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春节对我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
离春节尚有一个多月，回家过年的冲动已经十分强烈了，家中过年的窗花、对联、麻花儿、旺火，还有拜年时温馨的亲情、友情不时地在脑中显现，特别是能够想象得到的，父母亲看到已经有了工作的儿子那骄傲幸福的神态，那是儿女们所追求的具有感恩情结的、令儿女们心醉的一种神态，只有回去过年，这些幻化的情景才能够成为真实。
进入腊月的那一个月里，就有了度日如年的感觉。腊月二十后，便开始考虑带什么年货，父亲喜欢的酒，母亲喜欢的点心和鱼，还有红枣、黑枣、花生、瓜子以及糖果，记得小时候在家过年的时候，这些东西父母都是要购买或者念叨着应当购买的。我现在有工作了，也挣工资了，再不像前些年了，我将替代父母来准备年货。
那年我用了100多元，置办了两大包年货，一路的托运费就花去了十来元。
腊月二十八，我乘坐每天唯一的一班通往公社的班车回到了家，父亲已经等在了公路上，一年多没见父亲了，他似乎又衰老了很多，去年的胡子只有一点发灰，今年已经全部灰白，腿脚也没有去年利索，背也明显的佝偻，他想提起那个装满年货的大包，试了几下都没有提动，我的眼睛忽然酸胀了起来，父亲的这双手曾经是那样的有力，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他可以将200多斤重的石头轻松地从地面搬放到大车上，他靠着这双手，历经几十年，将孩子们养大成人，拼打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家族，可现在，他的手已经提不起百十斤重的一个包，是啊，幸福生活的曙光刚刚升起，但父亲已经年逾花甲，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到了有条件享受生活的时候，却因衰老享受不动了……
小时候的年是父母企盼儿女长大的年，而现在的年，却是儿女们看着父母衰老的年，时间就这样将每个人的人生轻易地玩弄于股掌之上。
家里的年味已经很浓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原因吧，原来在每年除夕的前一天才贴的窗花儿和对联，今年提前贴了出来，和我在家的时候一样，存放粮食和物料的叫做“闲房”的门上贴的是“招财进宝”，猪圈上贴的是“猪羊满圈”，正墙上贴着“改革开放”、“人寿年丰”等，家门两边贴着一副长对子，原来的内容一般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今年则是“五更分两年年年称心，一夜连两岁岁岁如意”，一看字体，我就认出这是学校的吴老师的墨宝。房檐下还挂着父亲亲手制作了的两只点蜡烛的冰灯，以纯土坯建筑的这个典型的坝上农家小院，点缀的十分喜庆。
室内外也已打扫的一尘不染，这是每年过节得必备功课，无论年景如何，父母对春节都不会有丝毫的苟且，他们对春节的虔诚几近于信仰，在我的印象里，春节之于父母，不仅仅是一个团聚的节日，更寄托着来年的希冀，打扫卫生，就成了辞旧迎新的主要形式之一。正墙上张贴了一幅年年有余的新年画儿，替代了原来毛主席画像的位置，毛主席的画像挪到了堂屋供放灶王爷的那个位置，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标志着改革的风也已吹进了这偏僻的山村。
屋里飘逸着煮肉的香味，母亲正在忙着做饭，见我带了很多年货，就开始了她责备且自豪的唠叨：“现在家里一点也不困难了，回来过年就挺好，沉不兮兮的，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刚挣上钱就烧灼的你不知姓甚了。”
康保居民绝大多数是时间不足百年的迁移户，以山西、河北两地移民为多，由此形成了以这两地春节文化为基础的一种特有的春节文化。除夕晚上，家里也有守岁的习惯，但不叫守岁，称作“熬年年”，那时村里尚未通电，父母在所有房间里都点起了油灯，预示着“熬年年”的正式开始。
我的记忆里，“熬年年”时的第一件事是包饺子，之后便开始喝茶，吃花生瓜子或者蚕豆等带皮的干果，俗称“剥穷皮”。今年的“年年”却不同于以往，包完饺子后，父亲便对母亲说：“你去做几个菜吧，今年孩子回来了，也有了工作，穷皮算是剥掉了，今年咱们喝点酒，我的一些话也给孩子们念叨念叨”。
父亲让我也倒上酒，还特意让母亲坐到了炕头上，他端起酒杯只喝了一口，却忽然抽泣了起来，这是我很少见到的，让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就听父亲说道：
“我这是高兴呀，从你们每一个孩子一出生，就盼着你们能够自己端动一个饭碗，现在你们都能端动了，我和你娘就是现在死也放心了。”
母亲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大年时节的，也不说点吉利话，真是越老越没出息了。”她虽然在责怪父亲，自己的眼圈却也发了红。
父亲说：“我不是没出息，孩子们都大了，也有了出息，我是又高兴，又为他们担心，我老了，不担心别的，就怕他们在外面把握不住自己。现在有了工作，这就是官差，做官差的人做事不能昧良心，老人们常说，‘神目可鉴，神目如电’，一昧良心就会折损阳寿，就是祖宗在阴间也安神不了。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人们要吃麻糖，说要糊上灶王爷的嘴，怕他把一家人这一年干得坏事告诉老天爷，那嘴能糊上吗？我一辈子在二十三不吃麻糖，你不昧良心，不做缺德事，净做好事，你还怕他告状么。咱家祖祖辈辈是庄稼人，这一辈儿出了工作人，没准就是祖宗积下的阴德。”
一辈子躬耕田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对孩子有了工作，离开了农村，那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和无限的欣慰。
母亲又插言道：“孩子们是新社会的人，别给他们灌输这些封建迷信。”
父亲说：“这不是迷信，新社会叫品德。”
父亲咂了口酒，接着说道：“还有就是这花钱，能挣也不能大手大脚，老人们说，‘有钱不买半年闲’，‘小时不存钱，老来受可怜’，我老了，挣不动了，除了这四间破房，没给你们积攒下一点家实，今后要成家立业，都要靠你们自己，在城市里住，那一项不得花钱，我这当爹的再也帮不上了。”说着，泪花儿又盈满了眼眶。
父亲的话让我思索了一个问题，父母之于子女与子女之于父母的责任究竟当如何确立，为什么二者之间的牵挂系数有那么大的差距。
我给父母斟满了酒，继续聆听父亲的教诲。
“有了工作，伺候官家，清廉才能刚正，这世上有两种事是无情的，一个是水火，二一个是王法，没听戏里的唱词么，‘任凭你是顽铁一块，怎敌我王法如炉’，五二年枪崩张子善，那是多大的官儿，说崩就崩了，这就是王法。‘犯病的不能吃，犯法的不能做’，‘穷死不偷，饿死不盗’，这是你爷爷时常对我说的话，你们可要记好了。”
这一年的“年年”是我记忆中熬的最长的一次，当听到公鸡报晓的时候，父亲一下子来了精神，似乎又回到了童年，他说：“这个年的酒喝的好，鸡叫了，咱们也别睡了，走，笼旺火，放炮迎财神去！”
父亲亲自点燃了院中央已经堆好的干柴，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将整个小院照得通红，鞭炮也随之响起，旺火和鞭炮驱走了黎明前最黑暗的那段时光，迎来的将是一个父母所希冀的更加美好的新年度。
每到春节，都让我无限回忆1982年的那个春节。2010年的春节马上到了，这个春节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具有不同寻常意义的春节，因为我的儿子今年也参加了工作。今年的除夕，我将像父亲一样，与我的儿子一起喝杯酒，一起熬年年，将父亲对我的话念叨给他听，以慰爷爷的在天之灵。
201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