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文艺复兴时期，从14至15世纪开始，在西欧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即城市中的工场手工业所实行的雇佣劳动制度开始发端并流行。同时，随着海外航行和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活动日益频繁，海外殖民掠夺和贩卖奴隶，使得西欧各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这就极大地刺激了西欧本土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形成。
早期的资本主义形态，在意大利最为明显；在西欧的其他地方，开始是稀疏的点状布局，后来也逐步有了扩展。尼德兰的一些城市、伦敦、巴黎和科伦逐步成为工场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时的资本主义手工业工场，主要是进行纺织业和采矿业的生产。在手工工场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封建主义的宗法关系；工场大部分被商人控制；由于商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工场的生产还被纳为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最终引起了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才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式确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西欧经历了经济发展的几个大的阶段，那就是16世纪的“商业革命”、“价格革命”；荷兰在17世纪的异军突起；英国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圈地运动”。
（一）“商业革命”和公司制度的崛起
西欧的商业革命，是由空前发展起来的海外殖民贸易所造成的。由于海外贸易的需要，欧洲本身的资本的流通范围、流通速度和流通周期都有了很大的增加。贸易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业改变了过去它只为国王和贵族服务的性质，而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与生产相关的流通与交换活动，商业的社会功用也发生了改变，市场交易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人们获得日常生活物品的手段。
这种情况必然促使商业本身的结构和组织方式也发生变化。中世纪的封建性的家庭手工业作坊和商人公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工场，逐步被资本主义的“公司制”所代替。最初的组织是“协调公司”，它是同一行业的商人联合起来组成的“协会”式的机构，这种机构是最初的商业活动的信用本质的起源。它制定一定的制度，反对行业垄断，根据一定的规则，确定成员获得交通运输、码头、仓库、市场便利的程度。“契约”作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基础，已经成为处理交往关系的基本社会规则和信条。
到了17世纪，一种新的公司制度代替了“协调公司”，而成为资本主义商业制度的基本形式，它就是“股份公司”。“有限”股份公司通过给一定数量的投资人发行“股票”来组织自己的“股东”团体，形成对公司的领导。公司股票以其抽象的纸面形式，确定股东在公司管理和利益分配方面的权益，从而改变了以前商业组织中个人权力起绝对作用的情况，也防止公司管理上个人的随意活动，并防止由此使得经营可能遭受到个人自然状况的影响的弊端，使得公司成为不以个别人的主体意志、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等方面的变化为转移的永久性的经营实体。股份公司在其早期大多是商业性质的，是为了进行贸易的方便，提高贸易的效率。当然，股份公司制度也逐步在工场和工厂的生产领域建立起来。这是其后几百年发展的总趋势。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政府权力被运用于公司经营上的情况，那就是有“特许经营”权利的股份公司。这种公司尤其在西欧帝国主义的殖民贸易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早期（18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在印度和东亚的势力很大，几乎起着英国国家总代理的作用。英国利用经营特许进行海外殖民贸易的公司，有北美的哈德逊湾公司、普利茅斯公司和伦敦公司等等。另外，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是特许经营的股份公司，它很有经营的能力。
商业革命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货币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实际上，市场的成熟，就是货币交往规则的成熟。西欧古代在一些地方也有货币，但是在中世纪以前，人们的物质交往活动，较多是“以物易物”，货币经济并不发达。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货币和市场日益发挥其重大作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由于贸易的频繁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在各国形成本国货币的基础上，一些城市国家因为商业的发达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它的货币就被其他各个城市或者地区、国家认可为“国际货币”。例如早在14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城市货币就被整个意大利和其北部的欧洲各国承认为国际“通货”。但是，早先的各国货币制度并不是统一的，货币的流行比较杂乱，对于某种货币的认可或者不认可，是当时贸易中的大事。所以，形成统一的国家货币和形成各国、各地都认可的国际通货，成为提高贸易效率、扩大商业信用的社会作用的关键。但是这个理念的实现，经历了从14世纪到17世纪大约300年时间的努力过程，到了17世纪后期，各国的货币体系才逐步建立起来。最早建立起国家货币体系的是英国。法国直到19世纪初才有了真正的统一货币。
总之，商业革命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带来了最初的社会财富，创造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基础。
（二）“价格革命”浪涛及其社会后果
从15世纪末开始的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促成了西欧的海外殖民贸易和疯狂掠夺。而掠夺的后果，就是西欧本地财富的急剧增加。据统计，在16世纪，由于金银从海外流入，西欧的黄金总量就达到了119万多公斤，比上一个世纪翻了一番；而白银则达到2140万公斤，增加了两倍。
西欧市场上贵金属的增加，使得一般商品和货币的数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货币增加而物质用品相对减少，就出现了物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情况。这一现象首先发生在那些海外殖民侵略范围与程度最大、从而从海外获得贵金属最多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6世纪早期，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这一情况到16世纪中期普遍覆盖了西欧的各个主要国家，而到16世纪末，西欧的物品价格比世纪初上涨了两倍以上。西班牙的物价则上涨了四倍多。这种物价飞涨的现象，使得一般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的实际收入大大减少，生活无着，纷纷破产，处于饥饿和赤贫的痛苦之中，他们成为在买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场上最廉价的被动因素，使得劳动力市场更为扩大；而有资本实力的资本家、富裕手工业者和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的大地主，则从价格的上涨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趁机扩大经营，以更为廉价的工资雇佣那些因为破产而成为早期“无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他们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阶级结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明显对立。而这种所谓“价格革命”，对于封建贵族和地主来说，无疑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由于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货币地租，而货币的贬值也使他们收取的地租的实际价值大大减少，他们的经济地位也大大下降。他们中那些坚持原来的封建经营方式的人，就必然成为新时代的牺牲品；而只有把经营转变为资本主义的方式，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即成为资本主义的农业主，才能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也就等于他们以新的社会身份加入了资本主义的洪流。封建地主的破产和农民、小手工业者的破产一起，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中阶级结构的解体和封建主义经济制度的衰落，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创造了社会条件。同时，“价格革命”导致了那些本土资本主义因素较少、主要凭借海外掠夺发财的国家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衰落。
（三）荷兰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
荷兰是尼德兰（西欧大陆低地）地区北部的几个省，它的地理特点使得它处于交通中心的位置。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荷兰就有了自己当地的手工业，这一有利的基础和16世纪西欧市场普遍发展的机遇，使得它在16世纪中期就开始成为西欧北部的主要商业中心，它人口稠密，城市众多，工场手工业十分发达。在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一批城市中，毛纺业、麻纺业、捕鱼业、渔产品加工业和造船业在当时西欧规模最大、生产水平最高。阿姆斯特丹的远洋航运船队和捕捞船队非常有名，在西欧整个的世界贸易中占有很大的份额。每年从阿姆斯特丹和北方各城市出海捕鱼的船只就有1000多条。这里的商船同波罗的海各国有着其他航海国家没有的独特联系，而且交往频繁。
在尼德兰南部，以佛兰德尔地区的安特卫普为中心，有一批航海业、纺织业、冶金业、制糖业和印刷业都很发达的城市。安特卫普的商业和金融业十分发达，当时西欧和世界各地的大公司和商行都在这里设有代办处，共计有千余家之多。平日就有五六千外国商人在市面上奔忙。而港口停泊的船只，一般时候有2000多艘。
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尼德兰最早形成了西欧资产者人数最多的富人集聚地。这里的商人有宏大的世界主义气魄，称他们是在全世界采蜜的蜜蜂；同时，他们怀着把世界据为己有的野心。例如他们把北欧称为他们的森林，把莱茵河畔称为他们的葡萄园，把西班牙、爱尔兰和德国称为他们的羊圈，把普鲁士和波兰称为他们的谷仓。
16世纪60年代，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到70年代末期，争取独立的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西欧以至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政治道路。
17世纪前半叶，荷兰的经济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经济强国。它的手工工场成为西欧最具有近代技术水平的产业。它生产的呢绒、丝织品和麻织品在欧洲和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英国的呢绒业要靠它来完成最后工序。它的造船业更为发达，西班牙和英国用的大船，要荷兰制造；荷兰的海上运输业也很强大，它的远洋船只的吨位占到西欧总量的3/4。它得到了“海上马车夫”的美称。在当时又被称为“渔业共和国”的荷兰，有10万人从事渔业生产，渔产品大量出口。此外，在造纸、冶金、奶制品业、印刷、木材加工业等方面，技术先进程度是欧洲最高的。到17世纪中叶，荷兰的农业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商品化的程度在欧洲是最高的。
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荷兰在海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方面也逐步取代了老牌殖民帝国葡萄牙的地位；它占有了原来葡萄牙和西班牙所霸占的许多殖民地。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西海岸，再到美洲东海岸，还有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都成为荷兰的殖民地。荷兰被海外各地人民以憎恨的态度称之为“荷兰鬼”，他们到处进行屠杀和抢掠，在殖民地实行残酷血腥的奴隶制统治。就这样，荷兰成为全球最大的殖民帝国。在西欧本土，荷兰不但成为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诸国中的“老大”，而且取代了中世纪晚期以来德意志“汉萨同盟”对于波罗的海沿岸贸易的垄断，操有了和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进行贸易的独占权。
荷兰真正成为17世纪的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17世纪末，荷兰逐步走向衰落，它作为一个商业大国，不得不在工业逐渐发展起来的英国面前甘拜下风。
（四）英国的“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开端
从17世纪末叶开始，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逐步压倒了荷兰。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具有比荷兰更为优越的产业资本的基础，它比商业资本占经济主导地位的荷兰更适于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
英国的封建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叶就开始瓦解。在15世纪，英国农民就大部分转变为“自耕农”。农民根据各地的情况，实行不同方式的独自耕种，但同时也根据英国的传统习惯，在每年的庄稼收割以后，拆除围栏，各家的耕地都连成一片，成为人们可以自由放牧的公共牧场。而且，可耕作田地以外的树林、沼泽、荒山、草地等等，虽然名义上归其领主——贵族或者地主所有，实际上是供广大农民长年使用。
当时英国工业领域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是羊毛纺织业发展得十分迅速。在15世纪，英国本身由于没有足够的纺织业，它的放牧业所产的羊毛，要大批出口到荷兰的佛兰德尔等地的纺织工场。但是到16世纪，英国由于自身的纺织业发展了，羊毛出口大减，而呢绒出口量大增。到了16世纪60年代，英国呢绒的产量已经在欧洲占第一位。这样的经济进步，完全是由于英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得的。
在15世纪中叶，英国农村已经开始形成“分散型的”手工纺织工场；到16世纪，规模较大的“集中型的”手工纺织工场已经普遍形成，而且遍地开花，有的呢绒纺织业工场的工人人数多达上千，内部分工也十分细致。随着纺织业的急剧发展，英国本国对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供不应求，羊毛成为短缺商品。因而，16世纪中叶的羊毛价钱比15世纪中叶上涨了两倍，牧羊业成为热门的产业。正因此，牧场地的价格高出农业耕地的一倍，而草地价格高出耕地两倍。这是因为一英亩地如果用作放牧羊群的牧场，比这一亩地种庄稼的收益要高出两至三倍。
为了追求高收益，许多领主首先占据了原来习惯上被作为公共土地的林地、草地和沼泽地等等，把这些土地加以改造，尽可能地变为牧场，剥夺了农民利用这些土地进行自己传统的自然生活的权利。进而，领主还明目张胆地以增加收益为理由，把耕地改为牧场。这样一来，原来在这些土地上耕作劳动的农民，就不再被领主需要，许多农民被赶出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流浪者或者雇工。15世纪末叶到16世纪前17年间，英国全国总共圈地10万英亩多，到16世纪末，被圈的土地就已经达到68万英亩。其中有教会和1000多个修道院的土地，被国王以实行宗教改革的名义没收，而后分给一些亲信大臣，或者变卖给新教的土地经营者。这些地大多也被圈为牧场。当然，地主和王室进行圈地的不义行为，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激烈的“反圈地斗争”。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消亡和资本集中于工业化的经济趋势，在客观上是不可阻挡的。
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工业人口进一步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从而，圈地运动的进程也更加迅速。如果说16世纪的圈地运动是新兴资产者的私人行为的话，那么，18世纪的圈地运动则成为被资产阶级议会法令所肯定的合法举动。18世纪的前60年被圈土地为34万英亩，而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三十年中，被圈土地为298万英亩，19世纪前二十年更达330多万英亩。
英国圈地运动的进程从16世纪到18世纪，长达三百多年。它促成了农村原有阶级结构的变化。原来是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而圈地运动的过程，就是促使15世纪形成的英国自耕农逐步解体的过程，也就是形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者和从贫苦农民转化而来的雇佣工人（无产者）之间的对立的过程。同时，更重要的是，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强大后备力量，为城市的资本提供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充分的劳动力条件。
二、重商主义和威廉·配第
英国作为西欧近代经济发展的最典型的国家，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也大约开始于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和更早发展商业的国家一样，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首先是在商业领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后才在生产领域形成了原始积累的规模。这是因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出发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也就是商业）是资本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而商业资本的兴起，是以新大陆的发现、海外殖民掠夺和殖民贸易为契机的。英国商业资本兴起的最初阶段，大体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年和16世纪最初十年之间。作为商业发展的理论反映和理论支持，当时在英国和法国出现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
（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货币崇拜
西欧近代“商人”作为西欧本土的一种普遍社会经济角色，在中世纪后期才逐渐产生。在西欧社会结构中，他们最早的身份是“马车夫”，担当着运送货物的任务，后来才与市场的形成相伴随，成为有别于运输者的“买卖人”角色。他们用于进行买卖活动的资金，就形成为商业资本。应该指出，在重商主义的早期阶段，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地方，仍然是陈旧的封建关系占社会经济文化的优势。当时的商业城市与旧文化的联系远比后来的工业城市要多得多。
商业资本的历史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早期阶段。这时商业资本用于市场的规模仍然是小区域性的，因而小商品生产者只是在当地的（地方性的）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大部分产品。这也就是手工业行会和城市执政制支配时期，即城市和地方的闭关自守时期。
第二，后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大规模市场开始形成，以至世界市场也逐步产生了。此时小生产者已经受到比较发达的商业资本的支配，手工作坊也已经出现。商业资本的势力在此时发展到最高点。此时的经济有三个特点：较大规模的商业公司；丰厚的商业利润；对广大殖民地的掠夺。产业资本在此时虽然也有所发展，但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例如商人控制着大部分手工作坊主的生产活动。
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论述，是早期资本主义即作为前产业资本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发展了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重商主义所反映的商业资本生长史，是资本主义的“前期历史”。在资本未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商人资本”就已经成为资本的历史形态。商人资本的整个发展对于生产发生的影响，就是使生产日益成为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使“产品”日益成为“商品”。
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是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的经济政策，是在较大范围内推行的一种普遍的经济原则。这一原则的文化宗旨，在根本上区别于中世纪的以“神圣”教会体系和上帝为中心的原则，而把城市利益（根本上也就是商人的利益）看做天地万物的中心。
重商主义具有自己的社会政治特点：虽然当时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仍然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之下，但是情况在早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在早期，封建领主把自己看做附属于他的一切臣民的一切经济行为的当然支配者；而到晚期，随着商业关系的发展，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成为经济关系中的最活跃因素。因而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资本家居于第三等级的首领地位。
高利贷者是随着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的增大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经济活动阶层。他们以自己的资金向社会上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收取高额利息。高利贷在当时的贷款取向主要的是两种：一是向仍然处于旧社会体制内部的土地所有者和社会显贵提供货币贷款；二是向商人和小生产者提供急需的贷款。高利贷资本的意义在于：以形成较大笔货币数量的集聚形式，来积累货币形态的财富。它的意义不只在于自身直接地就是资本的产生过程，更重要的在于它造成把大笔资金转化为商业资本的可能性，促进商业资本的积聚。而且，高利贷资本促使小生产和封建领地制的崩溃，而它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对于国王的集中权力是有益的。那时的货币资本家是王侯们的银行家。
因为近代商业运作是以货币为其进行交换的实际符号的，所以，货币就成为商业资本的“实体表达”。商业资本的有无多寡，完全以货币来表现，由于商业的逐步发展，货币和货币量日益成为商人们在经济活动所关注的中心和追求的目标，从而也逐步成为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追求的目标。由于商业资本日益强大，货币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强大，人们对货币就产生了一种“迷信”，认为货币本身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以至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强大的功能，认为货币就是一种巨大的“无所不能”的“神圣”力量，似乎货币就像神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对货币的崇拜。
（二）重商主义者的理论
“重商主义”作为近代商业发展和商业资本运作的理论，在16世纪末期的英国就产生了。
英国早期的重商主义者是威廉·斯塔福德（1554—1612年）。他主要研究贵金属与价格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贵金属，这个国家的货币就贬值，物价就上涨。所以，国家应该尽量限制贵金属的出口；同时，出口商品的价格应该提得尽可能地高，这有利于换回更多的贵金属。主张国家应以保守的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生活，这是早期重商主义的特点。
英国晚期的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曼（1571—1641年）。他出生于伦敦的商人家庭，继承家庭传统经商，成为英国著名的大商人。1615年他担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来负责英国政府的对外贸易工作，是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早期重商主义者的理论不同，托马斯·曼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他认为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绝对禁止贵金属出口的保守主义理论是很有局限性的。东印度公司用出口的金银买了海外的东西，作为商品卖到第三国，可以为英国换回更多的金银。“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加货币”，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信条之一。他在1664年出版了一部名为《英国在对外贸易中的宝库或对外贸易的平衡》的著作。如他的书名表明的那样，他是“贸易平衡”理论的创始人。他并不反对货币输出，认为出超的对外贸易是增加国家财富和宝库的普通手段，并提出在一年的外贸中，“卖给外国人的货物总额应当多于我们消费的外国货物”。托马斯·曼还通过东印度公司的例子来说明，拿出一定量的货币进行贸易投资，做转口贸易，在买中赚钱，也在卖中赚钱，这对英国本国财富的增加是很有好处的。他说：“货币建立贸易，而贸易能够增殖货币。因此，投入流通的货币愈多，事情就愈好。”因此，托马斯·曼要求废除禁止货币输出的狭隘政策。他举例说，如果单看农夫把好谷粒撒在地上的行为，似乎可以对此行为作出谴责，但是播种正是为了在秋天收获更多的粮食。第二，托马斯·曼时代英国商品在当时的世界市场上并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根据这种情况，他认为，绝对的高价出口政策对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并不是有利的；为了尽可能多地占领国际市场，应适当调低英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他反对早期重商主义者的提高物价的政策，而主张降低物价，使得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更具有竞争能力。托马斯·曼以自己比较开阔的关于世界贸易的思维，批判了早期重商主义理论的狭隘性，推进了近代经济思想。第三，托马斯·曼主张在英国建立牢固的商品生产基地，他认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生产基地，才能为出口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商品。托马斯·曼的上述观点为英国当时制定新的海外贸易法提供了新的思想根据，同时也为促使英国发展自己的海外贸易、跃居世界最大的贸易强国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在托马斯·曼之后，重商主义的思想在法国得到了发展。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柯尔贝尔（1619—1683年）。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40多岁时得宠于路易十四，担任了法国的财政大臣，并兼任海军大臣。他在任20多年一直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与财政政策，这极大地影响了17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经济发展。柯尔贝尔十分重视对外贸易，认为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他说，要在本国增加金银，就必须减少别国同样数量的金银。同时，柯尔贝尔很重视本国的工业发展，法国的奢侈品（例如化妆品和酒类）的生产传统，就是在柯尔贝尔当政时期奠定基础的，因为当时法国特别鼓励奢侈品的生产与出口。为此，柯尔贝尔还专门开办了皇家手工业工场。从此时开始，法国成为欧洲各国上层权贵需要的奢侈品的供应基地，大量的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法国。柯尔贝尔还统一了国内的税率，领导建立了统一的国内贸易市场，为此，法国进行了大量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他力主进行海外扩张，建立了法国的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在海外推行殖民政策，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上升为强大的殖民国家之一。但是，柯尔贝尔采取了错误的抑制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导致了法国经济的危机，使得路易十四政权和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同时崩落。
重商主义作为近代西欧的经济思潮，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8世纪。英国的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年）是18世纪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1767年出版了其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该书集中表达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他十分重视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和作用，强调对“有效需求”的满足，把流通看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态，并以流通为大框架，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其结构和可能发生的危机，提出国家对贸易和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重要性。詹姆斯·斯图亚特还猜测到了“实在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并提出了“积极的利润”和“让渡利润”等概念，开始对财富的生产过程进行理论分析。
（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威廉·配第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在对封建势力做斗争中，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发生了转变，由原来研究流通过程转变为研究生产过程。这就萌生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发生于17世纪后半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即英国产业革命完成之后。这一百多年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上升和确立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作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都有其历史的进步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具有较多的科学成分。它的主要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后来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也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是威廉·配第（1623—1687年）。配第出身于小手工业者家庭，从小就从事商业活动，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也学习过医学，1649年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成为皇家医学院教授，后来成为克伦威尔的儿子的医生。他曾经做过爱尔兰总督的秘书，担任过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因而获得5万英亩土地，成为那里的大地主。他又曾经积极参与资产阶级革命，1658年被选为国会议员。但在查理二世复辟时，他马上倒向国王一边，被国王封为男爵，并被任命为爱尔兰土地测量总监。
配第是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崩溃、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带有过渡性的经济思想家。他的理论中仍然有较多的重商主义思想痕迹。例如在《政治算术》中，配第的重商主义思想很明显，他甚至认为海员的劳动比农民的劳动更有价值三倍。
配第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在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进行的。当时英国的工场手工业正在迅速发展，产业资本日益代替商业资本成为左右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配第受弗兰西斯·培根和霍布斯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图从复杂的经济现象中，寻找社会经济运动的自然基础。因而，他重视对工业产业运动过程的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从商业领域转移到了工业生产领域。
配第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他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商品的价值与开采金银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与开采金银所消耗的劳动量成反比。也就是说，价值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与生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同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又是与分工的情况相联系的，因此，他把价值、劳动消耗时间、分工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并力图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配第研究了工资、地租和利息等经济学范畴。配第在研究工资中指出，社会财富的源泉是工人的劳动。为了能够使社会增加财富，就必须使工人的劳动超过自己所获得的工资的数额，也就是说，工人的劳动应该比他得到的工资更高。这个比率越高，社会财富的增加就越多。配第认为应该把工人的工资维持在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费用的水平上，如果再降低，工人的生活不能维持，社会的生产就不能正常进行。
配第注重研究地租，他的地租理论已经猜想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并对其进行了粗略的阐述。配第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它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工资等于最低限度的工人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还认为，农产品的生产费用是由工资和种子的价值构成的，如果在农产品的价值中扣除生产费用，其余的部分就是地租了。所以，根据配第的理论，地租实际上就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农民工资和种子价值的那一部分余额。这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劳动剩余，是后来被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
配第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诸多方面都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他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斯密的前驱和重农主义
（一）亚当·斯密的英国前驱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从威廉·配第开始，在亚当·斯密那里形成为一个严整的理论系统。这一从配第到斯密的发展过程，大约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其间有几位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一进展做出了贡献。
一切经济理论都是当时经济情况的反映，是为了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而形成的。当时英国的经济情况是：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经历了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英国的小农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完成。自由贸易的观念转变为“自由经营”的观念。而在工业本身，则出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生产过渡的局面。所以，可以说斯密的学说是机器大工业前夜的政治经济学。
从配第到斯密的思想过渡时期，在英国本身就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经济思想家。他们是约翰·洛克、诺芝和大卫·休谟。
约翰·洛克（1632—1704年）是著名的英国哲学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经济思想家。在1691年，他出版了名为《减低利息和增加货币的考察》的著作。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关于利息的学说。洛克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在晚年从事过具有重大意义的经济实践活动。他62岁（1694年）时，和人一起创办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并且是它的大股东之一。洛克在利息理论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配第的思想：第一，关于利息的来源。配第依靠他的地租理论推导出利息理论。配第认为，出租土地应该收取地租，同样，出借货币就应该收取利息。但是，人们租入土地是为了收取谷物，从收取的谷物中拿出地租；而借入的货币能够生产什么呢？从什么收益中拿出利息呢？这对于配第来说是一个难题。洛克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借贷的货币，并不是睡在借贷人的钱袋里，而是要进行一定的经营活动的，这种经营活动必然给作为经营人的借贷人带来新的收入，而利息就是从这新的收益中提取出来的。利息就是借贷人作为经营人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第二，关于利息的理由。配第认为出借货币、获得利息和出租土地、获得地租一样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租地农民要付出地租，借入货币的经营者要付出利息，配第无法回答，因为配第认为农民耕种自己的土地也会形成地租。所以这个问题在配第那里很混乱。但是洛克比较明确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地租和利息的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都是因为人们占有土地和货币的不平等所引起的。没有土地的人，为了获得收成，就要租种土地；没有货币的人，为了经营，就必须借贷。在这里，洛克已经认为，地租和利息同土地与货币的所有权相关，是所有权不平等造成的一种后果。
理论经济学家诺芝（1641—1692年）是继洛克之后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做出贡献的人物。在洛克出版《减低利息和增加货币的考察》的同一年，诺芝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贸易论》。在诺芝的时代，重商主义还有很大的思想势力。但是诺芝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在许多观点上诺芝和重商主义进行了斗争。例如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国内保存大量货币，禁止货币出口，以免财富流入它国。诺芝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货币如果不加入国际流通领域，放在国内金库中，并不能使国家增加新的财富；死藏着的货币并不能产生利润，与能够有产生利润机会的货币相比，它实际上是造成损失的死东西。因此，只有把货币当作资本来使用，使货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活跃因素，多买多卖，不断获得利润，国家的货币量才能不断增加。可以说，诺芝已经区分了货币的两种职能：作为储藏手段的货币与作为流通手段即价值增殖手段的货币。
在贸易理论方面，诺芝提出了著名的“自由贸易”的观念，反对“出超贸易”的观念。诺芝认为：国家的货币流通量是由商品流通量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足，必然会有别国的货币流入，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充分，也必然会有一部分货币退出流通。因此，货币流通量与商品贸易量有关，只要国家有充分的商品供应，采取自由的贸易政策，就不必担心货币的流入和流出，也就不必一定要通过对外贸易来换取更多的贵金属，以增加国家的货币量。在诺芝看来，国家与世界之间的贸易关系，和城市与国家间的关系、家庭与城市间的关系一样，都应该是自由的，既然一个家庭必须通过和城市的其他家庭（居民）的买卖关系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和别国的经济贸易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诺芝的这种理论，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具有海外扩张的强大能力，对于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丰厚的利润充满了信心。
诺芝还发展了配第和洛克的利息学说。在配第和洛克那里，利息理论和地租理论之间有一种平行论证关系；而诺芝的思路与他们不同，他把利息和地租对立起来，对利息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诺芝认为，贷出自己的货币的资本家“出租”了自己的资本。他们拥有经营所必需的资本，但是他们或者是没有经营的能力，或者是不愿经受经营的烦劳，或者是有其他经营忙不过来，因此他们愿意把资本“出租”，他获得的利息，就是资本的“租金”。所以，利息和地租根本不是一回事，它们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对立的。关于利息率，诺芝比配第和洛克有更高明的见解。配第把利率紧紧地同贷出货币的购买土地功能相联系，认为用这些货币所购买的土地能够收取地租的量，就是利率的依据；洛克则认为利率是由进入流通的货币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他显然没有区分货币与资本在本质上的不同，因而是不正确的。诺芝已能对二者进行明确的区分，他认为，决定利率的并不是货币或者货币量的多寡，而是经过借贷用作资本的货币的供应和需求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货币供应量很大，但是没有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或者这种可能性很小，没有多少人借钱，利率当然不会高。或者说，虽然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很大，但是货币的供应量也很大，利率也不会高，只有在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发生紧张和矛盾时，利率的变化才会很明显。马克思认为诺芝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中懂得利率的第一个人。
大卫·休谟（1711—1776年）和洛克一样是英国的哲学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经济理论家。他是受配第思想影响较大的最后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是亚当·斯密的老师和朋友，对斯密的思想影响很大，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在1752年，休谟出版了他的《经济论文集》，论及货币、贸易和贸易平衡等问题，这部论文集反映了休谟的主要经济思想。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已经比较发展的情况下，产业的利润和借贷资本的利息的关系成为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当时的争论是：到底是借贷资本的利息决定工业资本的利润呢，还是相反？休谟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指出，在工业资本占据生产的主要地位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利息是由工业资本的利润的情况所决定的。休谟还以自己的著名的“货币数量理论”批评了重商主义，宣扬了贸易自由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货币流通量来决定的。货币投入很多，商品的价格就上涨，货币供应不足，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他指出，在一个国家内部，货币数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并不能给这个国家增加或者减少财富。但是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太多，则其商品价格较高，其出口就比较困难；而货币较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低，其出口也就比较容易。货币较多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必然承受“入超”的不利局面，它的货币也就会外流。休谟以此来批评重商主义要求国内保持较多货币的观点。当然，休谟的货币数量理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他过分地强调了货币的符号意义，而忽视了货币本身具有价值的属性。
（二）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思潮，主要产生于17世纪的法国。这一思潮在17、18世纪主导法国的经济政策。同时，它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世纪下半叶，法国经济还处于封建主义制度的束缚之中，同时受到重商主义的弊端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急需挽救国民经济的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学说就是法国的重农主义或称重农学派。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人物是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他出身于法国的鲁昂，青年时代曾学习和研究法学，当过鲁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并担任过国王路易十四的经理官。
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在法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制度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但必然的衰败之势已经显露。尤其在16世纪以后，法国王室奢侈浪费，大肆挥霍，加之战争费用，造成国库空虚。为了应付危机局面，王室一方面拉拢有钱的工商资产者，另一方面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商主义虽然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但它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王室也有意把经济危机转嫁在农民身上。作为法国经济基础的农业萧条和没落，反过来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导致新的经济危机。布阿吉尔贝尔面对当时法国农业凋敝、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勇敢地抨击当时法国封建王朝的苛刻而腐败的税收制度和经济政策，提出了许多同情农民和减轻农民负担的主张。
布阿吉尔贝尔激烈反对柯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他强调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认为不应该把货币看做财富。他指出，在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不一定要用贵金属来铸造，也可以用纸币来担负流通中介的任务。布阿吉尔贝尔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采取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货币并不利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甚至主张可以废除货币，进行产品间的直接交换。他认为由货币支持的流通过程并不创造财富，这就针锋相对地反对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与重商主义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财富只有土地，只有扎根于土地的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因而，在他看来，农业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财富的根本基础。布阿吉尔贝尔把生产领域作为经济研究的主要对象，这就导致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布阿吉尔贝尔还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初表述者之一。他把价值归结于个人的劳动时间。他认为，商业交换是人类必要的经济活动，但是交换要遵循一定的法则，那就是：各种交换的商品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决不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而是由转化入商品的劳动价值的不同量所表现的。劳动价值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劳动者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不同的商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就决定了各种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不同。
布阿吉尔贝尔还主张重视自然秩序和客观的经济规律，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对经济规律的阻碍和破坏。
在布阿吉尔贝尔之后，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出现的以魁奈和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解释。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用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18世纪后半叶的重要经济学家。他出身于巴黎附近的一个地主家庭，16岁开始学医，50岁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55岁时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医生。他的职业和工作环境，使他得以结识许多社会名流，并经常和他们一起谈论国家大事。这促使魁奈产生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兴趣。在60多岁时，他才真正进行经济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农业和国家的税赋问题，由于当时法国的粮食问题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1757年，魁奈在《百科全书》杂志上发表了《论农民》和《论谷物》两篇经济学论文，具体陈述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分析了造成问题的原因，认为国家应该减轻农民的税赋，提高农产品的价格。魁奈的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著作是他写于1758年的《经济表·略论公民每年收入分配的变化情况》。此后两年，魁奈所发表的著作，都是对上述《经济表》的发挥和解释。在1766年和1767年，魁奈还写了《第一个经济问题》和《第二个经济问题》。
魁奈创立了重农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经济表》中，他提出了自然秩序、自由主义、“纯产品”等经济概念。魁奈的主要理论功绩在于他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直接的生产领域，由此建立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具有使财富增加的能力，因为农业生产有自然力的参与，具有特别的生产力，而在工业生产中没有这种能力。他认为，工业的材料都是由农业供应的，工业只能够使材料变形，不能使材料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能产生价值，使财富扩大。财富扩大的这一部分，就是“纯产品”。实际上，“纯产品”就是“产出”比“投入”多出来的部分，是价值的剩余，它就是产品包含的总价值减去生产费用的余额。可见，魁奈所说的“纯产品”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
魁奈认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态，他所说的农业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由于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的，是惟一的生产部门。魁奈还把农业上的生产资本划分为“原垫支”和“年垫支”。这种将生产资本进行分类的思路，启发了后来亚当·斯密把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魁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对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分析。这种分析在当时只是尝试，但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进行类似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范式。
在魁奈以后，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杜尔哥（1727—1781年）。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杜尔哥在年轻时学习过神学。24岁改而从政10年。30多岁时和魁奈及其经济学研究小组有交往。从1761年（34岁）开始，他担任利摩日地方长官长达13年之久，在这里进行了整顿税赋和财政的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38岁时他在巴黎和亚当·斯密相识。他担任国王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1774—1776年）期间，力主经济改革，起草了6个改革法案。由于这些法案要求削减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引起王室和贵族的不满，法案终未在议会获得通过，杜尔哥也被免职。马克思把杜尔哥的改革举措称为预先进行的法国革命措施。杜尔哥的主要政治经济学著作是《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出版于1766年。
杜尔哥发展了魁奈的重农主义学说。在工资理论方面，杜尔哥认为，所谓劳动者就是只有劳动能力而无其他所有的人，即没有生产资料的人，其本质就是出卖劳动力，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谋生办法。同时，杜尔哥认为，由于劳动者们为了获得工作岗位，必然进行相互之间的竞争，竞相降低自己的工资标准，以便以比其他人更为使雇主优惠的条件得到雇主的雇佣，而最优惠的条件就是劳动者自己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水平。杜尔哥这种理论解释了魁奈所说工资只是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费用的原因。
杜尔哥还发展了魁奈关于阶级的理论。他用“利润”这个经济学范畴界定雇主和劳动者的区别：雇主就是可以获得利润的人，而劳动者则是不能获得利润的人。魁奈把当时的社会构成分为三个阶级，杜尔哥则认为当时的社会存在着五个阶级：土地所有者，农业企业家，农业劳动者，工业企业家，工业劳动者。这为后来亚当·斯密的阶级划分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资料。所以，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的逻辑来看，杜尔哥具有从魁奈向斯密过渡的中介作用。
四、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
（一）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身于苏格兰的克尔卡第，家庭富裕，父亲有律师头衔，是海关官员。斯密尚未出生，父亲就去世了。家庭环境使斯密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故乡中学毕业后，年仅14岁的斯密就以聪明的天资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哲学，17岁获得硕士学位，遂被推荐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斯密在牛津学习了7年，他在这里深受休谟的《人性论》的影响，他后来和休谟有着长期、深厚的友谊。1748年斯密离开牛津到爱丁堡大学任教，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28岁）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讲授了一段逻辑学之后，主要讲授道德哲学，这门课程虽名曰道德哲学，但包括广泛的学科领域，例如在第四部分政治学中，就有关于经济理论和国家财政政策的内容。8年后，斯密的道德哲学讲稿经过修改后以《道德情操论》的书名出版，他因此书在英国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工作13年间，涉猎广泛，有多方面旨趣，尚未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1764年，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职务，担任柏克莱西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公爵赴欧洲大陆旅游。在法国巴黎期间，正是法国百科全书派活动兴盛时期，斯密拜会了爱尔维修，并与魁奈、杜尔哥等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密切交往，受到法国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这使后来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含有较多的重农主义痕迹。在欧洲旅行两年后，斯密于1766年（43岁）回到英国。此后他辞去私人教师的职务，在故乡闭门研究经济学，1773年（50岁）时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斯密在乡间10年研究，终于写成《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一书，于1776年出版，时年53岁。1777年，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税务官，住在爱丁堡，1790年逝世。斯密写了多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只保留了两部，就是《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其余都被他亲手焚毁。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出版后，立即轰动英国，不但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青睐，而且也广泛地影响了英国政治家和社会大众。据说在当时的国会议员辩论时，各方都以斯密的这部书作为理论依据，争相引证。斯密的经济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英国的经济政策。
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总体上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其哲学基础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自然秩序”论。斯密认为人性是利己的，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经济活动也都是具有个人利益的目的。这种追求合起来，自然就是社会的人们共同追求社会的利益，因为利己的人们之间也必须在互利的基础上帮助别人。人们互利的方法，在经济领域就是“交换”。斯密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它通过自由竞争来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而实行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自发地调节、支配着社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的进行。由此，斯密进而认为，国家对私人经济生活的干预，只能给经济的发展制造障碍，因而提倡经济“自由放任”的原则。可以看出，斯密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较早倡导者。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的源泉，只能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他批评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看做财富源泉的错误见解，也批评重农主义只把土地和农业劳动看做财富源泉的偏见。斯密指出，一切生产劳动的部门都创造财富。他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支持的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和组成原因，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法。
他系统地论述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认为劳动是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他提出了价值由耗费的劳动所决定、价值由被购买的劳动所决定等命题。在他看来，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则是由劳动的供给与生产部门对劳动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斯密从总体上阐明了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形态。
他明确划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资本家、劳动者和地主），揭示了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克扣，这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对剩余价值的认识。
斯密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他对自由贸易学说和税赋原理也进行了研究，还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理论。
斯密的经济学说有其科学真理的意义。例如在价值论中，他正确地指出了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在分配论中，他认为利润是对劳动的克扣。这些思想直接地启发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但是，斯密的学说中也有不科学的成分，例如在价值论中他认为交换价值是由三种收入决定的；在分配论中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等等。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思想中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这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要求，一方面对上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敏锐、深刻的见识，另一方面又不能客观地看待劳动的本质和当时资产者和无产者对立的基本事实，不免为资本的剥削辩护。
（二）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是犹太人，出身于一个经纪人之家，父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工作。李嘉图12岁时就去荷兰的商业学校学习经营，14岁回国跟随父亲在交易所工作，后因恋爱问题和家庭发生分歧，就脱离家庭，自己独立进行证券交易活动。由于勤奋和富有天资，他很快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25岁时，就成为拥有200万英镑财产的大富翁。此后他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努力自学，在27岁（1799年）时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从此他进行研究活动，并参加了当时英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关于“黄金价格”和“谷物法”的讨论。
在关于黄金价格的讨论中，李嘉图于1809年8月匿名发表了《黄金价格》一文，旋即成为“金属派”的首领，同“反金属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这篇论文中，李嘉图批评了英格兰银行的政策。他认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是由于银行券发行过多。他提出，必须维持货币价值的稳定，才能保证公平的市场交易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这场此后延续多年的争论，在理论上是关于货币流通的问题。对此，李嘉图在1817年以前的理论，大致可以概述如下：货币流通必须有稳定的形态，这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国民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的重要条件。但是，应该如何呢？只有实行金本位制，才会有稳定货币流通的牢固基础；而在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即在以金币流通为实际尺度计算和描述流通过程的前提下，为节约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完全可以用纸币来代替金币，把纸币作为金币的符号，使其发挥流通的职能。
“谷物法”的讨论以19世纪初英国严重的粮食问题为背景。拿破仑战争以后，战胜国英国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国债大幅增加，各种税赋使得国民生活十分困难，只有金融大亨和地主们利用战争发了财。在地主阶级的鼓动下，1815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谷物法”，对进口谷物征收高额关税。由于没有国外谷物进口的竞争，英国国内的谷物价格就一直保持很高的水平，这当然损害谷物消费者——社会大众的日常利益，而只有利于地主。同时，谷物的高价位使得劳动者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水平也居高不下，因而劳动力价格也居高不下，这使工商业雇主为购买劳动力要付出很高的工资，也就引起了他们对“谷物法”的反对。1815年，李嘉图发表了一部题目很长的著作，题目的前两句是《论谷物低价格对于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恰当……》。这部著作的批判对象是当时的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极力为“谷物法”辩护，认为地主应该有对于土地的垄断权，谷物的高价格是合理的，由此引起的地租的高价格也是合理的。李嘉图在他的这部著作中以当时的社会事实证明，“谷物法”所维护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但和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相冲突，也和社会大众的日常利益相冲突。李嘉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粮食不足、谷物价格高涨，工资会随着谷物价格高涨，这必然引起工业利润下降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所以企业主和广大消费者都要蒙受危机。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的根本动力，是工业生产利润率的不断提高；要提高利润率，必然要求减低生产费用和工资，而这一切都与降低物价有关，降低物价的关键是降低谷物价格。所以，反对“谷物法”就是解决英国社会问题、发展生产的当务之急。
1817年，大卫·李嘉图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全书共计32章，第一章是价值论，第二章是地租论，第三章是矿山地租论，第四章是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第五章是工资论，第六章是利润论。第七章和第十九章及其后的各章都是对第一章至第六章的附录或这些章所阐明的原理的应用性解释，第八章至第十八章讨论租税问题。这部著作的重点是前六章，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已经基本上进行了全面的表述。
这部著作奠定了李嘉图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的历史地位。他在这部著作中的主要的理论成就是：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利润是对工资的克扣，地租又是对工资和利润的克扣。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李嘉图的这部著作达到了其顶峰。这部著作对欧洲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嘉图在第一章中，开门见山地批判了亚当·斯密将“消耗的劳动”和“购买得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错误。李嘉图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只能是在生产这种商品过程中消耗的劳动，而不是购买得到的劳动。他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而并不取决于劳动报酬的多少。很显然，商品的价值是大于劳动报酬的。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主张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应该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他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商品的稀缺性和生产它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些特殊的、数量十分有限的商品，一般劳动并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例如稀有的艺术品、珍贵的葡萄酒、古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的。另外一类可以通过劳动增加其数量的商品，是市场上常见的那些商品，李嘉图着重研究的就是这第二类商品。他明确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决定商品价值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劳动呢？是必要劳动呢？还是实际直接消耗在商品上的劳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嘉图提出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这两个相对的概念。他认为，这两种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它们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是一样的话，那么，人们就都愿意从事简单劳动而拒绝复杂劳动。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必然比简单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大。
李嘉图还研究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区别。所谓直接劳动，就是指在某个商品生产时直接投入的劳动；而间接劳动则是指消耗为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上的劳动。例如要盖房子，消耗在直接盖房上的劳动是直接劳动，而为生产盖房子的各种材料和工具的劳动，就是间接劳动。李嘉图认为，影响商品的价值的不但有直接劳动，而且有间接劳动。这是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劳动的实际差异的时候，李嘉图注意到，生产同样的商品，不同的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并不一定都是相同的。那么，商品的价值应该以哪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为决定标准呢？为此，李嘉图提出了“必要劳动”的概念。它的涵义是：在最不好的条件下，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最大的劳动量。他还没有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
李嘉图的分配论着重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配情况，力图阐明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工资是维持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在支付工资之后的剩余，而地租则是农产品价值中超过工资和利润的余额。关于这三者的关系，李嘉图指出：工资的增加或者减少，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但是能够引起利润的变化，就是说，工资和利润的多少恰好是对立的；而地租的变化一般不会影响到工资和利润。但是，在一定情况下，地租增加后，如果实际工资不变，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货币工资必然要增加，这就必然影响到利润，使其降低。可见，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实际的利益矛盾。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出版之后，他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在1819年，李嘉图被选为英国议会议员。他在议会中继续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作理论辩护。1820年，他针对马尔萨斯对他的批判进行答辩，驳斥了马尔萨斯维护地主利益的理论。1822年，他出版《保护农业论》，继续反对“谷物法”。1823年李嘉图逝世后，于1824年发表了他写的《关于建设国家银行的计划》一文，文中认为应该将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的特权交给国家，表明李嘉图终生坚决反对地主和金融资本家的特权、维护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
在李嘉图逝世前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庸俗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让·巴蒂斯特·萨伊、马尔萨斯和詹姆士·穆勒3人是这种经济学趋向的著名代表。他们的理论表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蜕变，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辩护，但也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中面临的一些新问题。
