影响的佐证。
儒家文化对梁国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家传统诗教的影响。《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这是就诗歌讽谏特点来说的。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具有明显的讽谏意图，但在表述上都非常委婉，这正符合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要求。二是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这在《七发》和《子虚赋》中都有表现。《子虚赋》写乌有先生批评子虚时说：“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他还批评楚国的“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即体现了儒家的礼法思想。另外，孔子“事君达政”、“文质彬彬”的思想，对梁国辞赋“讽谕”和“侈丽”特点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庄子对梁国散体大赋的生成影响更大。庄子主张大美，他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在梁国所创制的散体大赋体制，恰好体现了这种“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大美”。其美学追求正发端于庄子。《庄子》散文多虚构人物，设为问答，想象丰富，语言铺排夸饰，行文变化多端，汪洋恣肆，这些都对梁国散体大赋的生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庄子》中对客观事物的细致描绘，对梁国散体大赋的生成影响尤其巨大。例如《庄子·齐物论》对“地籁”的描绘：“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这种对众窍和风声的千差万别的描绘，精细传神，对梁国散体大赋在体物精微方面是很有借鉴作用的。
第三，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遗风，其洒脱雄辩的气质、夸饰华丽的文风，为散体大赋铺张扬厉的修辞性语言的诞生提供了内在动力，促进了散体大赋体制在梁国的生成。
《汉书·邹阳传》说：“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八篇《藩国之文术》云：“（吴王濞）所用多纵横游说之士，亦有并擅文词者，如严忌、邹阳、枚乘等。吴既败，皆游梁。……文辩之士，亦常有纵横家遗风，词令文章，并长辟阖，犹战国游士之口说也。”的确，邹阳、严忌、枚乘等人是景帝年间“皆以文辩著名”的“游士”，他们作为藩国门客，其身份也与战国纵横家、策士谋臣颇为相似，在他们身上都不乏纵横家所必备的才质。故《汉书·艺文志》载有邹阳文7篇，将其列入纵横家。纵横家多为策辩之士，其特点是长谋略、通辩辞，往往雄辩滔滔，语言酣畅淋漓、纵横驰骋。枚乘和邹阳不仅是辞赋家，也是散文家。枚乘的《谏吴王书》，虽然写得含蓄委婉，但意恳辞切，态度鲜明，长譬远引，曲尽利害。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诫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敝无穷之乐，究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所以为大王惑也。”文章不仅比喻繁复贴切，而且句式骈散相间，灵活多变，还有不少地方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百态横生。邹阳的《狱中上梁孝王书》一文，陈诉冤屈，列举了古代君臣相斥、相融的诸多事例，劝谏梁王要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乎卑乱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同时又用了很多排比、对偶句式，再三致意，反复申说，读起来更是激情滚滚，悲慨淋漓。枚乘和邹阳的这类文章，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散文的特点。梁国文士这种古代纵横家遗风为散体大赋铺张扬厉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内在动力。另外，枚乘、邹阳的文章还具有现实理性精神和逻辑严密的特点，这也正是纵横家文章的特质。而这些特点都对散体大赋的生成有重大影响。路成文先生在《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一文中指出：
先秦诸子及纵横家之言对枚乘影响颇大。这主要体现在《七发》的语体特征和较强的现实理性精神与严密的逻辑理路上。《七发》属典型的散体大赋，全篇着力铺陈音乐、饮食、车马、宫馆宴游、校猎、观涛、要言妙道等七方面内容，表面上是要替楚太子除疾，实际上却是要向‘楚太子’灌输一套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论说文的性质；在具体铺陈中，吴客针对楚太子‘虚中重听，恶闻人声’的病理特征，采用循序渐进的策略，从音乐、饮食等琐事叙起，由小到大，由内而外，将楚太子的视野由温柔乡一步步引向广阔的大自然，引向激动人心的现实生活，最后才端出‘要言妙道’，使楚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表明《七发》确实受到了先秦诸子纵横家之言的影响。路成文《论〈七发〉结构模式之渊源及其演变》，《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
路成文先生的分析正说明纵横家文风对《七发》这种散体大赋的生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总之，散体大赋生成于汉景帝时期的梁国不是偶然的。梁孝王刘武特殊的政治地位、雄厚的物质财富和对文学的偏好，梁国优美的人文自然环境，招引了一批堪称一流的文学之士。梁园作家群体对汉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新的辞赋文体的创制，做出了重大贡献。梁园作家群体所创制的写景咏物新体小赋，昭示了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而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则是散体大赋在梁国正式生成的标志。散体大赋能在梁国生成，既与梁国优美和谐的人文自然环境、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等外在因素有关，又和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遗风的内在气度密不可分。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夏之卷，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12期论点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